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岁月:一个警察的独白《见证王立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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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7月04日讯】[陈有西律师按语] 此文我前一晚上传后,转天中午点击即达5万余人次。但是晚7时网友告文章突然被删。查询了网管,告是有关部门的要求。此文内容并无政治问题,只是说明了重庆特定时期的一种真相,人民有权利知道真相。全国转发转贴和下载保存的人已经很多,删也已经没有用。现将此文重新上传。这个版本是许丹编辑过的,比我的原本更清晰。为保护她的网链接就不给出了。各位网友对此文可以保存一下。如果再被删,我第三次就不上传了。

[陈有西原按] 这篇13万多言的回忆实录,是重庆一位中层警察写的。文章题目是我另帮助起的。我已经经过核实。他是重庆黑打内幕的见证者和记录者。稿子是通过上海名记者杨海鹏转我的。据说复印本在重庆警察内部早就流传,有的人看后抱头痛哭。我一直说,体制内不缺明白人。五毛一直质问我依据何在。年初我去重庆,蒙冤警察家属向我哭诉时,我不客气地质问她们,为什么要把希望寄托到我们几个律师身上?你们自己为什么不揭露?你们的揭露比我们来说,更有说服力!没有神仙皇帝,只有你们自己救自己!现在,一个警察发声了。我期望么宁、付鸣剑们也站出来说话。他们的故事会比警察故事更精彩。

(接上文)

九、被黑打的无辜者

(一)

早在二十多年前,领导安排我去采访了重庆市政府第二招待所的保卫干部忻建威。招待所与其说在风景秀丽的小泉公园里,不如说远在郊外的农村。那儿四周都是农民、农田、农舍、农院、农作物,又没有高墙电网,招待所很不好管理。可是,忻建威负责保卫工作后,却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连招待所种的蔬菜也没掉一棵。

忻建威最令人信服的工作方法就是敬业,就是与四周群众打成一片,形成群防群治网络。为此我写了一篇题目为《平安使者忻建威》的长篇通讯,首发于一九八0年元月二日的《重庆日报》头版。

后来,忻建威当了警察,做户籍工作,我又先后三次采访了他。在作记者期间,我先后采访了数十位警察,最受我感动的社区警察只有两个,一个是九龙坡区的徐晓琴,另一个就是忻建威了。可以说,每采访他一次,我就感动一次,因为他每天总是在琢磨如何把工作干好,如何使辖区平安,如何让老百姓满意。通过与忻建威,以及他辖区群众的接触,我还发现了忻建威性格耿直坦率、为人忠厚正派、办事廉洁奉公和乐于帮助他人等许多优点,我当时在《人民满意就是我的追求》一文中就写道:“警民鱼水情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就是千千万万个像忻建威一样的警察一点雨一点湿地干出来的。”

再后来他的信息还不断传入我的耳膜:调市局办公室任科长、被晋级为副处级侦查员、为王立军当秘书、担任指挥中心副主任、到九龙坡分局工作等等。

有次我去九龙坡分局公干,想见见他,就向一位领导打听,领导说不清楚他在什么部门。我非常纳闷,作为一个名声在外的大活人,单位领导怎么可能不知道其去向呢?我继续询问,终于有人私下秘密告诉我说,忻建威被抓了。问什么原因,七说不一,倾向性的说法是与后来被打成黑社会的分局政委周穷有染,是“黑社会骨干分子”。我第一反映就是他被“黑打”了!我虽然对忻建威不完全了解,但我坚信像他那样纯朴的共产党员不可能是什么“黑社会”的。于是我开始打他的电话:停机;询间他的同事:不知其下落;打听其家人:不知去向。此时此刻我相信他出事了,因为有外地记者曾经这样描写道:“打黑以来,重庆不少人突然之间无法联系了,谁也不知其踪迹,十之八九被抓了。”他出了什么事呢?这个问号从此高高地悬挂在了我的心间,直到两年后的前几天,我从一位朋友那儿才知道了他的一些大概情况。朋友说忻建威被当成“黑社会”抓了,关了三百三十天又放了,说不是“黑社会”的,搞错了。但被折磨得不像人了。出来时他不服,提出上诉,有领导找其谈话时威胁说:你妹妹还在当警察,你不为自己着想,可要为妹妹着想啊。专案警察雄风把忻建威吊起打,致忻建威双耳失聪。忻建威说如果不是自己身体好,早被他们打死了。雄说:“你算什么,重庆市公安局的官员老子打了不少,你是最小的。打你不为别的,就是要你吐出你的幕后操手,公安局原来那些领导朱明国、刘光磊、文强、杨增渝、王华刚、王云生、彭长健在背后是如何给我们老大(王立军)使绊子、出难题的?你在当中充当什么角色?”

