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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惠林: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崩坏(四)上篇

杨小凯举中国出口的强项电视机为例,指出全世界到处都是中国做的电视机,而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它基本上是进口电视机生产线,就是模仿技术,但是这些工厂都是国营工厂。它制度上是不模仿的,利用这个,再加上出口导向,想要赶超、跨越。(FREDERIC J. BROWN /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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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9月19日讯】

七、中国经济还能红下去吗?

如上文所言,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号称有着神传文化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悠悠岁月中,曾有过如大唐盛世的辉煌,也曾有受八国联军欺压的落魄日子,更有被共产党筑起铁幕蹂躏、十年文革的人间炼狱悲惨岁月。好不容易在1978年底实施“放权让利”的改革开放政策,经济面开小门,以所谓“渐进式”的改革期望再造辉煌。

迄今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都是在维持共产极权一党专政下进行,其改革成效却一直争议不断,自21新世纪2002年章家敦著作《中国即将崩溃》震撼弹之后,两极交锋更见热烈。一边是大声赞“经济崛起”,另一边则疾呼“崩溃在即”。不过,壁垒分明的两边阵营,其成员有抱持“始终如一”观点者,也有两边游移不定者。谁是谁非?

(一)崛起、崩溃何者正确?

大致上,千禧年之前,对中国经改持悲观者占多数,之后则急速反转,但2008年北京奥运后却又再回转,然而该年底全球金融海啸肆虐,局势却又扑朔迷离。不论如何,中国经济的演化不只是中国内部和中国人的事,它与全人类的福祉也紧密相关,对于台湾人民来说,更是唇齿相依,“知已知彼”才可保平安。那么,汗牛充栋的资讯中,如何选择吸收呢?

林毅夫(本名林正谊)这个人及其著作、2009年出版的《解读中国经济》(原名:“中国经济能红多久?”)这本书着手剖析是很好的方式。该书是值得一读的作品,因为作者具基本的学养,有十分坚定的理念,以及面对问题不闪躲不怕挑战的治学态度,加上他有第一手的资料和难得的亲身体验,其观察心得和作品就不能轻忽。不管认不认同作者的评断,都可由该书获得启发,正如华裔国际著名产权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所说的:“大凡一本值得读的书,内容是否正确并不打紧,最重要的就是它有没有启发力。……概念清楚,具有启发力的书就是值得读的书。”没错,这是一本具有启发力的书。

其实,不用我推荐,该书在台湾和各地华人圈也可能像它在中国一样,会是一本畅销书,主因是作者这个人。首先,林毅夫在2008年5月就担任世界银行执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且是第一位来自开发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其言行动见瞻观,影响力岂只不可小觑!其次,林毅夫在1987~90年担任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93年改任该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起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可知对中国经济,尤其最重要的农村经济,理论和实际兼有。第三,林毅夫是在台湾宜兰出生、长大并在台大农工系肄业,1978年获台湾政大企管所硕士,当兵期间(1979年5月16日)自金门马山驻地游泳叛逃至中国厦门,1982年获北大经济系政经专业硕士,随即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并在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次年且曾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

这一段经历除了显示林毅夫的基础教育是在台湾打下的之外,还告诉我们他未经历过文革、也没有自小就长期浸淫在中共党文化中,最重要的是,林毅夫在全球自由经济或淡水学派大本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得到博士,很难没有智利“芝加哥小子们”(Chicago boys)的鲜明自由经济改革色彩。台湾乡亲们除了对林毅夫有着亲切感外,更想由该书窥知他是否受到中共洗脑,是否坚持知识分子的信念。

