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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再谈“文革”

杨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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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11日讯】共产党语系的阴影

看到最近在《九十年代》和《开放》杂志上刊出的郑义关于文革的文章和《中国之春》最近刊出的关于文革中的“道县事件”的文章,发觉中国人对文革的看法至今仍在共产党的观念专政下,深受共产党关于文革的政治宣传的误导。我特别欣赏苏炜关于打破共产党“话语系统”的观点。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批评共产党的人,甚至是不少香港和海外作者的意识形态和辞典都没有跳出共产党的“话语系统”和意识形态专政的阴影。郑义对广西文革中大屠杀中人食人的惨剧的政治背景作了非常有趣的回避。凡是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广西的大屠杀是保守派“联指”在军区和地方新政权支援下杀造反派“四.二二”。而湖南发生的杀死数千人的道县事件也是湖南省当时有周恩来直接支援的保守派组织“红联”杀出身不好的人和造反派。这本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但在文章中,却被作者们有意回避。而我们一般听到的故事却与共产党的宣传一致:“文革”是造反派“杀人放火”。

这种故意回避起的效果与欺骗和弥天大谎一样。我在《中国之春》发表的我的“囹圄中的精灵”中的一章“复旧和斩草除根”(发表时误印成“复仇和斩草除根”)的几个关键印刷错误说明了这种弥天大谎的深广影响。我在文中用两个道县事件的活证人的故事说明道县的大屠杀是湖南的保守派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得势时,为了防止在大城市里得势的造反派(他们中很多是出身不好或与共产党有隙的人)与农村里出身不好的人合流推翻他们的“红色政权”,由保守派组织“红联”动员共产党和骨干分子成立贫下中农法庭,对出身不好的人进行家族灭绝性的大屠杀。而在《中国之春》发表时,却误为“造反派在道县杀人”。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政治冲突

当时这件事之所以被人知道,是因为林彪和毛泽东支援城里的造反派,与支援“红联”的周恩来有政治冲突,所以林彪以此事发难,攻击周恩来支援的在“二月逆流”中成立的“红联”。林彪的四十七军在湖南夺了“红联”和湖南军区的权后,曾一度支援调查道县事件,而一九七二年林彪垮台,周恩来势力复旧后,对道县事件的调查又再度受阻。文革后,“红联”的势力成了“反极左路线”的正确路线,所以道县事件的调查更无法深入下去了。

广西的情况更加复杂。由于周恩来派与毛泽东对韦国清的态度表面上没有大冲突,特别在一九六九年时,毛、林、周已取得共识,要停止文革中的结社自由状态,把所有非官方的造反派组织镇压下去,所以广西大屠杀是保守派在整个中共的支援下,以军队为靠山,屠杀造反派。文革后,造反派成了“极左路线”,自然没有人为被杀害的人说话。

文革中的造反派也都不再承认自己是造反派。例如有名的造反派何维凌,陈一咨,文革中都是利用中央文革反迫害的口号,与保守派唱对台戏的人物,文革后,他们都摇身一变,成了反极左路线的人物了。他们这样改变立场有其理由,但是,他们没有必要为文革中利用中央文革与周恩来的矛盾造反而自惭。他们那时的造反行为实在是保守派政治迫害逼出来的。

有名的研究文革的学者陈佩华曾撰文分析为什么中国知识份子文革后会如此一致地认同官方对文革的歪曲宣传,昧着良心指鹿为马。陈佩华特别反对巴金的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建议,她争辩道,目前中国人对文革的话语系统完全受官方宣传的操纵和误导,一旦建立文革纪念馆,整个话语系统无异于“皇帝的新装”故事中的局面,而建纪念馆会把官方对文革的解释更加固定化,合法化。所以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独立于官方话语系统的对文革的反思。

文革不是前后一致的“十年浩劫”

她指出摆脱官方对“十年文革”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开始独立思考的一个条件。文革不是前后一致的“十年浩劫”,而大致可分为至少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共通过共产党组织整肃政治的阶段,这大致从“五一六”通知到一九六六年八月。这个阶段中,非官方的群众结社都是非法或反革命,所有的批判运动都是在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之下的。

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发觉他发动的运动又像是一九六四的几次运动一样,完全被保守的政府系统控制。所以他在寻找新的政治牌。最后他发现中学出现了自发的非官方的结社“红卫兵”。这种自发结社马上被官方打成非法组织和反革命。毛泽东于是选择了“结社自由”牌,公然戴上“反革命组织”的袖章支援“非法组织”。“十六条”中关于学生可以自行结社和保护少数等条款对毛泽东的新战略已有明确说明。但我当时虽也是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却根本不相信“十六条”的诚意。我觉得大概又是一九五七年的那一套。但我当时不懂毛泽东与刘邓矛盾的确使毛泽东下了挺而走险,开放结社自由的决心。

