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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钟:中国右派的英勇起义──试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历史地位

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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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7日讯】【《开放》杂志编者按: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运动,中国右派知识分子群起批判中共专制制度的弊端与罪行,本文透过右派四大类别的背景与特质分析,显示右派的抗争,是中共统治下第一次大规模民主运动,虽被残酷镇压,但其反抗的广度与深度,迄今无与伦比。】

当我们深入认识林昭之后,自然会想到: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派运动,究竟是甚么性质?它的历史定位是不是已经清楚?中共方面迄今为止不改“右派向党进攻,但严重的扩大化”的定性,海外非共地区有代表性的判断是一场“阳谋”,是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远为残酷的运动。更多人相信是一场旷古未有的“大冤案”,所谓右派,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只是为了党好而提提意见罢了,因此,戴右派帽子极不公平,应予平反,还其公道。

为右派正名:非共的民主派

但是,深入研析反右运动材料和中共历史,可以有一些新的看法。林昭案就是一个例子,她目睹反右运动的欺骗和横暴后,写下的大量文字,已明白显示,她对中共已从失望转向反抗,中共乃至毛泽东的理论与政策,都成为她批判与反对的对象,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是甚么?说反右是冤案,是阴谋,也没错,但这种正确性只是针对中共统治者对言论自由卑鄙镇压而言,“阳谋”只不过是镇压的方式与手段。但本质上,右派鸣放应是一场民主运动。是矛头指向以毛为首邓小平为次的专制集团的一次反抗,只是这次反抗是带着被诱惑的形式出台的。

诚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约一百万人之中,不少是并无政治含意或纯属个人意气或完全是误会,甚至为充数而落网的,但是在广义的知识界,有过“言论”而遭批斗者,无论激烈与否,轻重与否,“善意”与否,从政治意识角度而言,客观上皆可以视为中共专制制度的异见者,如果按俗称中共为左派(如香港),这些异见者被称为“右派”,应该是名正言顺。毛共常常自命左派,这些异见者,自然可以列为右派,或者民主派。平反,乃是按照法制原则,纠正对这批无罪的言者的不公正待遇,恢复他们应有的权利与社会地位,而不必把他们摆在拥护党忠于毛的队列中。当然,在把“右派”极度丑化扭曲的中国大陆是不可能这样正面界定右派性质的(甚至香港也难)。

然而,当历史的尘埃落定后,中共治下的“右派”,必有正大光明受人尊重的一天,而不是如朱镕基做了堂堂总理,也羞于面对自己的右派历史。而那些如林昭一样进行过英勇抗争者,绝对可以列入先烈和英雄的光荣榜。

章罗等民主党派挑战中共独裁

为了支持上述论点,可以对右派的四大类别作如下分析。先看看究竟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及五八年的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的人数是多少?官方引用的数字是“五十五万多”人,传是前统战部长李维汉透露的,但作家刘宾雁据一位党内机要人士透露是一百零二万人。留美学者丁抒多年考证结果,五十五万是县以上城市内的右派,加上县以下的农村右派及内控右派,不戴帽右派,总数有一百万人,另有数十万中右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也在反右运动中制造出来。诗人邵燕祥认为,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是五十三万多人,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可以相信,反右的生死簿密藏在中共的档案柜中,不像大饥荒与文革乱局,当局掌握相对准确的数字。

毛反右派的第一目标是“民主党派”,一批头面人物被他钦点,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黄绍竑等。毛还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社论,怒批“章罗同盟”和文汇报的“民盟右派系统”。同盟之说,无中生有,但章罗言论并非一般,章伯钧不满“一党独占政府机构”,“人民没有说话余地,只是共产党的专政,并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提出“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 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至少先交他们讨论。”挑战中共一党独裁。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直接向“老和尚”毛周提意见,批评每单位都派党员做领导,是“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质问,十二名副总理怎么没有一名党外人士?“党天下”之说,传遍天下。肃反运动,是中共专政的敏感问题,虽然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反右前内部讲话中可以承认“有些干部对犯人比奴隶主对奴隶还残忍,简直是惨无人道。”但是罗隆基质疑年年肃反,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为历次运动受冤屈者平反时,就罪莫大焉。罗还要求共产党员退出民盟,因为所谓民主党派的不少领导人都是中共秘密党员。还有如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尖锐抨击苏联
是党和领袖独裁,党内党外皆无民主,中共学苏联太危险了。

