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5日讯】近有消息传来，在遭受台风“达维”之灾后的海南琼海市，村民领到手的救灾米是人均“八两”，而该省文昌市一些村民每人可领的救灾米竟是“三两” （《中国青年报》2005年10月26日）。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庆成教授所着《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中，收入王教授从英国图书馆等地抄录回来的史料。其中刊有在清初海南（其时称“琼州府”）饥荒之际，政府官员发布的若干赈灾告示。阅读之后，数百年历史刹那接近，予人以无穷遐思。
当年的海南灾荒，非比寻常，据说连椰子树的嫩叶都被老百姓吃光了。这半是天灾，半系人祸。说是天灾，因为遭遇狂风暴雨的连续袭击，田里的禾苗、豆米几乎全部没了。道是人祸，在于海南一地，本系风灾多发地区，原本当有一定应对能力。奈何北京的中央政府为了维护社稷稳定和国家安全，打击在台湾的郑成功集团，下令禁海和迁界，使得靠海吃海的人民少了许多生财之路。
穷则思变。广州的总督大人不待北京批准，已是自作主张。总督以为，本地离京八千多里，等经过一番请示汇报、公文旅行，虽也许可以请来救灾之粮，但“民不得而食之矣”。据学者研究，以当时传递资讯“五百里加急”的条件，广州到北京的公文送达时间当在16到19天左右。灾荒严重既已非常，情急之下，他只好冒着犯“矫诏之罪”而被杀头的危险，经过与省级行政、军事领导巡抚、提督的讨论之后，暂时允许航海，开仓放粮，纾生救死。也许上级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琼州府的一位同知或者通判（身份无法判断，但其自称“本厅”，则无庸置疑为今天“副市长”级的官员）忙活起赈灾的事来。
这位官员在公告中称，经过活动，搞到了一些米，两千人因此可以吃到两个月的稀粥。“副市长”没有象当今的赈灾那样，通过强大的行政网路，就可以让老百姓自行到村中小卖部去领到饮料瓶装着的救济粮，而是采取较为笨拙方法。他命令在神庙旁搭起棚子，建立厨房，工人每天都要煮粥，并用上了数十口大水缸来盛装。灾民每人每天得到二升的稀粥，且“钵具官备，盐菜任意取食”。为防止工作人员煮食不干净，他与手下的一般干部，如门皂舆夫等，都要与群众一道同吃水缸里的剩粥。他的赈济措施甚至非常细致：残疾人不用排队，由工作人员送到；女人优先，由官给签领粥；为防止灾民卖儿鬻女，规定凡是怀抱小孩的人，多给一升；对于作为知识份子的秀才和年轻妇女，则报名一次后照粥给米，不必再抛头露面来领赈，以“尊斯文”、“养廉耻”。在史料中，我们还可看到有官员为避免灾民因骤饱致病，而下令先煮粥，再煮饭；为了防止新锅未经煮食，使人中毒，便用官府买来的新锅与民间旧锅互换。
清代的吏治未必清明，政治生活中公开表达与实际运作所存在的巨大反差早为历史学者所认知。总督与巡抚、提督经讨论后决定冒险赈灾，就可想象为分散政治风险的权谋之举。但是我们还是相信，即使上述清代官员的作为有一定的虚构和夸张成分，亦是建立在相当“行事”基础之上。总督们完全可以在公文中把灾荒的原因推给台风，而不必要承认“此皆牧民者之罪也”，将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副市长”在赈灾时完全可以用民之父母的身份，对灾民轻唤：“嗟，来食”，就可以轻易获得关怀群众的美誉，而不必要在发放救济粮后居然还要向灾民“八叩首，以谢不职之愆”。由于监督的缺失，他们即使克扣粮食，或将粥煮得如米汤一般，或象征性施粥，让得到如中彩般困难，也能够邀到赈灾的美名，更完全不必要公布其所获得食米的总量，每天煮上数十缸的食物，与民同食一锅粥达两月之久。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当然可解读为他们害怕承担因赈灾不力，引发“民变”的政治责任所致。但民变只存在于可能之中，而总督未经批准就改变国策却是实实在在的犯罪，正所谓民安而官危矣。如果是趋利避害的理性行为，着实不该将宝押在可能性而不放在必然性这一面。阅读总督与“副市长”的文告，其中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一定的民本主张和清官心理。总督之所以如此决断，因为其认识到如果数十万人生命不存在，则邦本可忧，所以“不若危本部院一人”。“副市长” 则多次表示，如果灾民拥挤于道，面有菜色，为民上者午夜清心，无以为心，能不羞愧至死。而且，这些官员还有些敬畏于神灵的力量，害怕如行不义会遭到阴间的报复，所以每天来施粥之前，都要“谒神四拜”，以示公心。
再接下来可以问的问题是，何以数百年后的今天，某些政府官员的素质、作为竟大不如前了？难道他们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了吗？
──转自《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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