刘邓一旦发觉毛泽东公然支援被他们打成非法组织的红卫兵,于是马上又接过这张牌,支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企图煽动这种正统观念,把矛头转向四类分子。郑义回忆的北京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色恐怖正是在这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刘邓及周恩来的国务院都直接支援鼓励老红卫兵打杀黑五类的行为。周恩来的爱将周荣鑫,后来还直接给杀人最凶的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财政支援

各地的党组织纷纷效法,把党团员组织成“自发的群众组织”,他们自称赤卫队,红色政权保卫军,高喊“只许左派革命,不许右派造反”。而那些对当局不满的学生组织被他们称为造反派,当时这是个贬义词。毛泽东发觉结社自由牌子被刘邓接过去,于是转而支援造反派,要陈伯达等人调查红卫兵杀人的行为。毛泽东利用市民、造反派对老红卫兵的不满,提出反迫害,支援出身不好的造反派,批判血统论等口号,于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出现了。当然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有多次反复,特别是林彪对镇压造反派和支援造反派有过几次大摇摆,周恩来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而毛泽东是在不断摇摆,见风使舵。

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毛主席支援红卫兵的消息传到长沙,官方将其解释成红色恐怖,有意将毛泽东打结社自由牌的策略按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利的方式解释。所以我当时虽然有顶反革命帽子却不敢乱说乱动。学校里的高干子弟组织了红色政权保卫军,我因为父母已被省委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以属于黑七类,没有资格参加红色政权保卫军。红色政权保卫军一成立,就把北京那一套,打骂出身不好的同学,鼓吹血统论,抄家等照搬过来。学校出身不好的同学组织了一个战斗队,支持反对省委的大学生造反派。我还不敢参加。但直到串联学生传来消息,毛主席真的支援造反派,我才动了心。这个消息是由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所证实。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的学生在长沙市委示威,喊打倒“三相信”和罢市委书记官的口号。市委马上调动几十万工人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把“右派学生”打得头破血流。而几天后的人民日报公然指责市委和“红色政权保卫军”,支援造反的学生和工人。

不能把帐算在造反派身上

在这同时,红色恐怖波及长沙,而红色恐怖的行刑队主要就是红色政权保卫军。所以把红色恐怖的帐算在造反派身上的确是颠倒黑白。正如陈佩华所说,陈云在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的一个批示中说,对老红卫兵中干部子女在红色恐怖中杀人打人的,不但不追究,而且要重用。所以共产党批判所谓文革中的打砸抢也是个骗人的口号,对打砸抢最厉害的高干子弟,他们要重用,他们真正要清查迫害的人是对共产党不满,在文革中造了他们反的市民。

以中共的历史而言,老红卫兵的打砸抢,道县大屠杀,广西大屠杀都与共产党土改中的大屠杀是一脉相承的。文革中的造反派也有暴力行为,但这种暴力行为一是分散和无组织的,二是不少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三是根本没有共产党的系统暴力那麽惨无人道。而现在在官方的宣传中,文革的暴力全成了造反派的罪行,而保守派个个升官,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具讽刺意味的是,文革中以反迫害为名,批判血统论,和下令禁止联动(高干子女红卫兵)杀人暴行的还是陈伯达和中央文革。他们眼看刘、邓、周接过结社自由牌,为了打击他们的政敌,由陈伯达出面发难,批血统论,解散联动的劳改营。无庸讳言,我们这些“狗崽子”,那时的确高兴,而且都打着支援中央文革的招牌揭露联动令人发指的暴行。

北京当时的“狗崽子”遇罗克和同情他的“四三派”都打着支援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口号,利用江青关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那个讲话与同情“联动”和“血统论”的“四三派”据理力争。而那篇代表这种造反派“新思潮”的有名的“四三派宣言”,也成了我的“中国向何处去”批判特权阶层的思想来源之一。不庸讳言,在那个阶段,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确是相互利用。

中国政治的几个关键的变化

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为大约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二月之间。这个阶段中国政治制度有几个关键变化。一个是“十六条”正式规定学生可以自发结社。而这种非官方结社在中共历史上都是反革命。有人说“红卫兵,造反派的意识形态都是共产党的附属品,因此不能算真正的自由结社。”但是在中共历史上,如果结社是非官方的,意识形态越接近共产党,这种非官方结社受的迫害越厉害。因为这种结社被认为更危险,是所谓“托洛斯基”分子。我在坐牢时碰到过很多自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政治犯,他们的下场比反共的反革命要惨得多。所以,不管文革中的红卫兵相信什么意识形态,三人为伍就可以成立“战斗队”,这本身是个很大的制度变化。

