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6日讯】第四件大事﹕“土地改革”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率先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张。1927年3月﹐在“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上﹐这一主张得到了彭湃﹑方志敏等所有执行委员的赞成﹑支持。但是﹐1927年的农民运动﹐还没来得及重新分配土地﹐就被镇压下去了。直到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之后﹐才全面开展打杀地主和夺取他们的土地和财富。在井冈山﹐毛泽东忙于打仗﹐虽然也把土地分给农民﹐但没来得及对地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匆匆忙忙把地主杀掉了事。再者﹐当时是在小地方小打小闹﹐算不上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因此﹐中共党史称这一时期为“土地革命时期”。
到1946年内战前夕﹐毛泽东认定“动员广大贫苦农民参军﹑支前﹐是内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后﹐中共抛弃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的承诺﹐暗中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所谓“五四指示”）﹐重申实行“耕者有其田”。指示下达后﹐除陕甘宁（陕甘宁边区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经常有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来参观﹐所以将“土改”押后﹔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共一贯弄虚作假）以外的各根据地﹐立即如火如荼地开展“土改”﹐组成“贫农团”﹐以斗争“汉奸”、“特务”、“恶霸地主”为名﹐实则矛头直指开明绅士（即地主﹐抗战时期地主都服从大局﹐实行减租减息﹐共产党称赞他们为“开明绅士”﹔其中﹐最著名的李鼎铭先生﹐还被中共统战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新﹑旧富农和富裕中农﹐枪杀他们﹐抢夺其土地和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在上述指导思想下进行“土改”﹐一开始就发生“过火”、“过左”现象。
按理说﹐发生“过火”、“过左”现象﹐应该马上纠偏。但毛泽东认为﹐在贫苦农民尚未充分动员的情况下﹐不但不能“纠偏”﹐反而下令“实验彻底平分土地”。
这个时期的“土改”﹐主要在华北地区。这一地区土地不十分集中﹐自耕农较多﹐没有田亩特别多的大地主。晋绥地区负责人根据中共中央文件规定﹐划分10%的人口为地主富农。但没收他们的土地不够分﹐贫苦农民没有眼前利益﹐动员不起来。毛泽东的指示下达后﹐地主富农人口顿时爆增至30—40%﹐许多一辈子辛勤耕耘的中农﹐都被划为“地主”。
这一史实﹐在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中篇小说《赤地之恋》中﹐得到了印证。《赤地之恋》前半部描写1946年的“土改”﹐由于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不够分﹐贫苦农民动员不起来﹐“土改”干部便根据上级指示扩大地主富农的比例。小说写了一户老老实实﹐一辈子天天在农田干苦活的中农﹐被“土改”干部打成“地主”﹐并把他枪毙了……张爱玲在写这部中篇时﹐一再强调“真实”﹐很可能当时是大学生的女作家写自己下乡参加土改的亲身经历﹐所以﹐这部作品也可以当作“纪实文学”看。女作家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土改”积极分子吊打孕妇地主婆﹐致使她流产血流遍地﹐最后死亡﹔描写把地主五花大绑吊在骡子后面拖着“滚场”﹐血肉横飞﹐肝肠肚肺零零碎碎拖撒一地﹐臊腥难闻……读后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这个时期的“土改”﹐中共的口号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土改”干部率领流氓地痞“斗垮地富”﹐“挖底财﹐分浮财”﹐将“地富”榨得一干二净后﹐全家“扫地出门”﹐有的打死﹐有的活埋。恶魔康生亲自指导的晋绥首府临县土改﹐斗争地富共死亡780余人﹐多半是活埋与剖腹。平山县三天之内﹐打死一百多人﹔其它各县﹐都是恐怖笼罩﹐血雨腥风。仅河北七﹑八个县﹐殃及的人口多达数十万﹐农村处处实施“肉体消灭地主阶级”。建国后首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当时路过晋绥﹐沿途尽是吊死在树上的地富尸体﹐伤心惨目﹐不忍卒睹。
