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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化:读杨小凯,重提土地私有化问题

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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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1日讯】开始认真读杨小凯的著作,竟然是在他英年早逝之后。同时意识到,人的生命有限,而作品的价值则是永存的。

在他丰富的思想遗产当中,我发现了一颗钻石。这是一颗可以攻玉的钻石。如果人们有一天能够认识到它的价值,所有阻挡中国现代化、制度化、民主化进程的障碍,将变得清晰可见,易于搬除。这就是他的关于土地私有化的理论。

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只要有一百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就可能有九十五个答案。而在实际操作中,只需要一个提纲挈领的方案,就可解开所有难题。关键取决于有愿望解决问题的人士,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共识。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强烈感受到,一场大变革即将来临。中国的经济过热问题、金融危机问题、贪污腐败问题、贫富不均问题、资源环境问题、民主制度问题,言论自由问题、人权法制问题,教育学术问题、道德风气问题等等甚至台海问题,都亟待于发现一个解决的总端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是浪费时间。

有人在等待执政党的政治改革,据说改革将从2005年开始。这种说法已经听到不止一次了,都在一夜之间被风刮走。期待少数开明领袖的施舍,愿望是好的,可是没有条件。条件是这些领袖必须拥有绝对权力。可是一当他们有了绝对权力,恐怕立刻会改变初衷。如果没有压力,利益集团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利益。人们只能看到现在这样的“政治改革”:杀鸡儆猴,封锁互联网的出头言论;温水煮青蛙,扼杀港人的民主要求;借打压“台独”,扩大海外统一战线;借打压法轮功,分裂族群,制造民间仇恨;在青年中发酵反美反西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培养一代潜在自杀炸弹自愿者;暗暗扩大对海外华文媒体的影响,收缩华人的话语自由程度。所有这一切,完全与开放言路、疏导民怨、化解矛盾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驰。

有人在等待经济发展,以为经济发展了,政治会自然进步。即使退一万步讲,两者有这样的因果关系,人们也等不起。当矛盾在一口高压锅里积聚,压力会越来越大,释放的时间越晚,爆炸越具破坏力。爆炸的导火线可能是台海战争,金融崩溃,宫廷政变,严重饥荒,而所有这些,都已显现端倪,可能距今不远。越了解内幕的人,反而越不敢等待。如果一旦爆炸,结果会类似《黄祸》中的描写,把财产和子女转移到海外的聪明贪官们,也不可以幸免。只有一个办法,立即把这口高压锅放到冷水中,以避免玉石俱焚。

杨小凯的研究和理论,将给希望中国得救的人一点启发。先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不但可以缓解迫在眉睫的爆炸性矛盾,还可以为今后和平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建立社会各阶层正常稳固的利益关系奠定基础。更因为,由于这一思路将得到强大的社会支持、十亿农民的支持,比所有海内外独立知识份子改革政治的方案,都获得更大支持度、更可以操作。

谁都承认,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但谁都没有力量解决它。只有两个半人在解决土地私有问题上,稍有动作。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初,提出过“平均地权”。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强制性分配过土地。但孙中山没有来得及实行。毛泽东只是放出一个诱饵,一待农民上钩,帮他夺取了政权,就把诱饵收回去了。那半个是邓小平。他只在形式上还给农民土地,“土地承包责任制”。哪怕这一形式上的变动,也被历史给于最高评价。不管是谁,只要他能够用法律的固定形式,分配也好,交易也好,把本来就属于他们祖先的土地还到中国农民手中,功莫大耶,幸莫大耶!

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农民国家。几百年内,还将是一个农民国家。农民是这个国家的祖先,是这个国家的父母。这是一件让那些坐在繁华都市高层写字楼里的精英们,十分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正视的烦恼事。对农民的歧视,早已经深入这个以农民为主的民族的骨髓。而造成这一切的,还要归功于那个打算“解放全人类”的党。农民用自己的乳汁把党养大,而党把农民像弃婴一般扔在路边的的垃圾箱中。(参阅《中国农村调查》)

在承认或不承认中国农民是否还拥有土地这一点上,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有人说,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土地还是属于农民集体的。还有调查说,全国失地农民的总数估计在4000万左右,这是指在城市郊区土地征用以后失地的农民。只要问一句,那些口头上还“拥有”土地的农民,可以依法出售土地吗?答案绝对是否。

村委会也就是村长,是有权出售土地的,不过还要得到上级批准。批准与否要看暗中交易的满意度如何。很明显,中国农村一切土地的所有权,已经暗暗转移到权贵手中去了。这些权贵包括:有实权的村干部,乡干部,地方政府主管土地征用的官员,地方政府有权批条子的官员,中央政府有任免权的官员,中央政府有实权的领导人。至于想在其中分一杯羹的地产大亨,集团老总们,只要暗中交易得当,就可以得到想要的土地,获取暴利。

暴利的利润有多少?仅仅举一个中等城市的调查为例,这个城市的某镇,最高征地补偿费每亩为3.55万元,而政府拍卖价格为20万元。这个城市的某区,最高征地补偿费每亩为16万元,而政府公开拍卖价格最高每亩已达到800万元。利润率超过百分之四百。(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另一个调查是一个民间电视片制作人做的。片名:《好死不如赖活着》。在镜头里,户主马升义说,一家五口由于卖血有四口染上爱滋病,所以一年除了种地收入的百十块钱以外,还可以求好心的县长补助200块钱。这对他已经很满足了。

