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8日讯】编者按：遭中共囚禁逾千日，程翔的命运牵动无数香港人的心。沉重如间谍的罪名被套在程翔的头上，假释未满前他依然不能畅所欲言，仅用一句话表白他的心情：“我不急于申冤，上帝会为我申冤。”出狱后罕有接受媒体访问的程翔，去年年底接受本刊专访，程翔一腔爱国热血细说从头。
这是一个迟到了三年多的采访。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程翔在深圳被抓前一个星期，香港一位资深媒体人向我推荐程翔，称他是中国问题专家，我致电他在新加坡《海峡时报》的办公室约访问，电话没有人接听，很快新闻爆出他被捕，令我大吃一惊。和程翔谈起这个因缘，他苦笑。
去年十二月中，程翔在他位于金钟的办公室接待了我和摄影师。他脚下穿皮鞋，裤子却是一条运动裤，上着牛仔外套，面前这个率性衣着的香港知识份子，就这么出入香港高级办公大楼工作。
在中国被囚禁逾千日，程翔的命运几乎牵动了所有香港人的心。中共当局“言之凿凿”指控境外华人是间谍的个案不少，但最后大多子虚乌有。包括美国华人学者宋永毅、香港律师黄贤等，后来都证实是冤案。沉重如间谍的罪名被套在程翔的头上，假释未满前他依然不能畅所欲言，习惯容忍和性格内向的程翔，在假释后的首个记者会上，他用这句话表白他的心结：“我不急于申冤，上帝会为我申冤。”
因为爱国 所以被抓
程翔于二零零八年二月五日被中共当局以假释名义提前两年多释放后，鲜有接受媒体采访。虽然狱中极度消瘦的他，回到自由社会后，经过半年多的调整，明显胖了些，但和他入狱前胖胖的面容还是有些差别。他很多时候都是双眉紧蹙，感觉很多心事。
最近见程翔是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在一个反右记者会上。香港几位反右运动受害的老人，在记者会上控诉中共阻挠他们出书，这样的话题，香港很少关注，只有很少几家媒体到场采访，程翔作为《海峡时报》资深撰稿员端坐其一。
记者会结束后，反右运动受害人陈诗走上前和程翔握手，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观点是：爱党和爱国要分开。”程翔颇有些激动的看着他，拚命点头。陈诗的观点也代表了很多人对程翔事件的观察，认为程翔是爱国心太重导致他锒铛入狱，也是中共体制下一代知识份子的悲剧。
采访是从“爱国还是爱党”开始。程翔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谈及他对爱国、爱党定义的认知。因为自小在香港就目睹文革死人的惨烈，程翔从小对共产党就有深刻的反思，但他酷爱这片国土，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从文救国，九十年代开始就追踪中俄边界条约问题，成为首位披露江泽民卖国的记者，但满腔抱负却难逃文字狱的官司。他称之：“爱国情意结导致被抓。”
以下是程翔接受《新纪元》的采访精华。
自小将党国分开
问：现在的爱国和以前的爱国是不是有不同？
程翔：没有。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党国不分。我自问从小开始，从我认识中国问题开始，我一直把党和国家分得很开，即便我在共产党的机关──《文汇报》工作的时候，这个界线还是分得很清楚。
我在《文汇报》工作的时候，曾经有人希望我做党员，但后来被我拒绝了，因为我的忠诚不是对共产党，而是对中国。我在《文汇报》里面的时候，早就给人说，我是《文汇报》里面最大的反对派。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共产党的政策不一定是对的。虽然到今天，我的爱国情结，导致我给共产党抓进去，但是没有改变我对中国的感情。因为对我来说，国家和政党是两回事。共产党做的不对，人民可以起来反对它，但国家我是有份的，我要对她负责，国家民族的福祉是我所关注的，我的忠诚永远是对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几千年凝聚起来的文化，这是我所爱的（声音变得低沉）。
所以我对中共对国家所下的定义是非常反感的（声音一下子高昂起来）。他的定义是什么呢？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器，他是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构成的，这样的国家你爱吗？你爱监狱吗？
问：很多人说您爱国或者爱党分不清楚？想在体制内推动改革？
程翔：相反来说，我是到处和别人讲：党和国家要分得非常清楚。
文革目睹浮尸 险遭炸死
问：您什么时候开始对党有个反思？
程翔：说来话长，在我中学四年级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天天上学的时候，都要经过西环海边。在文革武斗高峰的时期，每天都要漂好几具浮尸上来，这个浮尸是怎样的状况呢？不光是一具尸体，他是手脚绑在一起，这说明他不是打死后丢下去，而是活活的给扔下去。我每天上学的时候，我都看到水警去捞这些尸体。那时候我中学四年级，我就想：中国人怎么这么残酷。（停顿）从我懂事开始，我就被迫思考中国问题。
之后文革波及到香港，香港发生六七暴动，批评共产党的人给活活烧死（编注：指当时商业电台主持人林彬）。在我每天送妹妹上学的路上，有一天，有两个完全无辜的学生，被两个土制的炸弹，我们叫做土制菠萝，给炸死了。
问：你亲眼目睹吗？
程翔：我没有见到，但那条路是我天天带妹妹走的路，遇难者可以是我和妹妹……
那是一九六七年的事情，对一个刚刚打开眼睛看世界的小孩子来说，印象特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很注意中国的事情。
