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5月12日讯】四川是中国改革的策源地。”要吃粮，找紫阳”，是七十年代末从四川传到北京的民谣。这六个字是一个历史性的信号。我不知道将来的中国人懂不懂这个信号的含义，邓小平是懂得的：中国不改革，死路一条。
理论家为党史设计了一个定义：”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个定义冠冕堂皇，但不符合史实。事实上，中国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否定。 看看今日之中国就明白了。除了一党专政依然如故之外，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蓝图安在哉？把改革定义为自我完善，是文饰，只有靠花言巧语吃饭的理论家才写得出来。
毛泽东把人捆起来
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如果中国不出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不搞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多此一举。但中国毕竟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的共产党确确实实把中国人的手脚和头脑捆住了，因此中国人才需要松绑。改革就是松绑。
六十年前的中国有五亿人口，毛主席被尊为大救星。只要人人都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试看天下谁能敌！所以大救星就把全民组织在一种叫做”社会主义”的所 有制之中，由”党”来领导一切，以”马列主义” 来统一思想，以”国家计划” 来统一行动，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运动” 来对不听话的人开展斗争。大救星以为，这样一来，最美最好的图画就画得出来了。结果如何？全体中国人被党捆绑起来之后，出现的不是奇迹，而是灾难。
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万岁”的欢乐锣鼓中，市场窒息了，国家濒于崩溃。大跃进短短三年（1959到1961），饿死了至少三千万人，也许是四千万人，仅四川 一个省就饿死了一千万。但毛主席是只管大事不管小事的大政治家，饿死人对他只是小事一桩，反正他掌握着人类的最高理想，不容许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为了把 胆敢有所质疑的国防部长和国家主席置于死地，共产党开展了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为主题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十年中，大约有两千万人被斗争，一亿人受株连。不是饿死，就是斗死。这就是中国人要求改革的大背景。
但毛的权力高于人民，毛不死，谁想改革谁就是反革命。1976年，毛死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毛的妻子及其同伙（”四人帮”）作为替罪羊被抓起来了。不过毛 泽东思想余威犹在，社会主义理所当然是中国人必须服从、不得违反的制度，否则必然招致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因此，老百姓所期盼的改革，只能在石板的隙缝中 曲折地进行。当全国人心思变向往改革的时候，四川人走在改革的前列。这本书中五十多篇文章，讲的就是四川人从1975年底到1980年初披荆斩棘进行改革 的历史。
赵紫阳和李井泉的比较
1950-1960 年代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李井泉。他是毛泽东的重臣，在大跃进中，因被毛誉为”四川是上游”而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信仰斗争哲学，通晓”引蛇出洞” 的策略。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回四川开会贯彻，在传达之前，首先就把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发到会上，叫干部表态。许多人误会了，以为这是庐山会 议批准的文件，喜出望外，”好极了，彭老总替我们说了心里话。”凡是这样表态的干部，从地、县到乡、社，被省委一网打尽，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四川饿死 一千万人，跟这件事有直接关系。但这不是李一个人的责任，毛泽东和共产党应该负总责。
1975 年底调到四川来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后来被证明是一位改革家。赵是一位真诚的共产党员，但和毛泽东不同，赵不是唱高调的理论家，而是做事情的实践 家。毛大概认为，自己早已写了《实践论》的文章，真理和随之而来的领导权就应该属于毛。赵紫阳则认为，一切实践者都是实践的主人；共产党应该尊重实践者的 自主权。
赵 到四川前，邓小平要他把农业抓上去。赵做了，做得很认真。赵抓农业，和李井泉不同。李的办法是不把农民当农民，千百万农民必须听命于省委第一书记，赵的办 法是把农民当农民，省委第一书记和全省各级干部应该尊重农民的自主权。李决定全省农民每年种三茬庄稼；赵认为应该让农民自己作主，因地制宜，如果两茬种得 好，为什么非种三茬不可？（”三三见九，不如二五得十。”）李下令把旱地改为水田，没有条件也应该创造条件改；赵认为不可千篇一律，如果”水路不通”，就 应该允许”走旱路”。李的办法是通过改造农民来改造自然，把农民捆起来夺高产；赵给农民松绑，怎么好就怎么办。农民本来就有几千年种地的经验，问题是李井 泉不把农民当农民，才闹出了”天府之国”饿死一千万人的惨剧。赵紫阳把农民当农民，四川的农业就开始复苏了。
