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9日讯】四、审问过程概述（一）
进看守所一个月，有二十多天的时间，都在审问我。审问过程有摄像机对着，进行摄像和录音。因为第一次在审问室审问，我就声明了——“在这种铁门铁窗的环境下，不但精神上很受压抑，也感到不习惯。以后在这种环境下审问，我会拒绝回答任何提问。”因而，后来的审问，就一直改在比较宽敞的医疗室了。
审问过程很漫长，牵涉到不少政治、历史、哲学、信仰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民主人士来说，都属于基本常识，能够形成理解上的默契。但而对他们讲来，却需要我颇费口舌解释许多基本概念，才能让他们有所理解。这些政治鹰犬虽然上了大学，但他们只学到一些党八股和假大空，没有学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需要我花上不少时间，来跟他们进行详细解释。就像是给一班基础很低的学生上课。
在这个“上课”过程中，有时搞的我很烦。于是多次嗤笑他们，“你们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吹牛屁眼去了？或许是国内的教育体系，只知道灌输马列毛邪说，根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
他们被我这样嗤笑之后，很不服气地反驳说：“你也没有出国留学嘛，那你是怎样学到这些东西的？”
我于是告诉他们：“我正是对假大空、党八股这一套语言符号系统有所醒悟之后，并在对之进行批判和否定性思考的基础上，才获得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我不能跳出这个‘法西斯语言符号系统’的精神控制，也许我今天也跟你们差不多的……”
这种审问，动辄就是半天或一整天。全州看守所的警察也对此感到迷惑并感叹——案情怎么这么复杂呀？他们也很好奇，喜欢站在窗下或门外旁听我嬉笑怒骂地跟警方的辩驳。有几个听了之后，反而感叹说：咱们全州要出贵人了……
看守们的这种感叹，说明共产党政权在道义上的全线垮塌——连看管我的看守警官，不但不把我看成罪犯，反而把我看成了“贵人”呢……
旁听过我辩论的看守所的干警们，对我的案件议论纷纷。后来，广西公安厅的那名头头看到这种状况之后，就不许他们去旁听了。每当看到有人站在门外或窗下旁听，他则把手一挥，眼睛狠狠地一瞪。看守所的警官们只好纷纷退去。
上司的粗暴制止，并不能打消看守们的好奇心，很可能强化了他们的好奇心。于是有几位看守别出心裁，借在医疗室外窗下的水龙头搓洗衣服的机会，长时间站在那里默默地旁听，并慢慢无声地搓洗那些衣服。而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明明知道他们是借洗衣服的名义来旁听，也不好意思轰他们走了。
由于长时间的审问，常常耽误看守所用餐时间。在我吃了几次冷饭菜之后，肠胃很不舒服。于是要求他们的审问不要耽误我的用餐时间。
后来，遇上长时间审问而耽误了我的用餐时间，审问我的警官就从外面打来快餐，跟我一道用餐。有几次，审问我的警官有聚餐会需要出席，则由全程陪同他们的全州国保科的警察，从看守所的干部食堂中，给我打来热饭菜。
打来的饭食质量，当然要比笼子里的强得多。于是我边用餐边感叹：这才像人吃的饭嘛！
这位大哥还是个大好人的！笼子里面的饭菜，真像猪狗食呢！不是酸菜萝卜，就是豆皮汤，或是白菜叶。清汤寡水，看不到一点油星子。倒在地上，狗都不想闻一下的……
全州国保科的郑警官，他有一次指责我：“想那么复杂的问题干什么。吃饱了撑得没地方消化是不是？对于你的案件，光接待上级领导，就把我们累死了。好好地生活着，多赚点钱把生活搞好点，这才是正理嘛……”我乃回应他说：“那不是生活，仅仅是活着而已。就像鸡一样，整天脑袋一伸一缩，在地上寻找食物。你脑袋里面是不是全是一团浆糊？”
因为这件事，他在外面跟我家兄诉苦说：“你弟弟好怪呢！那天骂我脑袋里面全是一团浆糊，我打了一个好饭给他吃，他就说我是个大好人……”
在我被关在笼子中的时候，遇上一些还不认识我的警察去“查笼”，他们总要点上我的名，把我叫到前面，让他们上下左右看个够之后，然后再吩咐同一笼子中的其他嫌疑犯人，要大家不要欺负我云云。
几个牢头则纷纷表示：X所长，你就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欺负他的。他是我们这里的大教授，是个大好人，我们很喜欢他的……（看守所里的嫌疑犯人们，不管这些警官们的职务是什么，一律叫他们“所长”）
桂林警方对我的审问过程，也是我舌战群盲的过程。他们用党文化的概念符号系统来质问我，而我只用几句话，就把他们这种党文化的概念符号驳斥得乱了阵脚。
整个审问过程，用他们后来“取保候审”释放我出来时悄悄地对我说的话来说：“整个审问过程，不是我们在审问你，而是你在审判我们呀！不是我们改变你什么，而是你改变了我们！”
