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郑文杰:屈服中共将后悔一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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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1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唐诗韵、梁珍报导)去年8月被中共当局以所谓“嫖娼”罪名拘留的29岁英国驻港使馆前雇员郑文杰,经过数月的秘密逃亡,日前在英国获得两年工作许可。

他近日在英国伦敦接受大纪元独家专访,时间长达3至4小时,这也是他在英国首次公开视频。他详细描述了被“送中”所经历的遭遇。

本报将逐日连载对他合共六集的访问,同时发布独家视频。

(一)艰难抉择终站出 如向中共屈服会后悔一生

记者:唐诗韵
郑:郑文杰(前英国驻香港领事馆职员工)

采访日期:2020年1月3日
地点:英国伦敦

记者:非常感谢你接受大纪元的采访,这应该是你在2020年第一次接受采访,这是不是也是您在英国第一次接受公开采访?
郑:是,没错。

记者:谢谢你。我想香港的读者与听众都非常关心你的情况。知道你经历了很多,几经波折方来到了英国,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你是否安全?

郑:目前在英国暂时安全。在英国我暂时还没发现有人跟踪的情况,我目前用两年的短暂工作签证留在这里。现在在与英国政府沟通,看看是否有一个更长期的身份可以留在英国。

在香港销案被特工跟踪

记者:在你离开香港到英国前,你在声明中提到被人跟踪。可不可以详细讲一下,中共如何渗透及你被跟踪的过程?

郑:在英国暂时没有发现这个迹象,但在香港和台湾有遇到过。第一次在香港,我刚刚被释放不久的时间。大约过了四五天,我要离开香港,因为我认为香港并不安全,我需要去销案。所以我主动联络香港警察。

当然他们在我第一天被释放的时候就联系我,问我可不可以取消那个失踪人口的案件。由于自己惊魂未定与对香港警察有所保留,所以开始没有特别理会他们的这个要求。但是直到我(8月底)要离开香港去台湾的时候,我担心他们会在香港机场拦截我,因为我有失踪人口案件在身。

的确我的担心是有效合理的。因为正在我离开香港的那一天,在机场我听到有陈浩天等等不同的示威者被截拦,其他如黄之锋被抓等等的情况,甚至到现在也不能旅行,不可离开香港这个情况,所以我有这个担心,我就需要去做销案。因为这个原因,我就主动去找了当时找我的那个警员。

我必须要说,那三个负责我案件的警员,表现得很友善、很专业、很客气。当时有一位香港警员对我说,担心我会被媒体骚扰,可以去安全的地方做销案。甚至当时叫我在油麻地天主教学校外面见面,然后带我去警局或其它地方去做销案。当时我坐的士去了那个地方。看见有一个穿白色衣服彪悍的男士站在那里东张西望。

其实我在早前(从中国)放出来时已与英国领事馆联系,报告过整件事情的始末。当时负责安全单位的人,我不方便提及他们身份,他提醒我要注意那些戴手环的人。我也不敢问太多。我的确在油麻地天主教学校外面见到他东张西望,而手上是戴着手环的。

记者:油麻地这一个地方是警方安排,不是你提出的?

郑:不是我提出的,是他们安排我到那个地方等,去见他们。当时我见到而且还偷偷地照了相片。不久有三个穿便衣警员来了,出示了他们的警察委任证,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如果不介意请上车。但车不是警车,是私人的轻型货车。我惊讶的是那一位我觉得很可疑的男士正在东张西望,有一辆车紧挨着那三个警员的私家轻型货车后面。所以我合理地怀疑如果我坐上那轻型货车,他是会跟踪我。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达到目的地或是否安全。

所以我与三位警员说,对不起,我不觉得安全,不如我直接去油麻地警署。他们说,理解明白。我就另坐了的士去油麻地警署那里,他们就坐自己的轻型货车去油麻地警署。我到油麻地警署的门口,一下车。我就见到另一位可疑人士,身形很大很壮,穿条红色裤子咖啡色衣服,也是戴着一个手环。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在看着手机。在油麻地警署附近没有特别多商户,民居也不是在正对面,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站在那里,当然我也怀疑他是跟踪或负责监视我的人。

之后我进入警署,他们带了我去一个审讯室进行销案程序。当时我的心态是,我认为那两个可疑人士是来自中国内地,是负责监视我的特工。正常来讲,他要跟踪你可以很隐蔽地跟踪,但他们是很明目张胆地去做,故意在门口或附近让你知道他们在那。

没有向香港警方和盘托出的原因

我认为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就是警告我不能在香港警察或香港政府的官方文件上留下一些可疑、敏感的记录。我当然不知道香港警察知道多少。可能事实上他们知道一些,但也不方便将这些东西留在香港政府或警察官方文件上。这样会让香港政府非常难做。你想一下过程中涉及到国安、国保一些政治警察的单位,去严刑逼供、酷刑虐待、政治审查。