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左右,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布文件,正式允许工人和农民自组政治组织。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下令停止军队以外的共产党组织生活。所以到一九六六年底,政治结社是有相当的自由了。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恩来再三提醒毛泽东,全国性组织向政党一样出现了,如不及时镇压,共产党江山会危险,他还特别用“风起于清萍之末”来警告毛泽东。

在毛泽东的默许下,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发动了一个全国性镇反运动。所有全国性组织,不分青红皂白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各省的造反派政党型组织全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很多有经验的老人告诉我,那次镇反比共产党历史上任何一次镇反规模都大。而文革中真正的大动乱应由这次镇压而始。一个大规模镇压自发结社的政权,怎么可能用合法和和平的方式提供秩序?那次镇压与“六四”一样,受到市民激烈反抗,很多地方军队开了枪,有记载的就有成百上千人被军队杀害。这还不包括中央文革没有透露的数位。中央文革后来在与周恩来夺权,把青海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杀人的事实公布出来。

文革之后,二月逆流成了正确路线,而中国的知识份子附和中共的宣传,声称二月逆流中反对政治迫害的造反派是极左派,带着军队抓人的保守派是正确路线。这种“文革反思”有什么独立思考,有什么声张正义的良心。

一九八九年的民运中,官方与学生的冲突还是集中在结社自由的这一点上。官方不承“学自联”,“工自联”。至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政见者被分成参加反动组织的和没参加组织的。据说内部文件划了一条线,对参加反动组织的一定不能宽恕。在结社自由这一点上,文革中造反派和官方的冲突与今天在朝在野派的冲突
是一样。

文革中的造反派像任何革命中的政派一样,经历了无数次分化。以我的家乡长沙而言,一九六六年“八一九”事件把市民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当时的保守派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共产党,共青团。但造反派只有学者有正式组织,工人因为还不能结社,所以支援造反派的工人都是散兵游勇,与学生联系。这些散兵游勇一个个都被单位打成反革命,不少人被批斗,被关押。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文革下了反迫害,为反革命平反,和允许工人自组政治组织的文件后,正式工人组织出现了。这种组织马上发展成跨行业的政党型组织。一九六七年二月这类组织全部被打成反革命。

到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眼看压不住,又对周恩来,刘邓派的放肆不满,于是突然支援造反派平反。平反前,市民群情激愤,平反消息一来,市民兴高采烈。二月逆流中,就长沙而言,过去在“八一九”事件中造反的大学生转向支援当局的镇压行动,因此造饭派分为高司派和湘江风雷派。前者支援军区,后者被军区打成反革命。

湘江风雷派八月份平反后,周恩来搞了一个筹备小组名单,这个名单上有名字的造反派转而支援政府,叫工联派,这个名单上无名字的组织了一个在野联合组织,叫省无联。因此湘江风雷派又进一步分化为工联派和省无联。像法国大革命一样,自由结社和革命一旦发生,它就会朝激进的方向不断分化,直到一个军事强人用暴力恢复秩序为止。从这点而言,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是一种政治学中所说的革命,它的特点是,原有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原有的政府和共产党瘫痪,社会处于半无政府状态。政治是在军队,各派政治派别之间玩出来。由于共产党的政治控制已处于半瘫痪状态(除了军队以外),自由结社自然会发展出自由的意识形态。

结社自由比言论自由重要得多

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一种被称为“新思潮”的非官方意识形态发展的背景。这种新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北京中学的四三派人物,大学中的“极左派”,上海反对张春桥和周恩来的红革会和支联站的人物,武汉三钢派中的北斗星学社,山东鲁大主义兵派中的“十月革命小组”,湖南省无联等等。这些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虽还没完全摆脱中共意识形态垄断权的阴影,但他们宣称中国的政体不民主,形成了特权阶层。山东十月革命小组一位人物指出“炮打司令部”应该形成一种制度,群众组织应该容许反对司令部,不论其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新思潮的发展说明,只要结社自由成了事实,思想和言论自由就不可扼止。如果不是中共一九六八年用残酷的暴力把造反派镇压下去,自由的思想就会从自由的结社发展出来。

所以我与胡平强调的不一样。我认为结社和政党自由比言论自由重要得多。一旦结社自由,就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有了一个独立于共产党而共产党又吃不下的政治组织,共产党的专制政治就不可能存在了。