为了弄明真相,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都不接。后来朋友告诉我,他不敢接陌生人的电话,他还处于高度戒备和惊吓之中,你先给他发个信息,知道是你他肯定会回话的。果然,信息发出后马上就有了回音。他哀怨、痛楚的声音刹时就牵动了我的心,使我产生了马上就想见到他的强烈的愿望。然而,当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差点没认出来。他不但老了一大节,而且精神萎靡,气色不佳。在我的印象中,忻建威是彝族人,身体很棒,幼时学过武术,当保卫科长时曾一人打翻过七八名流氓。两年前,忻建威以王立军秘书的身份,陪王立军到分局视察时,我与他握手,还感到他精神抖擞,浑身都是力量。当时我就想,王局长这位秘书选对了,起码他可以保护领导的身体安全。没想到两年不见,今天我握着他的手时,手指软弱无力,手心虚汗淋漓。说话的语速也减缓了许多,像正处于一场大病之中。

看来,朋友没有乱说。

(二)

二0一一年四月十七日是个黑色的星期天,因为一场人祸从天而降,把忻建威从人间砸入了地狱。忻建威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他本来是轮休,听说科里有事,他就到单位主动加班了(到五洲宾馆开会)。中午时分,分局政委周穷给忻建威打电话,说有事找他,叫他马上去他办公室一趟。结果一去不返。

一走进周政委办公室,忻建威就感到气氛不对头,几个陌生人就用不怀好意的目光往他身上瞅,然后掏出一张“双指”决定让他签字,说他有严重行贿受贿行为,要带他去纪委接受审查,还要当场搜查他的办公桌。忻建威一听,顿时就火了,他愤怒地把“双指”决定撕得粉碎:“你们是什么人,请示意证件。”忻建威质问对方。因为他在市局大院混了十几年,各部门的人基本上都认得,而这帮人全是生面孔。然而,忻建威的合法权宜没有得到尊重和维护,对方马上宣布:“忻建威因涉嫌严重行贿受贿,按纪委指示,予以双指!”

“胡说!”忻建威如五雷轰顶,“证据?你们有证据吗?这可是共产党的天下哟,你们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信口雌黄,栽赃诬陷,还无缘无故地抓捕共产党员、人警察察,你们也太放肆了!”

“没什么,说得清楚的,”周穷在一边劝慰道,“白的就是白的,怎么抹也抹不黑。”他太乐观了,想要“抹”你,什么都可以抹黑。

不由分说,四五位彪虎大汉一拥而上将忻建威连拉带推押上了专车,说去纪委,可汽车明显在郊外转圈。转着转着,就有人把一个黑色布套罩在了忻建威的头上。此时,忻建威还有些清醒,就说:“我曾经是王立军的秘书,你们也敢抓?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王局长知道了不脱了你们的警服才怪?”忻建威听到一阵讪笑,然后有人大声说:“你别天真了,抓你是奉最高机关、最高领导的命令。”忻建威一直想:最高机关?哪里是最高机关?中央机关吗?最高领导?谁是最高领导?不会是胡锦涛吧?自己有什么事能惊动最高机关和最高领导呢?他打开记忆的萤光屏全方位扫描了好几次,可怎么也没找到能与最高机关、最高领导扯上关系的事呀。

想着想着,车停了。他被推下汽车,推进了一个漆黑的小屋就开始拍照、搜身。搜去了现金、工资卡、手机,以及拴裤子的皮带。从此,他失去了一切自由;从此,他成了打黑者任意摆布的“囚徒”;从此,他连自己的姓名也不准呼喊了,被编成了一个序号(九号);从此,他的一切权利被剥夺;从此,他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从此,他过上了暗无天日的日子。打黑人员把他架上铁椅,要给他戴手铐、脚镣。他拚命反抗:“你们这是干啥?我可是堂堂正正的人警察察哟,你们这样干是违法的哟。”在那种环境里,在那些利令智昏的打黑人员眼里,哪还有什么法啊!他们把忻建威完全当成敌人,当成罪犯,一阵拳打脚踢,致使忻建威昏厥,然后用手铐、脚镣把他固定于铁椅子上。稍有清醒后,忻建威听到了清晰的枪栓声、狗吠声。他感觉自己离开了主城,好像去到了非常偏僻,非常宁静的郊外。他微微睁开双眼,见那是一间只有七八平方大小的全封闭的黑屋,屋内除一张他坐的铁椅,一张单人床,审讯人员用的桌子、凳子,以及一群轰炸机般嗡嗡乱叫的蚊子之外,其他连一片纸也没有了,连房间里的电线也被扯断。而被子、枕头全部发潮、发霉,发臭。其实他不知道,那就是重庆“打黑”专案组私设的监狱之一。