农 民的自主权不限于”怎么种植”，更要紧的是”怎样分配”，也就是说，生产的成果归谁所有。广东省清远县洲心公社的农民早在1960年就创造了一种名叫”联 系产量责任制”的分配方式，实质上就是后来八十年代风行全国的”包产到户”。赵紫阳当时在广东主管农业，高度评价农民的这一创举。赵当时的评价是：”单干 比不干好。” 1961年，这个足以使人民公社名存实亡的制度，首先在清远县试行。接着，1962年8月，广东省委决定在全省 “彻底”推广。可惜一个月后，也就是当年9月，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联产责任制”被迫夭折。十三年后，赵到了四川，他继续研究四川农民的经验，先把 “联产责任制”用在救命如救火的灾区，灾区大增产，再名正言顺把这种责任制介绍给非灾区。
“中国人民公社史”的研究者想必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最早把人民公社这块通向天堂的神圣招牌摘下来的，是四川省广汉县的向阳乡，时间是 1980年8月；赵紫阳作出这个决定，则在他调离四川之前。不是别人，而是赵紫阳，他不愿意”把难题留给后人”，义不容辞把”砍掉”人民公社的罪责担当了起来。
人民公社曾经被载入当时的宪法。但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制度，本来就没有任何合法性。何况，有公社则农民死，无公社则农民生。要农民不再成为 公社的农奴，就只有使公社不再存在。 毛泽东把中国农民解放为公社社员，四川的社员通过维护自己的自主权，开始从 “人民公社”的枷锁中再解放出来成为农民。
赵紫阳和毛泽东的比较
四川的农村改革搞得最早，这一点，许多人知道。但许多人不知道，同在七十年代后期，四川认真地进行了多方面的社会改革，其中包括工商企业改革的试点。感谢《赵紫阳在四川》，它给我们也保存了这方面的珍贵的记录。
企业之非改革不可，因为他们和农民一样，也被毛泽东共产党全面捆绑住了。比较起来，捆绑企业的绳索更细密。在供、产、销的一切环节上，对品种、规格、产量、 原材料供应、产品调拨、价格、投资、折旧、流动资金、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上缴利润……，都有严严密密的绳索捆绑着。把农民当农民，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为四川的农村改革开了路。把企业当企业，尊重企业的自主权，也为四川的工商企业改革开了路。
四川的企业改革，不是四川自己能够全部作得了主的。为此，赵紫阳不得不和财政部长吴波同志进行一场著名的争论。但国家银行行长李葆华同志对赵紫阳的大力支 持，则在四川传为美谈。建立职工代表大会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也是在四川首先试点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生长点。
改革当然不限于工农业。自主权当然也不限于管理。思想就应该自主。中宣部长胡耀邦提倡解放思想。四川人是打破思想禁区和理论禁区的实践者。赵紫阳请经济学家 孙冶方在四川开讲价值规律。当时四川的学术界，享有”免予”因讲价值规律而”恐惧”的自由。在经过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洗劫后，四川也是首先敞开讨论 “市场经济”的故乡。
赵紫阳把人当人，把人当作思想者。这一点，毛泽东绝对做不到。我最近重读《毛泽东选集》，想知道毛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失足的。我研究的结果是，作为共产党人的 毛泽东，一开始就基本上不把人当人。毛泽东认为，对党（或者对毛）来说，只存在着敌人和朋友。敌人，是必须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且踏上一只脚的，因 此当然不是”人”；朋友，是能够帮助毛打倒敌人的，因此必须以毛的思想为思想，以毛的行动为行动，必须是亦步亦趋接受毛泽东控制的机器人，因此当然也不是 本来意义上的”人”。在毛泽东眼里，中国和世界一样，都不是统一体。人类被毛（或者”党”）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党”必须置之于死地的”敌”，另一半是 “党”需要加以利用的”力”，譬如发展生产的劳动力，夺取胜利的战斗力等等。《毛选》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话，就表达了这种观点；后来所说的”毛泽东思想” （从湖南农民运动，到延安整风，到夺取政权，到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无非就是把这个观点发挥到极致的完整的准确的体系。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极大。赵紫阳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影响。但正如赵所说，”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彻大悟。” 赵紫阳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彻大悟，落实成为行动，就是把人当人。全书就是证明。
赵紫阳把可能发生地震区域的居民当人。一接到省地震局的预报，就把地震的险情及时告诉老百姓，不让住在地震区中的老百姓蒙在鼓里，坐以待毙，或者坐以待救。
