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乐———人间和谐
华夏先民钟情礼乐，乐舞迎神，既为了悦神，也为了自娱。同时，乐舞流行，也不止于宫廷上层，民间百姓也与钟鼓之乐结缘。《关雎》描写百姓的迎婚嫁娶，同样“钟鼓乐之”。《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都是各地流行的民歌，里巷吟唱，山野放歌，可见古时音乐的普及。
《礼记•乐记》是我国早期的乐理著作，阐述了音乐的本源和审美的特征，倡导音乐的教化功能与礼仪的关系。《礼记•乐记》云：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音乐是感情欢乐的表现，是人情人性之所在，不容轻慢，更不能禁绝。《礼记•乐记》进一步阐析：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是人们面对外部事物或情景时的感动。感动的心曲，发于心，抒为情，或弹奏乐曲，或放声歌唱。音乐是心灵意趣的表达。因此，颂善抑恶，取舍当有原则。
《礼记•乐记》进而提出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也。”所以，“乐者，通伦理者也。” “礼乐皆得，谓之有德”。乐是礼的载体，礼是乐的灵魂，乐，使礼的社会教化伴随美好感情的引导，春风化雨，润人心田。孔子击节赞赏，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也”，就是对诗教的倡导。孔子身体力行，他编选《诗经》，追求“诗无邪”，把道德伦理的教育与审美感情的教育融为一体。
音乐创造人间和谐，是礼乐文化的根本目的。《尚书•舜典》描绘音乐演出时的场景：“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克者，能也，音律和声，要达到“神人以和”的境界。《史记•五帝本纪》则把“八音克谐” 直接写成“八音能谐”，这清楚表明：音律表达的应是和谐的精神。
孔子也说：“歌乐者，仁之和也。” 把和谐作为音乐审美评价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就是这个标准的实施。《韶》乐，相传为舜时的乐舞，能使凤凰来仪，百兽率舞。《韶》乐歌颂的是和平之德，故尽善尽美。孔子自诉，聆听《韶》乐后，痴迷入神，竟“三月不知肉味”！《武》乐，是赞颂武王伐纣的武功乐舞，有炫耀武力之嫌，故虽尽美而非尽善也。乐曲的演奏，必须为人间和谐境界的造就，为和敬、和顺、和亲感情的培养，送阵阵钟鼓，送声声琴箫。“歌乐者，仁之和也”还表明，歌乐奉献的是一片挚爱真情，不仅止于喧闹的音响。孔子曾质问：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歌乐不是钟鼓齐鸣的热热闹闹的形式，音乐的演奏，是为了实现礼乐的教化使命。
儒家把礼乐作为调节社会矛盾的手段，他们曾把音乐分为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治世之音，系指周之礼乐，用圣人之道抑制小人之欲，称为和乐。乱世之音，系指流行在郑、卫等国的通俗乐曲，涉及男女情爱，曾被斥为淫声。当然，这一苛责，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亡国之音，系指殷纣王命师涓作的长夜靡靡之音，腐败缺德，必将灭亡。这些理念，都是为了不乱雅乐，坚守音乐强大的教化功能和审美魅力，发挥音乐对社会稳定的维护功能。
崇尚音乐，是我国历久不衰的传统，我国古代，曾留下了很多感人的和音乐同体的人生故事。蔡文姬流落匈奴十二年，思故土，怀幼子，一曲《胡笳十八拍》，是她心灵苦难的史诗，千古流传。嵇康临刑前，顾视日影，弹奏一曲悲歌《广陵散》，抒一腔愤懑不平之情，几成千秋绝响。古曲《梅花三弄》，以音乐形象，描绘月夜梅花不畏严寒香飘天地的气度。古曲《阳关三叠》，抒发离愁别恨，牵动了多少远行人的心！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三叠》，已成世代绝咏。春秋歌唱家秦青，一曲高歌，山谷和鸣，林木震荡回响，白云凝静不动， “响遏行云”，佳话长留。卖唱女子韩娥，雍门清唱一曲，人去三日后，袅袅歌声，依然在耳， “余音绕梁”，典故犹存。最难忘，俞伯牙一曲《高山流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钟子期听琴知心意，知音难逢。祈愿华夏子孙景仰先人的智慧创造，成为礼乐文化的知音。
责任编辑﹕泽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