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岁月:一个警察的独白《见证王立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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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7月09日讯】[陈有西律师按语] 此文我前一晚上传后,转天中午点击即达5万余人次。但是晚7时网友告文章突然被删。查询了网管,告是有关部门的要求。此文内容并无政治问题,只是说明了重庆特定时期的一种真相,人民有权利知道真相。全国转发转贴和下载保存的人已经很多,删也已经没有用。现将此文重新上传。这个版本是许丹编辑过的,比我的原本更清晰。为保护她的网链接就不给出了。各位网友对此文可以保存一下。如果再被删,我第三次就不上传了。

[陈有西原按] 这篇13万多言的回忆实录,是重庆一位中层警察写的。文章题目是我另帮助起的。我已经经过核实。他是重庆黑打内幕的见证者和记录者。稿子是通过上海名记者杨海鹏转我的。据说复印本在重庆警察内部早就流传,有的人看后抱头痛哭。我一直说,体制内不缺明白人。五毛一直质问我依据何在。年初我去重庆,蒙冤警察家属向我哭诉时,我不客气地质问她们,为什么要把希望寄托到我们几个律师身上?你们自己为什么不揭露?你们的揭露比我们来说,更有说服力!没有神仙皇帝,只有你们自己救自己!现在,一个警察发声了。我期望么宁、付鸣剑们也站出来说话。他们的故事会比警察故事更精彩。

(接上文)(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王立军的大脑中形成了一个固定概念:共产党的干部十之八九都是黑社会。按照逻辑学的三段论推论:因为共产党的干部十之八九都是黑社会,重庆市公安局的干部是共产党的干部,所以,重庆市公安局的干部十之八九都是黑社会。在这种先入为主的“固定概念”的指导下,王立军一到重庆就把目光盯住了重庆市公安局的所有干部,尤其是厅局级领导,并把与这些领导关系密切,甚或有来往的人皆纳入了被监视、被控制、被调查、被打击的“黑名单”之列。而王勇就是其中之一。

当初,打黑专案组抓王勇的理由有两条,一条说他受贿几百万,另一条说他占干股,参与经济活动。但是,在审查时,打黑勇士们却并没有直接询问这两个问题,而是问他与文强、王云生、舒涛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心搞业务,很少关心政治的王勇来讲,一点也没觉察出他们其中的用意。要说关系,一个刑警支队长,怎么可能与分管刑侦的局领导之间没有关系呢?对于王勇来说,不但有,而且非同一般,既然打黑勇士们想知道,他也不隐瞒,因为这是公开的秘密。

他先说与文强的关系。

作为常务副局长的文强,多年分管刑侦工作,可以说对重庆市公安局的刑侦工作了如指掌。有一次,王勇参加市局召开的年度破案能手表彰大会休息期间,文强从卫生间出来,居然喊出了王勇的名字。王勇当时感到非常惊喜。觉得局领导一天工作那么多,那么忙,还能记住一位小警察的名字,这对于他王勇来说,是一种荣光和满足。从那之后,文强到分局检查工作时,都吩咐分局领导把王勇喊去作陪,甚至连吃饭也不例外。有几次,文强下班后无聊,还专门给王勇打电话,约他出去吃饭、逛解放碑。

“是你约他的吧。”讲到这里,打黑勇士们有些不太相信,就急不可待地打断了王勇的叙述。

“我也请过他,好像有那么一两次。”

“你们一般都到什么酒楼进餐?”

“酒楼?什么酒楼也不是。说来你们恐怕不相信,就是路边店的小火锅。”

“不可能吧。大名鼎鼎的文强,怎么可能去那赃兮兮的路边店吃小火锅呢?太没档次了吧。”从这一点上看,文强与王立军相比,的确是太土、太没档次了,你瞅人家王大爷,凡吃饭,非五星级酒楼不进,多风光,多气派,多排场,那才与身份匹配呢!

“可以去问嘛。我告诉你们,那火锅店就在滨江路,名叫‘好又来’。我们吃火锅,最后基本上都是文局付的账,这不知是他贿赂我,还是我贿赂他?”

打黑勇士们面面相觑,一脸茫然:这是谁贿赂谁呢?有用小火锅贿赂人的吗?

