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02日讯】（本文转自247期【新纪元周刊】“专题新闻”）
专题新闻一 山河变色 重金属毒害中国
血铅镉毒 重金属污染扩散
文 ◎ 王净文
大陆铅、镉、砷、汞等重金属污染严重。政府明知土壤已经中毒，还继续让农民耕种，百姓明知谷物“有毒”，也不得不仍然长年食用，因为没有别的途径养家糊口。
有学者预测，未来中国农产品安全问题中，重金属污染将成为事故多发地带。
两岁半的小叶晨，即使在医院里也不肯安静半分钟。只见他脸色苍白，但却特别活泼，不停在妈妈瘦弱的脊背上激烈扭动，还不时大喊大叫几声。2011年6月，浙江德清县人民医院儿科里来了不少浙江海久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的小孩，他们都脸色苍白，但调皮好动。不过检查发现，他们不是调皮，而是患了“多动症”，原因就是铅中毒。
医生告诫说，铅中毒分有症状与无症状两种，前者血铅含量达95％dl以上，表现为“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经常出现“腹痛、便秘、腹泻、恶心、易激惹、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嗜睡、运动不协调，严重者有狂躁、视觉障碍、神经瘫痪”等。无症状性铅中毒虽然还没有临床症状，但会导致孩子智力和行为发育的缺陷。
大陆血铅中毒频发
据大陆媒体报导，从今年3月以来，海久电池公司至少332人血铅超标，其中99人是儿童。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人们再度想起那一长串不幸案例：2008年 12月，河南卢氏县一家冶炼厂排放的废气废水，导致村里高铅血症334人；2009年8月，陕西凤翔县一家铅锌冶炼公司至少导致615名儿童铅超标；2009年8月，湖南武冈文坪镇的1,354人血铅超标，600名儿童需要医治；2010年1月，仅江苏大丰河口村一个村庄，就有51名儿童血铅超标；2010年2月，湖南嘉禾县250名儿童血铅超标；2010年3月，湖南郴州市查出152人血铅超标；2011年3月，浙江台州市上陶村一半以上的村民血铅超标……
于是，浙江海久的铅污染成了最后“一根稻草”，直到这时中国环保部才发出通知，要求“加强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污染防治工作”，不过效果不得而知。
“痛痛病”与48号魔鬼
1950年代日本富士县280多人得了一种怪病。病人起初是腰、手、脚等关节疼痛，几年后会全身疼痛，特别是骨头痛，行动困难，甚至呼吸都会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患病后期，病人会四肢弯曲，脊柱变形，就连咳嗽、打喷嚏都可能引起全身70多处骨折，病人也不能进食，疼痛无比，常常大叫“痛死了！痛死了！”有人因无法忍受痛苦而自杀。
这种被俗称为“痛痛病”的骨癌，就是典型的慢性镉中毒。慢性镉中毒的早期症状包括恶心、呕吐或腹痛，长期摄入，不但会造成“痛痛病”，还会破坏神经系统，“更年期”妇女最容易患“痛痛病”。镉堆积在肾脏也会造成肾小管损伤或肾衰竭，同时会引发“摄护癌”及“肺癌”。镉的半衰期长达三十多年，到目前为止，镉中毒并没有特效的解药。
镉的化学符号Cd，原子序数48。它原本以金属化合物形式存在于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并不交会，但工业革命释放了这个“48号魔鬼”。镉主要与铜、铅、锌矿等共生，当人们焙烧矿石或湿法取矿时，镉就会以低浓度的杂质形式被释放到废水废渣中，进入河流或地下水，进一步渗入土壤，从而导致含镉的饮用水（镉水）、或含镉的稻米（镉米）的污染。
专家推算，全球每年有2.2万吨镉进入土壤，而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其籽粒镉水平仅次于生菜。对于65％以上人口以水稻为主食的中国来说，镉米的故事就异常沉重。
大陆南方60％大米镉超标
2002年中国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得到同样的结论：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中国年产稻米近2亿吨，10％即达2,000万吨，如此庞大数量牵扯的人数就非常严重。研究还发现，由于南方的酸性土壤种植的超级杂交稻，比常规稻更容易吸收镉，因此南方诸省大米的镉污染问题更加严峻。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镉污染区，很多地方60％以上的大米镉含量超过国家限值。
有学者计算，即便大陆稻米达到国家限定的镉含量0.2毫克/千克，中国南方人每日摄入镉的总量也大大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限定额。如今南方很多地方60％的大米镉超标，多少人已经是慢性镉中毒了，可能自己还不知道。
镉杀人不见血 官方质检不测镉
早在2006年湖南株洲市新马村就发生了震动全国的镉污染事件。那年正月，株洲市新马村66岁的罗少坤突然食物中毒死亡。2008年3月23日，同村6岁的刘冰洁也走完了她短暂而饱受痛苦的一生，检查发现，她死于镉中毒。村民这才意识到：罗少坤当初也是镉中毒死亡的。罗家隔壁就是电镀公司龙腾实业，1998年罗家的饮水井突然变成了橙蓝色，经交涉，龙腾公司在几百米外给罗家新打了一口井。2006年1月11日，罗家自来井水再一次变成了蓝色，20天后罗少坤因“食物中毒”死亡，这个食物就是镉污染了的井水。