甚至我发现一批又一批的示威者因为这个理由在里面,如果我将这个事告诉香港警察,他要不要记录在香港政府官方文件上。那一帮是香港人,香港公民。香港政府是有责任去捍卫他们的权利,是要站出来发声。如果一国两制受到破坏,如果香港公民的合法权益受不到保障,但香港政府有没有能力和勇气去面对北京,面对中共政权、面对中央不退让呢?当然我不会相信(他们有能力),事实上他们背后可能知道,很普遍甚至是共谋或很被动地接受,所以我明白他们的状况。

所以在那个审讯过程当中,他问我的时候,当然是很客气的。那个位置当然没有笼子、老虎椅那些很恐怖的迫害人权的设施在那里。正正常常两个椅子一个桌子问话。我跟他们说,我没有什么要讲的。当时我单一的想法就是想尽快离开香港,我不想在那个地方出事,不然的话我可能出不去,如果我讲一些不该讲的事。我说我不可以讲。

当时有一位高级督察问我:你是不可以讲,还是不想讲?我回应说我不可以讲,然后他们若有所思地点头。说没问题了,就交代给一个初级警员,然后就帮我完成整个销案的手续。简单地说我安全回到香港,不提及当中整个过程发生什么事,这样完成整个销案,这样才可以预期离开香港去到台湾。

在台北街头被境外人士跟踪

第二次被跟踪就更加明显了,更多的证据证明我被跟踪。这一次是在台北。我在11月20日将整件事透过BBC、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Telegraph(每日电讯报)公开之后的三天,我在台北信义区走路的时候,我发现有人在后面跟随。我发现之后,我尝试去拍照,我想告诉他:我知道你在跟踪我,你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你已经暴露,我已经知道你在跟踪我。我向他拍照。 他若无其事继续走,(他是)一个中年男子,去到信义诚品大楼。

我就进去,我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他,你不要跟着我。我就等他离开,我自己就上了诚品看书。很奇怪,过了大约一两个小时,我突然发现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人。但居然他的装束、衣着是完全变了,但乃是同一个人。在大概离我四五米的地方,在假装看书、看手机,我很惊讶。居然我已清楚告诉他,我知道你在跟着我,他居然可以换了全部的衣服继续跟着我,我当时就决定再拍照。我就拍了两张不同的相片和影片,就是同一个人的外貌,但是不同的衣服。

我就通知了台湾政府的陆委会,陆委会就将这个事转给了刑事警察局,至少他们说要加强保护,确保我的安全。当然之后我从不同渠道包括台湾媒体得到的信息,台湾政府做了验证,证实这个人不是台湾人,是来自境外的人士,当然他们没有进一步解释是来自哪里,但我相信是来自中国内地或香港,甚至说不定可能是负责我案件的国保或国安人员,这个比较证据确凿,因为三个小时内同一个人不同的衣服跟踪我,我没有其它可以解释,我也感到台湾不是百分之百安全。之后我就离开台湾,来到英国。

如果向中共屈服 我会后悔一生

记者:你的自白书内提过,在你被释放之前,中共一度警告过你不要公开拘留期间,除了嫖娼以外的任何信息,你会不会同意公开真相比跟中共妥协,长远来说更加保障你个人安全,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郑:我可以这样说,如果当初他放我出来,他不公布罪名。或者我都可以捂着良心,然后说没有事发生过,然后随便找一份工作做。但一旦他公布了罪名,我都开玩笑地说,我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嫖娼犯了。可能我没有办法回头,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必须要面对的情况,我必须要讲出来。

第二,我一直都很艰难地做决定,因为我在审讯过程中见到不同的示威者,我认识的一些朋友,甚至是被失踪在内地,也都是被关押到现在,如果我不出声,我不知道会不会他们就从此消失,我很想帮他们发声,去国际社会呼吁。其实要更加关注这一班失踪人的情况,这个对我来说,是被道德的责任感推动。

第三就是我不希望被中共这些所谓的要胁,或者所谓的黑材料噤声;去把持、去威胁我,令我不可以再议论朝政,不可以再批评政府,我不想让他们这样威胁把持我一辈子,这样我会一生后悔。

所以我也相信只有继续去发声,只有继续去帮这个世界,去认清国安或者国保这些迫害或者违反人权的行为,才更能够保障到我的安全。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觉得需要站出来,为香港人发声。但是同时也看到在声明都有提及过,其实中共秘密警察一度利用你国内的亲戚或家人,试图去威胁你,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有同样的经历。决定讲出真相时已断绝与大陆亲人的联络。

记者:其实你有没有担心你现在在香港和国内亲人的安危。

郑:当然会了。他们当时审讯的时候也都明确告诉我,他们知道我的家里人,甚至语带一些威胁,就是你要兼顾你在中国内地的一些资产等等情况。所以其实我决定讲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是断绝了跟内地的亲戚的联络,而我跟香港的亲人联络也都非常有限,我也都不会将很详细的资料或者敏感的内容去跟他们说,知道越少是越好。所以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因为就算我在英国我都会有思乡的情绪,我都会想念他们。他们要出来都比较困难,包括文化的适应。包括他们对于自己是否真是觉得危险的认知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代价,我只可以讲我今天选择出来讲,为了他们的安全我都是尽量少跟他们联络。

记者:明白,的确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你公布了这件事情之后,你有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的反应?

