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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我们记忆的尘埃(八)

史洪愿:延安整风运动

——中共谎言1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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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8月10日讯】20.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冬春之际,在中共战时首府延安,随即在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开始了一场延续多年的大规模整风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是以延安为中心,又以在延安开展的运动最为典型,故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一直以来,中共都把“延安整风运动”称作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说它清除了教条主义的影响,树立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文革”后,一些敢闯党史“禁区”的学者却用全新的研究成果完全颠覆了这一定论。

高华先生所着《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便是这方面的一部代表作。该书通过对远近各种有关延安整风运动史料的辨析和梳理,拂去了历史的尘埃,再现了被掩盖多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的真实原貌。

从这本书中我们得知,延安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初,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却在1942年以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它最初表现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至1937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所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迅速转变为毛泽东对中共政治路线、组织机构、精神气质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1938年秋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于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次会议将毛泽东于1935年后在军权、党权方面的权力扩张予以合法化,使毛泽东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得到极大的加强。从1938年未至1941年秋,是毛泽东操纵局势演变并使其党内对手日益虚弱的权力再扩张的重要阶段。这个过程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达到高潮,以毛泽东当面向王明发起挑战并获得全胜而告结束。

在多年精心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的大幕终于在1942年初拉开。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是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场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包括诸多方面内容的党内整肃和重建的运动。它包含:党内上层的斗争与党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改组;全党的思想改造;审查干部的历史和“肃反”;新制度的创设。在上述几个方面中,党内上层的斗争和领导机构的改组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党记忆体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中共新传统。

经过多年的斗争,毛泽东改变了他原先在中共领导层内孤立的处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刘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泽东使中共核心层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和他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

造成历史上毛泽东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异端”想法和他个人的专断性格。经过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异端”主张大大有利于中共实力的扩展,这种结果,迫使中共党内的亲莫斯科派向毛泽东投诚,同时,也将中共高级军事将领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围。

毛泽东的专断性格最早暴露于1930~1931年由他亲自参与领导的“肃AB团”大镇压。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红色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年后,面对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暂时收敛了他的专断个性,但是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其专断个性在1941年后又再度复苏,而此时,中共高层已再无可能对毛泽东的专断行为予以有效的约束。

延安整风运动中最恐怖的一幕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以整肃全党干部为目的的“抢救运动”,它直接导致了上千人的死亡。

那年冬天,毛泽东和康生指控大部分国民党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集团。这下,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他们都曾是这些地下党的成员,或者是由这些组织介绍来延安的。为这个可怕罪名作依据的,只有一条口供,出自从甘肃地下党来的十九岁的党员张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轮番审讯的情况下,他终于说出了审讯者提示他说的话:地下党是特务机构。

就这么个借口,1943年4月,数千人被逮捕,关进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一处监狱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时叫“社会部”所在地枣园的后山沟里,可关三千多人。被捕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各自的机关或学校。所有单位全成了准监狱,封闭起来,由卫兵把守。毛命令各单位“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狱卒”的,是本单位的人,往往来自非国统区,通常只占一个单位人数的一两成。

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史达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犯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史达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员警盖世太保、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后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关押后,年轻的志愿者们被逼着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必须咬别人是特务。这不是真正抓特务,而是制造恐惧。延安也在真抓特务,那是不露声色地在暗地里随时进行。据毛的助手师哲说,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对志愿者所施的刑讯逼供,最常见的是不许睡觉,有时长达两个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类传统办法。还有心理恐吓,如吓唬说不招就把毒蛇放进窑洞,甚至假枪毙。在沉寂的夜里,远远近近的山沟,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受刑者的惨叫声传遍延安。

毛泽东亲自发出指示怎样用刑效果最佳,当然不是直说:“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词“逼供信”。1943年8月15日,他说:运动中“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毛这样仔细,是因为他需要受刑者将来继续为他服务。

与关押受刑相结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会。志愿者们一个个被推到台上,强迫承认自己是特务,“检举”他们的同志。被检举的跟着被揪上台去,逼着认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聋的凶狠的口号声中,不肯认罪的被当场捆起来拖走,押进监狱,或是上假枪毙的刑场。毛说这些坦白大会使人“恐慌到极度”。任弼时说,坦白大会“是一种极严重的神经战,在某种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讲,甚至比任何刑法还厉害”。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审讯和受审,一个接一个的坦白大会,还有各种改造思想会议。用开不完的洗脑会来摧毁人的意志,将成为毛泽东统治的一大组成部分。所有休闲娱乐,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仅有的一点点个人独处时间也不得安宁,那是写“思想检查”的时候。毛命令:“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