接下来,他开始过上了连续三轮非人的日子。

第一轮九天九夜。

忻建威被锁上铁椅后,在那上面一锁就是九天九夜。房间没有空调,不准看书、看报、看电视、不准与审讯人员之外的别的其他任何人员交谈、不准睡觉。这与当年蒋帮特务对待共产党有过之而不及!

审讯人员每次上二人,每次两小时。他们五六十人轮换进攻,不准你休息,不准你喘气。如果见你疲倦闭眼了,就用巴掌、拳头、枕头把你打醒。他们如果审累了,就喊武警顶班。

审讯的第一轮问题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公安局原来那些领导—朱明国、刘光磊、王华刚、陈云生、杨增渝、文强、彭长健等如何私下密谋、落井下石,如何耍小动作,如何排斥王立军等。忻建威说,作为一位市局办公室工作人员,主要职责就是为局领导服好务。对其他情况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打黑人员说他不老实,其中一位姓雄的打黑英雄上去就给忻建威一阵暴打,还说:“你算老几,重庆市公安局的厅局级领导老子打多了,你是老子打的最小的官。”

忻建威平常工作非常敬业,服务也很认真热情,所以历届局领导都很喜欢他、关心他。为此王立军以为通过忻建威可以弄到“黑打”其他领导的证据。曾经有一次,王立军发疯,说忻建威没把一只杯子摆好(那杯子一直都是那样摆的),他破口撒野:“操你妈的,大字不识几个,像残联派来的,老子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老子读的书可以把你火化了。”其意是说忻建威没多少文化。有次他还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忻建威要努力学习文化。在王大爷眼里,忻建威就一文盲,好对付,但他却忽略了两个事实:一、忻建威的确没有他博士水平高,更没时间去带什么研究生,人也老实忠厚,但他的确没发现其他领导对他王大爷有什么不敬不恭之处,而公开、私下里维护他老王的例子倒见了不少。二、忻建威是共产党员,是人警察察,是人。襟怀坦白、实事求是,是共产党员、人警察察的基本素质;说真话、不整人,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起码标志。作为共产党员、人警察察和人的忻建威,他怎么可能在淫威之下昧着良心捏造伪证、无中生有、搬弄是非、血口喷人、栽赃诬陷呢?那样做不是泯灭人性了吗?

在审讯忻建威的同时,打黑人员还紧锣密鼓地开展了一系列外围工作。一是对忻建威的办公室、住家进行了公开搜查,连门窗、墙壁、地板都被撬开检查了一遍,使四邻都知道他忻建威一家是黑社会。搜查中当事人不知道,也未对所搜财物签字见证,使上万元现金不知去向;照相机内存卡上的内容(与朱明国、王华刚等局领导,以及地方政府一些官员的合影)被悉数删掉;其妻刚买的一款新手袋被割成块状(后来证实他们什么也没搜到,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一切由他们先入为主、疑神疑鬼的被扭曲的心态而导致的冤案)。二是在忻建威住家对面楼上设置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监控哨。三是对忻建威的家人、朋友、亲戚的电话、电脑进行了监控。结果,一无所获;结果,他们就自己编造了多份虚假材料,强行忻建威签字画押作伪证。签字时不准细看内容,只能粗略扫一眼。当时的忻建威已经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根本不知道自己签了些什么材料。但他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打黑人员想通过他忻建威,去整其他局领导的黑材料,以达到他们不可造人的政治目的。

第二轮五天五夜。

“前九天九夜,他们没让我闭一分钟眼睛,我困得大脑嗡嗡直叫,双眼红肿,双脚浮肿,脉跳加速,下身糜烂,还屙血尿。我要求去室外透透气。答:不行!我要求去医院看病。答:不行!我要求就地活动一下。答:不行!我记得当年在渣滓洞里,国民党每天还给共产党几分钟的放风时间啦。”忻建威含着血泪控诉道:“你看,我这皮衣,我这内裤,都是在那零点二平方都不到的铁椅子上磨破的呀!”

