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0月15日讯】编者按：这是作者在德国书亢出版公司（Suhrkamp）2012年出版的德译回忆录《逐》（Ausgewiesen:Uber China）中第一章中的一节。中文原著仍未出版。
2009年10月12日-13日，一场名为“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的国际研讨会在法兰克福书展前夕于法兰克福赛的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开幕了，我和戴晴坐在会议大厅听众席第一排的右侧，而中国代表团坐在听众席第一、二排的左侧。四十多岁，中分发型的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尤根‧博斯（JuergenBoos）宣布研讨会开幕，法兰克福市长罗特女士（Petra Roth）首先致开幕词。干练、身着套装的她没有讲稿，可直言无讳，她直视中方代表，表示欢迎戴晴和我千里迢迢地来到法兰克福，并称我们坚持与会让研讨会和法兰克福书展不再蒙羞。接着，她批评书展主办方在坚守言论自由的原则性上“不够谨慎”，作为主人，应该“挺住”，不能因为有中国政府的压力，就把原本受邀的客人除名，并直言：“这不是待客之道。”市长一针见血，与会者不时鼓掌。中方代表团的官员、学者和作家则如芒刺在背，前中国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则有着难藏的恼怒。
接着，德国笔会秘书长维斯纳尔（Herbert Wiessner）代表研讨会协办方之一的德国笔会致欢迎词，他强调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重要性，然后提到两位应该前来与会的嘉宾（戴晴与我）不应该被取消与会主讲的资格。之后，他即席邀请戴晴与我上台就座并致词。当我们在听众的鼓掌声中走上讲台时，中国前驻德大使梅兆荣、小说家莫言等与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集体起立，鱼贯离席。正在讲台上致词的维斯纳尔不悦地看着在他致词中退席的中方代表，恼火地说：“中国代表团的退席非常不礼貌，也是对研讨会及来宾的不尊重。”
我们在主席台上就座后，戴晴拿着事先拟好的讲稿，首先致词。她看着退席的中国代表们的背影说︰“本来我和贝岭都认为，中国代表团将在这次会中表现出气量和气度，允许我们两个人成为这次研讨会的一员，看来，自己的预估错了。”
戴晴之后，是我致词，我没有讲稿，只是说出感慨：
“此刻，我和戴晴能够走上这个讲台，真的不易。这是法兰克福书展六十年历史上值得记下的一刻。刚才发生的这一幕，中国代表团的官员、学者和作家，因戴晴和我的上台而集体退场的这一幕，我感到非常悲哀。一个国家，它派出的学者和作家们应该有些气量，接受和容忍与他们有不同看法和价值观的人在这场研讨会上和他们一起探讨，允许研讨会的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选择客人，让人说话。今天早上，我和戴晴一样，本以为中国官方终于改变了原先对我俩与会的拒绝和对书展方的要胁，接受我们可以同台论事了。看来，我们的预估确实错了。
是的，中国是强大了，而且蛮横。可是，不能容忍异见的强大，是脆弱的强大。
我要特别强调，法兰克福书展这一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也最具文学能量的书展，自1949年创立以来，始终坚持、并守护着表达自由、出版自由的基本价值，这是书展坚守始终的传统。所以，不管压力多大，都要守住这个底线，不能退让。让我欣慰的是，今天，你们守住了。
我相信，在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多元、多样、多音调的声音，异见的声音，将会更多，更刺耳。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或更大的国家权力，都不可能阻止这些声音。作为今年的主宾国，来自中国的学者、作家和编辑们，你们别无选择，必须面对、倾听，必须学着交流和对话。”
经同声传译后，我的吁求获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有人高声叫好，并站起来大声抗议中方代表的退场是无礼的行为。随即，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博斯走上讲台，他对中国代表团的集体退席非常失望。接着，听众席上出现了高喊声︰“这里是德国，不是中国！”会场已然失控。
由于意外的状况，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博斯不得不宣布暂时休会，一时，近千名听众及来宾不知所措，戴晴和我又被记者围着询问感想。半个小时后，中国代表团在博斯的陪同下回到了座位，会场一时肃静，在西装革履的中方代表入座以后，书展主席博斯和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一起走上讲台。
又是戏剧性的一幕。