毛还要知道每个人都从哪些管道听到了,或向谁传播了,什么非官方的消息,把这些统统叫作“小广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李锐告诉我们:“很讨厌的,你要写听说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张三讲的、李四讲的,我自己跟谁讲过什么不好的话,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断挖、不断写、不断填。小广播表栏,起了很坏的作用。创表上到底填什么,何谓“不好的话”,故意不下准确定义,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尽量多写。有个人吓得填了足足八百条。

抵制一概被当作特务的证据:“你既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能向党汇报呢?”人们无法用隐私权来自卫。有个行政学院,里面的反抗情绪最高,在命令填“小广播”表的大会上有人发问:“是否晚上与老婆讲的话也要填?”引起全场窃笑。结果是发问者以及学院的大多数人都成了特务。毛泽东在1943年8月8日宣布: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也被打成特务,恐怕是过半数。

通过填“小广播”表,毛成功地让人们互相告密,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人们既然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讯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部不允许,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讯息的枯竭带来大脑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变去。为了表示清白,日记被纷纷交了出去。人们不仅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年轻的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1944年6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份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

斯诺夫人海伦对人说,1937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在毛泽东的强力驱动下,通过1945年中共七大,毛将中共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毛泽东的公共关系形象在整风前后也得到充分展现,伴随日益升温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气氛,毛泽东有意识地在全党和国人面前显现自己的领袖姿态。在公众场合和他与各方人士的会晤中,毛泽东常常扮演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诚恳、得体,从而赢得中共广大党员和国统区社会各界人士对他个人的普遍好感。但在党内高层,毛泽东放纵其刚愎自负、桀傲不驯的个性,对昔日政敌睚眦必报、对党内同僚尖刻嘲讽。由于毛泽东随时调换他的两副面孔,致使外界对他长期缺乏深切的了解。

高华先生最后的结论是: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主席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记忆体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主席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主席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方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21.争取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

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像,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曾经是中共在抗战和其后的内战时期一直高喊的政治口号。翻阅当年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以及中共领导人在各种公开场合的讲话,这方面的言论可谓连篇累牍,随处可见,颇让读者为之激动,甚至热血沸腾。

要争民主当然得首先强调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报》为庆祝“五四”发表了社论《民主和自由新论》,该文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对民主进行了讴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类似这般充满激情的精彩言论,在当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1945年2月12日的《新华日报》在回答一位名叫吴中民的读者的提问时曾这样说过:“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已。”(见《新华日报》1945年2月12日《答读者问》)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调子更高:

“民主能发挥无穷的伟力,唯有实行民主,事情才能办好。”

“实践证明了一切,谁还能丝毫怀疑吗?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

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为了鼓吹民主,中共党魁甚至亲自披挂上阵、摇旗呐喊。毛泽东就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国民政府应全面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建设好中国。

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见《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访问延安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时,还从如何防止“政怠宦成”与“人亡政息”的角度强调了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黄炎培回忆说,“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选自黄炎培着《延安归来》第二篇“延安五日记”)

其实,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的都是阶级斗争,而不是什么抽像的民主,更不会赞同西方“民主第一”的观点。可是,当年为了鼓吹民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共甚至置老祖宗的理论于不顾,对西方“民主第一”的观点也公开大唱赞歌,以至咋一看上去,这么热中民主的共产党倒像是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了。

翻开1943年9月15日的《新华日报》,赫然可见刊登在显着位置的社论《民主第一》。文中说,“美副总统华莱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员会发表演说,曾强调“民主第一”的口号。他认为不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经济上也需要民主;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需要民主。他说:“民主第一的口号,表示全世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都应获得自由”。“能巧妙遵循这样的民主第一的口号,并予以有力实施,则必能获得和平。”这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在法西斯侵略阵线秋风落叶般日趋崩溃之途的今天,为了实现和平繁荣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强调这种“民主第一”的口号,实在是必要的。”“然而仅仅强调这一正确口号还不够,必须在事实上实现这口号。”

别看共产党后来把美国民主骂得一钱不值,当年对它可是赞扬备至、推崇有加。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日。1944年7月4日这一天,《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以示祝贺,文章结尾处甚至高呼口号:“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1945年7月4日,为庆祝美国独立纪念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文中激情洋溢地写道,“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