对于我来说,更有急切一睹该书的缘由。因为我在1985年曾到芝大经济学系当一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林毅夫正在撰写博士论文,除了曾面对面和林毅夫接触聊天,听林毅夫坦白地陈述他跳海游至对岸的始末外,当年的圣诞节前夕,芝大中国同学会还举办一次海峡两岸经济发展座谈会,由两岸的经济学访问学人参与,会中我们两位来自台湾的访问者(另一位是张清溪教授),以自由经济理念阐述台湾经济奇迹。林毅夫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坦率、具理想色彩并有理念的一个人,如今过了30多年之久,沧海桑田、人事全非,林毅夫是否改变了呢?这本书正好可作为验证。

认同市场经济

匆匆浏览一遍之后,我觉得林毅夫虽有被中共刻意培养作为样板,以及具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之嫌,但还保有市场经济理念的本质,没有被政治化而陷入意识型态泥淖中。该书是林毅夫根据他过去十多年在北大讲授“中国经济专题”的讲课内容整理而成,以“史”为经、以“论”为纬,分十二讲和两个附篇,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作为开场,接着依序谈中国为何没出现科学革命、近代的屈辱和社会主义革命、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东亚奇迹、中国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中国经济成长是否真实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市场体系,以及反思新古典经济学。

林毅夫在剖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时,以扎实的理论基础作了针砭,而且也认为市场机能、价格机能健全运作才是活路,问题是:如何由原先的管制朝向市场开放?这也是自1978年底改革开放以来的老问题,更是最根本的关键课题,而中国经济会不会火红下去或衰颓,也是系于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其实这也就是我在上文所谈的“渐进”或“激进”改革方式较佳的差别。

制度、产权是根本

我们知道,中共采用渐进方式,林毅夫以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发展来证明其成功,而且以苏俄和东欧“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改革成效不彰作为映照,于是他认为在中共高最权力的主导下继续缓慢朝向扩大、开放市场,中国经济就能再红上二、三十年,甚至更久。在我看来,这是最大的迷思。

林毅夫在探索中国由早期盛世突然衰落中,不认为问题是出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他认为中国经济中落的关键在于技术成长的速度。因为西方采取实验型技术变迁,而中国采取的则是经验型技术变迁,技术演化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西方。就此,中国突然从国际舞台消失。

林毅夫从解答上述问题,进而找到中国经济持续火红的关键:藉由经济与社会的改革,让中国快速弥补先前落后的技术演化速度,一个落后国家转变成工业先进国家,重新站上国际舞台的中心,扮演全球经济火车头。

其论述的支撑点有二:

一是,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角度,剖析中国政府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如何发挥比较优势和利用后发优势追赶已开发国家。

二是,很重要的一项规划“新农村建设”。林毅夫相信,中国最大的存量需求在农村,只要能够改善农村的基础建设、改善农村生活生产环境、缩小城乡差距,便能刺激农村需求,进而消除产能过剩和农村劳动力障碍、提升农村所得,解决中国通货紧缩的困境。这项建设新农村的规划蓝图,预计要到2020年才能有效达成,这也等于提供了我们对于“中国经济能红多久?”这个问题直接的答案。

这样的分析是很有道理,问题是:在中共最高权力的主导下,能不能行得通?我在上文中已借用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的话来回答:“行不通!”就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角度,或者由“后发优势”的角度上看,也很难站住脚,因为中共引领下的中国经济呈现的是“后发劣势”。我们就以另一位已奠定全球学术地位,却不幸于2004年7月7日病逝、出生且成长于中国的华人经济名家杨小凯的说法作为对比。

(二)后发优势V.S.后发劣势

杨小凯对中国内部都在讲的“中国有后发优势”深不以为然,他举一个叫作沃森的已过世经济学家所提“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的观念。毕竟后发国家可以模仿先进国家,少走弯路,但是你可以模仿制度,你也可以模仿技术。日本当年走的就是模仿制度,政党自由、专利制度,它都模仿,这样会有后发优势。但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就会形成后发劣势。因为光模仿技术,短期内发展实效很好。但不模仿制度,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一样。制度就像高速公路,你到一定程度汽车就走不动了,结果前功尽弃,可能一下子垮下来了。

