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日讯】小时候外婆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在古时的印度，有一位名叫摩诃迦叶的大富长者，他有数不清的财产和一位德貌俱佳的太太。有一天，他突然看破了眼前的荣华富贵来到佛陀的坐下，成为了一名靠托钵乞食为生的修道人。他每天的工作是：经行宴坐于林泉树下，安享“禅”的喜悦。一天上午，这位迦叶尊者见到路边的土地上坐着一个讨饭的老婆婆，就弯下腰来向她乞讨说：“请你施舍一点食物给我好吗!?”老婆婆惊讶地看着尊者说：“我只有半碗已经发了酸的稀粥。”尊者诚恳地说：“这对修道人来说已经很好了。”……一口气吃光了老婆婆施舍的那半碗稀粥，尊者高兴地向她祝福，然后对身边的同修们说：“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支持我的生命延续到明天，那么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我去奢求呢?”这个故事伴随着我走过了几十年的苦难岁月，每当我觅得一点点的食物，常常都会暗自地庆幸“又有了支持我活到明天的力量。”
追寻逝去的记忆
１９７５年，“文革”中的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我不堪忍受残酷的迫害，突然失去了宝贵的记忆。在以后二十几年的艰辛岁月中，我生活在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思想、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空里。直到世纪末，我的脑海里零零星星地闪烁出了一些曾经发生过的片段，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已变成了一位六十多岁跛脚的老妇。这些闪烁的片段逐渐地连接成了我逝去多年的记忆：１９５８年，新潮活泼、热爱艺术的我只有十九岁。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来到版画大师马达的家。无论是谁都不会料到，三年以后我竟嫁给了这个比我大出许多的男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崇拜他。在我的心目中，马达的艺术和人品是世界上最最完美的诗篇。
第一次走进马达的家，扑面而来的是塞满了整个世界的画册和古董。刚开始跟马达接触，我发现他不苟言笑、待人冷淡，除了艺术之外根本就什么也不谈。那时我跟他学习版画，一有时间就翻看他的画册、把玩他的古董：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柯勒惠支的《战争组画》、门采尔的《炼钢炉前》以及那气魄深沉雄大的汉代石刻、流动如生的唐人线画和精巧细腻的明清木刻都曾让我心叹神往。
在马达早年的作品中，《轰炸出云舰》最使我感到震撼。关于这幅画，马达讲述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寇向上海、吴淞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在激烈的战斗中，空军二大队的一架战机不幸被敌军炮火击中了油箱，飞行员沉崇诲毅然驾机撞向日军旗舰“出云号”，英雄就是这样在重创敌酋后壮烈殉国了。当时，马达正居住在战乱中的上海。亲历了这一切，艺术家的心深深地被打动了。据此，他１９３８年在武汉创作了这幅宣传抗日的木刻画。
时间久了，我了解到了很多关于马达这个资深艺术家的历史：他１９２７年参加共产党人叶挺、张太雷领导的广州暴动，负伤后逃亡到了上海；１９３１年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投身于鲁迅先生的麾下成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开拓者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马达来到武汉发起组织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不久他又来到延安，在那陕北的土窑洞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木刻家，其中包括世界著名的版画大师古元和天津市文化局老局长张映雪同志。那时，他设计的“新四军臂章”，现在还珍藏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１９４９年马达担任天津市美协主席，他不仅培养出了张德育、杜滋龄等一大批年轻的艺术家，还硬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将“泥人张”、“杨柳青年画”等流传于民间的“市井艺术”推入了大雅之堂。
我又惊奇地发现：马达其人很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迦叶尊者，他以极端淡泊的心境、无欲无求地对待生活，又以宗教般的虔诚膜拜艺术。只要有半碗稀粥和一支画笔，他就可以不去奢求这世间上的一切；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把眼前这位艺术家与当年在广州暴动中狂舞着大砍刀，参与肉搏巷战的少年武士联系在一起。
艺术是一柄神圣的双刃剑
刚刚认识马达的时候，他正醉心于汉魏六朝石刻画像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创造出一种“更好的版画”。六十年代初正值全国人民饿着肚子的非常时期，马达的创作也正是因此有感而发。他砖刻了一幅《杜甫像》，以弘扬杜陵布衣那“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崇高理想。最让我难忘的是，他把这幅画当做生日礼物赠给了我。从那时起，马达相得益彰的人品和艺术改变了我的一生，也促成了我青年时期人格的形成。
１９６１年，当母亲听到我决定要嫁给马达的消息时顿时惊得张大了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她第一次走进了博物馆一样的马达小楼时，看见床上静静地躺着一套用了二十多年还是抗战时期的被褥，突然大哭了起来……。最后，我还是嫁给了马达，这仅仅是因为我崇拜这个精研艺术、而不屑于权术的人。