1944年7月,毛泽东在与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谢伟思等人谈话时还盛情说过,“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当年,共产党的舆论宣传还经常提醒人们,实行民主在当时的中国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的社论《民主政治问题》说:“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他们好像忘记了中国今天是处在艰苦的抗战中,忘记了中国今天来实现民主政治,不仅是历史发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战特殊的迫不容缓的要求。”

正因为实行民主不仅重要,而且刻不容缓,所以共产党当年还义正词严地警告它眼中反对民主的人说:“万里长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经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了,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于是中国必须而且必然要实现民主了。”(《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1943年9月15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第一》)“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论英美的民主精神》)

鼓吹民主自由时是那么的慷慨激昂,争取民主自由时是那么的义正词严,谴责专制独裁时又是那么的义愤填膺……

共产党当年在抗战民主运动中这一幕幕的出彩表现,不但给许多善良天真的人留下了热爱民主自由的深刻印象,而且让追随它的民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有共产党才是带领中国真正迈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共产党取代国民党领导中国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国人民真正实现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但共产党究竟是不是真的热爱民主自由,到底是不是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不仅要看它在当政前曾经说过什么,争取过什么,更要看它在当政后到底做了些什么,有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共产党不是一向声称自己言行一致,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么,那就让我们把共产党在1949年当权之后所做的事与这之前所说的话一一对照一番,看一看事实究竟如何,真相自然也就大白了。

如果说绝大多数没有经历过国民党当政时代的中国人,对于共产党当年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激进言论与姿态都一无所知的话,那么对于共产党当政后对待民主自由的所作所为,有着亲身感受的他们却是再清楚再熟悉不过了。只要一谈到这个话题,如今稍有阅历和头脑的中国人,恐怕眼前都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所制造的那一幕幕惨剧:“土改”、“镇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反右派”、“庐山会议”、“四清”“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它们以饱含血泪的事实确凿地证明,共产党当政后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而不是当年它曾争取过的什么民主自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共产党的党魁无一不是世界上恶名远扬的独裁暴君。这一点,除了共产党自己和极少数深受其蒙蔽的追随者之外,如今没有人会存有疑义,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曾对此供认不讳——只不过那不是在公开场合,而是在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会议上。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曾大言不惭地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李锐《“大跃进”亲历记》)

国民党当政时代,共产党曾郑重其事地提出,“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并且对于人民实行这几种权利,是不是毫无保留地加以尊重。”“实现民主,完成民主建设,在一切主权还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区,问题是立刻使人民有权,立刻把人民的权利交还给人民,而且是毫无保留条件的实行还政于民,产生民选的政府,建立民主的体制,颁布人民决定的政令法律。”(《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

按照以上标准,共产党当政后,理当把大陆人民应有的权利毫无保留地交还给他们,让人民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政府的负责官员,决定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罢免失职的政府官员,撤废违反人民利益的政策法律。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国家的主权从来都不曾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人民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政府的负责官员,决定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也不能罢免失职的政府官员,撤废违反人民利益的政策法律,而这一切恰恰是共产党当年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共建制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中共未当政时所主张和争取的民主自由,恰恰是它当政后所背弃和践踏的(尽管表面上共产党一直热衷于装出一付热爱民主自由的面孔);而共产党没当权时所猛烈抨击和反对的种种“独裁暴政”,又无一不是它当权后所推行和坚持的(虽然它从不敢承认这一点);为了推翻国民党,共产党自己可以带头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但一旦它掌权后,却决不允许别人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换句话说,在对待民主自由的问题上,共产党当政后该做的一样都没做,而不该做的却一样不漏地都做了,而且做得很绝!

民间讥讽爱耍嘴皮子的人,常会说这个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满嘴花言巧语”,用它来形容共产党当政前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种种动听之词,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中国还有句老话,叫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专指那种不讲信用、出而反尔的小人,用来概括共产党当政后背弃民主自由,实行专制独裁的种种倒行逆施,更是再恰当不过了!

可见,共产党当政前之所以会那么起劲地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并不是因为它真的热爱民主自由,更不是因为它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图。

那么,共产党当年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的“醉翁之意”究竟又是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共产党掌权后抛弃民主自由、实行专制独裁的真实原因,从这种情况的发生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说起。

或许,有人会以为,共产党抛弃民主自由是因为它当政后发现大陆人民还不具备立刻实行民主自由的素质,所以暂时还不能实行民主,让人民获得自由,而只能先行专制。在作者看来,这种解释显然难以成立。因为共产党当年曾一再强调,在中国实行民主不仅刻不容缓,而且切实可行。

1939年2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政治问题》,专门批驳了有人借口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的说辞。文中说,“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

