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8月12日讯】22．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挑起了内战
关于抗战结束后接踵而来的那场内战，中共一直都说是国民党挑起的，其实不然！
1945年8月10日日本一宣布投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因立即考虑到中共势将乘机谋乱，甚至乘机叛乱，故特别在他有关对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中国）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同时向全国各部队发出了“应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8月11日，蒋介石委员长还就此项命令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称﹕“在今作战地区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
显然，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战胜国，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一个领导人民坚持了八年全面抗战，并获得了最终胜利的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其对敌受降的权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挥对敌受降的权力，亦同样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然而，中共及其“养在深山、长在敌后”的百万农民军队，却将“对日受降”视作他们走出深山、席卷敌后、直至打江山和夺政权的“非常历史机遇”。八年来，他们宁愿不抗日、假抗日、阴谋扩张直至阴谋卖国，亦就是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8月9日夜，当延安意外获悉日本投降和苏俄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延安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对日本“实行广泛进军”的命令。这个自八年抗战开始以来，由毛泽东对自己军队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命令，其重心，乃是命令他的军队“扩大解放区和缩小沦陷区”。 8月10日夜至8月11日下午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向他的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为此，毛泽东命令各地中共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甯次向中共军队投降”。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接到毛泽东命令的当晚，连夜召开会议宣布，决定派遣张执一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新四军代表名义，首先化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接应新四军解放上海。后因8月21日中共中央为全力抢进东北而电令停止进攻，保存力量，以便将来发动“民主运动”才作罢。
8月11日，朱德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由政府统一筹画受降的命令后，竟公然回电反驳，称蒋的命令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不公开承认你犯的错误，并公开撤回你这个错误的命令，我便彻底反对你的命令。”其嚣张气焰可见一斑。与中共及他本人在抗战初期对蒋的歌颂相比，实为天差地别。
8月13日，毛泽东又在为新华社所写的社论中颠倒黑白地说﹕“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解放军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理日本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正是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八年来养在深山、长在敌后、养精蓄锐、旨在打内战夺江山的中共军队，遂如猛虎出山般地开始了对受降权的疯狂争夺。同时，又因争夺受降权而开始了它的“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中共除于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强行对日受降以外，还曾对三万拒绝向中共投降的日军实行进攻、包围和缴械，对日寇打了一场八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的“大战和运动仗”，获得了八年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抗日战果”。同时，华北绥远的集甯、清水二县为政府军受降不过五日，即被8月12日自河北、山西一带急行军而来的三万中共军队所攻陷。9月11日，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时，竟被中共军队围歼三千余人。10月17日，中共又开始调动军队，对归绥的傅作义部展开包围……。
日本投降之际，中共开始“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的成果是惊人的。1945年8月26日，即日本投降仅两个星期，毛泽东就在他起草的对党内通知中得意地和赤裸裸地说﹕“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甯、丰城等处，我军威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甯、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甯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
两天以后，毛泽东就带着这一“开始全面抗战和立即发动内战”的巨大成果，赴重庆谈判“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去了。然而，他交下的“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的发动内战的命令，却没有因为他的赴重庆谈判而终止，甚至是变本而加厉。有统计显示，从8月10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五日的两个月间，包括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四十天，中共军队一共抢占了三百座县城。另一个统计显示，从9月11日到10月11日的一个月内，即至毛泽东回到延安的那一天止，各地共军所占据的城市已达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一带，平绥、北甯、德石、平汉、道清各铁路沿线，中共军队均控制了一些据点，以蓄意阻挠华北和华中的铁路交通要道，并威胁自山海关到杭州湾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涉的黄河沿岸，以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