五、审问过程概述（二）
这个审问过程，说来颇为有趣。我把他们的所有指控都驳斥得理屈词穷，使他们甚感难堪。使他们七八个人站在我面前，总是感到心虚理亏，没了底气。
当时，我对他们的辩驳，可以说是思想灵动，妙语连珠，口若悬河，声震屋瓦。直到到今天，我都为自己当时的表现感到惊讶。仅在气势上，就让审问我的警察感到自惭形秽，矮了半截。何况他们提出的东西，在我的驳斥下，根本站不住脚。
当然，能达到“思想灵动、妙语连珠，口若悬河”的境界，还有赖于我常常琢磨他们会提出哪些问题？然后思考应对的方法。当时我想，他们整天琢磨怎样对付我，我为什么不可以琢磨琢磨怎样来对付他们？
我还时不时跟他们说：“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透明的。连我的心肝，也是亮堂堂的。我甚至可以把卵子捞给你们看。让你们看看，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不像你们，整天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却干着这种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桂林地区的方言，捞卵子给对方看，是极为愤怒地蔑视对方的意思）……
他们就说我在侮辱他们。我则反问他们：“把一个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公民，无缘无故地关进看守所，进行构陷迫害，难道就不是对我的侮辱了？！”
审问我的警官乃说我态度强硬。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乃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语气跟我说：“王德佳，你的事情，要说大就大，要说小就小。关键取决于你的态度。认识态度好，可以什么事情也没有。认识态度不好，判你十年八年又怎样？！”
我当时正在气头上，乃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按照你的这个说法，那么中国的所有法律，都等于废纸。中国的所有司法机构，都等于狗屁。中共政府所说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言辞，那完全是对全国人民欺骗，对全世界的欺骗。因为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是根据法律和事实，而是取决于你们是否高兴。你们高兴了，就可以没有任何事情。你们不高兴了，就可以把人往死里整……按照你这个说法，那么所谓的依法治国，完全是等于共产党脱裤子放响屁？！”
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又说：“共产党不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嘛！三个代表……”
我立即反驳说：“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一部分政治理念相同、或利益诉求相同的人的集合体。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代表全民族利益的政党，世界上没有一个。只有脑膜炎后遗症，才相信一个政党能代表全民族的利益！什么三个代表，我只能说是三个狗屁……”
“我还要在这里声明，我所说的共产党，只是指极少数的党魁寡头。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几个人，才算真正的共产党员。其他的普通党员，仅仅是一组毫无意义数字。在我批评共产党的时候，请你们不要自作多情……”
那位公安厅头头被我这样无情的抢白，哑口无言，甚感狼狈。当天的审问结束后，待那位头头出去了，那位主办李（赵）警官跟我说：“你不要这样冲撞我们的领导嘛。这样对你不好，对我们争取对你的宽大处理也不利嘛。”
我于是回答他说：“既然站着进来了，我就打算横着抬出去的。他是你们的领导，又不是我的领导，关我卵事。领导不领导，只要讲得有道理，我就服他。如果想以势压人，我不吃这一套。”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嗤笑他们说：“你们应该做两套不同的衣服嘛。”
他问：“为什么？”
我说：“一套衣服前面短后面长，用来鞠躬哈腰地对待你的上司。一套衣服前面长后面短，用来昂首挺胸地对待我……”他听了之后，也忍不住笑。并在我肩上拍了一巴掌说，“你这张嘴巴呀”……