今天,人们对章罗储等言论自然有无限同情,殊不知这些意见同今天“结束一党专政,平反六四”的口号,性质完全一样,是对中共专制最直接的挑战。而毛把他们列为首要打击对象,不仅针对其言论,而且深知章罗等人是资深的政治活动家,他们在国民党时代或为中共同志、同路人,或为支持者,而且都是向蒋介石争民主的独立之士,有才能,有影响,章罗当时还是部长级统战人士。

必须指出,他们对中共专政的不满,对中共本质认识之深,绝非一般知识分子可比。他们是受过西方民主自由熏陶的人,又有政治斗争经验,章伯钧是中共南昌起义的重要干部,储安平则早就有过“国民党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共产党是自由有无的问题”的精彩之论。因此,在观念上,他们是非共(或反共)的右派,是西方价值观的传播者。他们的言论,可能只是观察所及的冰山一角。一九四九年艾奇逊白皮书寄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首先是这班人,毛当然早有提防。

知识分子:专制的天然反对派

毛打右派的第二目标是“知识分子”,包括文艺界、教育界、新闻界、技术界的学者、专家、作家、艺术家、演员、编辑、记者等。

这些知识分子的批评大多根据自己在“外行领导内行”下的经历见闻而出不平之鸣,但是也有相当的尖锐性。如京剧名角李万春说:“党的领导干部根本不明艺术,一律以马列教条吓唬人,似乎拉屎撒尿都要结合社会主义,才拉得正确。”

编辑冯亦代为胡风叫屈:“钦定式文艺,是对文艺界头上插上一把刀,文艺要丧命。”不少作家编辑主张允许办“同人出版社”,要求言论出版自由。

著名外交专家,曾在审判日本战犯中为国争光的梅汝璈批评党领导不等于包办一切,党政要分开,党应给人大以实权。他成了反党的右派。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建议取消马列主义作指导思想,公开呼吁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提议成立劳动党,走尼赫鲁中间路线(他死于劳改营)。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不赞成中共把报纸作“阶级斗争的武器”。

剧作家吴祖光批评禁戏“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寥寥几出戏在舞台苟延残喘。”

沈阳师院教授徐公振说:“我国自古以来是尊重教师的,天地君亲师。只有今天教师才没有地位,共产党不尊重教师。”北大王铁崖教授等也批评学校机关化衙门化,教条主义长期统治,学术自由,已近窒息,学者专家变成鹦鹉。法律学者尤其不满中共一九五二年强令解散法学院,指教的都是“资本主义的一套,要连根拔除。”社会学院命运也一样,五二年被取消,教授在学校打散工。前辅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景汉气很大,鸣放时说:“于今党不仅要洗去脸上的尘埃,更应该把肥皂吞到肚子里去洗一洗。”他要中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河南文联创作部负责人栾星认为,胡风集团案是“一个大的文字狱”。“当今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统治,比清朝文字狱还要凶,还要厉害。”上海一位教授调侃毛是“秦始皇、孔夫子加马克思的混合体”。

这些知识分子开口鸣放之前顾虑重重,怀疑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四川一教授在家中贴上八个大字“守口如瓶,身心安宁”表示绝不上当,但是,这些善良的读书人终于招架不住毛假惺惺的诱惑,毛一再高调鼓励鸣放“言者无罪”,并赞同党委治校不合适,要出版“蒋介石全集”。电影女演员吴茵甚至感动得对人说:“怕甚么?甚么都可以说,可以写,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他们哪里知道毛早已制订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看看毛选第五卷,可以洞悉毛在五七年一月已处心积虑“一定要把社会上的歪风打下去”。