当贫苦农民分得土地、浮财﹐受骗“动员起来”之后﹐内战胜利有了相当把握﹐又因“春耕季节”已到﹐不能影响秋收。于是﹐1948年2月﹐毛泽东才下达一个不痛不痒﹑制止“过火”“过左”的指示。但此时已是“鱼过装壕”（壕﹐一种在小溪流水中篾制的捕鱼工具）﹐“开明绅士、新富农、中农”的土地、财富已瓜分殆尽﹐死者长已矣﹗
1950年的“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后大规模砍向人民的第一刀﹐杀戮地主200多万。海外一位学者曾义愤填膺地责问中共﹕当年哪里那么多人﹐只是土地多几亩﹐一下子就全部犯了死罪﹖
这次“土改”到底杀了多少人﹖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有一个内部文件不得不承认杀了85万多地主。然而﹐据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女士研究﹐国际权威公认的数字是200多万。即使只杀85万多﹐那些人仅仅多几亩地﹐就该通通枪毙么﹖
就算多几亩地﹐要论罪﹐也得问一问﹕这地是怎么来的﹖如果是勤劳俭朴、合法经营、守法经商、继承遗产等正当途径得来的﹐顶多只能把多余的地没收。即使退一万步说﹐土地不该私有﹐不该出租﹐但土地私有和出租是两千多年制度的沿袭﹐地主本人不应该为历史承担责任﹐绝对没有死罪﹗对无辜者大开杀戒﹐人们不得不问一问﹕这究竟是为什么﹖成批成批杀这么多人﹐目的何在﹖
原来﹐那个时候﹐中共就是要“打击一批﹐杀掉一批”﹐用杀人的办法﹐来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土改”时﹐上面要求“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一个乡都要杀人﹐没有一个乡不杀的﹔有的地方﹐还按比例杀人或下达杀人指标﹐所谓“恶霸地主”﹐全被杀光。
什么叫“恶霸地主”呢﹖没书（文件）对﹐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参照。哪怕平时是个极其忠厚老实的好人﹐只因过去几十年中﹐曾为某件小事﹐在无意之中偶然得罪了某贫雇农﹐经土改干部叼唆﹐挑拨﹐这位贫雇农站出来“控诉”﹐便不由分说﹐定为“恶霸地主”。
斗争“地主”、“恶霸”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寒冬腊月斗地主﹐则扒光衣服﹐令其赤著身子跪在磁片瓦砾上﹐一瓢一瓢从背后﹐沿着脊梁骨淋冷水……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积极分子带领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积极分子配合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当夜区长红笔一勾﹐第二天开完斗争会﹐绑赴刑场﹐一枪揭掉其天灵盖……
用杀人的办法来巩固新生的政权﹐是中共大张旗鼓进行“土改”的第一目的﹐但同时还有其它几个重要目的﹕
第二个重要目的是壮大共产党队伍﹐在农村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建立中共稳固的统治。“土改”中发展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后﹐每个乡都成立乡党委﹐每个村都成立村支部﹐使中共基层组织密如蛛网地布满全国。
第三个重要目的是“劫财”。1950年的“土改”﹐在“新解放区”实施。所谓“新解放区”是指1947年以后“解放”的地方﹐其中包括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华东﹑华南）地区。自晚清以来﹐这里洋人聚居﹐富商云集﹐工商业比较发达﹐许多殷实人家的财富﹐都沉淀在土地上（当时人们的观念是“赚了钱﹐先买田”）。中共建政后﹐由于摊子铺得大﹐各省﹑市﹐要钱﹔数百万解放军﹐要钱﹔各项新兴事业﹐要钱……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迅速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过去﹐靠“打土豪”解决军粮军饷﹔今天﹐大权在握﹐江南这些富得流油的地主们﹐怎么不为新政权做点贡献呢﹖