他们第一轮没有得逞,马上又来了第二轮。打黑人员说:“你跟了那么多局领导,谁都知道你和他们走得近,你们之间不可能没有权钱交易吧?”

“说权,我当警察十多年了,混了个科长还是副的,这算什么权?如果用钱去买,才买这么个芝麻官?更何况我一个小警察,家里又无生意人,哪有钱去买官?我家还住的按揭房啦!你们不会吧?”忻建威平常话并不多,也讲不出多少深刻道理。现在回想起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当时自己为什么不但每次对答如流,而且还经常问得审讯人员哑口无言。其实道理很简单,谎言和虚伪在事实和真理面前永远理屈词穷!

“忻建威,你给我老实点,少在老子面前耍嘴皮子。你不把问题说清楚是脱不了爪爪的。我再说明一点吧,你为了当官,送了文强多少钱?”

“冤枉呀,我哪有钱送人哟,市局龙头寺分给我的经适房(经济适用房)至今都没钱装修呀!”忻建威大倒苦水,大声喊冤,因为他的确是位穷警察,至今还挤公共汽车上下班,家里没几件像样的家俱和电器。

“你多少也得认点吧。”一审讯人员点燃香烟,猛吸几口后说。

忻建威听出审讯人员有点无奈和松口的意思。于是就顺着竿子往上爬:“认多少?”

“至少三万以上。”雄吐掉烟头,踱到忻建威侧面,对着忻建威的耳朵傲气十足地说。

“三万以上?你让我去抢银行呀?”忻建威不认。结果遭来了雄的巴掌与脚尖。

忻建威含着热泪说:“我是你的战友呀,在战场上我们是生死兄弟呀,你这样暴打手足战友,暴打人警察察,是在犯罪呀!”

雄双手叉腰,气势汹汹地说:“忻建威,你是我们‘091打黑基地’最不听话、嘴皮子最嗷的一个。你放明白点,我们可不是杂牌货,我们是王局长响当当的嫡系部队,你不要抱任何幻想,如果你不积极配合,不按我们安排的去讲,老子就要弄死你”。此时此刻,忻建威终于弄明白自己被当成黑社会分子,关进了打黑基地!他气得浑身发抖,气得用牙齿咬破了嘴唇。他想起王立军一位贴身秘书曾经给他发短信说:“王立军是个坏人,老哥,我想离开”。当时他还有点半信半疑,他那么大的英雄,那么重要的位置,那么多上级领导赞扬、肯定他,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事实胜于雄辩。现在他相信了,原来王立军是只披着人皮的狼!于是忻建威在心里暗暗骂道:“王立军你这个王八蛋,老子像侍候儿子一样侍候你九个多月,连我爹妈也没那样侍候过,你居然把老子往死里整,我与你杂种不共戴天!”

原来,王立军是个小人,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对于这种认识,忻建威一直很难接受,他一直把王立军当成心中的大英雄,以至有次与王立军吵架时他就说“我并不希罕你是什么局长,我冲着你是一级英模才敬重你的”。现在,当一个真实的王立军立在他面前时,他感到自己的眼睛受了欺骗,自己的心灵受了玷污,于是他更加义愤填膺,他禁不住大骂了起来。雄被骂得狗血淋头,恼羞成怒,抓起枕头就朝忻建威的眼睛打去,企图不让忻建威看见事实真相;然后又用枕头堵住忻建威的嘴,不让他说出是非曲直。

第三轮三天三夜。

除在肉体上百般折磨忻建威之外(除没有使用辣椒水、老虎凳和烙铁之外,他们所想到的手段都用了),打黑干将们还绞尽脑汁企图从精神上打垮忻建威。他们不让忻建威洗脸、漱口刷牙、理发、刮胡须。不许通风透气,连屙屎屙尿都由持枪武警押送。不许与单位、组织和家人联系。在此期间,忻建威的岳母重病住院,病危期间落不下那口气,临终前一直呼唤忻建威的名字。家人通过许多关系了解到忻建威的音讯,托人捎信请求看望被拒绝,使岳母含着遗憾离开人世。大伯也因忻建威而气病,从住进医院那天开始,嘴里就不断念叨着忻建威,希望能在离开人间之前见一次自己的亲人,打黑人员仍然不为之所动。父亲不抽烟,不喝酒,因儿子的事抑郁成疾(癌症),也不让探视。忻建威的妻子本来身体就不怎么好,因忻建威的冤情使病情加重而住院动手术,打黑者们皆不准探望,使共产党员的妻子非常失望。当时,忻女正准备高考,也因父亲之事大受影响,无心复习而落榜,并在年幼的心灵上造成了一辈子也难以愈合的创伤。打黑者们还丧心病狂地、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泄露给忻建威,给忻建威造成强烈的心理折磨与沉重的精神打击。他们还利用极其卑鄙和残忍的手段,企图通过亲情击跨忻建威。这种惨无人道之举只有当年的日本法西斯才做得出!