这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吃了好几次这样的亏之后。于是在以后的审问过程中，他变得谨慎多了。往往是任由手下警官跟我辩论，而他像一个裁判员那样，坐在一边默默地听。只有在他感到我言辞上有破绽的时候，才出来跟我辩论几句。如果辩论失利，则赶紧闭嘴。
有一次我说：“我信奉伏尔泰的那名言，即‘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你们的宗旨则是，‘我虽然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要坚决禁止你说话，封住别人的嘴巴……’”
“我的写作和表达，如果你们认为我说得不在理，完全可以跟我公开展开论战，或展开对我的批驳。哪怕把我批驳得体无完肤，我也热烈欢迎。你们在道理上说不过我，就横蛮地抓人。这是什么逻辑？你们是不是认为，手上有枪就有“道理”？这应了中国一句俗话？叫做‘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你们是不是像共军或党卫军一样，都是一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竟然用坦克机枪达姆弹、来对手无寸铁的父老乡亲开枪？这样一支邪恶的军队，如何让全国人民看得起它？”
“当年的六四大屠杀，连共军内部有良知的军官，也为之感到羞耻和愤怒。这种羞耻和愤怒，酝酿到一定程度，迟早会有一天，他们会把刺刀刺进独夫民贼的胸膛……”
趁他们默然，我说：“我认为，只有允许人民思考和表达，才能使我们这个社会走向理性和文明。动不动就对公开讲了真话和实话的公民进行构陷迫害的社会，只能使人民的良知和智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窒息。只能使这个社会没有任何活力。只能使我们中华民族永远趋于落后愚昧……”
“这样的社会，只能造就麻木和冷漠的民众。黑格尔说过，‘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固的群众基础。’你们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中华民族，都变成一具具没有思想和灵魂的行尸走肉……”
“你们施行这项反人民的政策，几乎把中国变成了一片思想的荒原，变成了一片文化的沙漠。造成了中国的文化、科技、教育事业的全面落后。造成了贪腐遍地，人欲横流、国将不国的社会现实……你们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反认为是一项光荣使命！是不是？”
……
六、三项指控罪名
1、“公然侮辱毁谤他人”
因为我在《自由中国》和《阿波罗》等网站上发表了《从三伦看毛泽东之为人》三篇连续性的史论短文。于是，警方最先是以“公然侮辱毁谤他人”的名义，对我进行抄家和刑事拘留。
当警方提出这项指控时，我反过来嘲笑他们——“你们这样乱搞，是执法犯法，是违法乱纪。你们警察不应该是一群法盲吧！”
他们很不服气地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没有乱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法律程序走的，是有法可依的……”
我于是跟他们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公然侮辱毁谤他人’，这是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一条重要司法原则，就是——民不告，官不理。既然你们指控我‘公然侮辱毁谤他人’，那么请你们告诉我——原告在哪里？就算有了原告，也不由你们来执行。而应该由法院来处理。你们这样乱搞，不是‘法盲’是什么？不是‘执法犯法’是什么？！”
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听到我这样指责他们，乃很不服气地大声说：“你才是法盲。请你去钻研一下有关的法律条文。”并说，“我们国家法律，就是不许公开批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大家都像你这样，岂不天下大乱……”
我乃进一步质问他说：“请你指出来，中国哪一条法律写着‘不得批评党国领导人’？按照你这个说法，那么中国政府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所承诺的‘依法治国’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言词，岂不是对全国人民的欺骗？岂不是等于放狗屁？！”
他只好虚虚地赶紧声明说，“我没有这样说过。那是你自己这样说的”……
2、“分裂国家罪”