“土改”时﹐没收地富的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全部分给农民﹔没收的粗重什物﹐如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也分给农民。但是﹐没收最有价值的金银财宝和现洋（银圆）﹐则通通上缴党库﹐用以解决新生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
毛泽东并不讳言“利用土改谋财”这个重要目的。他在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八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要进行土地改革﹐并把它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
第四个重要目的是“扩充兵源”。战争狂人毛泽东总是立足于“早打﹑大打”﹐一是要“解放全中国”﹐二是要“解放台湾”﹐三是“朝鲜战争”如箭在弦。他老谋深算﹐必须又一次充分动员贫苦农民﹐才能稳操胜券。过去“打土豪﹐分田地”﹐分得田地的农民被捆绑在中共的战车上﹐担心地主“还乡团”报复﹐为“保卫胜利果实”﹐让自己的丈夫﹑儿子参加红军。今天﹐“土改”后﹐“翻身”分得几亩土地的农民﹐为感共产党的“恩”﹐敲锣打鼓﹐让戴着大红花的丈夫和儿子﹐奔赴有去难回的朝鲜战场。
第五个目的是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中共的报纸和文件﹐宣称实行“土改”是“打倒封建地主﹐让亿万贫苦农民翻身作主人﹐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是一百多年来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之一﹐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许多单纯幼稚的知识分子便歌功颂德﹐山呼万岁。
第六个目的是完成对农村人力﹑资源﹑财力的总调查和总动员……
“土改”使中共名﹑利丰收﹐实惠多多﹐怎么不大张旗鼓﹐全力以赴呢﹖
“土改”工作组最初进入某个乡时﹐首先找骨干﹐后来这批人叫做“土改根子”。“骨干分子”越穷越好﹐穿得稀巴烂﹐房屋东倒西歪﹐没有米下锅的最好。找到几个这样的地痞﹑流氓﹑叫花子﹑社会渣滓……首先诱之以利﹐给予补助﹐让他们尝到甜头后﹐再去发动其他贫苦农民。然后成立贫农团或农民协会﹐选拔青壮年成立民兵连﹐挥舞大刀﹑梭镖﹐威风凛凛﹐横冲直闯﹐劲头十足。
那时候﹐刚刚建立的区﹑乡政府非常“有钱”﹐贫雇农﹑“勇敢分子”遇到困难﹐喊补助就补助﹐钞票哗哗兑现﹐仿佛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钱从哪里来﹖最终还不是出在“土改”后没收地富的财富中﹗
“土改”时﹐通过大量宣传﹐贫下中农都被中共反反复复的甜言蜜语蒙蔽了。他们对共产党的许诺﹐寄予极大的希望﹔头脑简单﹑愚昧落后的贫苦农民﹐上面说黑就黑﹐说白就白﹐没有什么是非标准﹐也没有对﹑错观念﹐没有正义感﹐缺乏同情心。“土改”干部指鹿为马﹐说这个人是“恶霸地主”﹐大家便跟着喊“恶霸地主”﹐不去分辨他是不是﹐也不管他有没有罪﹖将强词夺理和莫须有的罪名强行扣在地主头上﹐不准开口分辩﹐斗争台上﹐一伙勇敢分子﹑积极分子﹐冲上去不由分说﹐一顿暴打﹔斗争会场上有人（都是会前布置好的）喊杀﹐一呼百应﹐最后绑出去﹐一枪崩了完事。
“土改”时地主﹑富农的生死﹐全由贫下中农说了算。关键是人性和过去的作风﹐与乡邻、佃户﹑穷人的关系。同时﹐还要看那些贫下中农是否有良心。如果碰了良心好的﹐不说或少说坏话﹐检举揭发时不无中生有﹐就留有一线生机。如果这位贫农昧着良心﹐乱咬乱说﹐添油加醋﹐故意栽赃﹐就有口难辩﹐只能坐以待毙了。乡邻们这样多﹐年载这么久﹐哪能记得什么时候为哪一桩小事得罪过谁﹖简直防不胜防。即使没得罪过任何人﹐你原来吃得好﹐穿得好﹐住的房屋宽敞﹐有那么一﹑两个嫉妒者放暗箭﹐就遭殃了。
也有少数良心好的本分贫农﹐一开始不肯说地主的坏话﹐干部便去做工作﹐好劝歹劝﹐左启发﹐右提醒﹐教唆他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把芝麻小事说成箩筐大事。老是不听劝﹐干部就会骂“顽固分子﹗”接着﹐又指使亲友轮番劝……老实巴交的农民﹐被逼得没办法﹐只好依照干部讲的话﹐随便重复一两句。这下子﹐便抓到地主的把柄了﹐“XX贫雇农说你怎么怎么”。那位地主是“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结果地主因这两句话被枪毙﹐害得这位老实贫农一辈子后悔﹐受到良心谴责﹐痛苦终生。