六九年，林彪当接班人写进党章里面，不要说大学问家，连我这个中学生都觉得没有道理呀，怎么可以将党章写成这样的？这是很简单的思维，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都会觉得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一连串中国不合理的事情，就深深的吸引了我。为什么和中国的命运结合的这么深？就是看了梁启超的书，我中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把梁的书都看了，看了他的《新民论》，看了他自己透过报纸唤醒老百姓。我愿意走这么一条路。
不顾家人反对从文救国
问：那时后就想从文作记者吗？
程翔：对，对。
问：家里人支持你的选择吗？
程翔：当然不支持了。因为我们家是大陆难民过来的，我妈妈说，早知道你要去《文汇报》，我当年就不带你出来了。就是用这种态度。
问：为什么你当时对中共就有看法，为什么还要加入共产党报纸里面做事情？
程翔：那个时候唯一可以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就是投身《文汇报》。希望通过进中国的媒体，更多了解中国，希望为中国走梁启超的路。
问：六四事件之后，这条路也堵塞了？
程翔：是呀，那就不得不走了。（注：程翔在六四事件后，离开《文汇报》）
中国遍地机密
问：中国是记者的监狱，你是最早派进中国大陆的记者之一，当时你是如何平衡不要触碰禁区又做好报导之间的关系？
程翔：中国是步步为营，因为中国遍地机密。我一九八一年去的时候，连一个详细的胡同图都是机密，连新华社里面的各个部门的分机号都是机密，你简直没有办法去做。你只能凭自己的良心，无论做什么，只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问：当时有没有遇到危险的事情？
程翔：在这种环境下做新闻不可避免地会触地雷，所以我差点给他们轰回来了。当时《文汇报》是由李子颂、金尧如领导的，他们两个非常配合，我在前线闯，他们在后方支持我。在那个时候，我们创造了《文汇报》最辉煌的时代。很多行家都认同那个时候的《文汇报》是最开放的。
问：你认为你们当时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程翔：具体来说，突破了很多禁区。新闻报导上面的很多禁区是我们《文汇报》突破了，我一点都没有夸张。比如说提前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比如说当人大开会第一天，政府报告发到代表手上，我们当天就全文发稿，过去中共的做法你要举手通过，要会议结束后，你才能发表。我们那时候当东西发到代表手上，我们就发表。看起来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遭到很大的压力，中宣部、港澳办都来找我们，说我们这样做不行。
问：那个时间持续到什么时候？
程翔：一九八九年。
问：那八年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程翔：很高兴，看到这个国家有很大的进步。非常大的进步，让我更感觉我们国家白白浪费了三十年。所以今天共产党老在宣传它丰功伟绩，请你回头去看看，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个中央一号档，它们最核心的内容，说到底就是共产党缩手不管，把它伸得太长的手收回来，让老百姓有更多的空间去做他们的事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赵丹临终时候说的一句话，“共产党不要管的太多，把什么东西都管死。”这句话，就和我分析几个一号档不谋而合，归根结柢，就是共产党缩手回来，它不管了，让老百姓聪明才智发挥。
问：有人说，六四本来是一个很大的契机，如果不发生，中国可能进入另外一个时代？
程翔：起码用赵紫阳的话，用法制和民主的基础解决学生问题，假如那个时候可以找出一个模式，用法制和民主结合解决社会矛盾，那现在不是好多了吗？
问：八九之后到现在，你爱国的思想一直没有变？
程翔：我觉得我怎么爱国，我一直都没变。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你们可以去翻查我的文章。而且我也不觉得在《文汇报》，就一定亲共，或者拍中共的马屁，但他提供一个平台，让我可以很深入的了解中国大陆。这点我始终不会看成我的负债，而是一个资产。
追踪江卖国案源于爱国
问：你心目中的国家定义是什么呢？
程翔：很简单，就是人民、土地、以及几千年来凝聚而成的文化底蕴。所谓“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是也。我非常欣赏顾炎武先生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既然我是中国人，我就有责任去承担国家的责任，监督执政者。作为一个国民，我完全有这个权利去批评当权派的错误。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不会因为经历了这个牢狱之灾了以后，就改变了我对国家的看法。
问：如果要评价共产党，你会从哪几方面谈？
程翔：如果要评价共产党的话，我会从三个要素人民、土地、文化这三点来谈。这三点是国家三大要素。人民：中共曾经导致三千万到五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土地：中共在未经人民咨询同意的情况下放弃向俄罗斯索偿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文化：这方面的破坏更不用说了，《九评》里面有很多这些方面的材料。这三点，共产党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土地是我第一个提出，一九九八年我在新加坡《海峡时报》首次写文章批判了中共与俄罗斯签署的条约。我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这个质疑的记者。
