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就是一个集团。
一个人就是一场运动。
四
在民主墙被封杀、我们被逮捕之前，我们由贵州高原出发，先后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持续发起过六次冲击，最后一次形势已十分危急，仍冒险去了一个人，在天安门广场贴出最后一幅大型横幅标语：“民主启蒙运动万岁！”此人名梁福庆，原为贵阳至北京的火车上的列车员，我们先后多次从贵阳至北京、从北京返贵阳都由他“专列”来去包送。
我们第三次上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张贴了我以笔名“公民”写的一封《致卡特总统》的公开信，直接提出红色铁幕后的中国人权问题，呼吁整个西方世界和全球给予关注。此信开头表明：“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和一个同样普通的美国人，就人权问题进行一次平等的对话。”此文和我的《火神交响诗》很快被翻译成包括英文在内的多种文字，并由此开始了中国与美国两国的人权外交。此次同时贴出李家华以“路茫”为笔名的《论人权》一文，此文也是中共执政后第一次公开贴出的人权专论。
第四次同样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我的以“来一场静悄悄的情感革命”为序的我的爱情组诗《田园交响诗》（《我的奏鸣曲》），这是那个年代最早的爱情诗。那个时代的“爱情”和“爱情诗”都是禁区，和人的生命与大自然没有关系，男女恋爱、结婚必须先经单位领导审查、同意，只差由他先行“试婚”。其更大的前提就是，个人情感、婚恋必须符合“毛主席”的“思想”要求，必须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标准，比如“英雄配模范”之类，达不到这种“高标准”要求，也要以这种标准为恋爱结婚者的学习对象。所以，我因了这组“离经叛道”的诗被人视为“反动”、并由省委宣传部下文批判，因而成了“政治”和“文学”的“双料坏蛋”和横跨两个领域的“两栖动物”。
第五次我们的阵地由天安门广场转移到了西单，我在那儿的墙头发表了对毛泽东的长篇评论《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与反作用》。我以为毛泽东所发动的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所起的不是推动历史前进、而是导致历史倒退、阻止历史进程的“反作用”。在由毛泽东个人主宰和驾驭的所有“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绝不存在自顾自说的“人民文革”。这不仅是某些实质上当时极为“迷狂”者对自己在那个严酷的时代的不真实的“自我定位”；也是自觉不自觉地对这场空前浩劫和灾难的性质的人为扭曲和粉饰。与此同时，我还发表了歌颂首次公开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公众“自由论坛”的诗：《民主墙颂》。
诗是书写、也是行为，它同时也是运动、以个体生命形式展开的精神运动。所以，对于每个诗人而言，“一个人就是一场运动”。而诗人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特立独行者，无须拉帮结伙，一个人足以面对整个世界和全部宇宙人生，所以，真正的诗人“一个人就是一个集团”。这样的诗人可天然容纳一切、包括各流各派，却不从属于任何“流”、任何“派”。
在一些人眼中，西方永远是产生“大师”的地域，东方是精神的不毛之地、贫瘠之地。东方对西方只能作永远的仰视或步其后尘。这类人的姿态貌似踞傲，其实心性上十分自卑。东方落后于西方的是现存压制人性发展的专制体制，而非智慧和精神文化层面上的弱势。东西方思维方式各异，东方的抽像的形而上的思维，相对于西方的具体思维，具有极为浩瀚的包孕性。东方人对宇宙生命万象的深层探索和把握，自有为西方人所不可取代的独特的精神视角。在本世纪，东方正以上升的强势登临新的精神高度，对我们这个共同生活的世界作新的全方位的俯瞰，而不是永远踩着别人的脚后跟，被尘土呛得直咳嗽！中国人要有真自信，首先必须是个自由人，不向任何威权和世俗偶像俯伏。人与人没有尊卑、人对人没有恐惧。诗人是什么？怎么写诗？就像当年“启蒙社”四条汉子，在天安门广场曾有过的“壮怀激烈”的举动，那就是以“那厮掏出那物”的方式，解开裤子朝高挂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圣像”撒尿！这正是：
“在天安门广场，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个屁也是惊雷！”
在专制者面前敢于蔑视，这意味着每个人活得同样有尊严！而作为诗人，在那个“万众祈祷”、“皇恩浩荡”的独裁专制社会中，以生殖器为笔，敢于以另类形式写出人间另一种意义的诗！在“六四”运动中，敢于以颜料鸡蛋砸向天安门城楼上高挂的“红太阳”、以表示“毕恭毕敬”者，也是几个来自湖南的反偶像崇拜者，他们也正是“红太阳”的老乡！
民主墙时代，远非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任何一种表达都必须身体力行才能冲出封锁、冲出绝境；任何一个举动都要付出极高极惨的生命代价。这里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敏锐地抓住某一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所以我认为，历史不仅是循序渐进的，有时候由于某种突发的因素，也可能在一个瞬间内完成一个历史事件，甚至在一个瞬间内改变整个历史。