“文局不可能贿赂我是不是?连傻子也知道他不会贿赂我的。那就是我贿赂他了。就算我贿赂他吧,两次小火锅,算上,一百多块钱,四舍五入,算二百吧!”王勇自己都觉得可笑,“有这样贿赂领导的吗?”他把最后一句说得轻如蚊蝇,连他自己也听不清楚。

“不会仅仅吃了几次小火锅吧?”打黑勇士们一脸狐疑。

“还有什么呢?”王勇皱起眉头,搜肠刮肚地回忆着。哦,他想起来了,有个周末,文强给他打电话,说自己搬新家两个多月了,希望他去坐坐,看看新居装得怎么样。王勇想,乔迁之喜,应该去,但不能空手而去呀,那么送点什么呢?送钱?太俗;送花?更俗。他正为此苦恼之时,他女朋友想起了一件东西,说:“上次朋友也是搬了新房,我买了一件装饰品(水晶球)准备送去,结果出门时忘带了,很好看,我本想留着等我们有了新家时摆出来的,不如把它先送给文局长,以后我们再买吧。”

王勇也没想到更好的办法,于是就将其作为礼物送了去,“至于那东西值多少钱,说出来吓你们一跳。”

话至此,王勇突然打住,说要抽只香烟。打黑勇士们心想,终于从牙膏里挤出了白金,他们忙不迭地把香烟敬上。

王勇把瘾过足之后,缓缓地说:“八十八元人民币……你们可千万别嫌少啊,这才真正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此外,里面还有双‘八’,连发哟,怎么样?吉利吧?”王勇一惊一乍,把打黑勇士们弄得哭笑不得。接着他又继续交待:“这算我与女朋友共同贿赂了领导。同时,领导又贿赂了我,当听说我母亲脖子扭了之后,文局马上把一个日本造的护脖器送给了我。还嘱咐我别光顾工作,还要照顾好家庭,特别是老人。说得我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

再说与王云生副局长的关系。

以前王云生一直在市局办公室工作,王勇连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后来王云生虽然到刑警总队当了政委,但由于他不分管业务,彼此仍不熟悉,王勇认识他,他不认识王勇。直到后来王云生当了市局副局长,分管刑警总队,坐到一起研究了几桩案子之后,双方才对上了号。

“你与王云生关系不错吧。”

“还可以,你们怎么知道呢?”

“你们经常通电话、发短信对不对?”曾经,王立军到重庆后,对全市许多领导、老板的电话都无礼地进行了监控,当初王勇只把它当传言,没想到还真有其事。

王勇料到自己的手机,或者王云生的手机被监控了。猛然间王勇想起了一件事,以前通过电话向王云生副局长无论是汇报案情,还是其他事,王副局长都会认真听取或爽快应答,可是,不久前王勇向王云生副局长询问案卷批阅情况时,王副局长显得有些迟疑和犹豫。对王勇发去的短信也破天荒没有回复。当王勇通过手机约王副局长吃饭时,王副局长有些神秘地压低声音说:“以后别在电话中讲这些。”现在想来王云生早有预感,似乎还受到了某种监视与胁迫。可是,这与他王勇有什么干系呢?“难道那短信惹了什么麻烦?”王勇心想,同时他不置可否地回答了问话:“不是经常,怎么可能经常呢?他是局领导,一天早晨起身,忙到熄灯。我虽然是个刑警队长,一天照样忙得屙水都成水,哪有多少闲功夫打起电话耍,不是工作上的要紧事,我不可能去影响他。”

“你请王云生吃饭是什么意思?”

“这话问得有意思。请客吃饭,不可能没意思,但我请领导吃饭是为了加深印象,密切上下级关系,为顺利开展工作进行感情投资,这也是分局领导的意思。怎么?这也不对?”

“不会吧,是为了仕途畅通渠道吧。我们单位的警察都通过这种形式靠近领导,常言不是说‘又走又送,提拔重用;光走不送,原地不动’吗?凡送了的都尝到了甜头。”

“告诉你们吧,对于这个问题,我压根就没想过。因为我从未把当官当成人生的追求。你们可以用脑子想一想,我当警察二十七年了,还一位小科级,我买官?难道就买这么个芝麻官吗?这种亏本买卖谁做?”

