【大纪元2011年10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伊铃多伦多报导）温哥华本拿比市的华裔女子胡雅婷失踪案，震惊加拿大华人社区，以最坏的结局告终。胡雅婷疑遭分居丈夫牟忠明杀害，留下一双稚嫩的孩子及悲痛欲绝的父母和亲友。
人们在愤怒谴责和痛斥嫌犯的同时，是否需要对其社会与家庭内部的成因予以探究？已经或正在走向成家立业的一代华裔移民，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交错的异国他乡，如何处理压力与责任承担的关系；华人的心理与精神健康问题；华裔女性在家庭暴力中所承受身心伤害，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研究资料显示，在家庭暴力事件中，受害最大的是孩子。儿童的情绪发展，会受幼年时期的记忆影响。如果孩子在他的幼年时受过惊吓，就会在他的情感记忆里留下惊吓的痕迹，在以后的人生里遇到类似事情时，会加大受惊吓的程度。
多伦多妇女受虐避难所心灵创伤咨询师林龙珍说，未成年人是最易受家庭暴力的群体，他们的身体、心理发育还未发育成熟，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对孩子伤害巨大而又无法愈合。那些生活在家庭暴力之下的儿童更易施行家庭暴力，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更易受到情感和行为的困扰。可以说，儿童在家庭暴力事件中，比直接受害人更为弱势，更需要保护。
因此，女性往往在做离婚决定时，孩子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选择留下还是离开，都是为了孩子，这一个十分矛盾的对立体。保护孩子是女人的天性，尽可能降低对孩子的伤害，以孩子的利益作出决定，是女性必然的选择。
家庭暴力现象普遍 女性首当其冲
家庭暴力是人类社会既悲惨而又十分普遍的问题，遍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背景。大人打孩子，孩子打母亲，丈夫打妻子，后辈打老人等。据研究资料显示，家庭暴力事件中，受害者90%以上是女性，男性受害者约占10%。
在加拿大的华人社区，由近亲到仇视，再发展到人伦惨剧，这样的实例屡见不鲜。据多伦多华人家庭辅导中心干事区慕启介绍，每年因家庭暴力来辅导中心做情绪辅导的达500多人，其中有100多人是从法庭转来的。受害者大多数为30岁左右的女性。
A女士30岁，有一个男孩。她和丈夫是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她丈夫先移民到加拿大，再申请她过来。A女士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谁也不认识，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对加拿大社会资讯一概不知，更不了解法律援助系统。唯一的亲人是她的丈夫和孩子。可是她的丈夫对她并不关爱，日常生活百般刁难，稍不如意，对她非打即骂，并时常对她进行性虐待。事后还恐吓A女士：“家里的事不要对外人讲，否则，就把你送回中国。”
A女士百般忍耐，期望等孩子长到16岁时，就自己离开这个家。可是孩子现在只有8岁，怎么熬下去？时间久了，发现在频繁的家庭冲突中，孩子受到很大伤害，甚至有时孩子模仿他父亲的行为，一不开心，就对A女士发脾气，动手打她。后来，A女士患了抑郁症，在看心理医生的过程中，心理医生了解到A女士的遭遇，报警了。
B女士怀孕9个月，被丈夫飞起一脚踢倒，从一楼滚到地下室，导致大流血，孩子流产而死。医生在询问病史的过程中了解到B女士受到暴力摧残，医生报警了。虽然B女士的丈夫没有被控谋杀罪，但刑事拘留是免不了的，不得不走一系列法律程序。
C女士结婚10年，有2个男孩，丈夫在加拿大属于年薪10几万的白领阶层，C女士也受过高等教育。结婚10年来，她丈夫的暴力行为一直存在，开始是小打小闹，C女士一直忍受，觉得还没有到生命受到威胁的程度，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最后一次严重到恐怖的程度，C女士认为继续跟他过下去，说不定那天会被他打死，决定离婚。结果男方被拘留，也失去高薪工作。
区慕启说，这些个案大部分是通过第三方报案，如医生、老师、社区工作人员。中国人习惯家丑不可外扬，加上中国女性的宽容、忍耐、同情心，即使遭受很严重的伤害，甚至决定离开，很少人会把对方推到法庭。因此，华人社区的家庭暴力事件能作统计的，实际上只是冰山一角。
至于同样属于家庭暴力的语言歧视，精神虐待、经济虐待，在华人中十分普遍，有人粗略估计，80%以上家庭都有类似事件发生，只是中国人不认为是家庭暴力。比如：“你要这样干，我就打死你。”“你不听我的，我就把你送回中国。”“你也有一双手，要花钱自己挣。”等等；男人一不顺心，回家骂人甩东西、发脾气、出手打人，已是司空见惯。
如此多的不正常事件，在“和为贵”背景下，华裔女性用她们的忍耐、宽容、同情以及自己巨大的承受和牺牲，把许多本该属于自身的权益、需要法律扶助的事情，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社会把女性的价值贬低
在华人社区，男人普遍认为：“在加拿大，儿童和老人第一，女人第二，男人第三，”言下之意是男人被压在最底层。他们认为加拿大的法律太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了。确实，从法律条例、法律程序上看似乎挺保护女性的，但实际内涵到底如何？
多伦多妇女受虐避难所心灵创伤咨询师林龙珍说：“毫无疑问，加拿大的法律对妇女提供的保护绝对比中国的法律要好的多。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妇女所需要的程度。”