这些知识分子多数已届中年,他们在国民党时代受教育或者留洋回国,接受过西方价值观的洗礼,面对中共执政以来的劣迹,他们当然有种种不平、不满和愤慨,化作鸣放言论时,无论如何以事实为据,出于改良的善意,但必然与中共的权威与教条相冲突,而被视为反党,这是他们悲剧的根源,也反映右派与共产党之间的本质分歧,无关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动机与气度。质言之,五十年代中国知识界与中共的矛盾,仍然是两种世界观的对立,不是简单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而是一党独裁、共产专制主义和民主自由理念的对立。从这点上说,二者有不可调和的性质。

深受苏东自由化影响的青年右派

毛的第三个反右目标是“青年右派”。这个群落以大学生为主体,他们批评共产党的思想资源和前述两类区别较大。这批青年学生,以其中两名鼎鼎大名的林希翎与谭天荣而言,反右时都是二十二岁。对这两位右派学生的处理,是毛亲自批示的:“开除学籍,留校劳动,当反面教员。”而有五四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则成为全国青年右派的一面旗帜。北大一批激进学生在鸣放高潮的五月十九日贴出《是时候了》的大字报,号召“年轻人放开嗓子唱”“举起火炬埋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随即大字报在校园铺天盖地而起,名曰“民主墙”,开大陆以大字报为诉求手段的风气之先,直至一九八○年被邓小平禁止。

北大右派学生深受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的自由之风影响,他们同情波匈暴动,欣赏南共纲领,林希翎的演讲,谭天荣的文章是两个万众瞩目的标杆。林赞扬铁托,抨击中共肃反,逮捕胡风是破坏法制,指“中国杀了七十七万人,冤枉的人也有七十二万。”她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应是很民主的,但中国不民主,只能叫封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真正的社主义而斗争!”她指责中共的愚民政策,封锁新闻,军队是教条主义大本营。

谭天荣的批判不如林泼辣,更带理论色彩,他自称是恩格斯的崇拜者(二○○一年来香港时,在北大校友会上,仍自称是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他点名批评毛是帝王思想变相复活,刘少奇、郭沫若、李政道、杨振宁等人无知,无耻,形而上学,自命认识历史必然性为真理而战的战士。他宣称,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是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反映。他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反对的是如波共领袖哥穆尔卡所说的“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之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谭天荣要求全民直选,对地主也给以选举权,反对法律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可见,他们是一批“二十大的孩子”(如苏联戈尔巴乔夫们一样),他们没有借助于西方民主自由理论的思维惯性,他们是在中共正统马列教育下(八年)成长的一代,鸣放中大量社会黑暗面的曝光,使他们感到自我奴化的胁,便以青春的热情和优异的理性走上反叛专制之路,他们的思想与言论便带有自发性与启蒙性。

中共为何要对这批青年右派严加处理呢(不少人被判刑、劳改)?明显的原因是,尽管他们完全可以属于毛宣扬的“人民内部矛盾”,但他们和章罗及那些年长的知识分子被诱在座谈会发表言论不同,他们有主动性,并把鸣放变成了民运,造成各地的“闹事”(陕西师院学生甚至封了党委办公室,钉上木条)。他们年轻,还有机会。因此,北大近千名学生打成右派,甚至在文革后,予以平反“改正”,仍不让他们留在北京,多数都被发落回原籍,以防他们东山再起。

党内右派的反叛力度不弱

毛反右的第四个目标是﹁党内右派﹂。毛在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说,“党团员中的动摇份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北京学校中的党员大概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些,也许百分之十,或还多一点。”

其实,中共内划的右派分子并没有北京的大学中那么多,其特征都属党内知识分子而且多有前科,如毛点名的丁玲、冯雪峰(毛指他们是共产党员反共),他们在反右前就因历史和文艺派系挨过整,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顾准,三反时曾被撤职;如黑龙江省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李常青,在反高岗时受过陷害;另如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因支持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也成了右派。这些都是十足的知识分子。和后来反彭德怀及文革不同,党的各级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反右的打手。台共领导人谢雪红因批评对台工作被划右派,但她不是党内当权派。

值得指出的是,中共内部划成右派的高干,有一个外界少知的群体,即省市一级的司法干部。因反右前中央提出加强法制,实行“公检法”三权制约,曾给肃反中一些错案平反,结果,肃反扩大化成为右派“进攻”的主要目标后,这批检察院法院的副院长、副厅长,很多被划为右派分子。