遵照毛泽东临赴重庆谈判前所发出的指示，为切断铁路干线，抢夺要道，夺取“府城县城小市镇”，阻止政府军受降，中共甚至还成立了“交通控制队”，在华北与华中破坏铁路与公路。据统计，仅1945年10月一个月内，平汉铁路即被中共破坏十七次，津浦路被破坏十八次，胶济路被破坏十次。1946年1至8月份，津浦、平汉、胶济、北宁、正太、陇海、同蒲、平绥等铁路均遭严重破坏，各线被撤毁车站一百四十余处，被炸毁的桥梁达二百零八座，被撤除的铁轨五万七千余节，被毁掉的枕木达二十三万余根，被剪掉的电线十三万余公尺，被毁掉的车辆八十余辆。1945年10月间，中共军队甚至于河南决黄河，于江苏、山东决运河，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同时破坏工厂和矿山。由是，中共借争夺受降权所发动的叛乱实已首开内战的端绪。（本文选自辛灏年所着《谁是新中国》）
重大问题
23．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最高典范
中共一向称自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最高典范。但一个政党究竟是不是真爱国，不在于它自称自己是什么，关键要看它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在损害还是在维护本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此，就让我们来考察一番中共半个多世纪来到底是如何对待民族和国家利益的。
一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送来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有共产党。
如同旧沙俄一样，新起的苏俄也有着强烈的对外扩张的野心。中国不仅是古老的东方大国，也是它最重要的邻国，当然是它想染指的一个重要国度。因此，苏俄建立不久就积极开始了对中国的渗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建立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党把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输入到中国去，从而最终达到将中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内的目的。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整个过程来看，不仅建立中共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苏俄，而且建立中共的具体设想也是由俄共和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明确提出的，中共的筹备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们的一手指导下按部就班进行和完成的，即使是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也是由他们挑选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是由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信徒们做的，但领头的起着主导作用的始终是对中国怀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产国际。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苏联人出钱直接策划和指挥中国的左翼激进知识份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不仅是苏俄对中国进行政治渗透和扩张的产物，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俄共“儿子党”。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表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议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一年后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中共的第一任领导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所以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实是共产国际的亚洲中国支部，以俄共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执行的是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等各个方面均听命于俄共。
这种与生俱来的出生“胎记”，注定了中共不可避免要充当苏俄侵华的政治工具，为苏俄的在华利益服务。早在1921年的“一大” 宣言里中共就赤裸裸地宣称：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从中国分离出去；可以加入现在世界上的某个“民主联邦”。这里所谓的某个“民主联邦”，它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就是中共的主子苏联。
8年后，1929年7月，中国东北地方当局根据中华民国政府要逐步在中国境内收回中国主权的决定，根据1919、1920年苏俄政府曾公开发表的“放弃一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宣布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不料苏俄非但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宣言和声明，而且于1929年8月宣布与中国断交。史达林并调动10万大军，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自卫，命张学良负责国境边防，兵分东西两路，进行阻击和抵抗。史称“中东路事件”。
1929年9月26日，史达林给中共发来指示：“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俄，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又频频发来电报，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俄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
1929年11月，李立三在中共“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俄’，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时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称：“中东路事件”是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进攻的开始。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60号通告，标题是“执行武装保卫苏俄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于是中共在南方各省大搞武装暴动，牵制中华民国政府军，使之难以北调抗苏，与苏俄在北方的武装侵华里应外合。曾被中共媒体炒作的黑瞎子岛，就是在这次“中东路事件”中被苏俄强占的。在苏俄公开武装侵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共竟为一党之私甘当汉奸、走狗，出卖民族利益。
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正当中国国难当头之际，第三天，也就是9 月20日，第三共产国际就电告中共中央机关：“必须趁着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要更进一步的武装保卫苏联。要在中国发动暴动，罢工，游行，示威，来夺取或推翻国民党南京政权”。