“启蒙”在民主墙时代是破天荒之举，它不仅引起举世关注，在国内也引发了广泛的反响和回应，“启蒙社”为此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民间的三千多封群众来信。而整个民主墙时期，中国的“民主墙运动”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各国驻京记者曾为此发出过二十二万条电讯。由于影响之大，也出于试图利用的原因，官方曾先后派出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对“启蒙社”作过采访。仅《人民日报》特派记者周修祥、王永安的专题采访就曾拟在报纸上以四个版面发表，此事后来因为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反对而被迫取消、改为在内参上登载。胡耀邦曾拟邀请“启蒙社”全体成员赴京，由国家出面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之前曾由贵州省、市委宣传部转达，要求我先写一份面对国内外发言的文章，强调要表态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结果我交上去一篇《我站在中国的大门口说话》，不改初衷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国际人权理念。我想像那些人在读我的“发言”时候会读得脸色发青、一把将我的文章撕了。其结果就是没有“应邀上京”，而是“投入囹圄”。当时全国范围内主要社团成员都被逮捕入狱，“启蒙社”骨干几乎全体被抓，只一人幸免。整个民主墙运动唯有对北京的《今天》网开一面，没有一个人被捕。我因此被打下十八层地狱，此前曾拟由《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发表的诗稿纷纷取下，专制者有选择地推出了专制体制内可容纳的“艺术”；而这类艺术的“出现”和“存在”似乎也仅为寻求专制者的接受和认可。中国当代诗歌史、思想史乃至社会史，在专制者与官方学者的互为默契和彼此配合下，或杜?、或虚构、或置换、或改写。专制中国的文化从来是虚假的文化；这个国家的文人从来是投靠和依附官方的文人。而一代一代的人却仍然还在官方、准官方和伪民间共同制造的谎言的笼罩之下，至今未走出专制鬼魅的阴影，毫不了解历史的真相和有待揭开的社会的隐秘。“文化大革命”、“民主墙运动”、“‘六四’运动”成为绝口不提的历史禁区。这样一个社会，一切精神创造围绕权力意志而转移，文化已经丧失独立的尊严、文人失去独立的人格，自愿成为权势者的马前卒，早己毫无良知和羞耻心可言。这种情况下，还有何可能给当代人和后来者一份历史的真实？有何可能产生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有何可能创造一种具有世界水平的文化、并使其成为世界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前提、基础和条件？！
在民主墙运动之前，我在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就遭受封杀；一生一次又一次失去自由，在狱中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代和黄金岁月。民主墙运动之后，我和“启蒙”一起在中国大陆就地蒸发，作为一个人，从精神到肉体完全消失、在世界上“失踪”。那个信息严密封锁的时代，一个人动不动就被人非法关押，任意丢入黑暗的深渊，水面上连水泡也不起一个。你若认为你没有犯罪、提出你的质问：“为什么要把我投入监狱？”“执法者”竟会坦然地对你说：“我们不需要你犯什么罪，逮捕你只根据我们的需要！”此人为公安局长，也兼职安全局的头儿。另一位却对我说：“你78年一把火，现在到处都在冒烟，你闯下了?天大祸，犯的是颠覆罪！而我们的职责就是维护这个政权，保证它不被颠覆！对于这个社会你永远有罪！”此君当时是公安局一处的一位年青的副处长。同那些因为诗歌的“艺术性”而得到“党”和“共和国”的“承认”者不一样，首先“读懂”并拒绝我的诗歌的正是这个“党”和“国家”，包括维护它们的整套司法体系、数不清的“执法”的警察和今天的“网络警棍”！这不仅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悲剧，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生活在闭塞、边远贵州地区的人的令人难以想像和置信的悲剧中的悲剧！这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剧，这种悲剧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几乎无人敢于公开喝破、挺身而出制止！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只有一批以大智大勇的维权律师为代表的维权者，开始率先打破这一僵局，而因此日以继夜地承受着难以想像的高压！在控制“言论自由”问题上，今天这位年龄还小于我的主政者，比他的前任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关注的正是那些正重复着我的命运和遭遇的人，他们早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成批地出现、越来越普遍，他们是转型时期中国变革的希望，像我这样一个过来人却从深心对他们满怀敬意！