问：您为何对此非常关注？
程翔：因为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以来就一直在追踪这个问题。之前一直都没有什么资料公布。
等到九七年，江泽民说圆满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我说什么叫圆满解决？你从确认边界现状的前提来签新的协议，怎么叫圆满解决？苏联列宁时代曾经三次发表对华宣言，要放弃这个土地，放弃沙皇从中国夺走的土地，你为什么和苏联谈土地问题的时候，不是从列宁宣布归还被沙皇夺走的土地开始谈？
这样你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土地不是你共产党一家私有，是我们十几亿老百姓的共同财产。（拍桌子）你凭什么完全没有咨询过老百姓，你就这样做？我查过很多在人大开会投票的代表，他们事先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问：你要去调查，要花大量功夫？
程翔：当然你要把历史背景调查得很清楚，要不然怎么随便说。
（编按：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无法详细展开来谈，但程翔答应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再作详细的分析。）◇
程翔小档案
生于一九四九年的程翔，现年五十九岁，拥有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早年在香港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共喉舌报《文汇报》工作，八一年获委派为驻京记者，一九八九年因抗议中共血腥镇压“六四”事件而辞职，其后创办政经杂志《当代》，但最后杂志因长期亏损而停刊。九六年，程翔转到新加坡《海峡时报》工作，担任中国首席特派员。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程翔在深圳办事期间被中共国安人员带走。同年八月五日，程翔被中共以间谍罪正式逮捕，当局指他涉嫌二零零零年起替台湾情报机构搜集大陆情报，并于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被判入狱五年，在各界营救之下，程翔于二零零八年二月五日获假释提前返抵香港。
========================================================
程翔撰文 揭江出卖四十个台湾
文 ◎ 梁珍
早在一九九八年程翔即披露江泽民卖国的消息，二零零四年再为文指出江使中国永远丧失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四十个台湾。前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于浩成教授说：“江泽民是比袁世凯还大的卖国贼。”
程翔最早是一九九八年在《海峡时报》披露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江卖国的消息，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又以笔名“钟国仁”（谐音：中国人）在香港《明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江泽民要向中国人民交代的一件事〉。文章指出：“江泽民在其任内，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而他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共从来没有向全体中国人民解释交代的，这就是签署了中俄边界条约，承认了由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边界，从而导致被沙俄掠夺的国土永远丢失。”
程翔在文章强调：“这个条约的要害是，它使中国永远丧失了约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算外蒙古），相当于四十个台湾。”（编注：该文收录入程翔文集《漫漫爱国路》中第五十一页）在江泽民以前，中国历届政府，从蒋介石到毛泽东、邓小平，从未承认鸦片战争以来中俄两国间的不平等条约，前苏联领导人列宁曾三次（一九一九、一九二零、一九二三年）发表政府声明，要把沙俄侵占的大片国土归还给中国。直到江泽民一次性的大卖国，全都给了俄国。
程翔提到的卖国条约是，江泽民和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签订的《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这个条约构成了今后中俄边界的法律档。而这桩关系到国家领土的大事一直被江泽民隐瞒，直到几年后，这个条约经俄方公布，中国人才得知江悄悄地出卖了大片国土。
江泽民卖国的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引起海外华人的震惊和愤怒。中国社科院首任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祺和前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于浩成教授二零零三年以“司法观察”的名义，向中国人大提交了诉讼状，控告江泽民。于教授表示：“江泽民是比袁世凯还大的卖国贼。”◇
本文转自第105期《新纪元周刊》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