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5日讯】1919年5月4日下午，到天安门一带举行游行示威的三千多名学生，愤怒地冲进了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学生们在曹宅放了火，并且痛殴了章宗祥。大批军警赶到曹宅，学生三十二人被逮捕”。（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960页。）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由于它是五四运动的一部分，因此，随着五四运动的胜利而胜利，被逮捕的学生全部被无罪释放；随着五四运动的辉煌而辉煌，常被说成是五四运动的闪光点，不仅没有受到过主流舆论、主流文化的批评，反而受到极高的赞誉。当年火烧赵家楼的参与者,后来登上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高位的许德衡，在1980年为《五四群英》一书写的题词中无比自豪地说：“泱泱大国，五四群英；心忧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赵家楼火，万众一心；烧尽腐恶，与民维新。”（《五四群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火烧赵家楼究竟对不对呢？笔者以为，是不对的，是完全错误的。
五四运动的最初定位就是在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的前提下，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它既不以推翻现行法律制度为目的，也不以推翻现行政府为目的。当他们决定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的时候，显然认为政府还有希望，还没有到无可救药的程度，既然如此，就不应当采取任何暴力方式，尤其是在政府并没有采取暴力的时候。
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暴力革命。但是，暴力革命的合法性来源有二，一是法律制度自身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对于任何改革思想和改革行为都不能容忍；二是法律虽然没有僵化，但政府滥用法律，不能兑现法律规定的制度和权利。如果法律体系本身不十分反动，暴力革命的目的可以只以政府为物件。如果法律和政府都很反动，暴力革命则要同时以法律和政府为物件。如果法律虽然反动，政府却愿意改革，那麽就没有进行暴力革命的必要。
政府是不是愿意改革，要看它对民众的态度，如果对于民众中任何改革的呼声都置之不理，甚至对任何改革的要求都采取镇压的态度，就说明政府不愿意进行任何改革，这时的暴力革命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
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们当时显然认为，政府是否听得进民众的意见，是不是愿意改革，还要进行试探，暂时还没有进行暴力革命的必要，以后要不要进行暴力革命要根据以后形势的发展来决定。所以，他们首先选择了游行示威这样的和平方式来争取政治目的。既然如此，殴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就完全是非法的。
后来的事实表明，当时的政府服从了民众的意志，罢免了有责任的外交官，拒绝在巴黎和会的条约上签字。更重要的是，在整个五四运动中，北京政府未放一枪，未杀一人。所谓“五四运动中唯一的一位烈士”，被全国各地隆重悼念的北大学生郭钦光并未遭到任何军警的殴打，不过是过劳死而已。所谓五四运动的伟大胜利，与当时政府的文明和开明是分不开的，实际上也有徐世昌→段祺瑞政府的一份功劳。尽管徐世昌→段祺瑞政府的宪法基础不足，但是民众的请愿活动以及他们对民众的服从，已经使他们获得了足够的合法性。历史证明，徐世昌→段祺瑞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尊重民意的政府、最宽容的政府、最文明的政府，至少至少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坏的政府。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理由不反思反而赞颂针对这个政府的暴力行为–火烧找家楼？
“赵家楼火”及其对“赵家楼火”的赞美，其结果与赞美者的愿望恰恰相反，不仅没有让这把火“烧尽腐恶”，反而将腐恶的种子撒遍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并且使之发芽、生根、开花，最终形成了烧毁文明的燎原之火。当年火烧赵家楼的某些行动者、赞美者和同情者（如瞿秋白、罗章龙、张国焘、周恩来、蔡元培、吴佩孚），在后来的“二七”大屠杀、“四一二”大屠杀、“七一五大屠杀”中，以及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为了“强迫革命”和“保卫革命”而实施的苏区大屠杀中，不是元凶就是帮凶。
游行示威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和平的、文明的政治活动方式，在这种活动中参入暴力活动是对文明的亵渎。在游行示威活动中能不能保持文明和理性，能不能遵守法律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文明程度的最重要的尺度。
实际上，不仅游行示威等非暴力活动需要文明和理性，即使在暴力革命中也需要文明和理性。革命时可以用暴力对付武装的反革命，可以逮捕关押革命的物件，但没有必要殴打革命的物件。革命中难免要毁坏一些建筑，但没有必要故意放火烧毁民用建筑。因此，就赵家楼来说，即使是起义军来了，也是只能征用、没收，而不能烧毁的。由此看来，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们火烧赵家楼无论怎么说都是错误的。
中国古代人在评价或处理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时，不仅要看政治功利，还要看政治道义。比如勾践，在打下吴国之后，马上就处死了为他立了大功的吴国太宰伯喜否。曹操杀了袁绍的谋士沮授以后，令厚葬之。在勾践看来，伯喜否虽然对我有功，但他卖主求财，卖国求荣，是可耻的小人。在曹操看来，沮授虽然反对我，但他忠于自己的君主和国家，精神可嘉。
近代以来，世界普遍开始了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过渡。因此，现代社会在评价和处理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时，除了要有政治功利和政治道义的标准以外，更应当有法治的标准。拿游行示威来说，即使你是反对我的，甚至你的要求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你没有违法，没有杀人、抢劫，没有打人、放火，甚至也没有损坏一草一木，那麽我仍然要保护你。如果你是支援我的、拥护我的，但是你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违反了法律，从事了某种暴力行为，我仍然要依法制裁你。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科学的、法治的态度。
对于火烧赵家楼这样的行为，科学的态度应当是：承认你们的行为是出于义愤而不是出于私愤，是为了爱国而不是为了卖国，你们的心情应当受到表扬，你们的主张和要求应当采纳；但是，你们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应当受到理性的批评和法律的制裁。如果没有这种理性的、法治的、科学的态度，我们就很难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有人可能要问，对火烧赵家楼事件进行理性的批评是不是太苛求前人了？笔者以为，如果五四运动对今天的社会生活已经不再具有影响力了，或者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已经完全理性化了，批评火烧赵家楼就纯粹是一种苛求。然而，五四运动中的每一事件，不仅影响了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而且还会继续影响中国的今天和明天。五四以来，中国的历史仍然充斥着太多的非理性主义的东西。因此，当今中国的主流舆论和主流文化对火烧赵家楼事件重新评价，进而对整个五四运动进行必要的反思，就完全是应该的。
2004年5月2日
于南京求稗书斋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