最后说与舒涛副局长的关系。

尽管王勇说得非常清楚,他与文强、王云生之间的关系纯属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没有任何权钱交易,而事实也证明了王勇所说,两位局领导在王勇的升迁上没有任何以权谋私之嫌。但打黑勇士们仍然不相信,仍然认为王勇不可能一天只知道干工作。为此,他们一边派出专人对王勇的家人、亲朋进行秘密地、公开的调查外,又抛出了十二条罪状,说是舒涛吐的。

王勇曾经与舒涛是一个分局的,又一起在刑警队共事多年,彼此之间非常了解,所以王勇一看笔迹,就知道是舒涛亲手所写。但是,仅看了第一条罪状他心里就明白了,那是刑讯逼供的结果,是舒涛受不了酷刑的缓兵之计。

十二条罪状中说王勇为了当官,送了舒涛二十万。谁信?依据在何方?舒涛一个刚提拔不久的副局长,连自己的稀饭都没吹热,他关照得了王勇吗?大权在握的市局领导如此看重他,信任他,他都没去行贿,怎么可能去行贿、巴结一个什么作用都起不了的分局副局长呢?不到一袋烟功夫,十二条罪状就被王勇悉数批了个体无完肤,片鳞不留。气得打黑勇士们个个吹胡子瞪眼睛,甚至连占干股之事都忘记追问了。其实追问也没什么,完全可以说得一清二楚的。那不是什么干股,是自己的弟弟做生意缺周转资金向他求救,他给朋友郎老板打了个电话,请他帮弟弟一把。有借据可查,后来,王勇还提前多次给弟弟打电话提醒、督促他遵守承诺,按时偿还。郎老板收到款后还给王勇回了电话,说包括利息,悉数归还。账上有记载,假不了。

“你女儿读书时,郎老板送了多少钱?”

“你们是说我女儿上小学吧,不可能,那时我还不认识郎老板—哦,我想起来了,是我小弟的儿子读书吧,我仿佛记得他们之间互相送了礼。我女儿与小弟的儿子相差好几岁啦,肯定是你们搞混淆了。”没想到,这一“混淆”,最终还是“混淆”到了王勇的头上。

(六)

一招不灵,再来一招。打黑勇士们当从行贿角度找不到缝隙之后,他们就开始从受贿方向发起了进攻。

“关于行贿问题,不是依你说了算,我们还要继续深挖。”一位年轻的打黑勇士说,“你作为区刑警队长,权力可不小哟,你能打保票每个案子都没问题?”

“不信?不信可以倒查呀,现在不是时兴翻老账吗?你们如果在我办的案子上查出我半点问题,随你们怎样处理都可以。”

“在这方面,你是这个。”名叫雄风的打黑勇士伸出了大拇指,“我们不但有耳闻,也详细查了。但是,在收受贿赂方面,你恐怕不敢打保票哟。”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不是凭空办你,多少也是有些证据的。”

“好哇,那就请出示证据吧。”

“最好你自己坦白,争取主动。”

这种惯用伎俩太老套了,王勇本想沉默以对,因为他曾经在什么书中读到过“沉默是最好的反抗”的句子。但是,他不能沉默太久,因为他已经看出这帮勇士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一个疯狂之人是什么利令智昏之事都有可能干出来的。曾经有位美国总统说过:别与疯狗争道,否则伤着的只能是你自己。王勇看到打黑勇士们那一双双血红的眼睛,他终于承认了自己几桩一直埋在心里,不愿告之他人的受贿事实。

一年新年期间,有人从楼下给王勇打电话,说要见他。王勇说:“你是谁?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对方说,他是舒涛的朋友,电话和住家地址都是舒涛讲的。既然如此,王勇就下楼去了。

相见时,双方说了一些互祝节日快乐之类的客套话。离开时,对方给了王勇一红包,说给他拜个年,考虑到舒涛的面子,王勇推脱不了,就把红包收下了。回到家里,王勇顺手将红包甩于电视柜上。次年新年,那人又来了,没其他事,又是拜年,又是送红包。此时,王勇开始警觉,彼此素不相识,他为什么要不断送礼呢?这礼不会是诱饵吧?果不其然,没过多久,那人又出现了,那人终于提出了过分条件。王勇既没答应,也没拒绝,吩咐对方次日去队上找他。