杨小凯以苏联为例指出,苏联一九三0年代、五0年代的增长率比经济崛起时的中国还高,西方搞的大量生产,生产流水线,标准化,什么泰勒科学管理,在苏联叫定额管理,它都学,雇了很多美国的专家,但是制度不学。制度还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它用一种非常落后的制度去模仿非常先进的技术,那增长率很高啊。那又怎么样,说垮就垮了,它一下子就垮下来了。

据杨小凯观察,中国所用的工业化模式比当年苏联更厉害,它模仿香港、台湾,叫劳力密集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但它制度不模仿的话,有可能这个技术模仿的潜力耗尽以后,就像苏联一样垮下来。杨小凯举中国出口的强项电视机为例,指出全世界到处都是中国做的电视机,而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它基本上是进口电视机生产线,就是模仿技术,但是这些工厂都是国营工厂。它制度上是不模仿的,利用这个,再加上出口导向,想要赶超、跨越。杨小凯认为,长期来说,这种策略是会失败的,就像苏联,技术模仿的潜力耗尽后,制度的弊病就会暴露,所以这叫做“后发劣势”。后发劣势中国人不想听,他们一天到晚讲后发优势。杨小凯表示,中国在十六大后,又把大门敞开,官商勾结,钱操纵权,用权来赚钱,这个实在很糟糕,也是中国主要的大问题。我们很有必要了解杨小凯,才能对其言论更有体悟,也才能判断该相信谁的看法。

已在全球学术圈大放光芒的杨小凯

杨小凯在1968年中国文化大革命之际,就读湖南省长沙市一中高一,正值血气方刚,写了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批评中国政体的不民主,被当时的湖南领导华国锋举报、中共“头号理论家”康生与毛泽东、周恩来点名批判,责以“思想反动”罪名,于是湖南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其十年徒刑,先后在长沙市看守所、湖南省模范监狱和岳阳县建新劳改农场坐牢(关牛栏)。牢中受苦想当然是不堪回首的,倒是当时在牢中尚有甚多高级知识分子被关在内,年轻的杨小凯拜这些人为师勤学苦读,尤其对数学和英文有重大成效。

1994年11月25日到1995年2月25日,杨小凯应当时任台大经济学系主任张清溪教授之邀到台大担任国科会特案研究员。张教授回忆说,杨小凯在聊天时告诉在场人士,他现在做的经济理论大方向,就是在牛栏里想出来的。当年被关在牛栏里的人形形色色,有地下反对党领袖、有从事当局不允许自由经济活动的民间企业家,有强盗、小偷、不同背景不同政见的政治犯、牧师、作家、教授,还有国民党时代的官员。杨小凯从这些人身上看到、听到、感受到许多故事、理想、冤曲、知识,以及社会政治现象。他暗自盘算:“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我一定不能让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给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后来杨小凯真的靠其惊人的记忆,写成《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一书。该书被《中国之春》主编胡平称为“描写共产党监狱生活的杰作”。

经过这段修练历程之后,杨小凯居然完成了高中和大学学业。刑满出狱的1978年,由于当年陷害他的华国锋已成为“英明领袖”而不能立刻平反,他以原名杨曦光找不到事才改用乳名小凯。由于杨小凯对经济理论用心钻研,发表许多论文而受学界瞩目,1982年受聘为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助教。当时美国兴起一股吸收中国杰出学子的风潮,担任该项选才任务的邹至庄院士发现杨小凯,乃推荐其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当时还曾因所谓的“反革命问题”没平反,出国受到阻挠,最后才好不容易成行,但也连累了同情他、帮助他出国的武汉大学校长被撤职。

在顺利取得普林顿大学博士之前,杨小凯曾于1987到1988年在耶鲁大学的经济成长中心做一年研究员。毕业后随即赴澳洲莫纳石大学任经济系讲师,一年不到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又升上教授,其升迁速度在澳洲史上甚少见,这也足以显示杨小凯的研究成果确有过人之处,他也曾担任世界银行顾问。