于是刘冰洁的父母把龙腾公司告上了法庭，但被关停的龙腾实业觉得自己很冤枉，因为他们有废水排放合格检测证明，不过环保部门只检测了镍、铬，而未检测镉是否超标。就跟三鹿奶粉国家标准只检测氮含量一样，中国质检部门的检测漏洞百出，简直形同虚设。
除了龙腾公司外，位于霞湾工业区边缘的新桥村村民还说，附近数千亩土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就被霞湾工业区排放的重金属废水污染，当地政府每年向每亩稻田发放800斤稻米的补贴，这样的补贴已有20多年。
政府明知有毒 还允许继续生产
2011年2月《新世纪》记者宫靖在《镉米杀机》一文中，也报导了政府“明知有毒，继续产毒”的案例。广西阳朔县兴坪镇思的村84岁的李文骧20年前就得了“软脚病”，走不过百米脚腿就会酸痛难忍，村里几十位村民也都患上了类似的痛痛症。不过早在30多年前，国营粮库就曾免收他们村的公粮，收粮的官员说：“你们村大米有毒。”
1986年的实测数字显示，思的村的土壤有效态镉含量高达7.79毫克/千克，是国家允许值的26倍。1986年该村所产水稻中，早稻含镉量是国家允许值 0.2毫克/千克的3倍，晚稻则是允许值的5倍以上。污染源是村庄上游15公里以外的一家铅锌矿，矿山早期废水含镉量超过农灌水质标准194倍。
然而政府明知土壤已经中毒，还继续让农民耕种，村民也明知大米“有毒”，也不得不仍然长年食用，因为没有别的途径养家糊口。用当地村民的话说：“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有命扛。”
如今新民村的村民不吃自家种的菜，而是以便宜的价钱卖到市区去，然后再从市区买回蔬菜给家人吃，无形中镉毒就扩散开来了，类似情况全国到处都是。
最近大陆媒体上不时报导官方如何严惩贩卖有毒镉米的商人，但学者普遍认为，让镉毒扩散的根源就是政府自己。只要数量庞大的重金属超标大米被允许种植出来，必然会有人食用，也必然有人受害，虽然当地自产自吃的稻民是直接受害者，但随着重金属污染的扩散，大陆每个人都面临危险。
除了铅、镉之外，大陆砷、汞等其他重金属污染也很严重。而且汽车尾气中含铅汽油导致的重金属污染，正呈现迅猛增加事态。有学者预测，未来中国农产品安全问题中，重金属污染将取代农药，成为事故多发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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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毒化 母亲河变癌症河
文 ◎ 齐先予
大陆重金属污染已经形成了一条污染链：从地面河水到地下水、再到土壤、农作物，最后到达人体，造成各种癌症。
如今，大陆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症。
2011年10月1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表示，“我国重金属污染土地已超过3亿亩，占了我国耕地的六分之一。”此前大陆媒体报导说，自2009年以来，中国连续发生了30多起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中国受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仅以土壤重金属污染为例，全国每年就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另外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1,200万吨，合计经济损失至少200亿元。
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调查，中国耕地受重金属污染的占10％左右，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还有调查显示，在广东，清洁土壤只有11％，轻度污染占总耕地数量的77％，重度污染占12％；在太湖流域，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受到了污染。
民众不知情 危害不可逆
到底是六分之一、五分之一还是10％，中国虽然是人民共和国，但人民并不享有知情权。别说对整个国土污染情况不了解，就连自己赖以生存的那块土地下重金属是否超标也不知道，不但农村人不知情，连大城市居民也被蒙骗中。2002年南京农大的潘根兴教授对南京市各城区的土壤调查显示，超过70％的采样区存在重金属污染，测出的最高铅含量是国家限令的3倍以上，陈同斌2001年也发现，就连北京市公园的土壤都有不容忽视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重金属污染一般指汞、铅、镉、铬、砷等具有显着生物毒性的金属化合物，一般1～10毫克/升的微量浓度即可产生毒性（汞、镉为0.01～0.001毫克/升）；在微生物作用下有时会转化为毒性更强的有机金属化合物（如甲基汞）。
重金属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和不可逆转性。空气和水污染后，人相对容易察觉，而且空气、水体有个自净循环过程，而土壤被污染，因重金属含量低而难以检测而容易被人忽视，而且土壤污染很难自净，可能要100～200年后都难以恢复，而且换土淋洗等治理方法不但成本高，而且周期长。重金属侵入人体后也是长久滞留在人体内，即使用药物都很难将它们排除。
点、面、带 母亲河变癌症河
如今大陆重金属污染已经形成了一条污染链：先是从地面河水到地下水、再到被污水灌溉的土壤，土壤生长出的农作物也会带有重金属，等人体食用农作物后也会将重金属带进人体血液从而危害人的健康，如今污染链的每个环节都出现了严重问题。