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博斯在主讲台上首先发言，他难堪、表情尴尬地向中方道歉，为事先没有和中方商量就擅自请戴晴和我上台致词道歉，为不“尊重”中国代表团而道歉。博斯的这番道歉让戴晴、我和听众愣住了。因难以想像，现场气氛为之凝结。随后，前中国驻德国大使梅兆荣走到讲台，透过麦克风，严厉抨击德国主办方没有尊重这一研讨会的共同主办方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擅自邀请戴晴和我上台致词。他一脸愤怒，用手指着台下的我俩说：“这位女士与这位先生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民。”接着，他语调铿锵，用中文和德文分别“宣告”︰“西方给中国上民主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一去不复返了！”他说了两遍，听起来似乎比从小就被强灌入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更激昂。
训话开始了，大使火力全开，恼火地谈到德国媒体对中国长年的“偏见和诋毁”，谈到中国成为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以来，特别是此次书展研讨会前夕受到了德国媒体恶意的攻击，已对德国社会产生了误导。他说，中国代表团是因德国主办方没有和作为共同主办方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商量，擅自请我们上台而退席。现在，书展方已道歉，中国代表团接受了，所以回到会场开会。
这戏剧性的一幕够精彩。未待听众缓神， 研讨会的第一个专场已经开始。
象征与隐喻：“歌德与贝多芬”的滥调陈腔
研讨会被敌意笼罩着。
中方官员、学者及小说家莫言与戴晴和我始终处在“冷战”中，彼此“横眉冷对”。我俩只是听众，要“举手”，经主持人允许才能发言。而两天的研讨会中，没有任何专文印发送给其他主讲人或听众，各个专场主讲人几乎都是即席表达，没有自我的专业要求，和我不同，似无人事先撰写专文，主讲人间的对话则空泛、充斥印象见解。听众要求更多讨论时间的吁求则被主办方置若罔闻。我在两天的研讨会中一直没有举手发言，我只想在研讨会的最后一场，即文学专场发言。
10月13日的“文学的角色──深陷危机还是越发必要？”（Literature in danger or even more necessary than ever?）专场是研讨会的最后压轴场，小说家莫言作为主讲人，在发言结尾时谈起了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关于贝多芬和歌德的传说。他说，贝多芬和歌德一起散步时碰到了皇帝的车驾经过，歌德立即闪到路边，立正，鞠躬、下跪、脱帽，向皇帝低头致意，而贝多芬则昂首挺胸，继续向前走着。莫言别有寓意地说，他年轻时，对贝多芬的举动充满钦佩，对歌德则多有不屑。但当他涉世已深，五十多岁时，反而对歌德的举动充满了敬意和理解。
当四位主讲人逐个讲完后，提问时间到了，我多次举手请求发言，主持人关愚谦却视而不见，最后，在另一个主持人屡屡提示后，既不愚也不谦的主持人才允许我发言。我索性拿着麦克风走到中国代表们面前问道︰
“各位来自北京，我也是个北京人。我还是这场的主讲人之一，可是被剥夺了，现在，我行使听众的权利，只谈文学。这场题目是谈文学的危机，可各位只谈小说、或小说的危机，而诗，却无一人一字论及，请问，各位眼里有没有诗和诗人呢？”
台上的莫言及另三位主讲人似乎懵了，面面相觑。
没人回应。
“各位有谁知道德语诗人保罗‧策兰吗？”我举起半年前由台北的倾向出版社出版的、印有策兰头像《策兰传》再问。
仍无回应。在座的中国学者、作家们似不知我所云。我索性直接问台上的主讲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陆建德博士：
“陆所长，您是否知道呢？”陆所长看着我，毫无难堪，不失诚实地答道：“我也不知道保罗‧策兰。”
我说︰“各位一直在谈歌德和贝多芬，可德国并不是只有歌德和贝多芬啊？来德国前，各位应先补上一下文学课吧……”
此话似乎激怒了主持人关愚谦，他用麦克风大声嚷嚷着，想阻止我说下去。我被他的粗暴激怒，转过身，盯视他，似怒不可遏。他的声音小下来，嘟囔着。我接着说完︰
“莫言先生刚才叙说的这一则传说，发生在19世纪初，在中国确实是家喻户晓，我也从小就听过。可莫言没有讲完这一则别有寓意传说的结尾，我来补充。当威仪赫赫的皇帝座驾过去后，歌德不悦地问贝多芬，为何对皇帝的驾到不止步、鞠躬、下跪、脱帽行礼，桀傲不驯的贝多芬说了一句让我迄今难忘的话：‘世上的皇帝很多，但贝多芬只有一个。’和莫言先生不同，直到今天，我仍对贝多芬充满了敬意。当然，也对歌德的低头、鞠躬、脱帽行礼有了更多的理解。”
2009年10月18日，我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撰文〈还有文学吗？荒唐的书展研讨会〉，我写道：
“这是我此生中所经历的最具戏剧性，带着冷战气味，也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国际研讨会。一场缺乏多元声音的国际研讨会。整个研讨会笼罩在敌意和潜在的紧张中。听众们要求更多讨论时间的吁求被主办方置若罔闻。两天的研讨会中，我回不到“文学的危机与可能”的文学专场上；戴晴女士也回不到“媒体眼中的中国：中国在媒体的形象”专场上，而中国的前大使则成为两个专场的主讲人，可以向全场训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御用学者们可以轮番在研讨会上轮番上阵，告诫西方要学会看懂中国。
所以，这一研讨会本应是一场由中国政府主导，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主办，法兰克福书展配合，以用来展示中国在文化、政治、经济、文学等领域全方位‘崛起’的大型宣传会。”
（责任编辑：澹修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