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9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桑尼采访报导)“六．四”过去19周年了。当年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权利而被中共军队开枪镇压，这血泪写就的历史，成了中华民族难以愈合的伤口。本报记者对一些六四亲历者进行了采访，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发表了对“六四”事件的看法和她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中共用暴力和谎言苟延残喘
原北京警察、64后因办地下民主刊物而被捕入狱7年的孙立勇说：“天安门事件到至今有19年了，北京至少还有10人因64被关押在监狱里面。64 不仅是我心中无法释怀的一个痛，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痛，是这个民族一个巨大的伤疤，至今依然还在流着血。64对我来说，不仅带给我很大的震撼也改变了我一生的路。”
对于如何看邓小平说“杀20万人保 20年稳定”，孙立勇表示：“我觉得平安谈不上，只是保了中共这条命。它一天都没有平安过，中国有那么多退伍军人、被拆迁户以及维权人士都在上访，这20年来中共一直是如坐针毡，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它只是用了暴力和谎言在苟延残喘，它永远都不可能平安。”
孙立勇还说：今年的4月23日我们去堪培拉，奥运火炬传递，有2万学生在那里。我们和学生辩论：“你们被中共利用了！当年邓小平杀的就是学生，那之前的几年，学生还在天安门游行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但几年后，邓小平翻过来就让学生的血流满了天安门广场。”不过，学生们的表现让孙立勇悲哀，他说 “我当时觉得很悲哀，中共的洗脑教育使这一代人忘记了历史。”
天安门究竟有没有杀人
前北京某杂志社记者任雪冰，以亲身的经历证实六四镇压的残暴。他说：在6月3日以前的时候，我曾经有机会采访了中共将领、代总长杨成武、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原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副主席李德生，还有原国防部副部长廖汉生，他们都说人民军队不会开枪对人民。但戒严令颁发以后，形势就变了，当时北京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气氛。但是学生没有理会，他们一直在天安门坚持着自己的信念。老百姓本来只是在边上鼓掌欢呼，后来他们就义无反顾的参与进来了。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刻。
所以我整天在天安门广场，拍了很多照片，学生游行、军人戒严、学生如何劝军人不要杀学生，军人们也是信誓旦旦，义愤填膺，应该支持学生。可是没想到6月3日晚上形势大变。当时我在木樨地一带，军队在往前推进，结果市民要冲到最前面，学生说不，我们冲，你们在后面。有老头老太太拿着凉席就躺在道路中间。
后来发生的事，我身边就有人中抢倒下了，但是我就意识到这是个历史时刻，我应该记住，是鲜血唤醒了我，所以我拿起相机。当时我也在抢救伤员，我看到有无数的老百姓不顾自己的安危，都在抢救伤员，我能做的，只能是记住这历史时刻。我随着他们去了几家医院。
后来我到医院看见成批的死伤者躺在医院的过道里，尤其是复兴医院，楼道里排满了死难者的尸体，我说的是排满了，不是摆满了，摆是要时间的，而排不需要时间，来一具，扔一具，地面都被鲜血染红了。有一位医生指着一具血肉模糊，头上都是脑浆的人流这眼泪痛说着中共的残暴，他说我行医20多年，都没见过这么残暴的。有一个女学生跪在她同窗的尸体前痛哭。后来我又去了铁路医院、邮电医院、北京3院，情况和复兴医院差不多，人们默默的紧握双拳，怒目苍天，发誓要向中共讨还血债。
我拍完照片，街上还响着枪声，这时军队已经开进了天安门。大批的人就躲在楼旁和树丛底下。我拍的照片在他们搜查之前必须要洗出来。我敲开了一家冲洗店的门，老板说，我也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兄弟你进来吧，我跟你洗，你进来不要出去。我很感动。他说，我洗出来全给你，一张都不留。他也没跟我要钱。
出来之后，我把自行车扔了，碰上了一个蹬三轮的，请他带我去海军大院。他让我上车说，“严格的说今天我不拉人，只拉死伤者，但我拉你，因为你是记者。我是中年人，下岗了，老婆没工作，还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没办法。你看人家的车烧的都是汽油，而我的车烧的是骨油，挣的是血汗钱。我知道这两天很危险，北京不太平，但没办法，一者我要拉死伤者，二者我要养家糊口。”他最后一句话让我眼泪下来了，我只有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什么叫民族的凝聚力，通过普通百姓，我看出来真正老百姓心里在想什么。
64以后，我把照片送给美联社和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然后我就回到了天津。在路上，每隔10里地，就有戒严部队架着机枪、带着钢盔，停车检查，尤其是学生。车上人都保护学生。我回到天津，6月15日我有个同事被捕了他供出了我，我就被逮捕了，被判了16个月。最后报外保外就医，因为每一天我都面临着暴打，我的两个门牙打掉了，打得我锁骨骨折。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用钢钉给钉上了。后来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得钢钉从肉里鼓出个大包来，后来破了，伤口感染后，保外就医出来了。