趁着国民政府军从江西抽调部队北上布防，中共红军立即扩张，攻陷了赣南的数县。11月7日，中共果然在江西瑞金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改革，发动武装暴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第十四条赫然宣布： “我们赞成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自成一国”。此条款用意已在前论述，就不在此重复了。日军侵华固因其军国主义野心膨胀，但又何尝没有当时被称为“赤匪”的中共在中国境内频频生乱，致使外患有隙可乘的因素呢？！
二
日军侵华是中华民族上世纪面临的最大一次民族危机，也可以说是检验一个中国政党究竟是不是真爱国的试金石。
如果中共真的爱国，那么，当日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它理应将民族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与国民党一同齐心协力抗击外敌，但中共的所为恰恰相反。虽然它嘴巴上把抗日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却处处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蒋的策略，借日本人入侵，国民政府无暇他顾之机，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实力，为日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做准备。
在中共看来，中日战争不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正如毛泽东多年后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因此，与日本开战后，中共坚持红军不打正面战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中共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它命令自己的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进时，在日军后方占领土地；它还命令自己的部队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大力收编溃散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不断地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日军席卷过山西时，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总之，中共的主意就是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扩军占地，按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在1938年下半年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
毛为打内战开绿灯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1940年1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八千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两千五百万人口。是年22日，中共给莫斯科的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千人，山西一万人。”3月，在史达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又全歼六千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10月初，新四军在黄桥一举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军队，击毙两名将领。
50多年来共产党自我吹嘘的抗日战绩，不过“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而已。“平型关大捷”歼敌一千多人，袭击的是侵华日军辎重部队。而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认为此举帮助了蒋介石，暴露了中共军队的实力，违背了中共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内部指示。第三国际派驻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提到，“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占领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出击和反击。…… 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的禁止了。……我们下来和战士一起抽起烟来，他们承认说，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来碰我们。”
抗战期间，中共不但不积极抗日，还与日本军部及汪伪政权勾结，共同反对积极抗日的国民政府。大陆出版的几本关于中共情报要人潘汉年的传记，都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1949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正如历史学家、《中共壮大之谜》一书作者谢幼田所指出的那样：“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八年抗战，两千万中国人失去了生命，但中共却把它变成了一个扩充实力，与蒋介石争权的良机。结果，在这场民族自卫战中，积极抗战的国民党政权被极大地削弱，中共则乘机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一百三十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六十比一，抗战结束时是三比一。
难怪毛泽东生前多次说过，我们（中共）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时，曾为日军当年的侵华罪行道歉，毛却说：“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
三
（外)蒙古原本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是苏俄出于自身的利益，一直策划将其从中国分离出去而成为自己的附属国。
1945年2月11日，苏联和美英在雅尔达达成了协定，同意苏联对日参战的条件的第一条为：“(一)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当时的形势是，国民政府不同意蒙古独立；美国坚决反对蒙古独立；英国不反对也不支持，保持中立。中苏友好同盟协议的条件是苏联不能协助中共和蒙古人民党以及新疆的独立分子搞蒙古独立或新疆独立。但后来实际上苏联却违犯协定，幕前幕后操纵和极力支持蒙古和新疆闹独立。
在苏军从东北三省撤军后，苏俄控制的共产国际命令中共马上发动革命从国民政府手里夺取东北三省，同时命令蒙古人民党马上革命搞独立。由于苏联操纵蒙古独立，违犯雅尔达会议决定和中苏协议，所以蒋介石拒绝签雅尔达协议真本。国民党政府虽然坚决反对蒙古独立，但还是尊重蒙古人民的选择，同意蒙古人民进行公投。
然而当时在蒙古许多地方，苏军用武器逼蒙古人去投票独立，而且苏军也参与了投票。（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公民表决是公民在没有外国驻军的情况下自由表决。） 因此，美国联合国代表离开外蒙古后拒绝承认蒙古独立。之后蒙古从1946开始12次派代表团到中国谈判要求签署友好协定承认蒙古独立，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工作委员会拒绝了他们的独立要求，也拒绝了他们交换地图的要求。从1946年到1949年，外蒙古一直在中华民国的地图里。