北京的大学院校中,确有不少党支部团支部成员大比例地被划成右派分子,原因无他,这些青年党团员是学生中最关心政治的部分,身处大动荡之中,他们的反应当然十分敏感。(另一特别现象是北大物理系学生的右派占全校右派三分之一,清华工程物理系约一半学生当了右派,据谭天荣对笔者解释,那是因为学物理的喜欢“刨根究底”所致。)沈阳师院共青团宣传部长张百生的鸣放言论可为代表:

中共执政以来“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连资本主义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 …… 党是太上皇,一手托马列主义圣经,一手执国家政权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扣上反马列主义铁帽,就是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

清华大学一党员,当过兵,他的控诉直指毛泽东:“我抗议毛主席最近在团中央的讲话,皇上哟,你镇压人民,已胜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一九四九年以后,你杀了七十多万人民!杀吧,把中国人杀绝吧 …… 独裁者,你们已是残暴成性了。”

五七年右派的历史功绩

综上所述,作为毛打击的主要对象的四类右派,尽管他们的思想资源与文化背景有所不同,但不约而同地对中共执政八年所呈现的专制劣迹,作了广泛的质疑与抨击,可以说,反右迄今,海内外一切对中共的批评与反抗的议题都包含其中,而且批判的深度超过文革到“六四”的抗争,足以享有中共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民主运动的荣誉。章伯钧、罗隆基以英国大百科全书对他们在反右运动中要求民主政治的高度评价感到自豪,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脚注。

因此,对反右运动的整体观察,不应停留和局限于谴责一个暴君的政治手段(如阳谋)之上,应看到这是对共产主义透过中共在中国这块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土地上的粗暴统治的一次全民否决。虽然不是普选式的否决,但人民已让他们的优秀代表响亮地、毫不含糊说“不”。(被认为是务实派的刘少奇、邓小平,在反右中坚定地站在毛一边,邓至八十年代也不为反右认错,可见反右有更深的基础)。这是和波兰的工人和布达佩斯的市民一样,可以名垂青史的中国士人对暴政的一次起义。

在毛泽东卑鄙野蛮的阴谋与镇压中,这次伟大起义悲惨地失败了,这失败不仅是沦为“残民”的百右派的家破人亡,自身的无比摧残,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严重受挫,而且,在精神层面斩断了自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大陆艰难成长的自由民主命脉,这种巨大的不幸,是全民的言路被堵塞,更是在毛以百倍疯狂走向灭亡的辽阔地平线上,一批又一批的反抗者,失去了作为人类普世价值的理性依据和道德依据。中国在六七十年代出现了可怕的和战后潮流隔绝的断层,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大跃进”数千万生命的死亡和文革中传统文化的濒临灭绝。

林昭就是在这个历史的大断裂的背景上,作出了自己的英勇抉择并洒尽最后一滴血。她以弱女的一身挑起五四民主精神,苏东自由思潮乃至基督仁爱之心的道义重担,完成了她玉洁冰清的人格,她是中国当代普罗米修斯,她留下的思想和道德遗产,是我们这个可悲的民族尚能苟存于世的珍贵的基因。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被迫承认反右扩大化,给右派“改正”,恢复工作。笼络了王蒙、朱镕基等一批右派,大多数右派则在九十年代先后淡出社会舞台,少数右派出国谋生,承继五七年的传统,磨励他们不懈的斗志,从和癌症搏斗的刘宾雁到致力于劳改研究闻名国际的吴弘达及许多老当益壮的流亡者,留下可观的功绩。留在大陆的右派,饱经懮患,虽已垂垂老矣,但仍不乏在改革开放时期大胆敢言,著书明志之士。虽然四十年前右派抗争的目标大部分在中国仍是遥遥无期,但这分散在海内外的一批幸存者仍相信,火种在,必有后继者,他们一九五七年的梦想,终将实现。

【本文资料参考:丁抒着 《阳谋》、思忆文丛《原上草》,朱正着《一九五七年的夏季》、胡平着《禅机一九五七》、章诒和《最后的贵族》、毛选五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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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8-07 7:0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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