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远综合报导）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已是“九一八”事变78周年了。随着史料的逐渐被披露，这个被海峡两岸同称为“国耻日”事件的前因后果也相继显露出历史原貌。证据显示，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日本侵华战争，最初起源于两国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因内乱和利益分裂而难有建树，中共则是煽风点火的推手和最大利益获得者。煽动民意而枉顾人命的做法迄今不绝，反思历史亦当为今人诫。
国军“不抵抗”期和平解决
1931年，日本军官石原调任关东军参谋，9月18日以伪造的铁道爆破事件为由，突然猛攻沈阳的张学良军，史称“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都支持立刻撤军，但关东军却根本不理会上级指示，反而又向在锦州的张学良军队发动猛攻。奉天日本领事馆的森岛和驻沈阳日本总领事曾找关东军高层交涉，都被军官拔出军刀威胁。
张学良在中原大战时为支持蒋介石挥兵入关，北伐战争后拥兵10万驻扎在北平。当时东北仍有14万驻军，但在战斗力上缺乏近代战争中最重要的制空能力。张学良得知日军发起事变后，经和军事顾问商讨，向在奉天的军队下令避免和日军冲突的命令。他忧虑东北军会输给日军，自己将丧失根据地，因此希望避免事态扩大。
当时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正在江西攻打共产党叛军，得知事变后21日返回南京，也不希望看到东北事态扩大，因此支持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后来中共为打击蒋介石而宣传称张学良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但事实是当时蒋介石并没有对东北军的直接指挥权。张学良1991年重获自由后，也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当年的“不抵抗”决策完全由其决定。他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时认为“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面对关东军的挑衅，国民政府陷入是“战”还是“和”的苦恼，蒋介石最终采取“忍辱负重”的对日退让政策。通过解密《蒋介石日记》和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研究，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认为，中国国力不能与日本相比，战胜日军几乎不可能，应优先解决中国的内部问题，使中国能尽快走向自强的道路。他自1928年北伐军对日妥协的“五三惨案”后曾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他从5月10日后的日记中均以“雪耻”开头。
但他“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消除中共分裂主张后再集结力量对抗外来势力的原则却遭到国民党内部阻力，汪精卫和孙中山长子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并打出积极抗日的口号。在中共旨在转移压力的宣传下，当时中国的舆论完全倾向于采取对日强硬的态度，特别是爱国学生更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中央大学学生甚至冲入外交部将部长王正廷殴打至重伤，后者被迫于9月30日辞职。
中华民国21日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控告日本的野蛮侵略行为，称中国对日本的暴行采取克制和忍耐，希望国际社会给予公正裁决。当时是国联常任理事国的日本温和派代表人物币原外相亲自前往国联解决满洲问题，对关东军的行为进行辩解的同时，同意立即撤军。国联理事会30日达成中日都能接受的决议案。日本政府表态称，日本没有对满洲的领土野心，日军行动旨在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将立即开始撤退。中方则承诺在日军撤退后保护日本平民安全，并采取措施防止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但关东军却不理会日本政府的命令，要在东北建立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独立国家”，但国防外交等均由日本掌管。关东军参谋长三宅、石原、板桓及土肥原大佐22日举行秘密会议，确立在满洲建立以满族人为国家元首的“独立国家”方针，而领导人的最合适人选则是清朝废帝溥仪。会后土肥原立即前往天津找溥仪密谈。币原外相则指示天津的日本总领事向溥仪发出密电，告诉他在满洲建国是政治阴谋，请他自重。但复辟心切的溥仪还是投入关东军的怀抱。
在中国展开外交斡旋的同时，日本学生却发起大规模“爱国运动”，组织捐款、义演等活动，酬慰满洲前线的“爱国将士”。日本社会舆论界也倒向关东军一方，称赞其“爱国行为”，指责政府的“软弱”政策。
关东军不但不执行日本政府和国联达成的撤军协议，反而在11月又向东北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因关东军只有1个师团约1.4万兵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向政府请求派遣日本驻朝鲜军团增援。当时的若榇首相和陆军大臣协商后，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方针，并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但林铣却独断地派出2个师团约3万人增援关东军。
蒋介石在向和平解决东北冲突无效后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下野，南京和广州政府统一，新国民政府以广州派为主，孙科出任行政院长。新政府虽宣布积极抗战，但得不到各地军队的实际支持，体会到“口头抗日简单，实际抗日行动难”的滋味。张学良也以新政府没有提供支持为由，拒绝死守锦州的命令，将全军撤入山海关内，试图保住其在北平附近的最后一块地盘。
因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若榇内阁12月11日倒台，犬养毅内阁成立。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进行过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私人关系的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危机，12月20日秘密派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且不承认次年3月1日成立的“满洲国”。但这却激怒了军队内的激进派，狂热军人5月15日明火执仗地闯入首相官邸将犬养杀害。以后的文职内阁变成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向军国主义道路，9月15日承认“满洲国”后，次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
中共推波助澜激化矛盾
史实显示，在某种意义上，“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和日本“爱国主义”对决的产物。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但“宁要廉洁军人，不要腐败政治家”的社会舆论基本站在狂热军人一方，令政府无法追究林铣的违令行为。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的凶手，认为“爱国无罪”，发起全国签名为凶手开脱减刑，甚至有少女写信要嫁给杀人凶手。历史证明，“廉洁军人”的当政却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尽管中日两国国民的态度都很强硬，但两国高层仍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试图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东北问题。但不幸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控制了政权，走上军事侵略中国的道路。