１９６６年，在社会上一片“打、砸、抢”的浪潮中，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孩子刚出满月，一群“红卫兵小将”闯进了我的家，他们捣毁“四旧”的行动俨然就是电影里的“日本宪兵”。父亲目睹了这一切，当年他充当中国抗联的情报员，曾经潜伏在日本鬼子的巢穴里，与最最凶残的野兽们斗智斗勇。但这次他却被“红卫兵小将”们吓破了胆，一个星期以后竟在极度的恐惧中撒手人寰了。这也是我有生以来，遭受到的最最沉重的打击之一。
江青的“二二一讲话”出笼以后，中国的文化人陷入了亘古未有的灾难之中。保护过马达的滑富强和白金等青年作者们先后都失去了自由。马达本人作为天津市美协的主席更成了当然的重灾区，他每天都要被强迫站在一个高高的小凳子上，接受长达五、六个小时批斗。花甲之年的马达，在一次批斗时体力不支昏厥了过去，丧心病狂的造反派们窜上来就是一顿乱拳猛揍……
１９７０年，马达和我带着年幼的孩子被遣送到了郊外的大南河村，落脚在一间８平方米的小仓库里。夏季小仓库多处漏雨，由于地势较低雨水还会毫不客气地挤进门来，我们一家三口经常生活在２０厘米深的水里。那几年，我几乎干过田里所有的农活：挑水、拉车、种菜甚至是挖河泥。但就是在这种境遇下，我还是帮助马达在衣箱里秘藏了一套《送子天王图》和《敦煌飞天》的摹本。他常常趁着人们尚未醒来的黎明时分，悄悄地打开这流动如生的唐人线画，细细地揣摩其中的真谛。在那光怪陆离的时代里，这足以给我们全家带来灭顶之灾，但马达还是甘愿冒这个风险。
过了几年，马达又开始画画了，但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某造反派惦记上了我们在天津市里储存东西的房子(昆明路２６０号)。他带着一大群打手，乘着三辆吉普车，来到大南河村的小土屋里，以折断老画家的右手相威胁劫走了昆明路的房门钥匙。为了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临走时他还下令砸毁这里所有的泥塑作品。后来有消息说：马达多年精心搜集的大量艺术珍品和他大半生的画作都被洗劫一空了。
这一次彻彻底底的抄家，粉碎了我惟一的梦。自从来到大南河这偏僻的乡村，为了照顾马达的生活，我不得不放弃了自己所钟爱的艺术乃至一切。我渴望着有一天能结束这流放的生活，回到天津市里去过几天安顿的日子，画几笔自己想画的画儿，但这一切从那时起就都化作乌有……，那天夜里我蹬着那辆破自行车，自己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眼前飘动的全然是父亲临终时的形象，我眼前渐渐地变得一片模糊，蓦然忘掉了这世间的一切，进入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时空。
瞻视马达
二十多年后，我从梦中醒来，才知道丈夫马达早已过世多年了，这世界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陌生。面对镜子里的跛脚老妇，我已经认不出是我自己了。还好，我有一间夏季漏雨、冬季透风的破房子可以栖身；还有每月２００多元的生活费可以勉强维持生计；马达的画静静地睡在我的箱子里，即使是在梦中我也会把它们视为圣物。
这些画多是马达在７０年代(我失忆前后)的作品，那也是他一生中生活最艰辛而艺术最辉煌的时代。为了获得生活用水，我们扯起了一张大塑料布，把屋顶上流下来的雨水引进一个缸里。周围的环境中除了农民、庄稼、蔬菜之外就是渠水、牲畜和拖拉机。乡村的一草一木，成为马达艺术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在中国文化人有史以来最屈辱的岁月里，在那连吃水问题都难以解决的恶劣条件下，体弱多病的马达竟将西洋木刻、汉唐绘画以及多种民间美术的精髓取入他的作品，而另辟出了一个新的境界。
“刺骨寒风识骄松，春回气暖更葱茏；朽株貌似傲霜骨，花开时节露原容。”，这是马达在他迫死寒郊前吟咏出的一首诗。当时我们躲在一间冰冷的乡间茅草篷里，天上飞舞着鹅毛般的大雪。马达的哮喘正在发作。他已经很久不能躺下睡觉了。为了不压迫自己虚弱的肺，就只好跪伏在床上休息。伴随着那沉重的呼吸，马达的喉头会发出来一种奇怪的声响。缸里还有一点点的水，让人欣慰。但没有医生，更没有一粒药……
瞻视马达的诗和画，我体悟到了一种人的纯真和生命的意义，随之而畅游在一个圣洁、安详的世界里，从而使灵魂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净化。于是乎我以一种极平常的心态真诚地对待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在自己的领地里尽可能地使残酷的人生轻松起来。
“寒风飕飕雪皑皑，一抚伤痕一扬眉”，收房租或煤气费的小姐叩响我的寒舍大门时，我常常是低吟着马达落难中的小诗开门恭迎那“讨债者”的光临，然后很诚恳、很有礼貌地告诉她说：“对不起，我真的没有钱给你……”。捉襟见肘时我就是这样扮演着现实生活中的“白毛女”。……我终归不是摩诃迦叶那样的圣者，除了半碗稀粥的希求之外，我还有一个“奢望”，那就是能够健康地活着，但我却不敢挪用吃饭的钱去医治自己通身的疾病。
这些年，我常常在思考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人存在的意义”。我觉得艺术和宗教在行为方式上虽然是大相径庭的，但在精神上，在至善、至真、至纯的追求上是一致的。就物欲与精神而言，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曾几何时，为了信念我百折不回，现在还在试图拯救那滚滚红尘中被扭曲了的人性。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完成了传记文学《画家马达的一生》，更渴望着能让马达的画(他生命的结晶)重见天日。我明白：仅靠我的节衣缩食，恐怕终其一生也没有可能完成这个心愿。但我的心却超越了社会性的日常生活，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空间。我亦梦亦醒地感受到：马达的艺术和我都将化作永恒的“自在之灵”，飘逸在宇宙中、飞向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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