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2月19日讯】（大纪元李洋综合报导）1934年2月19日，蒋中正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发表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为历时十五年的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揭开了序幕，这一天被定为生活纪念日。此后，国民政府在全国推出这一公民教育运动，该运动最后因民国政府于1949年内战失利而暂停。1960年代，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被认为是新运的延续。
面对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积极的民族复兴运动，体现出当时仁人志士不屈不饶为国家、民族分忧的情怀。“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的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就是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为道德标准，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这就是蒋中正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初衷。
同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23日，蒋中正在南昌再次讲演，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尽说明，主张以中国固有的道德“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改造社会、复兴国家”。
其后，蒋中正多次演讲，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运动》等演说，并被编成《言论集》广为印发，希望把“新生活运动”推向全国。
源起
“新生活运动”这个名词，最早见于1934年2月17日蒋中正在南昌调查时设计会所作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在这次演说中，蒋介石指出“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
两日后，即2月19日，蒋中正即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以《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作演说，一般视之为新生活运动的正式开始。
事实上，新生活运动源起早已有迹可寻。早在1932年4月，蒋中正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即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
对蒋中正这件“轶事”（发起新运）的说法甚多。有谓蒋中正在巡视时看见一个吸纸烟的小孩，有感国民生活不堪，萌生发起新运的意念。这事道出了蒋中正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原因之一。
在内忧外困的窘迫时刻，蒋中正不遗余力地发起这一场全民运动，旨在规范国民道德，提升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素质，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致一个全面的社会风气的革新，是当时民国政府应对时局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
振民风 安社稷
《三民主义》是新生活运动的合法性来源与理论根据。蒋中正在新生活运动中提出的“礼义廉耻”是他对挽救中国危亡的一贯看法。他强调这是和孙中山思想一脉相承。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提出恢复中国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是恢复传统的道德。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万不能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如原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即后来蒋介石口中之“八德”）等传统道德——视为糟粕一并放弃，必须予以保存且发扬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复，因为这些正是中国比外国优越之处。
“礼义廉耻”是新运的理论基础。在这四维中，礼是思维的标准方式；义是正确的处世原则；廉是辨别事物的清醒认识；耻是道德荣誉感。新生活运动想要做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 蒋中正希望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来达致“救国”和“复兴民族”的目标。
蒋中正还在《新生活运动纲要》的结论中提出了三个目标来概括“新生活”之“使国民生活合理”，即为“艺术化”、“生产化”与“军事化”；而三者之中，又以“军事化”最为重要。
所谓“艺术化”，就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传统之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养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所谓“生产化”，则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
而“军事化”在《新生活纲要》中列于最末，但却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其所提倡的“军事化”，其实是宣导一种自律精神，力争恢复传统的道德人格理想。
蒋中正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有这样的陈述：“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临时可以与敌人拚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
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南昌正式成立，统领全国各地新运之工作。蒋介石任总会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主任干事，设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1935年年底，蒋中正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长，当时的新运已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新运总会迁至南京，熊式辉因仍任江西省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运职务，是以改由钱大昀任主任干事。次年2月，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由宋美龄任指导长。1937年3月，新运促进总会组织略有变更，改正、副主任干事为总干事、副总干事，由黄仁霖担任总干事；改设计、调查为学校、训练两部门。
据记载，以整齐、清洁为中心的第一期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展开后，当时南昌“一时全市皆充满新生活精神，本市之街道码头、车站及公共场所，关于清洁规矩方面，皆有显着进步。”此后，第一期新生活运动还在全国除青海、四川、甘肃等偏远省份以外的绝大多数省市和铁路沿线开展。
新生活运动还开展了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服用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等30多项活动，这些健康、文明的社会活动，对净化社会空气，改善公民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有关资料记载，蒋中正夫人宋美龄、当时复兴社邓文仪和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在新生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都是新生活运动的重要组织和参与者。尤其是宋美龄更是将新生活运动作为自己的事业去躬行和推动。
新生活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清新的、生机勃勃的民族复兴运动，还直接支持了当时的艰苦对日抗战。
定江山 御外侮
面对日本的入侵，1931年7月蒋中正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消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同年ll月30日，他在顾维钧任外长宣誓会上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再次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蒋中正认为，当时中国尚不具备抵御外侮的精神条件，因为中国人已丧失了“礼、义、廉、耻”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德行不修，则退。”其实，这里的“安内”，除了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消灭共产党，分化地方军阀势力，因为在他看来“赤匪之扰乱，诚为中国民族之根本大患。”
蒋中正在1933年7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御侮抗日，绝非以武力可以与之竞胜，亦非以外力可以牵制，此时唯有在内政、社会、教育制度中，即在国民军事教育与团练保甲之中，积极努力，行之五年，由小而大，则或有万一之效也。”
在《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中，蒋介石更是将这一主张发挥到极至：“我可以相信，如果有60万以上的军队，能够绝对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个小小的倭寇。”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在一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铁的纪律和作风，给蒋介石以极大的启发，据说他曾亲派蒋经国到德国学习。他一再强调严明的纪律，统一的步调是军队战斗力的保障，是情理之中的。而纪律的养成，仰仗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在后来的新生活运动中，到处都可以看到“统一的纪律”的身影。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迁到汉口，到后来迁至重庆，新生活运动的目标也开始不断调整。在1939年新运五周年时，蒋中正从抗战的角度出发，对新生活运动的核心思想“礼义廉耻”作了全新的阐释。他将“礼义廉耻”释为“牺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此外，也将“‘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修订成“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这都是为了鼓励军民奋力抗战。
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已由原本着重道德生活教化，转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是”的运动。随着抗战的需要，节约献金、空袭救济、抢救难童、成立伤兵之友社，以及在重庆成立陪都新运模范区等，都成了新运的工作范围。虽然新生活运动的成效于战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运组织的网络和动员能力，却为战时的服务提供了方便，对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此外，关于“新生活运动”，有一件很奇怪但鲜为人知的事情。新生活运动的第一任秘书长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曾一度担任少帅张学良的英语秘书，表面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在1949年中共建政时，他却担任了中共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二次大战期间，当国民政府在重庆时，人们经常奚落阎宝航在“新生活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而他却总是列出新运动失败各种理由来掩盖自己，如中国人讨厌别人指点他们孰是孰非；新运动分会从来没有得到过地方政府的支持等等。
后记
新生活运动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回归、弘扬和提升。作为一个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和基督教教义的启发，熟稔中国传统哲学并虚怀若谷地汲取强国经验的政治家，蒋中正介提倡这一场“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彻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希望借此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
虽然新生活运动的成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新生活运动的实施，对于改善百姓生活状况、提高民众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众团结，乃至最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等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蒋中正所倡导的以理性和秩序，尝试构建一个理性社会，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历史参照和现实需要，远非急功近利的应景之举。
（视频：1945年10月10日，日军在北平太和殿前投降，中华民国首任国防部长、抗日持久战最高战略制定者白崇禧上将亲临现场监督，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代表中国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美、英、苏、法等国代表观礼，北平十万余民众激动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视频：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1970年11月12日在台湾阳明山中山楼的演讲：中华文化无人可以毁灭 中共兽性不相容 ）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