“是，这些受害妇女被法律保护，住到了避难所；她们的丈夫也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或者其他制裁；可是这些女性在经历事件的过程中，心灵上所受到的创伤很深很深，不是判对方几年刑，或者经济上安抚一下就能得到补偿的，不是。”她说。
林龙珍说：“家庭暴力是以性别为基础的，实际上是男性和女性在家庭里权利和控制的较量，当男性在生理上占优势时，于是拿出来虐待女性。其深层原因是男女不平等。事实上，女性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包括加拿大的女性。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家庭暴力永无止境。”
“社会把女性的价值贬低了，女性从事的工作收入总是比男人低，比如说保姆，幼儿园的老师等，一个小时的工作才10几块。这些工作其实是很有价值的，做得好对孩子的影响很大。所以女性做家务、照顾孩子等工作，这个价值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男人也没有认可妻子对家庭的贡献。认为他挣钱养着她，因此作妻子的在花钱方面就受到限制。”她说。
她说，无论是社会理念，还是法律体系，都没有给妇女足够的支持。在妇女避难所，竟然有50%的受害妇女，被她们的丈夫反告，避难所不得不要为这些受害妇女打官司。即使对方也受到了法律制裁，按照法律程序给予孩子抚养费，家庭财产分割，但有的男人会钻法律的空子，做一些手脚，让女方得不到她应得的部分。
家庭法律专业律师Eva Mak说，在华人社区处理离婚财产案例中，常常遇到无法查到当事人财产的去处，特别是他们把钱转到国外，就很难取证，也难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来打赢官司。
社会大环境对女性支持有限
据报导，警方在调查胡雅婷案件时，曾关注其家庭气氛，她曾经躲到妇女庇护中心。在她的遗物中找到一本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书籍，上面有她阅读时的划线。可以想像，她曾试图寻找解决家庭暴力的途径。作为一个生活的在异国他乡、有着两个幼年孩子的年轻女性，走到分居的地步，曾经经历过怎样的内心挣扎和痛苦抉择。
华裔女性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离婚的。在这个“万不得已”之前，女性已经承受了巨大的身心伤害，心理底线已经崩溃，最后才作出不得已的决策。
林龙珍说，在华人社区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为了孩子，只能这样了，靠自己去调节自己的心态。“反正已经结婚了，后悔也没用了，男人都这样。”很少听到：“反正他也帮不上什么忙，还不如自己出去独立生活。”
她说，社会的大背景对离婚的女性和男性的看法不一样，对女性的责怪远远多过男性。因为整个社会的权力实际上绝大部分被男人控制，它肯定会制造一种社会舆论有利于男性，在中国更加如此。“女性承受了太多的东西，特别是华裔女性。内在的、外在的、家庭的、经济上的等等。‘你没把男人看好，你没本事把男人调教好。’女人也自觉不自觉认为‘离婚’很难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离婚就是承认自己失败。”她说。
林龙珍说，即使生活在困境的女性，仍然得不到外界的理解。“既然这么难受，她为什么不离开？这么没用，不能自立。”人们没有想到她受承受的压力，她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对孩子的影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谁来支持她做出决定；也许她要暂时承受很大的经济损失，今后要一个人培养孩子。即使是职业女性，一个人养孩子也是相当难的。还有社会对女性的责怪等，她要考虑到因素很多，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不是一个一分为二的问题，每一个个案情况不同，需要十分谨慎对待。
对不健康的关系说不
到底是如加拿大社会那样，鼓励女性拒绝家庭暴力，独立生活，还是象中国女性一样忍？这是一个十分难以回答的问题。
林龙珍认为：“和为贵”有它可取的部分，可以通过交流、沟通，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一般的夫妻摩擦中，学会一些有效的沟通技巧，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对方，让对方慢慢了解你所承受的痛苦。但前提是，这个男人是尊重你的。
她说，有一种男人，他永远意识不到自己负有责任，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女方不对，可以找到各种借口、理由来把责任加到女方身上。“我打你是因为你惹我生气，逼得我打你。”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才导致关系越来越向不好方向发展。
“这种男人对女人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女性有非常强大的控制欲，认为女人是属于他的。但不是伴侣之间的相互属于，而是单向控制。他永远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对方的需求、对方的观念等。这种人永远不会改变。他骨子里没有把妻子当作一个平等的伴侣，认为嫁了他就是他的人，他有权利控制。”她说。
林龙珍说，在这种不健康的关系里，女性没有任何幸福可言，只能悲惨的耗完自己的一生。遗憾的是，许多生活在这种不健康关系里的女性，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仍然抱着幻想，期待有一天发生奇迹，男人会改变，并且善待她。
（责任编辑：滕冬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