一位英国学者、前英国驻北京外交官、《毛以后的中国》一书的作者罗杰先生，说他当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曾在现场亲眼看到过“启蒙”大字报和那两条大标语。也目睹过此前出现在北京王府井的《火神交响诗》和大街上挤拥的场面。所以，他在后来出版的《毛以后的中国》一书中，许多地方都曾写到我，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从那以后，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寻访我的踪迹却无从觅踪，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估计我早已离开这个世界、死于狱中。只是到了近年，他才从国外的英文网上意外见到我的名字，却不禁怀疑是不是同一个人？一位美国汉学家、《沈从文传》一书的作者金介甫教授，在美国见到我居然活着，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说民主墙时代曾“发现”过我，现在是对我的第二次“发现”。因为历经漫长的年月，在他的感觉和依稀记忆中，我早已被时间的尘土湮灭，今天能在那种社会环境中活下来，无异于再次重生、第二次“回到人间”。我闻言怅然！木然！凄然！头发花白、雾眼朦胧却早已没有眼泪。今天生活到这般年岁已近一生尽头，恍然才发觉浑身尘灰走出时间的“遗忘”，在幸存的“目击者”中复活，不知是喜是悲、是“幸”还是“不幸”？！
一个人的一辈子被专制打击和摧毁几近灰飞烟灭，终生形同于早已被强权作出“不流血的处决”！人是生而自由的，我的“自由”何在？！作为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的“人权”何在？！为堵塞和蒙混国内外视听，数十年来，专制者先是一再严厉封杀、最后封杀不了了，就找出各种理由搪塞，散布各种谎言继续蒙混世人。当年邓小平与卡特会晤时，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优越的社会制度，不存在人权问题。好像从未有谁剥夺和禁止过我的“言论自由”，责任在于我，不应该把在中国不存在的“人权”问题提到国际社会上，这样做有失“国格”、有损“国家尊严”，也有“叛国”之嫌。因为对于共产党来说，“党”就等同于“国”。也从未有谁非法限制我的作品出版，主要是我写的这些东西不是“纯文学”；“文学”应同“政治”拉开距离，诗人和作家不应该介入政治。因为“政治”是共产党的“独家经营”，没有你的“股份”。“政治”和“良心”、“良知”也无关；所以，“纯文学”就是“非政治化”。它本身是“艺术”，也与“良知”和“良心”无涉。好的艺术家，都不去沾边政治、良知和良心。至于一生高达六次把我投入监狱、实行“强制改造”，是出于对我的“挽救”，给我一个“改恶从善”、“脱胎换骨”的机会，希望我“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其实，“只要有悔罪表现，党和政府还是欢迎的”。也就是说，能不能得到“党和政府”的“收编”和“承认”，决定于一个人是否“自知有罪”、是否能同“党”和“社会”高度“保持一致”？！这就是“美学”、这就是“艺术”、这也是“诗歌”！正因为如此，中国总有一帮无耻文人，始终懂得如何“艺术”地与官方互为唱和，如何得到“权威”的认同和庸众的附和！
“政治”不是共产党一家独享的专利，“文学”也无须经由官方作出定义和裁判！人类一切的创造以“自由”为前提，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何谈政治民主和真正的艺术创造的自由？！
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曾秘密从中央下达一个文件：“不准发表黄翔作品，扩大他的影响。”下文的独裁者先是老了、久而久之也就把事情忘了；后来死了、寿终正寝了，因为他生前下达的禁令只能由他去撤消，也许后来也没有人想到要去撤消？对专制社会而言，这道禁令似乎是出于保持这个社会的“长治久安”；而对一个自由生命而言，无异于实施永无解禁之日的“终生囚禁”！它等同于变相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怎么样对我施暴、施压，都有充足理由、都有“合法”根据！
诗歌和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共同”却不意味着“大一统”。无论是专制国家的文化“大一统”，还是世界范围内一统天下的“文化帝国”，都是我所为之否定的、也绝不认同的。
在一个国家内，应允许作家和诗人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包括不同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文化理念。各自相异的思想特色、多元纷呈的精神创造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全部复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诗人和作家的创作相比较而存在，一个公正而宽容的社会应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平等竞争的平台。如果一个时代只仅仅允许一种“为我所用”、乃至非常浅薄的“精神”倾向和“艺术”风格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精神本身的虚假、单一和贫乏，其所容纳或认可的“精神”和“艺术”生命的真实程度就令人十分可疑？！