但是投靠苏俄甘做傀儡的中共却一贯支持外蒙独立。毛泽东1939年就明确指出外蒙古是独立国家，不属于中国。在中国境内，中共甚至先于伪满洲国政府公开承认外蒙古是独立国家。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宣布与蒙古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当时全世界只有苏联、中共和蒙古建交。
1950年7月3日毛泽东在接受蒙古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呈递国书时的答词中称：“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不但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且正朝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前进，中国人民衷心地为蒙古人民的这一成就庆贺。”
1950年《人民日报》摘引了郭沫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文中针对中国人民失去外蒙古后的遗憾心情，这样说道：“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
四
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力、尼布楚、庙街、外兴安岭、库页岛、江东六十四屯……这些地名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也许永远都无法消除。炎黄子孙的祖先们在中国东北曾经留下了这片肥沃的土地，而如今它们却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和屈辱。而造成这一切的正是中共，特别是所谓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
众所周知，1840年以后，清政府腐败软弱，沙皇俄国乘虚而入。遍观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虽然不乏割地赔款的内容，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一样侵吞了如此多的中国领土。更为恶劣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被其他国家占领的中国领土绝大多数都归还了中国，唯有前苏联不但寸土未还，反而对中国进一步地蚕食侵吞。
沙俄在入侵中国的过程中，签订了十七个不平等条约，其中侵占土地最多的有三个，即《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加起来一共从中国割走超过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沙皇俄国除了逼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北洋政府订立城下之盟，以条约的形式侵吞中华国土外，还公然使用武力对条约规定为中国领土的地区进行吞并。
如1900年7月中下旬，沙俄借口中国发生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出动17万大军将《瑷珲条约》中划归中国的江东六十四屯围住，对数万居民进行凶残杀戮。女人遭到奸污，许多人被俄军烧死，逃出者不足半。一时逃出村子者在黑龙江边被俄罗斯追兵射杀，血染江水，未及过江者被一同逼入江中。江东六十四屯自此被沙俄霸占。
中国历代政府曾尽力抵制俄国的入侵，自中华民国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也都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中共政权也曾声明并坚守：“对于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的边界线，中国历届政府都未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予承认。”
但1999年12月9日和10日，中共党魁江泽民却置民族和国家利益于不顾，背着中国人民，在北京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那片本来完全可以如香港、澳门一样回归祖国的土地，却被江泽民和中共背着全国人民，拱手奉送给了俄国。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它彻底否定了清朝康熙年间中国官兵浴血奋战换来的中俄边界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承认了从中华民国到历届中共政府都拒绝承认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包括《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不仅如此，《议定书》还将大片未经签约而被沙俄强占的领土永久性地划归俄国，这其中包括1953年联合国大会表决裁定为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约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贵州省面积），还包括连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都承认是中国领土的江东六十四屯（3600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面积的3倍多），以及自金代开始即归中国管辖、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明确划归中国的库页岛（7.6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台湾面积）。
《议定书》共出卖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宝贵领土，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的总和，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江泽民还将图们江出海口划给俄国，封死了中国东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本来连不平等条约都没有签，却被沙俄直接侵略强占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江东六十四屯、库页岛等中国领土，是完全可以依法讨还的。但江泽民不但不讨还，反而又拱手送出去，因此被知情国人称之为“当代最大的卖国贼”。
专家们指出，中共党魁江泽民签订的这个卖国条约实际上斩断了中华民族的生路。中国人的祖先留下的这片辽阔而肥沃的土地，不仅覆盖着大片原始森林，而且蕴藏丰量的矿产和石油，是未来中华民族腾飞和崛起最宝贵的生存资源。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原始荒漠及彻底荒漠化的国土约占国土总面积的33%，严重水土流失的国土约占38%，而剩下生存条件较好的国土只占国土总面积的不到1/3！中华民族的人口重心已经从中原黄河流域向东南退到沿海一弧、沿（长）江一线，背后已是大海。人口还在继续增加，耕地还在继续减少，环境还在继续破坏。中国国土对人口的承载力已逼近极限。而被江泽民出卖的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本来是中国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实际上江泽民已经把中华民族的后路彻底斩断，把炎黄子孙逼入绝境！
纵观中共成立之后八十多年的历史，它不仅从未真正关心过中国人民的利益，从不关心中华文化，甚至也从未真正关心过国家领土的完整，对它来说，其一党私利永远高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这样一个在民族危亡时刻投靠外国政治势力，分裂国家，出卖国土、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党，怎么可能真的爱国呢！？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