“土改”时﹐农民是怎样发动的呢﹖开诉苦会﹐天天开﹐大家互相提醒﹐互相启发﹐寻找地主的“劣迹”。由于人多嘴杂﹐议论纷纷﹐慢慢便搜集了几桩芝麻小事。这样﹐使每一个地主都有了“劣迹”﹐只是有多有少而已﹐干干净净﹐没有“劣迹”的地主﹐一个也没有。
地主的“劣迹”是些什么呢﹖举例来说﹕贫农找东家借钱借粮﹐你不肯﹐是劣迹﹔你同意借﹐但没有借那么多﹐少借了一点﹐是劣迹﹔你按他的要求﹐如实借给﹐因为收了利息﹐是劣迹﹔你借给他﹐利息很低或不计利息﹐因为某次催他还款还粮﹐仍然是劣迹﹔他第一次借了未还﹐你也没催﹐第二次又厚着脸皮来借﹐你没有逼债也没有答应﹐仍然是劣迹……如此看来﹐没有什么地主没有劣迹的。于是﹐把有“劣迹”的地主五花大绑捆起来﹐“恶霸地主”的牌子往脖子上一挂﹐纸糊的高帽子一戴﹐口号声喊得震天响﹐敲锣打鼓﹐牵着游街游乡。地主们大多有儒学教养背景﹐推崇孔孟的“士可杀而不可辱”﹐受辱后想不开﹐便投河的投河﹑上吊的上吊﹐纷纷以死来抗争﹐用死来解脱。
那个时候﹐“罪”与“非罪”的概念﹐全混淆了﹔“党的政策”和政策执行者的指令﹐就是“法律”。“党的政策”规定要杀谁﹐政策的执行者指定要杀谁﹐那人就厄运难逃。在“土改”中﹐杀地主是无须定罪的﹐“地主”二字就是“罪”。说你“有罪”﹐你没罪也就有了罪。你田多几亩﹐钱多一点﹐生活比别人过得好一些……都是“罪”。一旦上了斗争台﹐口号一喊﹐反正不让你讲话﹐没有你分辩的余地﹐说你啥就是啥。每次斗争会﹐总是几个积极分子大喊大叫。那些所谓的“积极分子”﹐都是一些好吃懒做的流氓﹑地痞﹑无赖……通通叫做“贫雇农”。
乡政权成立后﹐一个乡就乡长说了算﹐权力大得很。表面上看﹐乡长没有直接杀人的权力﹐但多数乡长是区长言听计从的心腹﹐所以﹐实际上操有生杀大权﹐没有人敢得罪他。乡长基本上是上面任命的﹐本地人﹑外地人都有﹐清一色的共产党员﹐“苦大仇深”的贫雇农。
土改时﹐杀人大权掌握在区委书记手中。为了集中权力﹐许多区委书记兼任区长﹐就他一个人说了算。他想杀谁﹐就可以杀谁﹐不要讲任何理由﹐不要经过任何手续﹐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如果碰到嗜杀的区委书记﹐硃笔不留情﹐兴之所致﹐在名单上一个一个勾画下去﹐那一方的地主便遭殃了。
区政府牢房里关押着一些什么人呢﹖以地主﹑恶霸﹑富农为主﹐其它各阶层都有﹐想抓谁就抓谁。根据下面乡政府的反映﹐谁谁怎么样﹐谁谁怎么样﹐只要是对新政权稍有不敬的﹐区长一听﹐马上下令去抓。抓过来﹐有的审一审﹐有的根本不审﹐红笔一勾﹐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了。那个时候﹐杀个把两个人是随随便便的事﹐小菜一碟。
有时候﹐区委书记召集几名心腹晚上开会研究﹐明天要枪毙哪些人﹖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念一个名字﹐大家议一议﹐说这个人该枪毙﹐区委书记就用红笔一勾﹐这人第二天就铁定完蛋。如果有人在区委书记面前说两句好话﹐听说这个人做过几件好事。区委书记便说“去调查一下﹐等两天再说吧”﹐这个人的名字没有划红勾﹐他的小命就留下一线生机。总之﹐所有在押人员的生和死﹐全部掌握在区委书记一支笔上。有的区委书记﹑区长很年轻﹐二十来岁﹐就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予夺大权。
“土改”时﹐调来一些大学生﹐主要任务是调查人口﹑土地﹑财产﹐划成分﹐分田地﹐镇压反革命等。“镇反”与“土改”同时进行﹐土改工作队也参与抓人。那时没有什么逮捕证﹐白天﹑晚上都抓﹐随时都可以抓。过去有私仇﹐闹过意见﹐扯过皮﹐现在都由贫下中农说了算﹐公报私仇的特别多。莫说抓起来﹐就是当场打死﹐等于打死一条狗﹐不但不偿命﹐还受到表扬。表扬你“阶级仇恨深”﹑“立场坚定”﹐是“土改”积极分子﹐号召大家向你学习。
为了使新生的红色政权站稳脚跟﹐上面指示﹐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采用军事打击和流血的方法﹐消灭敌对势力﹐巩固人民政权。恐怖高潮﹐一天要枪毙十多个人。
是不是开公审会呢？有的开，也有的不开。即使开公审会（就是斗争会），五花大绑，拳打脚踢﹐跪在台上﹐领导讲几句话后﹐台上控诉者慷慨激昂﹐台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根本不让被捆绑者说话﹐没有你分辩的余地。在那种场合和气氛下﹐任你什么英雄豪杰﹐也吓破了胆﹐早已魂不附体﹐一身瘫软﹐失去了思考和语言能力……不知什么时候﹐在震天的口号声中﹐晕晕乎乎被牵着走（假如还能走﹔双腿软得不能迈步者﹐则一边一个解放军战士或民兵挟持﹐拖着走）﹐由区中队武装押送到该人所在的乡﹐当着围观的群众﹐“呯”的一枪便解决了。一般是哪个乡的人﹐就在那个乡枪毙。枪毙后政府就不管了﹐死者家属自行收尸。