经过这种辩驳之后，警方以后就没有再用“公然侮辱毁谤他人”来指控我。而换了一个“分裂国家罪”了。因为我在《民主论坛》上发表了《我坚决支持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的一篇时评短文。这篇时评短文的主旨，是用国际法理依据，来论证中华民国回到联合国、而把中共政权从联合国踢出来的合理性。并指出了当年的尼克松和吉辛格等人，秉持的机会主义的外交路线，不顾国际法理逻辑，而把中华民国踢出联合国，是一个历史错误……
对于这项让人哭笑不得的“分裂国家”指控，我乃跟他们申辩说：
“我从来坚持一个中国，我所坚持的这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字，都是虚伪不实的。都是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人民没有人民，要共和没有共和。我只能把它称之为‘伪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先分裂国家的人，是共产党。当年在中华民族淞沪血战的时候，共产党趁机占领了一百多个县，在后方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淞沪抗战过程中，共产党在中华民国的背后放冷枪。连彭德怀都对此感到羞愧和气愤……然后在中国的内陆的江西省，建立了一个苏俄的傀儡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国中之国。请问，你们该不该追究他们分裂国家的罪行？”
“你们还可以去问问，今天在联合国的席位上，中国仍然顶着中华民国的名分。如果你们的这项指控罪名成立，是不是应该把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全部抓起来，并关进监狱！才遂了你们的心愿？”
“我曾经写过一篇《我坚持使用民国纪元年号的缘由》的文章，我现在的这篇《我坚决支持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的文章，是那篇文章的逻辑结果。在那篇文章中，我把自己坚持中华民国的国统法统的原因说清楚了。如果你们能够驳倒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理由，我就认罪。如果不能驳倒那篇文章所说的逻辑依据，那只能说明你们的愚昧无知，只能说明你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能说明你们在搞一个新的国际笑话。共产党政权搞的国际笑话，已经够多了。你们再搞一个出来，也不嫌多……”
3、“煽动颠覆政权罪”
经过以上辩驳，他们的“分裂国家罪”也站不住脚了。但他们很顽强，屡败屡战。于是又对我提起了第三项指控——“煽动颠覆政权罪”。
他们指控我的理由是，我在《自由圣火》上发表了《当前中国民主运动的策略思考》这篇论文的前六节（后五节正想着手写，但还没有写出来，就被构陷并关押起来了）。
我乃驳斥他们说：“第一，刑法上关于煽动颠覆的条款，违背了宪法上关于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是非法之法……这是一条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恶法酷法，我是不会承认它的合法性的。如果刑法上这一条有效，那么宪法就连一张揩屁股的纸都不如……”
“第二，一个养着四百万党卫军的政权，仅凭一个公民的几句话，就可以颠覆了！？除非这个政权是用谎言的纸灰糊成的！这样虚弱不堪的政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这样虚弱不堪的政权，还值得你们去维护么？”
这时，他们迫不及待地打断我的讲话说：“煽动颠覆政权，不需要颠覆的事实，只需要煽动的言辞，就可以定罪的。”
我说：“那好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但长期煽动颠覆国民政府，而且已经颠覆了国民政府。你们该定他们什么罪？你们去把他们抓起来，才能说明你们执法公正，才能说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以理服人。否则，煽动颠覆这条法律，就是蛮不讲理。”
他们又说：“在那篇文章中，你煽动了呀！”
我说：“好啊！今天，你们就坐在我的对面。我现在不用嘴巴，也不用笔来煽动。而是拿把扇子来用力煽动。煽动你们去颠覆政权。你们去不去？”
他们赶紧回答说：“我们肯定是不会去的。”
我说：“这就对了嘛！你们坐在我的对面，我用扇子都煽不动你们。我能煽动谁呀？如果因为我说了几句话，你们就屁颠屁颠地去颠覆政权了。只能说明你们是一群傻卵（‘傻’，桂林音读ha，桂林人说‘傻’字时用重音，特别响亮醒耳）。还好，你们不是一群傻卵
，所以我煽不动你们！”