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一种文化处于“一览众山小”的绝对居高和笼罩一切的地位，并以其强势对别的民族的文化实施精神“入侵”乃至全面颠覆。世界文化由各自相异并具有不同民族特征的文化共同组成，不同民族的文化也以异彩纷呈的姿态，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呈现和证明自身所具有的普世价值。
作为一个诗人和作家，我的生命与自己所热爱的语言和文化相联系，与我所血脉交融的那片土地、历史和人群相联系。我离开中国出于逼迫、也出于无奈。如果我不离开，在我被长期监禁以后，他们又要对我进行无端的指控，并再次重判、让我此生最后老死狱中。仅管如此，中国对于我绝不等同一个执政党，从我离开中国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开始怀念中国并无时不想重返故国家园。
我并不喜欢为自己贴上任何意义上的人为的标签；但也同样厌恶那些自视清高却怨天尤人的心理不平衡者。他们不理解一个流亡者在精神上对“流亡”的“逃避”；也不理解对一个渴求自由的生命而言，无论他是置身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从其生命内部还是外部，都有多重意义和不同方式的“出逃”的可能性。
存在绝不可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它绝不仅仅等同于社会层面的“政治”；而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
正因为如此，我早就自视自己为一个“逃避逃亡”的逃亡者；并且注定“逃于无处可逃”。
今天的这个世界很小、小得像个村子，并且时空的距离越来越近。一个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选择这个村子的某一地段，营造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居所，既无可非议，也属正常现象。但我仍然要说，我的离开故土和亲人却是出于人为的迫害和驱逐。也就是说不是“自行选择”、也非“自我放逐”，而是持续的暴力高压下的政治迫害和政治流亡。
纵使如此，“流亡”对我来说，绝不局限于世俗政治的涵义；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宇宙生命的“漂泊”。由此而超越某种心理层面上的人为的“自我圈禁”，也超越专制社会的畸形“政治”对自由生命浩瀚精神的先验制约。
五
以下摘引自我相关诗人、写作和诗歌本身的片断论述，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
1
骨是我的笔，血是我的墨，生命自由书写比暴力和谎言更强大，它令扼杀人类精神自由和制造精神恐怖者惧怕，它内在地足以摧毁一个体制，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
2
一个诗人，不仅是黑暗的反叛者，他更应该是黑暗的超越者。他不仅是具有反叛黑暗的勇气；他同时有超越黑暗的胸怀和智慧。
他的形象不应仅仅是由黑暗塑造并将自己驻足于与黑暗同一的层面上，而应该从黑暗中升华并超越黑暗，为人类创造一个远比黑暗更高、更丰富和广阔的宇宙人生……
3 论诗
诗歌与诸种学科和文体的综合，就是对诸种学科和文体包括文学分类意义上的“诗歌”
本身的解构！
诗歌与其他诸多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段的综合，就是对“诗歌”本身及原有诸多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段的解构！
面对所谓后现代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破坏就是建设”，不如说“综合就是解构”。因为前者并不意味着“破坏”就是“建设”的同步完成；后者的“综合”就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互消解中诗性“创造”的一步到位！
所以，很难以单一的而不是多变的形式去衡量一种诗歌，如果这种诗歌是一种生命意义上的“大诗”！
所以，也难以某一历史阶段或某种“主义”、“流派”去评估一个诗人，如果这个诗人是个广纳百川的具有巨大精神容量的包孕性的诗人！
一切都是过程，时间的流程中最终能经得起大浪冲刷而留存于世的生命的痕迹、诗人的姓名和诗歌总是极少的、个别的、罕见的，在某些时代甚至是唯一的。
“过程”也就意味着，人类精神发展史，本质上是一种无始无终的历史。这是一种宇宙生命现象。这一现象对于某一个别诗人来说，其精神创造的结束和开始都发生并共存于同一宇宙生命稍纵即逝的神秘瞬间……
4
雀鸟和鸽子栖居北方皇城的阴影中，诗歌的鹰隼来自荒野辽阔天空自由的鹰巢。是的，是自由和野性的鹰巢。不是受制于皇城的围墙或“话语权力中心”的黑色威慑，在精神暴虐缝隙中自我迷幻和安静咕哝的“鸽巢”和“雀巢”……
2006年7月31日—8月4日下午于美国匹兹堡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