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审查,打黑干将们连鸡毛也没捞到一根,他们如伤考妣,气急败坏,恨不得一口把忻建威给生吞活剐了。

一天,打黑干将们又把忻建威押上铁椅子铐住,还在他左右各安排了两位荷枪实弹的武警,气氛搞得既严肃又紧张。

打黑干将们先把烟抽足,把茶喝够,打了几个响嗝,摆了一阵架势之后,一位姓黄的说:“忻建威,你有时间耗,我们可没有,我们还有许多其他案要办,你随便认一点,也让我们好交差。否则,你永远出不去……这样,就说文强吧,你平时没送什么,他的生日你不会没去吧?要去,你不会空着手去吧,是不是?这是人之常情嘛。”

“你要这么说我倒想起了。”老实的忻建威终于落入陷阱,“局长生日,我们怎能不去呢?记得他满五十那次我去了,送了二千元的寿礼。我的生日他也送了二千元。”

“还有烟、有酒吧。”姓黄的步步紧逼。

“没,好像没有烟,有两瓶酒,泸州老窖,四十元一瓶的。”

“你记性真好。那么,你妹妹在陈洪刚(交通总队长)那儿工作,他们之间有经济来往没有?”

“没有。不过,我表妹有。”忻建威仍在打黑者故意设置的圈套中迷糊着。

“快说说是怎么回事?”打黑干将们顿时忙成一团,又是照相、录像,又是录音、笔录,如获至宝,兴奋异常。可是,当他们弄明忻之表妹为了调动工作,表妹找陈洪刚帮忙时,送了一万元人民币。后来忙未帮成,那钱分文未少给退还了表妹后,他们有点失望:刚闻到点腥味,以为是条大鱼,没想到是根不足三钱的泥鳅。

“除此之外,你是搞接待的,天天与人、财、物打交道,不可能没搞点外快吧?”另一位打黑者追问。

“这你们就想歪了,我如果是那种人,领导会让我去干那工作吗?譬如你们打黑的,难道都要染黑吗?”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不信你忻建威这只猫见得了腥臭?”真是不打自招。

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忻建威从懂事那天开始回忆起。他说自己小学时借了同学一只铅笔未还;给一家物业公司搞了三次培训,收讲课培训费二百元;陪局长参加分局年终总结会,收茶叶一包,还吃了一次火锅……事至此,打黑人员应该是大获全胜了,但他们仍不满足,仍然不让忻建威睡觉,仍然通宵达旦地审讯。经过三个多月非人的折磨,使忻建威的身理机能彻底打乱,心理机能全部破坏,浑身关节散架疼痛,躺下身子就爬不起来,忍耐力似乎已达到极限,感觉自己熬不住了,快不行了,他估计可能要被这帮人弄死在那儿。这样冤死太不值了,自己还有年迈的父亲(母亲在他入狱前几天逝世,可谓尸骨未寒),还有身体羸弱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女儿。还要等待天亮的日子—他坚信一定会有那一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此,他把被自己打死的蚊虫收集起来,在墙上组合粘接了一个饱含屈辱的“冤”字,还在“冤”字的右下方缀连了几点辛酸的眼泪(有武警不知出于同情,还是好奇,用相机摄下了那特别的冤字)。他把思路重新梳理了一下,决定改变斗争策略与其周旋。他敞开胸怀说:“哥们,说吧,你们到底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我就说什么,就承认什么,莫说几百块钱,那“3.19”案(持枪杀人抢枪案)都是我干的!记吧,全记上,我马上按手印!还有你们破不了的那些杀人、抢劫案,都是我干的。我全部认了,保你们如愿以偿。这点忙,作为兄弟,我可以两肋插刀。”

(责任编辑:刘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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