创建“超边际经济学”

杨小凯不仅著作甚多,品质更为骄人,其所获的荣誉也极多。不过,杨小凯念兹在兹的,还是“中国要往何处去”,他在被关的十年中想到很多经济问题,而在普林斯顿大学要写博士论文时,拿出当年的笔记,发现绝大部分他的“问题”,人家早就解决了,但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分工,却一直未被深入研究,这就成为他博士论文的主题。因为这个问题太基本了,指导教授认为这么根本的问题哪还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后来每次他上台报告论文进度时,台下的教授们就分为两派,赞成他的与反对他的,吵成一堆,没有他插口的机会。一般经济的选择问题是“多或少”(生产多少),而分工则是“有或无”(生产这个,不生产那个),因此通常的所谓“边际分析法”就不适用,于是杨小凯创建了“超边际经济学” (Inframarginal Economics)。2003年莫纳石大学成立“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杨小凯是中心主任。他在199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就是以此概念为基础,其自认该书是自马夏尔(Alfred Marshall)以来的第三代教科书。

在杨小凯著作中,最被人称誉,也是杨小凯自认最有创见的,是1993年与黄有光教授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个体经济学架构》(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杨小凯自己也最常引用该书的观点,该书是把古典经济中关于劳动、专业化,以及经济组织的理论,用一个数学结构组织起来的新分析法。杨小凯也以该理论来解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比较中共和苏联体制的差异。他指出,由于经济发展过程是由劳动分工演进过程决定,而市场大小、组织复杂性,以及贸易依存度都由分工程度决定,在人类没这些知识时,私产和市场制度是用来试验不同的分工组织,而得到这些知识的有效方法,但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府都不能创造它们。不过,当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发达的分工组织后,落后国家的政府却可无偿得到这种组织的资讯,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就是用计划经济模仿资本主义的组织,但却用强盗法将创造这些组织的私有财产剥夺,并废除公平的市场。

杨小凯对理论和现实问题间的关系有其独特看法,提醒自己在提供实用性服务时,一定要对理论的局限性有清醒的了解,他自己做学问时总强调数学模型和概念的严谨,不喜欢空泛的“思想、观点”,但分析实际经济问题时,却更信任自己的直觉,而不信任那些简化得不现实的数学模型。

经过数年的辛勤努力,杨小凯的确已有相当成就,已在全球具崇高学术地位,并逐渐吸纳华人青年才俊形成坚强的学术社群。其实,杨小凯不只在学术圈大放光芒,在世俗政治或政策上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放权让利之后,在物质生活上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也同时显现出极大的瓶颈,21新世纪开展,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论辩就是对主要症结的讨论,简单的说,也就是自由民主体制的能否尽早建立和落实课题。在这方面,杨小凯有着深入的观察,特别是他出生在中国,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深切大课题早就关心并逐渐累积丰硕成果。由于杨小凯不是以“私利”作为出发点,在经过十年牢狱的体验,并且浸淫西方学理和分析工具,以及由历史的经验寻求妥适的解决之道。我们已经可以说,经过数十年的钻研及观察比较之后,杨小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收割时刻,正待扬帆展现他对未来中国体制转变的能耐。

天妒英才中国和世人的不幸

2003年9月杨小凯接受《大纪元时报》记者肖静专访,分上、中、下刊于128~130期的访谈内容可见端倪。当时中共的十六大允许资本家入党,杨小凯明指是将“官商勾结制度化”,他认为不实行宪政改革,只学技术而不学习“好资本主义”的制度,中国的经济只能是后发劣势,而共产党的政治资源正越来越少,不实行政党轮替和党内民主,将会连体面下台的机会都失去。杨小凯举史实来说明: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非西班牙发生?十六、七世纪的大西洋贸易是一个国家富裕的基本动力,凡是没有大西洋贸易的意大利、东欧的一些城市发展都很慢,而跟大西洋贸易有关系的西欧城市都发展的很快。