对于天安门有没有杀人，任雪冰表示：“都说天安门里面没有杀人，但是很多人说杀了。我后来接触了一位中国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他的邻居是天安门广场的清洁工，说是在清洁天安门广场的地沟时，因为地沟堵了，掏出很多象骨头渣滓一样的东西。他说那就是用火焰喷射器，把人烧了以后，再用水冲，给冲到地沟里了。”
原116师高炮团中尉军官李晓明，当年曾随戒严部队进驻北京。他对记者介绍了当时戒严部队中军人的不同表现：39军116师师长徐峰因没有及时进入天安门清场而受到军委批评被迫提早退休。
李晓明说，“总的来说，我们116师当时受到军委的批评。本来清场任务是我们师执行的， 但是我们的师长徐峰，他有个人的看法，他迟迟不让我们进到天安门广场。事后虽然没有受到直接处分吧， 让他提前退休了。”
“相反的我们有个步兵团长艾虎生， 他自己率领整个步兵团，是116师唯一的按时进入到天安门广场清场的，他后被提升为116师师长， 现在可能是39军军长了。”
历史对于罪恶具有永恒的惩罚权
原湖北院校学运领袖、因64事件被关押3年、并受到酷刑的冯海光说：“19年过去了，可以说是一代人，但历史它不会自动忘记。英国的历史学家阿立登说，历史对于罪恶具有永恒的惩罚权。中共的统治者就是要让人们忘记64，忘记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历史最后一定会用它的方式来显示真相。我呼吁全球华人记住19年前6月4日这一天，要找出历史的真相，恢复正义。”
“中共自借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复辟专制王朝以来，它所遇到的危机，就是毛死以后。像当时的清王朝，想借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技术来维持他们江山的长治久安。但经过了戊戌变法6君子流血以后，并没有吸取教训，仍然没有像日本天皇一样真正的实现民主，被辛亥革命被灭亡了。”
他还说：“中共今天所走的还是老路，没有走上变革之路。像台湾国民党有勇气放下架子开放党禁，也有胆魄走下台，现在又上了台。而中共不敢，因为它知道它对人犯下了滔天 罪行，它怕接受历史的审判。而今天的经济改革中，它并不是把人民的生活提高到什么程度了，而是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把社会财富做大了，绝大部分成果归官僚集团所有，从而制造了更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恰恰是由于专制统治所造成的。现在有不少人把64比喻成扩大化的戊戌变法，就是说戊戌变法是一群君子、举人在运动，而89运动就包括了许多群众和学生在一起。”
六四 的历史地位和民运前途
法学教授袁红冰表示：“64运动到今天已经19周年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64的历史地位？我对六四有一个这样的评价，就像戊戌变法6君子的血洗去了改良和革命之间的界限一样，64北京市民和学生的血也洗去了当代中国改良和革命之间的界限。上个世纪的80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中共内部取得了一定的权利的时候，当时的中共确实存在着一种改良的可能性，而他们两个也是难得的有人的良知及民族理念的人。但是随着64的枪响和大屠杀，不仅杀害了许多的学生和市民，同时也使得中共党内部的健康力量受到了彻底的摧毁。从此以后，中共不可能再进行自我改良了。”
他说：“64之血就是一个基本的分界线，64之后只能通过彻底否定中共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而现在的中共官僚集团已经堕落成了一个由杀人犯、贪污犯、受贿犯、嫖娼者、溜须拍马者、赌徒等共同构成的黑手党集团。他们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苦难的根源，成为中国罪恶的根源，他们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公敌。历史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判断，那就是只有彻底的否定中共暴政，中国才有可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任何对中共官僚集团的幻想，都将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我想这就是64所具有的历史地位。”
中国民主运动的前途如何？袁红冰认为：“现在国内民主运动的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我想将来中国人争取民主的主要形式就是国内的维权运动。当此起彼伏群体性的维权运动从一般的人权诉求转向政治诉求的时候，那么中国民主的进程就会极大的加快了。那什么是从一般的人权诉求转向政治诉求呢？就是当人们普遍的认识到，中国的人权灾难都是由中共专制统治造成的时候，人们要抛弃造成人权灾难的根源的时候，那么人权运动就已经开始民主政治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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