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红楼梦》的人生歧路和商业炒作

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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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25日讯】据北京电视台《红楼梦中人》官方网站2006年12月23日报导,北京电视台启动的新版《红楼梦》拍摄,以及为此在全球华人中开展的《红楼梦中人》选秀活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影响波及海内外全体华人,《红楼梦中人》官方网站也因此赚足了人气。该网站自8月21日开通以来,截至到12月22日中午12点,网站累计访问量超过二亿,日访问量975万,报名人数突破42.4万,其中报名扮演贾宝玉的选手22.8万人,报名扮演林黛玉的选手1.83万人,报名扮演薛宝钗的选手1.34万人。另外,在北京城南模仿《红楼梦》的相关场景而建造的假古董“大观园”里,参与贾宝玉、林黛玉等角色的选秀活动的妙龄少女,一时间竟然是摩肩接踵。作为这场选秀活动的局外人,我自己更感兴趣的反倒是自称“红学家”的一群老男人,把《红楼梦》等同于所谓“传统文化”的粉墨登场。

稍有常识并且凭借常识来阅读《红楼梦》的人都应该知道,这部小说不过是曹雪芹写作的一部半真半假或者说是亦真亦假的自叙传。自命不凡的曹雪芹,通过佛〔释〕、道两教的神圣包装,所要展现的并不是正统儒教或奉天承运替天行道或忠心耿耿保国护主的英雄传奇,而是对于正统儒教既有所反抗又有所妥协的儿女情长。

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中,曹雪芹借助中国本土的原始道教,通过女娲石上的四句偈语: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做奇传。”

给自传性人物贾宝玉设定了一个此物只有天上有的特殊材料式的先验身份;进而借助于这块不配补天的女娲顽石上的“天书”,为贾宝玉与林黛玉离经叛道的劣势情爱,包装了用原始道教的“木石姻缘”对抗门当户对并且儒道互补的“金玉良缘”的神圣理由,从而曲折婉约地透露出了一丝以人性本能反抗“存天理,灭人欲”以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正统儒教的人性之光。

接下来,曹雪芹通过题《金陵十二钗》的四言绝句,表白了自己更加真实的自传性的创作动因: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他所谓的“其中味”,并不是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充分保障本能人性和天然人权的普世文明,而是佛、道两教以彼岸天堂为终极家乡或精神家园的出家避世。这一点在“疯癫落脱、麻履鹑衣”的跛足道人的《好了歌》中已经有初步展现: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痛失爱女又家业破败的甄士隐,有感于跛足道人的《好了歌》,运用自己所惯用的文人曲调发挥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鬃又成霜?
昨日黄土垄头送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在《红楼梦》的收尾诗《飞鸟各投林》中,曹雪芹把亦道亦佛的消极虚无情绪,表现得更加彻底: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
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
欠命的,还了命,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
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
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
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在绝对一元化的政教合一且天人合一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极权专制体制下,中国社会所盛行的只能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存天理,灭人欲”以至于“杀身成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既反人性也反文化的吃人教条和吃人文化。只是随着明清两代商业经济的初步萌芽,才逐渐出现了一些把人性本能包裹在宗教神秘之中以便尝试性地反抗正统儒教文化的半新半旧的思想著作和文学作品。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部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经典。小说中的林黛玉,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性怪胎,她不敢向真正代表传统文化的正统权威贾母、贾政们正面反抗,反而把变态扭曲的一腔幽怨寄托并发泄在自己挚爱的贾宝玉身上。一直不能独立自主的小男人贾宝玉,更是一个在传统与反传统之间左右徘徊的双面人:他屈服于正统文化和正统权威的结果,直接葬送了比自己更加单纯也更加弱势的林妹妹。他最后对于世俗功利的叛逆性逃避,又导致了一直养育自己的整个贾府的彻底败亡,以及一直喜爱自己的贾母、薛宝钗、花袭人等至亲家人的绝对绝望。“看破的,遁入空门”,就是曹雪芹为自传性人物贾宝玉所选择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逃避罪责或者说是逃避自由的人生歧路。

如此一来,贾宝玉睡梦中连喊带骂的“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的人性反抗,连同林黛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真挚爱情,就与正统儒教“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替天行道式的争权夺利一道,被佛、道两教人如槁木、心如死灰、清心寡欲、四大皆空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存天理,灭人欲”全盘否定。《好事终》一诗中的“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更把与公爹贾珍乱伦通奸的秦可卿,认定为“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的美女祸水。

换言之,曹雪芹和他笔下的自传性人物贾宝玉用来反抗正统儒教的精神武器,无非是佛、道两教的出家避世和四大皆空,他的高度宗教化的精神反抗不仅无助于自己的家族、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时代,而且直接损害了喜爱自己的所有人。随着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基于正常人性的美好爱情被彻底否定,《红楼梦》留给后人的并不是现代文明运用宪政制度来约束公共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程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而只是以四大皆空的佛、道两教来否定替代官本位的政教合一的正统儒教的以“传统”来反“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现代人来说,《红楼梦》的价值所在,只能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身上所表现出的难能可贵的反传统、反儒教的爱情萌芽和人性火花,而不是所谓的“传统文化”。

在《绛洞花主〉小引》中,鲁迅曾经写道: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的,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不同而有种种。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

就是这样的一部根本不可能与普世文明正常接轨的歧路彷惶的“小器”之作,在20世纪50年代被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曲解为反映阶级斗争的高度政治化的经典读本,从而充当了思想改造的政治道具。50年之后,同样的一部“小器”之作,依然在养育着一大群以“红学家”自居的文化人。在被这些“红学家”神圣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成就和伟大经典的《红楼梦》中,能够被发掘出来大肆炒作的商业价值,只有骄奢淫逸变态脆弱的所谓“美女”和穷奢极欲腐败堕落的所谓“美食”。更进一步说,21世纪中国人惟一可行的文明出路,只能是把欧美社会旨在保障人本身的本能人性和天然人权的宪政民主制度移植过来并且发扬光大,而不是再一次退回并且陷入所谓“传统文化”的反人性和反文化的吃人圈套之中自欺欺人和自我陶醉。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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