目前中国700条总长10万公里的河流，被严重污染而不能饮用的河段，即使按照大陆标准的最保守说法，也占了70％以上。污染最严重的大辽河、海滦河、淮河以及黄河的相当多河段，已经被视为癌症河了。在被淮河支流奎河污染的安徽省宿县，民众所患癌症计有食道癌、肝癌、胃癌、肺癌、血癌、肠癌、子宫癌、膀胱癌等，可谓品种齐全。宿县受害最烈的乡村，八十年代初期癌症死亡率就高达10万分之1630，比全球癌症平均死亡率高出160～200倍；九十年代中期，有的村庄年均癌症死亡率竟达10万分之5000，是世界癌症平均死亡率的500倍。
难怪大陆作家郑义感慨地说：“如今中国人的母亲河，都变成癌症河了”。新纪元周刊232期封面故事讲述了“癌症村见闻录”，中国这样的癌症村已经有200多个。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污染的加剧和扩散，如今出现的不再是一个个单个的癌症村，而是沿河两岸一片片的癌症区。
辽宁省九三学社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如今在沈阳、锦州、葫芦岛一带，已经形成一个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以镉、汞、铅、锌等为主的重金属污染区，而据国土资源部与湖南省的联合调查显示，从湘江株洲朱亭段至洞庭湖出口城陵矶，已出现一条长250公里、面积约2,058平方公里的巨大重金属污染带，区内的稻谷、蔬菜，水体中的芦苇、蚌均出现了以镉为主的重金属超标。
农田毒化 农作物近乎绝收
据大纪元记者陈怡莲报导，素有有色金属之乡之称的湖南，目前已处于重金属污染全国之最，不少地方农作物近乎绝收。比如郴州青兰乡的聂锡村，村民原来每年都种黄豆，但现在一刮西北风，豆子就落叶，有的枯萎有的死掉，基本上没有收成。前几年村里在山上种植了500多亩橘子树、桃树，5年才长了几十厘米，更不用说挂果了。村民无法生存，只得到外地打工。在宜章县，因重金属污染而把农田变成“铁板田，就不能再种庄稼”的事也比比皆是。
在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湖南省湘潭县，这个“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偏爱的示范基地之一，曾创下了超级杂交稻平均亩产1,206公斤的纪录。但现今水稻产量早就每况日下。“早年亩产能到六、七百斤，但现在只有两、三百斤”。2010年湘潭县响塘乡一些农户每亩地只收了300多斤，最后连一斤谷子也没有卖出去，因为“谷壳都是黑的，没人收，自己也不敢吃，最后全喂了家里的鸡和猪”，类似完全绝收的农田几乎占了乡里农田的一半。村民认定这一切都与近在咫尺的锰矿区有关。
癌症多发 政府不管
重金属污染链走到人体上就是出现各种癌症。据悉大陆每年新发癌症病例20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40万；居民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症。在全国不少大城市，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
据《中国经济报》报导，湖南省调查发现，从1965年到2005年，骨癌、骨痛病人数都呈上升趋势。在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株洲，当地群众的血、尿中镉含量是正常人的2至5倍。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共有近30万人受砷中毒的威胁，已有患者2,000多人。在巴彦淖尔盟五原县杨家疙瘩村，很多壮年人因为砷中毒而罹患癌症，40多岁就离开了人世。
面对躲藏在癌症背后的重金属杀手，百姓曾呼吁政府解决，但反映情况后，结局都是一样的：没人管。即使在内蒙古、辽宁、湖南这些重金属污染严重、职业病高发地区调查，当地政府多对发病情况知之甚少，即使知道也表现“漠然”。发病群众对此也无可奈何，反映多次后再无下文后即过一天算一天，求诉无门。
46岁的辽宁省葫芦岛锌厂职工高秀峰今年2月2日死于肝癌，他的妻子无奈地说：“对于锌厂的污染，我们已经习惯了，日本发生核辐射时，咱们一点儿都不怕，这儿的辐射可是要比日本厉害多了。”
中共体制变相鼓励污染
近年来人们发现，重金属污染出现了工业向农业转移、城区向农村转移、地表向地下转移、上游向下游转移，从水土污染到食品链转移，由逐步积累的污染正在进入突发性、连锁性、区域性的爆发阶段。
环保人士普遍认为，由于当局把重金属污染信息数据当成国家机密秘而不宣，民众被剥夺知情权，丧失了自我保护能力；与此同时，官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环保部门作为地方政府的下属部门，自然无法制约创造GDP的污染企业，只能让民众健康当牺牲品。
据民间环保人士透露，在大陆现时管理框架下，一个企业易于被怂恿偷排私放。中国处理一吨污水的处理费用要1.2～2.0元，一个工厂一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每天治理费用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20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能两罚”，企业只需要罚款一次，就可以排放一年，企业自然选择放弃污水处理。
于是，重金属这个杀人凶手，在中共体制下如鱼得水，更加肆虐地危害中国人。◇
本文转自247期【新纪元周刊】“专题新闻”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49/1000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