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3月03日讯】晴耕雨读虽说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但乡野之地终非烟尘繁华的都市可比。农闲之余也会常常同村里的古稀老者扯些闲闻旧事，清楚了历史大背景后再听听这些老者的叙述，发现苦难生活原本也是这般丰实和厚重。令我惊叹的是这些跨越了民国和中共国的老人们在经历了九死九难后生命竟是如此地坚韧！在这个漠视生命遗忘苦难的国度，我愈加地觉得这些健在的老人们如是此地弥足珍贵。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闲暇之余记述一二，算是一种另类的纪实吧。——题记
饥饿初体验——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旧社会一句励志的话，在新社会人民公社时期的广大农村却是一句无奈的话！1970代初，我年龄尚不到十岁。那个年代我父母每天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在家庭里我是长子，稍大一点的我除了管带弟弟外也要承担打草喂猪/捆草做饭/喂养鹅鸭这样的家务。很小的时候我家在生产队就属于“超支户”，年底评工分后辛苦劳累了一整年的父母依然会被告知欠生产队多少多少“工钱”。通常，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一是靠家庭的小孩子们拾粪给生产队折算工分，还有就是把自家养的牲畜出售给公社食品厂换取工分。记得有一年年关边，父亲把家里养的一头大肥猪赶往公社的食品厂，我是怀着欢天喜地的心情，以为父亲卖完猪后会给我买布料做件新衣服过新年的（计划经济的年代那是要票证的，小孩子只有过新年时才会做一件新衣服，这样的一件新衣服在安徽的农村被称为“爆仗皮子”）。谁知父亲回来时只手上只带回家一把新菜刀，卖猪的钱全部抵了欠公社的工分！
小小的年纪，贫穷的中国广大农村。土灶大锅做米饭这类困难是父母和孩子们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事情，于是父母就特意定制了米盒和水桶，这样并解决了米和水的比例难题。用来生火做饭的柴火也有父母出工前划好份量的，而且母亲还教会了我如何通过“闻和听”来判断米饭是否夹生或者焦糊。一般稀饭总是会做的多一些。为了解决做饭时间过早或者过迟的难题，父母在自家屋前的场地上划下不同的道道作为印记，根据房屋影子达到印记的不同来取舍做饭的时间，很准。
那时候水乡的青弋江流域农村，社员会用一部分大米去宣城丘陵山区的农村兑换红薯干丝，虽然红薯干丝的口感和营养都不及大米饭，但是在那个粮食极度短缺的饥饿年代，不失为填充肚子的好办法。而一到了菱角采摘的季节，母亲每天都会烧上满满的一大铁锅菱角来代替一顿晚饭，这样的事情几乎家家户户都是。
五月，又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有一天下午，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母亲不知为什么意外的回家了，并且告诉我这天的晚饭不用我做了。是母亲用家里很小的一口“钢精锅”在伙房夹角的小土灶上生火做的。我高高兴兴地和小伙伴们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饭的时间不知道父亲去了哪儿，于是我呼唤母亲吃饭。母亲打扫着房屋前的场地回答：“你们吃！”，我和弟弟开始吃了一碗于是又呼唤母亲，母亲依然在扫着那块场地，她还是说：“你们吃饱！”。母亲那天似乎怎么也扫不完那块场地，她扫了一遍又一遍。我说：“妈妈，我们把锅里的饭吃完了”。
母亲这次没有说话，只是仍然还在扫着场地，母亲始终背对着我和弟弟，这时我却猛然发现母亲压制着自己在抽泣！苦难就这样一瞬间让我长大：我勤劳的父母正面对一双儿女无米下锅的窘境。饥饿初体验，这刻骨铭心的记忆伴随我一生也无法抹去，我想，自己今生之所以对共产党刻骨仇恨和对共产制度无比厌恶，起初就是源于这痛苦而屈辱的记忆。
村里有个割死人肉充饥的毛毛头——
“汪溪坝有个毛毛头，趁着黑夜头，拿着镰刀头，跑到长山头，打开棺材头，割下死人头，放在灶公头，烧在锅里头，吃在肚里头……”。这是家乡流传已久的顺口溜，它完整地记述了三年大饥荒期间一起人相食的事情经过。这个叫汪溪坝的地方现在和我还是同属一个行政村，距离我家不到两公里，顺口溜中提到的长山头就是现在的芜湖县殡仪馆所在地。由于这故事的不可思议，我曾经多次向老人们询问起事情的真伪，得到的结论是肯定的。