那个时代﹐被枪毙者有的跪着﹐有的站着﹐枪管一律斜着向上﹑顶着后脑勺打。枪一响﹐天灵盖就打飞了﹐一大滩红色的鲜血和白色的脑浆﹐随枪声迸喷而出﹐溅落在死者脚前地上。随即﹐“扑通”一声﹐尸体踣扑于地。捆得不紧的﹐绳子松散开来﹐痛得手脚乱弹﹐最后﹐两腿用力一蹬﹐便不动了。枪一响﹐鲜血四溅﹐血腥气四处弥漫。一会儿﹐尚未完全凝固脑浆和鲜血上﹐便叮满了一层又一层追膻逐腥的绿头苍蝇。——那个年代﹐因为“食物”充足﹐营养特别丰富﹐嗜血苍蝇成倍繁殖﹐“嗡嗡嗡”地飞得到处都是。成群苍蝇吃饱了停在树枝上休息﹐把树枝都压弯﹑折断了。
枪毙揭去天灵盖﹐脑袋少了一截﹐变成一个空壳壳﹐脸部打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但因为是本乡人﹐布告就贴在旁边﹐因此﹐从身材和衣着等﹐家属收尸时还是可以辨认出来。
也有一些外地土匪或家中只有老弱病残的地主﹐枪毙后尸体无人认领。这时﹐就由乡政府派人﹐在山坡边挖个浅坑﹐草草掩埋。半夜里﹐常常被嗷嗷叫的成群野狗拖出来﹐吃掉大腿﹑肚肠等﹐弄得遍地都是零尸碎肉和死人骨头。天气炎热﹐腐烂迅速﹐到处恶臭难闻﹐景象惨不忍睹。
那时候﹐时兴“陪斩”。一般枪毙两个人﹐但五花大绑﹐牵出去时是四个人。枪一响﹐四个人都踣扑在地﹐腿一伸便不动了﹐好像全部被打死。隔半天﹐才有人动作﹐下意识地动一动﹕哎呀﹐怎么我的脑袋还在脖子上呢﹖……懵懵懂懂﹐不知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阴间。“陪斩”者﹐大多吓个半死。枪毙时﹐当时四支枪确实都响了﹐不过﹐有两支是对天打的。陪斩者没有“不死”的思想准备﹐枪的响声就在耳朵根子旁﹐吓得脑袋一晕﹐便踣扑在地﹐不省人事了。“陪斩”的目的是叫你坦白交代﹐挖出金银财宝。到那个地步﹐生死只差一线﹐吓得灵魂出窍﹐仿佛到阎王老子那里打了一转﹐人的信念全部崩溃﹐随便什么事都会坦白交代﹐任你什么金银财宝都愿交出来﹐只要能保住小命就行了。
有一次枪毙七十多个人。五花大绑的“犯人”押赴刑场后﹐在山坡边一字横着排开﹐用机关枪扫射。那些人的罪状是“恶霸地主”“逃亡地主”“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什么都有。“哒﹑哒﹑哒﹑哒”一阵机关枪响过之后﹐“犯人”纷纷倒地﹐刑场阒寂无声。“观众”被鲜血淋漓和死亡的恐惧惊呆了﹐过会儿才醒过来﹐人声嘈杂。
枪毙人出不出布告呢﹖一般都出布告﹐内容很简单﹐反正就那么几句话﹐该人系“恶霸地主”“勾结土匪”“欺压农民”“长期以来﹐无恶不作”“血债累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千篇一律﹐大同小异。这种布告张贴出来﹐是盖棺论定﹐没得案翻的。什么罪状不罪状﹐绝大部分是瞎编的﹑骗人的﹑捏造的﹑乱搞的。因此﹐许多人都是受冤枉﹑被栽赃﹑小嫌隙公报私仇而丧命。那个时候﹐中共必须要用“杀”的办法﹐把“反动派”的猖狂气焰镇压下去。
当时﹐任弼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的左右手﹐大权在握。他的老家长沙县北乡﹐有一些伯伯﹑叔叔和堂兄弟等亲戚﹐都在国民党里任高官﹐当师长﹑团长的﹐多的是﹐这些人多置有田亩﹐都是地主﹑大地主﹐当初完全有办法去台湾。但是﹐当蒋介石倒台时﹐他们仗势任家有人在共产党里当大官﹐死活不肯去台湾﹐留了下来。有的甚至认为﹐当年曾资助过任弼时﹐有功﹐只要找到他﹐还可以在共产党内谋一官半职。这批人被抓起来之后﹐趾高气扬﹐有持无恐﹐纷纷喊冤﹐打出“任弼时的亲戚”这张王牌。地方上的负责人当然不敢轻易杀﹐把问题反映到中央﹐请示中央该怎么处理﹖毛泽东把信转给任弼时﹐让任自己批示。任弼时在信上批道﹕“没有血债的﹐通过劳动改造﹐教育好﹔有血债的﹐用血来偿还。”可怜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关押在牢里﹐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一句这样的话﹐顿时一个个垂头丧气。那些国民党师长﹑团长﹐哪一个没杀过人﹐没有血债呢﹖就这么一个批示﹐任弼时那一批亲属﹐大部分被镇压了﹐留下来的﹐寥寥无几。
斗争是非常残酷的﹐经常一个个乡政府被端掉﹐人员杀光﹐财产抢尽。在那种刀兵相见﹐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到处都贴着“列宁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的标语。那个时代﹐即使原来是一个性格柔和﹑温文尔雅﹑心地善良的书生﹐参加共产党后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没有被杀掉﹐就像邪灵附体一样﹐很快变成一个大胆出手﹑冷酷无情﹑手起刀落的凶猛斗士。