“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要知道,民众的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在这种方式下,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自身的教育和抗战事业,同时推向前进。”

1946年1月24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人民文化水准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一文,对借口中国人民文化水准太低,企图拖延实行民主的观点再次进行了批驳。文中说,“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

假若将来中国人民个个都能识字了,实行选举时一定便利得多,这是很明白的。现在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

……人民的文化水准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企图以此来拖延民主选举之施行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毛泽东本人也曾对到延安考察的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谢伟思说过,“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地区里看到这种不同之处——人民是生气勃勃、富有兴趣和十分友好的。他们具有人类抒发情感和精力的机会,他们已经从沉重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了。”(《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或许,有人还会以为,共产党抛弃民主自由是因为它觉得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不能实行民主,只能代之以专制。这种解释也行不通。因为这种观点恰恰也是共产党当年所明确反对的。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专门批驳了借口国情与外国不同认为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的观点。文中说,“当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工厂的时候,曾遭受一种激烈的反对。反对者并不能否认外国的确靠了枪炮机器而比中国强,但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

“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曾听见有一位乡下老先生说:中国人坐汽车会发晕,这就证明汽车只是外国人的玩意。现在却有些已学会了坐汽车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是适用于外国,不合国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么?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民主即科学》)

既然上面的解释都不能成立,自然应寻找另外的答案。

笔者认为,共产党当政后之所以会背弃它在国民党时代曾鼓吹和争取的民主自由,走上专制独裁的不归路,说到底乃是它的本性所致。

世界上的所有共产党都是喝着马克思主义的狼奶出生和长大的,都是人的私心膨胀到极端的代表,这就决定了惟我独尊、无法无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乃是它们共同的本性。正因为如此,共产党最看重、最想得到与最不会放手的莫过于对国家权力的独占。在没有掌握这个权力时,它会想尽各种办法从别人手中夺取这个权力,一旦获得这个权力后,它又会竭尽所能霸占这个权力,决不会和任何人分享它。而中共又与一般的共产党有所不同,它不仅是喝马克思主义的狼奶出生和长大的,而且还深受本国帝王思想和宫廷权术的影响,因而其惟我独尊、无法无天的本性比它的同类更突出,对权力的独占欲也比它的同类更强烈。所以,共产党的本性从来都是排斥民主自由,爱好专制独裁的。当然,共产党也深知当今世界民主自由不可阻挡,专制独裁不得人心,所以它行的虽是专制独裁的“实”,却又总是抱着民主自由的“名”不放,并且时不时还要搞点无关痛痒的所谓政治改革来装点门面。但不管它给自己披上多么花哨的民主自由的外衣,怎么进行所谓的政治改革,共产党都不可能真正放弃专制独裁,推行民主自由,因为那样的话,共产党就会自行瓦解,共产党就不再是共产党了。幻想共产党会实行民主自由,无疑于相信太阳有一天会从西边升起!

那么,既然共产党的本性就是排斥民主自由的,为什么在国民党当政时它又要那么起劲卖力地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千方百计地扮演民主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当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

国共第一次合作解体后,共产党被迫从城市逃往乡村,此后在国民党大军三番五次的围剿下,已濒临绝境。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入侵,共产党不仅不会有后来的做大,也许早就被国民党消灭了。正是由于外敌来犯,接着又发生了“西安事变”,共产党才得以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死里逃生,并与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共产党尽管取得了合法地位,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但依它那种惟我独尊的本性和与生俱来的权力独占欲,是决不甘于也决不可能甘于长久屈居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的,它一门心思想的始终都是如何推翻国民党,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不是挂在它嘴上的抗日。但共产党也清楚,这个目的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达到的,毕竟那会它还没有这个实力。因此,为了实现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目标,当务之急是先一步步做大自己的实力。怎么做大?除了想尽办法扩大自己的武装和地盘,最重要的莫过于跟国民党争夺民众。而在当时,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再好不过的工具。

抗战开始后的中国,民主自由的热情和呼声空前高涨,尤其是知识份子和各民主党派,更是积极踊跃,冲锋在前。在这种形势下,凭借中共已有的实力和影响,趁势加入中国民主运动的阵营,打出民主自由的大旗,摇旗呐喊,呼风唤雨,一来可以赢得民众的好感与追随,壮大自己的队伍和声势,从而在与国民党的权力角逐中增添自己的砝码;二来可以利用壮大后的队伍和声势,向国民党施加压力,扩展自己的政治空间,更好地削弱直至颠覆国民党的统治。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收敛了自己的政治锋芒,淡化了自己的政治色彩,甚至声称“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把自己迅速装扮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旗手和主将。