阿 坝地区五个县，藏族同胞十五万人，”平叛”抓出了三万个”叛乱分子”，几乎家家有人坐牢。有人说，这是正确的，后来，仍然坚持说，这仅仅是一种”扩大 化”。赵紫阳态度鲜明：坚决彻底平反！他也不同意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这个长期被奉为经典的论断。赵紫阳把少数民族同胞当人。
赵紫阳把右派分子当人。连被毛泽东钦定的流沙河，赵紫阳也不回避，不绕着难题走，直截了当，平反了。
赵 紫阳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当人。赵到四川前，邓小平对他有两条指示，一条是要他抓农业，另一条是要他”不要怕当还乡团”，也就是要他敢于镇压造反派。实 际情况是，赵到四川，风向已经大变，邓小平自己已经成为毛泽东进行批斗的焦点；批邓的主力，根本不是什么造反派，恰恰正是毛泽东自己。赵紫阳在四川，既把 邓小平当人，不把邓小平当鬼；也把当年响应毛泽东号召，带头起来”造反”的青年学生当人，不把造反派当鬼。
把人当人，是文明社会的共识。赵紫阳作为共产党员，坚决不替共产党树敌。这是卓识。有些党委书记，天天替党树敌，还自以为”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真是愚不可及。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能把人当人吗？
赵紫阳是1980年4月离开四川调到中南海来主持经济改革的。从这个时候起，直到1989年4月学潮以前，在经济改革的领域中，赵紫阳的工作得到了邓小平的 赞赏和支持。邓小平对经济改革是支持的，而且是真支持。对此我过去不怀疑，至今仍不怀疑。1987年6月底，中顾委第一副主任薄一波老人要我帮助他起草一 篇纪念七一的讲话，”突出小平同志”，”中国需要巨人，小平就是巨人”的时候。我在替薄起草的这篇文稿中，把邓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是诚心 诚意这样写的，但是我错了，因为这不是事实。事实上，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设计。中国改革开放没有总设计师。至于邓小平，比较准确地说，他当时是改革经济制 度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也是改革一党领导制度的最强有力的反对者。
在党的元老中，邓小平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位。当毛泽东把国家推向崩溃的时候，邓知道，经济不改革是死路一条，对人民是死路，对党也是死路。但丰富的消极的政治经验使他深藏戒心：关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神话一旦破产，有可能影响共产党的领导权。这是邓小平所害怕的。他可以对某些神话作新的解释，可以不再坚持公 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神话，可以不再坚持群众运动的神话，但是必须继续坚持四个神话：毛泽东思想的神话，社会主义的神话，无产阶级专政的神话，特别是必须坚持 共产党的神话。查查1979年理论务虚会的记录就清楚了：在胡耀邦动员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后一个月，邓小平就在同一个会议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刹车报告。
一个人愿意坚持什么原则，那是他的自由。他如果要求全国人民非追随他不可，他就越出了常人的地位，有点以超人自居了。他如果对反对者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就肯定不把反对者当人了。天安门镇压证明，邓小平把请愿者不当人。我不得不指出，天安门镇压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实是一脉相承的：坚持毛泽东思想意味着 中国人不得成为独立的思想者，坚持社会主义意味着中国人不得成为自由的私有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中国人不得拥有法定的公民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意味 着大家必须替共产党做驯服的工具。总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国人不得成为人，中国不得进入公民社会。所以，即使在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兴致勃勃支持经济 改革的同时，就已经种下了他在一定条件下进行镇压的杀机。
天安门事件以后，邓小平不愿意看到改革全军覆没，在南巡讲话中，重新贾其余勇，力图掀起经济改革的新高潮。但这种”改革”，已不再是向人民让步。这种”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重新构筑所有制，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其结果，基本上是以政治权力的大小来决定贫民和富豪。无怪乎，弹指一挥间，中国被南巡讲话劈成两 半，掘开了史无前例的鸿沟，打开了全面腐败的新局面。
回归人性，回归常识
我读完《赵紫阳在四川》，掩卷沉思。拨乱反正，”乱”是惊人的，”正”总是平实的。所以改革是平实的。改革者赵紫阳是平实的。把人当人，就是最平实的普世价值。
2011年4月23日
——原载《争鸣》月刊2011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