当时的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的条件比英国好多了,为何没发展起来?主因就是只有大西洋贸易还是不行的,英国除了有此条件外,在1688年有个光荣革命,之后把王室对大西洋贸易的垄断打破了,而西班牙一直就都由王室垄断,此亦即当今社会的国营事业。由于英国的大西洋贸易好处大部分归于民间,就是一些小私人公司,有的原先是地主,看见有钱赚就投资大西洋贸易,这些人跟王室没啥关系,当宪政改革后,他们发了财缴税而后可在议会具政治影响力。这个发展过程出现了很多制度创新,包括王室的财产和国家银行分开,执政党不准从事营利性事业,成立企业不需要批准,自动注册,废除对高利贷的限制。

杨小凯指出,废除对高利贷的限制以后,就没有高利贷,限制高利贷它就有高利贷。他认为温州有很多高利贷钱庄,就是因为中共限制私人搞银行。而英国的经验就是你把限制一丢掉,就没有高利贷了。这些制度创新都是因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把它的专制制度改成了宪政制度。杨小凯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问题正好在这里。中国的三十几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包括银行、保险、汽车制造、电信、赚钱的外贸等,不但不准私人经营,它还有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国营企业没有许可证也不准经营外贸,由外贸部等少数机关垄断了太平洋贸易。所以它走的这条路就像当年西班牙走的那条路,那它就很难真正发展起来,制度创新也就很难。

杨小凯已在全球学术圈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也深具影响力,除了上提对中国发展的深刻观察外,可由他“被公认是华人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有希望的人选”见偳倪。获得诺贝尔奖桂冠,不但是学术圈里最高荣誉,是学术地位的肯定,而且在俗世里也最被尊崇,得奖后的一言一行都具高度影响力。最重要的是,各国政要都会将诺贝尔奖得主奉为上宾,并会将他们的建议当作一回事,甚至于邀请他们参与国家政策的拟订。2006年底去世的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 (M. Friedman)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顶着诺奖的光环游走各国,特别对极权国家政府的实施自由经济政策有所影响,智利皮诺契特军政府的实施经改就是一显例(上文已提过)。

以杨小凯已有的学术成就,早已获得1972年诺奖得主亚罗(K.J.Arrow)、1986年得主布坎南(J.M. Buchanan)教授的极力赞扬,被推荐并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应是早晚的事。一旦获奖,声名大噪之后发言份量顿时加了好几倍,北京政权也应会向其请益,杨小凯的建言也就会产生莫大影响力,对于中国的免于走入“后发劣势”泥沼,以及早日迈入自由民主、真正脱离共产体制,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催化力。

我之所以对杨小凯会有这样的信心及期望,最主要的因素是他对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A. Hayek)学理的高度肯定和推崇。高举自由火炬的海耶克,一生对抗并拆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假面具,他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本小书被认为是自由世界能免于共产主义荼毒的大功臣。得到海耶克思想精髓的杨小凯,当会把握机会推展海耶克理念,而中国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大道也应指日可待,将“中国的民族主义”扫除也非难事。奈何杨小凯英年早逝(五十五岁而已),我的这个期待也就落空了,这难道不是中国人民的不幸,也是人类的一大憾事吗?

关于中国改革的关键在于制度变革,最先提出的应是全球知名产权学者张五常,我在上文已指出,他早在1981年就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这本小书中,明白指出,中国的开放脚步若太慢,就会走向“分类管制”局面,想再进一步改革就戛戛乎其难哉!

很不幸的,中国以“渐进式”且在中共最高管制权力下进行改革,迄今贪污舞弊已成“系统性”盘根错节,既得利益者势力庞大难撼动,而林毅夫还为表相的高经济成长沾沾自喜呢!(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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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9 2: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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