趁他们尴尬默然的时候，我接着说：“一个公民相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就像蚂蚁对于大象。大象想踩死蚂蚁，却指控蚂蚁企图颠覆大象。这不是国际笑话嘛！”
“别说颠覆一个政权，我现在牵一头水牛婆来，让你们来颠覆。你们之中的任何人颠覆了这头水牛婆，我就把这头水牛婆送给你们做老婆……”
“如果颠覆政权有罪，那么几年一届的全国和各地的人大会议，都要装模作样的选举新政府。新政府取代旧政府，就是对旧政府的颠覆。是不是？到了那时候，也请你们去北京和全国各地，把参加人大会议的各级代表全部抓起来。因为他们已经实施了颠覆政权。是不是？”
他们听了我这种玩笑带讥讽的话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当时谈话的气氛轻松友好，用外交辞令来表达——我们就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加深了相互间的理解。
后来，就着这轻松诙谐的气氛，我又说：“中国判处某些犯人之后，还要宣布剥夺政治权利多少多少年。对于这句话，我长了40多岁，始终搞不明白有什么意义。中国公民有什么政治权利？既然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剥夺个啥？其实剥夺与不剥夺完全一样！这是一句最为虚伪的判词，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共产党当年为了蛊惑人们向国民政府发起攻击，就拚命鼓噪自由、民主、人权等等。等他们一旦夺取了政权，马上就变了脸，把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扣上一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将其一脚踢进臭水沟。如果共产党当年的口号是真诚的，那么今天的结果，就是一场历史的错误。如果当年的口号是虚伪的，那么今天的结果，就是一场历史的骗局……”
“四川作家笑蜀先生，把当年共产党在《新华日报》上刊出的社论，编辑出版了一本书籍，叫《历史的先声》。连这本书，都让今天的中共当局闻之变色，都成了今天的中共当局的禁书了。这让人如何理解？你们觉不觉得搞笑？”
……
我海阔天空闲谈了不少之后，他们才想起把谈话拉入正题，于是跟我狡辩说：“刑法违不违背宪法，我们管不着。但刑法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执行嘛。你说是不是？”
我回应他们说：“老实地说，我这么努力地写作和表达，最朴素的想法，是想为广西争光，为家乡争口气，为桂林的文化底蕴添砖加瓦，为桂林如诗如画的山水做免费广告。因为国内外的读者朋友看到我‘荆楚’这个笔名，就连想到桂林山水的风景如画。网上有朋友甚至说，‘是如诗如画的桂林山水，才孕育了荆楚的腹中锦绣’呢。”
“记得我在《世纪学堂》上与深圳作家朱健国先生相遇，他要了我家里的电话。有一次，他打电话过来，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广西桂林人。他听乃感叹道：‘我实在想不到，你是广西人呀！因为广西的政治空气很沉闷，学术空气很淡薄。’”
“他的这句话，确实给了我很强烈的刺激。我不服这口气——难道我们广西就是这么落后？就这么愚昧和不开化？所以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我们广西人争口气。”
“这次电话，还闹了一番有趣的笑话呢。朱健国先生打电话过来问，‘是不是荆楚先生？’我一听就说：‘你打错电话了’。然后顺手把电话扣上。他再次打电话过来，指责我说：‘明明听出是你的声音呀！’我才想起自己的笔名叫荆楚。然后跟他一起哈哈大笑……所以这次电话印象深刻，对我的刺激也大。”
“而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破坏我的朴素愿望。你们不但破坏我的朴素愿望，反而是在为广西出丑，是在为桂林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抹黑。你们执行这非法之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连我都为广西警方的愚昧无知感到羞耻，也为你们感到脸上无光。”
那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听了我这番话，不但不反驳，反而不住地点头，对我这种想法表示赞许。@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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