保卫“土改”的解放军﹐区有“区中队”﹐县有“县大队”。一个区中队虽然只有百十来号人﹐但有县大队和解放军大部队作后盾﹐遇到情况﹐一个电话打过去﹐大队人马就会迅速赶到。所以﹐当年不怕多么厉害的土匪﹐只要一沾上正规部队﹐便摧枯拉朽﹐插翅难逃﹐一股一股地被歼灭。侥幸从正规部队包围圈中逃脱的﹐几乎没有。
清匪反霸时﹐发现土匪﹐解放军﹑民兵出动搜山﹐地毯式搜索。那时﹐穷苦农民的心﹐都像着了魔似的﹐向着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唆使下﹐大家都瞪大眼睛看着﹐如果发现陌生人﹐马上报告﹐民兵﹑部队当即出动。发现匪众﹐“解放军”大部队随后就赶来﹐形成包围圈﹐插翅难逃。
当年“土改”时﹐老百姓为什么向着共产党呢﹖民心是怎么骗取过来的呢﹖主要是共产党会做宣传工作﹐会骗。部队打到哪里﹐宣传工作就做到哪里﹐骗到哪里。部队开走了﹐从上至下的党﹑政工作人员﹐个个都是宣传群众的好手﹐人人鼓起如簧巧舌﹐骗取民心。
宣传的内容﹕
第一，蒋介石不抗日。
历史不是记载着蒋介石抗日﹐国民党军队在八年抗战中死伤200余万的史实吗﹖蒋介石抗日是真实历史﹐但在共产党的宣传下﹐蒋介石就是不抗日﹐老百姓哪里知道什么淞沪大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保卫战……根本不知道。——在这里多说两句﹐蒋介石抗不抗日﹐可以从战后的国际社会对他的态度得到反证。如果蒋介石不抗日﹐没有拼掉和牵制大量日本侵略军﹐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将要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是傻瓜﹐他不会力主一个没有任何贡献的蒋介石参加开罗国际会议﹐中国也无法获得当年在联合国的崇高地位。因此﹐蒋介石抗日有功﹐是得到东﹑西方国际主流社会公认的。
第二，国民党有许多事办得不好﹐例如贪污腐败﹐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抓壮丁等等﹐不得人心。
实际上﹐“贪污腐败”不是满清王朝﹑国民党和（今天的）共产党的“专利”﹐“贪污腐败”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古已有之。至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抓壮丁”等等﹐完全是由于共产党捣乱才引起的。如果当年没有共产党﹐像台湾一样﹐国家早已建设好了。
第三﹐共产党许诺让穷人翻身﹐分田分地分财产﹐有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
共产党把国民党贬得一钱不值﹐把自己打扮成“大救星”﹐天天讲﹐反复讲﹐骗术非常成功﹐于是﹐老百姓就相信了﹐人心就向着共产党。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三遍﹐就变成了事实。共产党就是这么做的。
世界上﹐无论什么事都要讲道理﹐但“土改”是不讲道理的。
不讲道理﹐用枪杆子逼着﹐杀人越货﹐是什么人﹖是土匪﹑强盗。因此﹐1950年中共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实质上是以党的名义﹐以国家发布政令的方式﹐用枪杆子逼着﹐公开地﹑大张旗鼓地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劫掠﹗
地主犯的是什么“死罪”呢﹖他们的唯一罪名是﹕拥有的土地和财富超过了共产党规定的数量﹐将土地出租给农民﹐收了租﹐“吃了剥削饭”。——用这种罪名﹐一杀便是200多万﹐这种对一个阶级的群体绝灭﹐是有史以来全世界罕见的最大的冤案﹗
中共暴力“土改”﹐产生了的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首先﹐“土改”人为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经过多年辛勤劳动﹐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兼并土地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想事。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对于“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是我小时候观察邻居富农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生产场面﹐产生的一种直觉﹐没有深究其中的道理。