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4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何蔚、袁丽澳洲悉尼报导）中国大陆发生的重庆王立军事件，由此引发的重庆市长薄熙来倒台，又带出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内控，凸显了中共高层权利斗争的激化，揭示了中共面临的种种危机。注视着这一幕幕事件的发生，海外华人也在思考其事件的关联性和发生的内在原因。大纪元悉尼报社为此举行了重庆事件研讨会，邀请四名嘉宾从不同方面对此进行讨论。
就重庆事件看江系干将倒行逆施遭恶报
悉尼大纪元时报时事评论员，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教育副教授李元华在他的发言中谈到，重庆王立军事件会导致中国政坛红人薄熙来倒台，甚至带出政治局常委之一的周永康，促成中共最高层的大分裂，其实是江系派面临历史的唾弃。他说：“江系起源于89年6•4事件后中共高层的人事调整。当时江泽民当了中共总书记，而江体系中的主要成员有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和周永康。自1999年江泽民对法轮功开始进行镇压后，江系派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重庆事件从表面看是中共高层的内斗，但实际上是江系干将因作恶多多，血债累累，正在遭到报应。”
李元华着重分析了王立军和薄熙来，从他们的家庭到各自的经历，以及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不惜一切地干坏事。他说，王曾获得上级的多项奖励，是中共警界的风光人物。他的倒台表面看是贪污和腐化，在中共内斗中被剔除，然而揭开其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深层原因便一目了然。王立军于2003年5月至2008年6月在辽宁担任锦州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期间，他创办了“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从事对人体器官移植的“研究”，并担任该中心的主任。他们自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对几千个死刑犯进行了人体器官摘除。王立军还将摘取器官的过程描述成“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并为之“震撼”与“感动”。据大赦国际的记录，中国在2000年与2005年之间平均死刑人数为1616，一个辽宁省小小的锦州市两年里哪来几千个能提供器官的死囚犯呢？2009年“国际追查”公布了一位现场目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人，他当时是一名王立军手下的警察，他作证说， 2002年4月9日，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他亲眼看到两名军医将一个30多岁的练法轮功的中学女教师，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活生生地摘取了她的器官，将她活活害死。
李元华说，薄熙来是太子党，因其父与江泽民的关系而得到江的提拔。薄的司机王某某披露说，江泽民对薄熙来讲过你对待法轮功应像胡锦涛在1989年西藏暴乱事件中表现得那样强硬，才有上升的资本。于是，薄熙来把残酷镇压法轮功当成讨好江泽民，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主要手段。1999年至2003年，在薄熙来任辽宁省省长期间，积极主导迫害法轮功，使辽宁成为迫害情况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海外人权组织证实，至今至少有777名法轮功学员在辽宁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震惊国际的高蓉蓉电击毁容虐杀案。薄还积极筹建大型监狱设施，包括以残酷著称的马三家劳教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苏家屯秘密集中营。薄熙来因迫害法轮功而在全球十二个国家受到刑事和民事起诉。2007年澳洲纽省的联邦法庭对薄熙来进行缺席审判，判他对原告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罪。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后被撤职受审，权力斗争是一种表象，实质是因果报应。
薄熙来下台直接涉及周永康及其第二权力中心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哲学博士凌晓辉在演讲中谈到薄熙来与周永康，以及周永康与第二权力中心的问题。他说，中共体系中的政法委，是江泽民为了打压法轮功而建立的一个独立体系。这个政法委不仅掌控了公安，法院和检察院，还掌握了武警系统，具有很强的实力。江系的安排是让薄熙来在中共十八大时进中共政治局常委，接周永康的班。其一是要继续由江系人物掌控政法委这个与胡温抗衡的第二权力中心，其二，也是最根本的是要维持这一系统对法轮功的迫害，从而使他们不会因迫害而遭清算。周永康的第二权力中心直接对胡温构成威胁，也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党内权力斗争。
凌晓辉认为，在江泽民退位后，周永康的政法委一直是中共党内镇压法轮功的最高权力机构，在指挥和部署对法轮功的迫害。薄和周的关系既是上下级，又是在一条贼船上的死党。王立军事件使薄熙来倒台，作为一条线上的终端人物，周永康当然处于唇亡齿寒之境了。从胡温这边看，周和他的政法委是一大心头之患，在除了薄熙来之后，乘势除周是顺理成章之事，当然就不会放过这一机会。古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江系人物的一个个倒势，如果不是天意，胡温也不会那么得心应手。从另一方面来看，是不是也是借胡温之手清算直接欠有法轮功学员血债的人呢。
剖析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
希望之声电台时事评论员卢振雷先生的演讲主要针对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卢先生在讲到薄熙来其人时说，文革时，为了划清与走资派亲爹的关系，他踩断了薄一波的三根肋骨；娶了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为妻，文革后期，四人帮垮台了，他马上给他亲爹下跪请求原谅，并与李丹宇离婚，取谷景生将军之女谷开来为妻。2012年，他以涉嫌经济犯罪之名关押了他与前妻所生之子李望知，意在胁迫李丹宇不要在十八大之前散布不利的言论。薄熙来的垮台不是由于他不够坏不够邪，而是人算不如天算，才败在了王立军事件上。
卢先生认为，薄熙来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在十八大晋升政治局常委，就在重庆搞唱红打黑运动，也就是所谓的“重庆模式”。其实，这个重庆模式是新一轮的劫富济私和暴力文革再现。他说：“‘唱红’一时成了重庆人民日常生活和生产的主要大事，不工作可以，不唱红就拿不到工资。而‘打黑’则打掉了当地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其重庆模式对当地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可想而知。任何人去重庆，不必提问，当地人就会主动向你抱怨这几年重庆版的‘苦难行军’是怎么过来的。”
他还列举了打黑运动中的多个例子，如对重庆民营企业家李俊，著名律师李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等人案子中的行刑逼供和屈打成招，指出“打黑运动”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从重庆事件看中共的灭亡
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潘晴先生在当天的演讲中，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共内斗的死穴与天灭中共的必然性。他说：“中共这样一个庞大的统治机器，它的死穴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几十年，今天，我以我个人的看法来告诉各位，就是共产党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黑社会组织，作为一个集中了所有邪恶的帮派，它的最薄弱的环节就在于它的权力交替期。”
他回顾了中共政权出现的几次震荡和危机，他认为文革是中共夺权后的一次最大危机，中国人没能够推翻这个政权是因为老百姓被中共的两手，一手是欺骗，一手是暴力所牢牢的控制了。他还讲到：“从邓小平时代，共产党开始赤裸裸地堕落成为一个攫取中国人民所有利益的、一个寄生在中华民族肌体上的，庞大的邪恶利益集团。”他表示中共这个黑帮的要素就体现在帮规和帮主身上。他认为邓时代的“六四”事件是中共的第二次危机。
他说，中共这次的权力斗争精彩程度、激烈程度超过历届，他引用一位民运人士的话表示，“专制亡于内，亡共在共。”他认为王立军事件就是中共灭亡的先兆。共产党是靠枪杆子起家的，最后它的倒台也将在它们自己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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