撇开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国民党不谈,从表面上看,当时的各个党派虽然都在争取民主自由,但彼此之间完全是同床异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作为西方民主主义的忠实信徒,各民主党派争的不仅是自身的民主自由,而且是全体国民的民主自由,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目地。而共产党则不同,尽管它表面上似乎也在为大众争取民主自由,但它真正争的其实并不是全体国民的民主自由,并不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自由,而是反对国民党的民主自由。不过,这也还不是它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它打的算盘是先把这个民主自由争到手后,再利用它去颠覆国民党的政权,最终取而代之,让自己爬上国家的最高权力宝座。共产党为什么常讲“民主是手段不是目地”,奥妙之一就在于此。当然,上面这种差别只是在共产党当政后,其专制独裁的真实面目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当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当年的这段历史时,才渐渐被有些人认识到,而在当时则很难被一般人所觉察。毕竟,那是一个政治风云错综复杂的年代,一方面,国民党在推行民主自由上的表现是那么的差强人意,另一方面,共产党上演的民主政治秀又是那么的逼真动人,普通百姓要想一下看清共产党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实在太难了。

正因为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真实目的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一旦共产党利用民主做为工具,凭借日益做大的实力,最终打败了国民党,成为它朝思暮想的国家统治者后,对于共产党而言,民主也就丧失了它原来的价值。掌权后的共产党哪里还需要用民主自由去对付国民党,它手里已经有了更好的武器——强大的国家机器。这个时候继续鼓吹民主自由,岂不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惟我独尊、无法无天的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干这种傻事的。因此,除了时不时喊几句民主自由的口号来装点一下专制独裁的门面,民主自由在此时的共产党眼中已毫无用处可言,抛之脑后当然也就是它必然的命运了。

其实,更准确地讲,共产党在对待民主自由上的言行不一,并不仅仅存在于其当政前后,在它当政前就已经存在了。按理讲,当年共产党既然那么热爱民主自由,那么憎恨专制独裁,那么义正词严地指责国民党阻挠实行民主自由,那么,在它自己统治的地盘,也就是所谓“红区”、“解放区”,特别是所谓“革命圣地”延安,理应率先垂范,带头实行民主自由,为国民党做出榜样。但事实恰恰相反,别看共产党一个劲逼着国民党在“国统区”里实行民主自由,但它自己在“红区”、“解放区”内搞的却一直是专制独裁的那一套(共产党建制后的专制独裁正渊源于此)。这方面的资料近年来披露的很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查,笔者在这里就不赘述了。看过这些资料之后你就会发觉,共产党在对待民主自由上其实一直都是言行不一的,只不过这种反差在其当政前后表现得更为鲜明,更为强烈罢了。

可见,共产党当年之所以要那么起劲地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纯粹是为了诱骗那些在国民党统治下热爱和梦想民主自由的民众,特别是中国的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跟随自己为推翻国民党卖命,而决不是因为它真地热爱民主自由,更不是因为它真地想让全中国人民获得民主自由,正像共产党当年之所以要给工人阶级套上“领导阶级”的耀眼光环,许诺农民“解放后过上好日子”,是为了诱骗他们为自己“抛头颅,撒热血”一样。这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共产党的骗子嘴脸和本性。

古往今来,骗子之所以能经常得逞,是因为他们都有一套骗术,能够以伪装的面目获得他人的信任。但骗子终究是骗子,骗术再高超,也终有露出马脚的那一天。

当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颠覆远比自己强大的国民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以民主自由为诱饵,成功地骗取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特别是相当一部分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信任和支持,从而逐渐坐大了自己的势力。但共产党掌权后,脱去伪装,峥嵘尽现,越来越多的人在经历了一场场政治运动的血雨腥风,饱受独裁者的践踏之后,终于渐渐认清了共产党玩弄民主自由的真面目。

今天,说谎成性的共产党仍在继续用假民主真独裁的把戏骗人,受其蒙骗者仍大有人在,他们依然把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的改弦更张上,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古人曰温故而知新。我们之所以要回顾中共当年以民主自由诱骗民众的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看清共产党玩弄民主自由的骗子本性和嘴脸。

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不管中共再怎么花言巧语许诺人民以民主自由,再怎么装模做样地搞什么政治改革,只要它的统治存在一天,中国人民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民主自由。只有从中共的谎言中彻底觉醒,义无反顾地抛弃它,苦难深重的中国才会真正迎来民主自由的曙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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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0 8: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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