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7日讯】最近几天，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五十五岁盛年去世的消息就象一阵冷风，给海内外中国文化和学术界在夏天的炎热中带来了一丝寒意。
杨小凯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前是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经济学教授，出版过很多有影响的经济学论著，担任西方多家经济学杂志的评审。有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杨小凯的学术成就不但是华裔经济学家中出类拔萃的，而且在当前世界经济学界中具有重要意义。他的《经济学原理》被认为是西方从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和萨缪尔森以来最有创见的经济学教科书。海外华裔学者在历史﹑哲学和文学等领域做出成就相对来说不难，因为中国是文化大国，本身就有为西方所重视的资源。
但在经济学领域，中国由于经济落后，又从来没有形成过任何有影响的经济学理论，所以一向是个小国，华裔学者要受到西方学界如此的推崇是非常不容易的。
杨小凯做出成就的学术领域之一，是发展经济学。这和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有密切关系。在西方学术界奋斗的同时，杨小凯也用中文写过很多文章，不但探讨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追溯历史，考查现实问题的起因。当很多人在谈论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的所谓”优势”时，他的一篇题为“警惕’后发劣势'”的文章很发人深省。
但是，经济学的学术兴趣并不是杨小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关注的原因。实际上杨小凯的整个人生道路，都是通向一个大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是他自己在1967年提出来的。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很多人或是迫不得己或是怀有个人动机去参加运动，而当时在湖南长沙﹑还是中学生的杨小凯却写出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以”中国向何处去”最有代表性。
这些文章表现了在共产党文化下长大的一代在知识和思想上的先天缺陷，在今天看来当然早就失去了理论和思想意义，但在当年，这些文章从独立思考出发，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前途作了批判性的考查，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大逆不道的。当杨小凯的这些文章传开后，他立即受到了注意。不久，中共最高层的康生﹑陈伯达和江青先后给杨小凯定了性，作为反革命处理。当时在湖南担任第二把手的的华国锋甚至在这些人还没有表态时，就以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给他定了反革命的罪名。1969年，杨小凯被判刑十年，投入劳改农场。直到1978年才被释放。
杨小凯当然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人。中国知识份子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许早在19世纪末。在三十和四十年代，中共的理论家以这个问题吸引知识份子，并向国民党挑战。国民党也问”中国向何处去﹖”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新鲜。但是，在什么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却有重大的区别。在1949年以前，任何人都可以公开地问这个问题，但在1949年以后，你问”中国向何处去﹖”就意味着你在挑战中共，因为根据中共的理论，它不但早就给中国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甚至连未来都已经设计好了。因此，在1949年以后问这个问题的人，是应该做好关进牢房的准备的。
“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特别的问题。它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和其他问题不一样，在客观世界中没有现成的答案，所以并不能被”找”到。实际上，每一个中国人都用他的行动在为这个问题塑造着答案。杨小凯当年问”中国向何处去﹖”，就是在用行动向祸国殃民的文革发出疑问，向毛泽东的权威提出挑战。这个行动就成了一块砖，一条石，铺在了那条和文革不同方向的道路上。杨小凯后来的学术活动，实际上也还是在用行动去回答那个老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杨小凯临终前是不是认为他用生命参与塑造的答案已经能够看得很清楚了呢﹖我们没有人可以知道。但我们可以相信，一个把说实话说真话的老医生绑架和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的政府，一个动不动就关闭互联网站和逮捕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的人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决不是一个会把中国引向光明的道路的政府。对所有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政府存在一天，”中国向何处去﹖”疑问就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去创造答案。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