郑:大概会知道的。家里人那边的反应是会知道,他们也都会害怕的,也都跟我讲不要特别出来讲那么多,都给过这些压力的。但是我能够理解那个状况下的心理状态。

不想中计 被定性为简单的嫖娼案件

记者:我们讨论一下外界的反应,你向BBC公布了自己遭遇后,中共立即向外展示了你出入会所和你认罪的视频。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回应?

郑:他们发布这些消息,我完全不感到意外。而它释放这些材料出来,其实跟我的自白书基本上是没有冲突的。不过我想说他们也都回避很多的重点。第一,我在BBC里面为什么会回避嫖娼这一个问题?最主要我知道北京方面,只是想希望整件事定性为简单的嫖娼案件。所以我对这件事一开头是回避的,是不置可否的。因为我不想因为他们舆论舆情控制的需要,而被定性为简单的嫖娼案件。

之后无论见到《每日电讯报》或者是《华尔街日报》,我都明确地讲了针对他们通过非法的程序,例如强迫酷刑而做出的肆意指控,我是一律否认。而当然我也都相信他们一旦把我当成政治的目标和国家的敌人,或者汉奸这些称呼,在他们审讯的过程当中已经明确提到。所以我相信一旦我成为他们的目标,以他们一党专政、威权政权的本质,是可以动用所有国家资源去指控一个政治目标是有罪的。所以我并不想跟他们纠缠在是否嫖娼这个焦点。

因为这个正是他们想要的,例如你见到《人民日报》,它特别在BBC的访谈里面举证了,说我不想将这件事聚焦在我有没有嫖娼那里,那就很能证实我当初的估计和研判,就是他们(中共)一定会将这件事非政治化,去做一个简单定性,但他们回避一些更加重要的问题。例如,一个人有没有嫖娼,他牵涉不到公众利益,但是一个国家透过他们的政治警察、秘密警察施行虐待进行政治审查和迫害,这些事是他们很想回避的问题。

案件由国保国安侦办 具政治动机

第一,他们(中共)在官方证词里面,说我在罗湖被逮捕,那为什么我会在西九龙出现?他们还企图不承认我是在西九龙被逮捕,说我在深圳才被逮捕,但我是在西九龙、香港西九龙的高铁站被截停,我亦是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的公安派出所被拦截一段时间,问我很多政治问题,要求我拿出手机的密码。

第二,如果是一件简单的嫖娼事件,怎么可能会在西九龙去侦办去执法呢?

第三,如果是简单的嫖娼事件?怎么可能是由国保或国安单位进行侦办呢?

他们并不负责这些事,他们负责政治迫害的事件,所以种种迹象你可以看到,其实整件事本质上来说是具有政治动机的案件,而这件事正是中共,正是政权当局回避的事情。所以在整件事当中他们也都没有回答这问题。而你也都见到中共驻英国大使刘晓明的回应,甚至他们的公安局回应,当然他们不会动用到国安单位去回应,因为他们定性了这件事是简单的治安事件。他们说没有严刑逼供、没有酷刑虐待,这个是睁大眼睛讲大话的谎言,这个才正是我们香港公众要关注的焦点。

他们在第一个星期施行虐待,然后在第二个星期停止虐待,因为要等待上级的指示,他们也都担心会不会如期15日后释放。所以在第二个星期时,甚至国安或国保的人员带上药油、药物去帮我治疗,希望将这些施行虐待的罪证迅速消失。而外交部的回应,他们的回应其实是令我很诧异,他们要维护整个国家的司法形象。然后将一件明明发生的事说成没有,所以这件事我针对他们简单的回应。

记者:那么除了嫖娼的认罪片之外,你在声明里都提到中共秘密警察,同时预拍了一个“背叛祖国”的认罪片段。你认为他们会在什么情况下会利用这一个预拍的片,对你或者对香港的抗争者进行进一步的抺黑或者攻击?

郑:我觉得目前的可能性很低。因为既然他们已经透过外交部,或者不同的渠道去说这不是政治事件,这是简单的治安事件。他们就不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公布我“背叛祖国”的那个片。因为这样只会间接证实,如我所言本质上来说是一件政治迫害、政治性质的案件。那么我觉得如没有必要他们都不会拿出来的。但是到什么情况拿出来呢?可能到鱼死网破的阶段。

我已经不介意了。如果他们直接跟你说,我们根据更多的情报,就说你可能是颠覆、可能是暴乱、武装叛乱、间谍甚至是叛国罪,然后就将这个片放出来。当然那时候已经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阶段。但我相信他们目前来说是不会拿这个片出来去佐证的,相信是会备而不用的。因为我认为他们是不想,目前来讲是不想令整个示威活动白热化。这样的话就是直接地对示威者宣战,也直接地对英国政府宣战。#◇

责任编辑:杨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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