文革中造反派中的同乡知青造反组织和合同工组织是最具独立色彩的。以湖南为例,湖南一九四九年前,很多人在国民党政府或军队中任要职,有不少名门望族,文革前这些人的子女都因成分不好考不上高中和大学,被迫下乡。他们是一群对共产党丢掉了幻想,了解社会,又有能力的人。他们文革中回城造反,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大多参加了省无联)。这些知青创造了最早的伤痕文学。并排成话剧在长沙演出。我看了其中的一个,剧名是“姐姐你别哭”,讲的是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女儿,如何受共产党欺骗,在考试落第后下农村,如何被贫下中农欺侮的故事。那是个极其动人和令人伤感的故事,看戏的人无一不落泪。

我的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文革后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不见得比文革中的造反派更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一九六七年中国的确是发生了一场革命,过去耀武扬威的当权派一九六七年一月后都成了平民,像其他老百姓一样提着浆糊桶在大街上贴大字报。而过去无权无势的人却可以通过他们的造反派组织,叱诧风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初期被打成小邓拓,黑帮的人在文革第二阶段大多参加了造反派,要求当局和保守派为他们在文革第一阶段所受的迫害平反。湖南省无联的教师联合会和文艺界红色造反团的成员就大多是文革第一阶段受迫害的知识份子。

我认识的一位元的右派朋友,文革后遇到我时大批极左路线,但一九六七年夏天,我遇到他时,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林彪刚有个讲话,说“分路线是非不看出身,而看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迫害是否立场坚定”。这位右派医生一九六七年与丈夫跳河自杀未死(她丈夫已死去)。文革第一阶段受尽保守派羞辱,第二阶段中参加造反派,反迫害,闹翻案。如果这些人真有独立人格,他们应该敢于站出来道出真象:在文革第二阶段他们曾经利用刘邓与毛林的矛盾反迫害和造反。当然那时右派造反都是打着江青的旗号,因为江青有一个“不但要批判七十天,(“五一六”通知至八届三中全会)的刘邓路线,还要批判十七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刘邓路线”的讲话,右派们就以此讲话为大旗,向十七年的“反动路线开火”。

政治从来就是相互利用

有人说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受人利用的。但政治中从来是互相利用的,毛泽东利用了造反派,而邓小平会说,造反派中的“坏人”利用了毛泽东。我在《中春》连载的我的回忆录中就用真人真事说明了,当时的确有不少有头脑的右派在自觉地利用造反派。他们不比现在一些自以为头脑清楚的人笨,他们一直在有意利用造反派反对共产党,但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人们没觉悟,而是因为毛泽东支援造反派反对当权派,使造反派从自己利益出发愿意与毛泽东联手刘邓代表的共产党 。

如果你将大陆今天那些自由派人士打着邓小平的招牌反对共产党顽固派的行为与文革打着毛泽东旗号的造反派相比,他们的独立性(或不独立性)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就以“六四”事件中的学生而言,如果他们没有利用赵紫阳同情和让宣传工具自由化,学生运动也根本不可能搞得那麽大。学生运动搞大很大程度上是市民在报纸报道赵紫阳肯定学运后,才真正发生的。“被人利用”这是一种典型的共产党套话,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

一九六九年,军队把造反派用武力镇压下去,以此战备为借口,把所有自由结社都取缔,然后通过“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军队和保守派联手发动的运动,用残酷的屠杀,才结束了革命和无政府状态,重建了共产党的秩序。这两个运动中共产党杀人无数,特别是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凡是造过反甚至只是同情造反的人都受到残酷迫害,西方研究文革史的,有人估计那次运动死了一二百万人。而人们今天所说的十年文革浩劫中的大多数悲惨故事是发生在保守派和军队当权派的这第三阶段。而其中令人发指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发动,而以周恩来为主要元凶。他自己一九七四年就不得不承认,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死人那麽多,他应负主要责任。

而文革后,“清查五.一六”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所有的政治运动都被否定,唯独这个运动不能否定。很多我的造反派朋友都愤愤不平地说,这个运动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这个运动不否定,他们死不暝目。“清查五.一六运动”之所以不能否定,是因为周恩来是元凶,也因为清查五.一六被迫害的人在文革后的清三种人运动(实际上是清造反派运动)中又成了被迫害的物件,很多人再次被判刑。

我在这里讲的不少观点,已由大陆著名不同政见者刘国凯在其杰出文章“论文化革命”中表达过。他在文中气愤的问道,造反派绝大多数在文革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害,不少人家迫人亡,而今天在官方的文革史中,造反派都是迫害人的人,而那些文革前,文革后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犯人却在文革后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世上还有比这更不公正的世道吗?

