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2月01日讯】（大纪元综合报导）1月29日晚上9时，在医院里挺了13天的“服毒讨薪”农民工刘德军心脏停止了跳动。中国新年前夕，刘德军为了讨回被拖欠的3,200元工资，在被老板王海拒绝的情况下，当场喝下剧毒农药自杀。
去年11月13日开始，来自河北兴隆县榆树沟村农民刘德军为玉田县大安镇个体运煤户王海做押车小工，每天工资120元，运煤的路线是唐山滦县到北京昌平。玉田县公安局副政委王福华说，运煤车几乎每天在路上跑，押车小工昼夜不换，吃住都在卡车上。
据王海说：“1月14日，刘德军押车从北京昌平到唐山滦县途中，我习惯性地打电话给刘德军询问这车装了多少，刘德军说装了100吨，比预计少了10吨，铲车司机不给多装。我说：‘你装那么少，得扣你钱。’刘德军说：‘我不干了。’我说：‘你不干了，还要不要工资？’刘德军说：‘你不给我工资，我就死你们家。’之后， 货车司机岳军打来电话说：‘刘德军真不干了，从丰润县临时下车走了。’15日，刘德军到我家要工资，我不在家，我妻子让他改天来。”
因刘德军已去世，记者查看了当时公安部门的问讯笔录，他是这样说的：“1月16日下午，我带着事先买好的百草枯农药去找王海要工资，王海说我死了给双份工钱。王海气得我，我才喝药的。”
但作为仍然还鲜活地活在世上的当事人，老板王海却矢口否认：刘德军干了不到两个月，6,420元工资，除去他零碎支取的生活费，最后只剩下1,520元，而不是3,200元。
后来经调查发现，一名司机留有刘德军的手写支出账，但没有刘德军本人签字。经过核对，刘德军只剩下1,520元工钱，但因为刘本人神志不清，无法核实情况。
刘莉说，事发后曾去咨询过玉田县劳动监察保障大队，得到的答复是王海的个体车队没有工商登记，是自由人，建议走法律诉讼。
在刘德军“服毒讨薪”事件发生足足12天后，在有关媒体报导的压力下，1月28日玉田县才就这个事件召开了一个协调会，说要“不惜代价挽救伤者生命”，遗憾的是刘德军根本来不及享受到这个“不惜代价”的“待遇”，1月29日就不幸离世。
1月29日《京华时报》报导，16日，刘德军为讨回工资，毅然喝下剧毒农药后，出现肺部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医生称没有挽救的可能，而老板却称：“要死赶紧死，死了我给双份钱。”对此，劳动监察保障大队答复“管不了”，派出所认定，“这不是刑事案件，不是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
权利诉求难 折射底层民众维权之艰
年关到，讨薪难，跳楼、堵路、爬塔吊、服毒、“祭河神”、“悬赏清官”、“诅咒家人”等等所有讨薪之路都无不上演着悲情故事，无不揭示权利诉求难以直达正义的无奈，折射出底层民众维权之艰。
农民工讨薪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已经从新闻变成了旧闻。年关一到，就例行的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问题，甚或成为政府领导必须说点什么的问题。然而年年说却年年有，这不禁让人觉得，到底有没有政府部门把这件事认真的去落实解决。
有网络评论表示，农民工“服毒讨薪”暴露出基层普遍存在的用工缺陷及监管问题。区区几千元对有钱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包房一顿饭的消费，农民工不同，千里之外来城市打工，他们挣扎在城市最低层，干着城市人不愿意干的活，拿着比城市人低的薪水，还要养活老人和孩子，这些足以说明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势必在前。
生命无价，为几千元去死太不值得! 农民工压抑长久得不到释放时，便成为一种绝望的悲鸣。很多人不希望农民工为拿不到工资走死亡这条路，该用理性合法的手段维护自身权益，或许走投诉，劳动仲裁，提起民事诉讼更实际，但已近年底，农民工急着回家过新年，走诉讼这个过程要多久?法律维权成本太高。如没有实实在在的法律援助，农民工矮化的权利就很难真正“站起来” 。
谁帮农民工“站着把钱拿回来”？
曾有媒体为农民工朋友发出“我们要站着把钱拿回来”的呼声，“站着把钱拿回来”，就是要让劳动者不牺牲人格尊严及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体面地获取劳动报酬。可检视这场讨薪悲剧，农民工“以死讨薪”，尚不能打动老板的蛇蝎心肠，而相关部门不是“管不了”，就是“不想管”。在这种逼仄的维权语境下，农民工要想“站着把钱拿回来”，谈何容易？
“要死赶紧死，死了我给双份钱。”类似狂语每每出现在弱势维权场面。前不久，河北承德 66岁的农民王秀珍，因其家中拆迁之事向政府部门寻求帮助，好不容易见到镇党委书记史国忠，史国忠却说：“这我还管不了，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 五楼。”——正所谓“昏官不畏民死，奈何民以死惧之？”权利博弈如此悬殊，仅凭个体维权的微薄之力，别说“站着把钱拿回来”，能“活着把钱拿回来”就不错 了。
因此，要想让农民工“站着把钱拿回来”，需要政府有所担当。而不能像玉田县劳动监察保障大队那样充当甩手掌柜，认为自己 “管不了”，更不能像当地派出所那样推三阻四，认定“不是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这样的回复不免让人心寒。严惩恶意欠薪，需要政府部门实实在在的作为，而不是简单地发个文件，开个会议，搞个检查，走个过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