第二天那人到了队上之后,王勇把两个原封未动的红包归还了对方。说自己人微言轻,帮不了忙,请原谅。至于那红包中是什么,王勇没打开看,但从手感估计,那应该是钱,至少不下一万元。对方姓甚名谁,王勇至今也不清楚。

以上这是第一次受贿。第二次是在厕所里。

究竟哪一年的事,王勇记不清楚了,好像是个夏天的傍晚,王勇去厕所解手,刚蹲下,就有一案件当事人进去了。当事人提了一麻袋钱,小心翼翼地说请王勇高抬贵手。王勇非常气愤地说:“你不觉得在这里交易很肮赃吗?”然后把一只刚点燃的香烟扔在了地上,“你不知道贿赂国家公职人员是犯罪吗?你还想罪加一等是不是?赶快在我面前消失!”案件当事人吓得扛起麻袋就跑了。至今想起那事王勇还有些不明白:一个专门搞业务,很少过问政治的人,当时怎么说出了那么坚决,那么高尚,那么政治的话呢?

第三次在他办公室。

一天上午九时许,王勇刚走进办公室,就有一位多日没有谋面的朋友接踵而至,双方显得非常热情,又是递烟沏茶,又是寒暄问候。并很快表达诚意,要抽时间去郊外农家乐小聚小聚。言谈之间,王勇想起了十点钟要开会的事,就起身打开立柜取笔记本,结果他透过立柜的玻璃窗,看到朋友正将一扎人民币往他抽屉里塞。

“你把放在抽屉里的在西拿走吧。”分别时王勇说。

朋友面带难色地说明了来意。说刑警队前不久抓了几位小姐,其中之一是他朋友,欲请王勇放她一码。王勇最不高兴之事就是遭遇说情者。作为公安机关,一切按法律程序办案,有什么情可说,如果去照顾私情,那法律算什么?执法人员又算什么呢?王勇一直认为,在法与情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为此,王勇毫不客气地说:“你如果还把我当朋友的话,赶快拿起东西走人!”朋友再三求情,还说事成之后有重谢。王勇寸步不让,马起脸说:“你这是没把我当朋友看待知道不?你这是害我!快拿起走,否则我把你和红包一起送纪委去。”在王勇强硬的态度下朋友才怏怏而去。从此,王勇失去了一位朋友,但坚守了一方阵地。

第四次受贿是卖香烟的老大爷发现的。

王勇不沾打牌赌博,酒量也差,两瓶啤酒就可以把他放倒。但他抽烟,他认为抽烟有助于分析思考问题,不过,他抽烟有讲究,只抽大众化的一般香烟,不抽高档名牌货,他说高档名牌假的多,花钱买罪受,不划算。外人不太了解他这个嗜好,就把一条高档香送去了,王勇瞅了一眼,欲甩进垃圾筒,被妻子拦住了:“丢了太可惜,好几百啦,你们吃皇粮的不知道挣钱的辛苦。”下来,妻子把它送给了大门口卖香烟的老大爷。结果就送出了问题,几天后,老大爷拦住王妻,像捧着烫手山芋一样,无论如何要把那条烟退还给她。为什么呢?老大爷凑近王妻悄声说:“你拿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王妻很疑惑:烟是假的?烟发霉了?还是有别的什么问题?她捎回家仔细一检查,还真发现了问题,其中有几包香烟之中不是烟,而是钱!王勇把送烟人狠狠教训了一顿,说侮辱了他的人格。

“喊你谈受贿的问题,你却表起了功。你一月多少工资?你难道真不缺钱吗?”打黑勇士们有点坐不住了。

“工资不高,但完全够用了。要说用钱,你们都知道,我前妻开有公司,我兄弟开有公司,他们经营都不错,我要用钱,随时都可以张口,我有必要去贪占别人的小恩小惠吗?更何况那些都是陷阱,我相信任何一位真正的、纯粹的警察,都会像我一样不染尘埃的。”

(待续)

(责任编辑:刘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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