政治秩序比生产力发展更重要

今天再谈文革,不是想翻旧账,而是提醒中国知识份子,要摆脱共产党那一套话语系统,如“极左路线”,“拨乱反正”,“十年浩劫”等等。有不少香港人对这种劝说无兴趣,而对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十分欣赏。但我却不敢苛同。要知道,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八大时是个比邓小平还彻底的唯生产论者。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就有非常彻底的唯生产力论。但一见他犯了错误,或上层内部产生政治危机,他们就不再提唯生产力了。

从中国孔子的学说到当代政治学都指出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比生产力发展的确更重要。英国的发达是因为自光荣革命建立代议制、两党制,内阁制后三百多年没有政治动乱,美国的发达也是因为她有民主制度保证其二百年长治久安。中国要有二百年不断政治动荡而中断,不要任何政治家去强调经济为中心,经济一定会世界第一的。但政治不动荡非有结社自由,政党自由,自由选举这一套民主制度不可。从这里而言,唯生产力论是极端错误的。而建立一个公正和禁止任何政治迫害的法治和民主的社会才是长治久安和经济发达的根本大计。

造反派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讲了那麽多造反派的好话,我必须承认,造反派与其他人一样,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现在轮到我来讲造反派的坏话。造反派中的活跃分子据不少文革史专家研究,大多患有革命欢快症。他们中不少人是在秩序面前嫉妒权威,在动乱面前留恋秩序。一旦革命暴发,他们的形态就像一个初尝性爱的少女,全不顾日后分娩的痛苦。刘邓路线一九六二年后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对他们而言,似乎远不如毛泽东一九六六年给他们的结社自由更重要。为了结社自由带来的权力满足感,他们可以不惜毁灭整个社会秩序。

从这个角度而言,保守派中虽大多是些唯唯诺诺没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对秩序和既有权威的尊重的确有着可贵的价值。如果你看不出这种价值,你就去仔细研读一下日本和德国的近代史吧,在这两个民族中,正是这种保守主义,对权威和等级秩序的尊重,使这两个国家至少在经济上比法国(他们大多是有革命欢快症的人)更大的成就。我自己对造反派的反思可以写本书,但是这种反思最有意思的是对革命的反思。文化革命第二阶段虽然暴发了毛泽东并不能完全控制的革命,但这革命却像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大革命一样,其丑无比。对于我们这些当时被革命欢快症感染的造反派,革命的确看似像盛大节日,小偷都成了圣人。但这个革命却充满着残暴,混乱,互相残杀,和黑暗。

我们可以用一种诚实的态度来反省革命,但是,我却不能接受中共官方那种以迫害造反派为基础的反思文革。从我对革命的反思,我有几点最重要的心得。第一点是,共产党的秩序比革命中的无秩序更可怕。第二点是,共产党的系统的政治迫害在有秩序时会被人们故意地伪装遗忘,人们不再相信儒家的恕道和保护弱者的原则,而是群起欺侮迫害者。因为共产党的秩序是对连不迫害被迫害者的旁观者也要歧视的。但人们并没有真的忘记这种迫害,所以一旦政治控制放松,被迫害者就会混合著革命欢快症一下突然暴发出来。当“六.四”的学生说他们是和平非暴力时,他们并不明白,一旦革命真的暴发,其后果可能是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

共产党的反对派在帮共产党开阀门

从这个角度而言,目前共产党的反对派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开阀门,把这种革命的潜力慢慢放掉,使社会能较平稳地过渡到一个政治开放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主张反对派应提出一个诉求:通过人身保护法或人权法案,使四十年来受过政治迫害的一切人都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伸张正义,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要只提六四的问题,或只提文革知识份子问题。而要包括所有土改,镇反,清查五.一六等一切运动中的人权问题。对实行政治迫害的人,应该像纽伦堡法庭一样,追究个人的法律责任。这条法律应该对所有人都一样,不管他是文革初的红卫兵,文革中期的造反派,或一九五零年的土改干部。

我特别希望大陆的文人们在反省文革时不但注意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而且特别注意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在文革前和文革第一阶段和文革第三阶段中实施的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

最后一点是针对反对派的。反对派不要以为真理全在自己手里,共产党的保守派也是有部分真理的,他们也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反对派要作好和保守派平等竞争的准备。不要像共产党批文革一样,把一派讲成绝对正确,而把另一派讲成妖魔鬼怪,十恶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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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7-11 11: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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