请中国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来回答一下,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此悬殊的反差,如此赤裸裸的剥夺,在地球上还能在几个国家里找到?这就是你们革命的目的吗?这就是你们改革的目的吗?如果说“是”,“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我也可以告诉你,这个暂时已经“暂”了几千年,不可以再“暂”下去了。

这个国家曾经骄傲地对世界说,“我们养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我不理解,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养的,能不能把这个方法介绍给联合国,让联合国也可以去养活非洲的饥民。当然。现在这个国家已经进步了,再也不说养活谁的这样的话。正确的话应该这样问:“是谁养活了这个国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统计,从1949到2004的55年间,国家财政对农村地区的直接和间接投资共有多少,再统计一下,几亿农民以他们的劳力、土地、自然资源、提供的人才,给这个国家创造的财富有多少。如果国家说,不对,土地和资源都是我的。那就要反过来问,是谁、以什么样的方式给你的,你出了多少钱收购来的?如果再强辩,称这是属于全体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共有的,那么,结论就出来了:你打算怎样与农民共有?

能指望这样的党来解救农民,像美国的早期领袖们解放黑奴一样,把一切应该属于他们的统统还给他们?起码目前看来还是一个梦。不过实现这个梦,已经不需要再等很久,情势和时机都越来越成熟。

时机成熟有两层含义。从正面来讲,由党内开明人士倡导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用市场方式来管理经济,用法治方式来管理社会,已经成为国内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自从加入WTO以后,中国将不得不沿着市场经济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无回头之路。完全市场经济的自由开放公正互利原则,有朝一日终将决定土地制度。

从负面来讲,由于现阶段没有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管理制度的规范,随着现行经济的发展,毫无私有财产、毫无社会保障的农民,将极度贫困化。所谓的“三农”问题:“农民太苦了,农村太穷了,农业太危险了”,将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当赤贫化、破产化的大量农民像熔岩一样四处奔突的时候,所有关注社会稳定的人士,都将不得不面对土地制度的改变。总之,距离这一天的到来,时间不是一天天遥远,而是一天天接近。

土地制度的改革,能够救中国吗?能够。

土地让农民安居乐业。中国农民朴实、勤劳、本分,只要有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家业,绝大多数的他们,会守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只要是自己的产业,他们一定会倾注所有精力,使土地肥沃、林木茂盛。中国的环境恶化问题将渐渐缓解。得到土地的农民同时也得到自由,他们将不再依附于那些横行乡里、动辄以收回土地承包权相威胁的乡村干部。自由给人创造潜能的机会,在提升自己地位的同时,也提升知识、技能、品行。新一代的现代农民将出现在中国的地平线上,他们将完全按照市场的规则,经营土地、经营农业、经营农村。所有已经实现市场化经济的发达国家所出现的农业奇迹,也将在中国出现。有了土地的保障,他们不再靠“养儿防老”,将会自我节制生育,减少歧视女婴。

把土地还给农民,对国家有利无弊。国家将从根本上甩掉农村包袱,还可从变革后的新农村增收财政。土地有了明确归属,将堵住一个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漏洞。因为所谓的“圈地热”,一方面有国际资本参与炒作,牟取暴利;另一方面也有国内黑商,暗暗把倒卖地产后获取的资产流到国外。有人说,国有资产的最后一块饼,只剩下土地。对土地的不公正的、贪婪的瓜分,在瓜分过程中产生的恶劣影响,直接关系到社会所有不同利益阶层的生存。一夜之间他们会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半辈子赚来的钱,只能买一块刚够自己站立的地。他们希望国家来强制改变这种现状,可是国家无能为力。国家不会把这些被倒卖的土地都买下来,按合理价格再卖给低收入的市民,也不会下令收回土地,因为要保护私有财产,这已经被写入宪法!就连强行拆迁这样的强盗行为,国家也管不了,任由其造成不断的社会动荡。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么多几乎是无主的、廉价的土地,“圈地热”靠什么来热?

农民有了土地,有了财产权,他们立刻就可以升格为公民。长期困扰中国的二元社会,立刻成为历史。中国的城乡差别,在中国人心目中,有如天堂与地狱的差别。只要有一线希望,地狱里的人就向上爬。只要爬进天堂,就要不择手段留下来,避免掉回地狱。这种爬和掉的关系,渗透在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渗透进每个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所有自由、博爱、宽容、尊重、公正、民主等健康良好的理念,就像水珠滴落在油腻的表面,无法停留。许多愿望良好的社会改革家,希望中国建成为公民社会。可是,没有财产的人是不自由的,在精神上不可能成为公民。

我建议,希望中国得救的、有研究能力的知识份子,花几分钟时间来思考一下中国现阶段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当然,第一个最大的担心是土地自由兼并。的确,土地兼并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带来灾难。但是兼并是可以避免的。研究一下同样是亚洲的日本的土地制度,同样是中国的台湾的土地制度,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生兼并?设想制定一种税收政策,就可以有效抑制兼并和不健康的土地买卖。只要对中国农村有真正的了解,就知道中国农民不是无所作为的贱民,只知道拿土地来换大烟。当然,前提是必须让他们完全相信:这一次分配的土地,再也不会收回去了。

最后回到文章的开头: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最大问题是土地问题。我们还活着的这几代人,有能力解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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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7-21 1:4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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