2004年7月7日﹐天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逝世后﹐在网络上阅读了他有关“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对国家经济起到极大促进作用的文章﹐才明白那里面有深刻的道理。杨小凯认为﹐中共改变国民党时代土地私有制度﹐在“土改”时将土地分给农民﹐两年后又打着“合作化”的幌子将农民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和“国有”﹐实际上是一场骗局﹐是开倒车﹐是历史的反动。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请参阅杨小凯先生的专著。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在古代﹐农村是非常安宁﹑祥和﹑温馨的。中国农村几千年来﹐一直实行村民自治﹐推举的乡村领导人﹐都是有威信﹑有能力﹑德高望重﹑办事公平公正的长者。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没有资格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
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都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乾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4万万5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宛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品质低劣﹐没有理想﹔自私自利﹐能力低下﹔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泽东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万农民……“左狂”吴芝圃掌管的河南省﹑曾希圣掌管的安徽省﹐是全国饿死农民最多的两个“重灾区”省份。
第四﹐1953年“土改”“胜利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毛泽东的预期目的。国内战争的胜利﹑开创共产王朝﹑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打个平手……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从此﹐毛泽东一言九鼎﹐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为他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
中共暴力“土改”以及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革命革了几十年﹐到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所谓“三农问题”的出现﹐追本溯源﹐“土改”难逃罪责﹗
从上述两次“土改”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共并不是像他们喊出的漂亮口号那样﹐为了“打到封建剥削阶级”﹐实现“耕者有其田”。每一次“土改”﹐都是为着中共的一党私利﹐都是用“分田分地”这种欺骗手段﹐来发动农民参军﹐支援前线。
特别是1946年的“土改”﹐脉络非常清楚﹕
——第一步﹐制定目标﹕发动内战﹐打垮国民党和蒋介石﹐夺取政权﹔
——第二步﹐决定胜算的必需﹕发动贫苦农民参军﹐支援前线﹔
——第三步﹐发动贫苦农民的手段﹕土改﹔
——第四步﹐当没收10%的地富土地不够分﹐贫苦农民的积极性调不动时﹐便把富裕中农﹑甚至一辈子天天在大田里干活的中农﹐都划为“地主”﹐枪杀之后抢夺他们的土地财产﹐来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骗得贫苦农民为中共发动的内战卖命……
毛泽东和中共这是“为人民”吗﹖完完全全是为“一党私利”欺骗﹑利用农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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