类似的事情在家乡还有发生过多起，我的一个在生产队当管理员的舅爷爷，在世时他就和我说起过大饥荒时自己吃人肉的经过（在宣城）。现在一位还健在的邻居老人他的弟弟就是饿死在大饥荒年代，我这个小小的自然村子里活活饿死的人就有好几个。人被活活饿死是十分痛苦的，每每和健在的老人们谈到单个人的死亡情形老人们都会有比较细致的描述，而前面相距也不远的几个小村子里则有几户人家是死绝了的。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自1959年，共发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发生302起，蚌埠专区发生721起，芜湖专区发生55起，六安专区发生8起，安庆专区发生2起，合肥市发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这是官方自己目前能够公布和承认的数字，根据我的统计和推算我们芜湖专区发生人相食的事情实际应该远远超过55起。
荒诞不经，人性泯灭——
大饥荒中除了发生人相食的惨剧外，偷食动物尸体是常有的事情。今芜湖花桥镇周村湖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一个被村民叫作“小弟信”(本名周地信）的人，因为饥饿难忍在村边山坳将公社一头生下来不久的牛犊偷偷打死，后全家煮食，被发现后立即当成“阶级敌人”拉上大会批斗。整件事的荒诞之处在于批斗大会，当地积极分子民兵骨干刘国民在批斗大会上声嘶力竭，上纲上线，其中在家乡流传至今的一句批斗词是：“小弟信，偷杀耕牛尝口味……！”
事实上在开始发生大饥荒的1958年的前两年，安徽农村已经普遍吃集体大食堂。就芜湖县来说，在大办钢铁期间并已经发生中共抢夺农民粮食的事情，芜湖县大办钢铁的小高炉是在东门渡，抢夺粮食的动员大会也在东门渡召开的，会上曾有村干部被逼报出夸大了的粮食数字，而会后立即则有民兵持枪跟人到队里抢粮。我所在的村被民兵怀疑村民私自藏粮，挨家挨户搜查不算还去田野的草垛中翻查，结果是再也搜不出粮食了。
“大干部吃米国家发，小干部吃米机子夹，老百姓吃米砖头擦！”从安徽农村流传的这句顺口溜中能够得出为什么在大饥荒中饿死的是最广大的农民的原因了。当中共一边以共产主义天堂般的神话诱惑广大的农民，一边同时把中国底层社会流氓文化再一次发挥到极致。
共产风吃集体大食堂，中共首件事就是强制收缴所有农民家庭的炊具。“要铁砸锅，拆梁引火”这是结合大办钢铁同时进行的。民兵白天收缴炊具，晚上还要继续站岗放哨或游走于各村，谁家有灯火或烟囱冒烟并会被发现。还有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大搞互相揭发，邻里夫妻间告密。黄池公社永兴大队的胡腊生翟春花夫妇是这种夫妻间告密揭发的代表。
当时这个叫做胡腊生的丈夫是积极分子，骨干分子。上半夜的时候妻子翟春花躲进集体农场尚未成熟的小麦地里用手搓揉了大概一斤的青麦泡子，被丈夫和另一位民兵发现后收缴了青麦泡子。下半夜站岗放哨的丈夫回家，又发现自己的妻子翟春花用瓦罐盛水煮了两碗份量的有麦粒和野菜掺和的“饭”（那时家里的铁锅早已经被上交了）。丈夫胡腊生又将妻子翟春花的“饭”连那瓦罐端到集体农场上交。
即使是这种“积极响应党的政策”的积极分子，其家庭本身并没有在大饥荒中幸免。胡腊生的父亲就是这样被活活饿死的，临断气时其父亲嘴里不停地叫唤：“我要喝米汤！我要喝米汤！”
村子里面见证了这件事并能幸存下来的老人回叙，胡腊生的父亲临死前躺在木床上已经人瘦的前胸贴后背，宛如一张薄纸。
老人们还谈到各种野草树皮的难咽度。听的多了，即使是那场大饥荒后出生的我也能给出一个野草树皮难咽度的排行榜了。
结束语——
如果那时的共产中国是个极度否定人权，人性遭受泯灭的人间地狱，那么今天的大陆社会何尝又不是这样的丑恶？！和老人们相谈时我都会反复提出同一个疑问：当你们被共产欺骗诱惑，在1958年之前的那一二年里你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大饥荒？提出这个问题对于一生受尽苦难的这些老人们或许是很残忍的。中共搞经济始终脱离不了大跃进式的思维，管理社会又偏爱采用文革运动式的办法，只要党国体制依旧未改，谁又敢说下一场动乱和饥荒不会还是发生在大陆中国呢？
愿上苍保佑这片土地上历尽磨难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