在此过程中，中共扮演的却是推波助澜的角色，不但以军事分裂拖住国民党政府的后腿，更煽动民意以激化矛盾。而战后又把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说成自己的组织，甚至把后来向西北的大溃败也美其言曰“北上抗日”。而事实是义勇军多为东北军残部，所谓“打响抗日第一枪”的马占山也是国民政府黑龙江省代省长兼黑龙江步兵第3旅旅长，他在投降满洲国后又被张学良策反。更可笑的是，日军侵华是以东北为突破口，以华东和东南亚为主要目标，向西北转移兵力并非抗日，而是藉国民政府抗日之机苟延残喘以图卷土重来。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宣导下，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的学生运动日益高涨，纷纷到南京请愿，要求对日宣战，不撤兵则不交涉。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被殴，外交部遭砸，上海市长张群挂冠以去。美国南伊利诺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天威针对此说：“凡此种种，无不为侵略者添翼。”他指出，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就借机说：“头可断，兵不可撤。”
不幸的是，当年中国又发生百年不遇的水灾，灾区漫延十余省，尤以长江及淮河流域为甚，灾民达5千万人，死亡枕藉，千百万人流离失所，急待赈济。连年内战早已造成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中共控制的苏维埃区域日益扩张，成为对南京政府的另一威胁。蒋介石对江西苏区2次围剿失败后，正发动第3次围剿。加上广东政府分裂，以致南京在期待息事宁人的心理下，对东北局势研判失误。
蒋介石在“九一八”次日写道：“……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史学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无疑是爱国主义者，但他虽然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并也存在团结一致、对日决战、宁死战不苟活的理想，并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拒绝与日本和谈，但因当时中国形势复杂，实际所为与爱国激情有较大差距。
“九一八”事变中中国拱手把东北让给日本，更是整个中国军队的责任。当时中国很多军阀和政治家口头上大喊抗日救国，实际并不肯贡献实力，其中也包括中共的割据势力。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旨在首先消除私家军，建立真正的国家军队，以进行有效的抵抗外侮。后来的抗战结果证明这种理论也并非没有道理。“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军官在没有中央政府命令下发动侵略，并非为个人或关东军司令的利益，而是出于对国家前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虽然是非正义的，但其内心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比正义的祖国保卫者更“无私”单纯。
“九一八”事变与其说是日本侵华战争的起点，不如说是中国国民革命走向失败的开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被迫将主要力量放在对抗外侮上，没有机会在兵连祸结后休养生息以图自强自立。而中共则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大获益者，有机会争取民意和借机坐大，这从中共建政后主动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即可见一斑。
日本政客了解侵华后果
谈到“九一八”事变，就不能不了解当时的中日关系，而这又要追溯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俄罗斯1900年以镇压义和团为由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全境。清政府1901年与八国列强签订停战条约后，只有俄罗斯未从中国撤军。日本1904年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罗斯撤军，引爆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且不论日本参战动机，这场战争的结果对中国有益。日本战胜后，俄罗斯把与清政府签订在关东州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包括大连和旅顺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经营权。
1895年甲午战争后到1915年日本提出《21条》的20年，是中日关系史上的蜜月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向日本派出大量留学生，日本也积极帮助中国变法和革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改良派逃入日本领事馆并流亡日本。孙中山前后在日本住了逾10年，还接收日本政界和民间很多资助，同盟会等革命组织也都在日本成立。日本还对孙中山等1913年7月起兵讨袁的“二次革命”支援资金和武器，但拒绝出兵相助。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日本根据《日英同盟协议》，在英国对德宣战36小时后也向德国宣战，并于11月攻占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青岛。由于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因日本人支持其政敌孙中山而排日，导致双方关系恶化，日本拒绝从中国撤军，反而向袁世凯抛出极强硬的反要求，即《21条》，后撤回5条。为保住总统宝座，袁世凯1915年5月9日接受了这16条要求，同意将大连和旅顺的租借期延至1997年，南满铁路延至2002年。
中日关系从此急转直下，中国掀起抵制日货等运动，在日数万中国留学生有半数愤而回国。但孙中山仍留在日本，甚至被骂为“汉奸”。袁世凯1916年死后，中日关系有所缓和。在其后军阀混战中，日本也没有直接介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结束，在次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向日本提出归还前德国在山东殖民地的要求，但除意大利外的列强都同意日本继承该殖民地和特殊利益。作为交换，日本向北京提供2千万日元的铁道修建援助金。代表签约后引发“五四”运动，北京在民众压力下罢免了3名被指责为卖国贼的高官，同时拒绝正式签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损失使欧美各国的社会构造和思想发生巨大变化，和平主义思潮抬头。当时中国是唯一没有变成列强殖民地的国度，人们担心列强在角逐中国时会引发另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因此于1921年8月邀请英、法、日、意、中、比、荷、葡在华盛顿商讨裁军和中国问题，达成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规定各国尊重中国主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中国则要对各国门户开放并机会均等。
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同意大规模裁军，并对中国做出不少让步，宣布收回《21条》中一些不平等条约，并将青岛等前德国殖民地归还中国，但要求青岛成为开放港口。日本1922年又取消中国在义和团事件中对日赔款的约70%剩余部分。此后中日关系得到改善，中日经济来往也迅速扩大。英国在1920年代初是中国的最大贸易国，占中国进口商品逾40%份额。1925年因“五卅”事件导致的反英运动使英货在中国市场占有率猛跌至30％以下。1926年后日货在华份额超过英货，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日本政府在“九一八”前和事件发生后均反对关东军的露骨侵略，是因为他们比狂热军官看得更远些，认为侵吞一块中国领土，从日本的整体利益上来看弊大于利。日本是个在粮食和原材料都严重依赖外国的对外依赖型国家，最怕在国际上被孤立。而露骨侵略明显违反《九国条约》，受到国际社会会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阻害作用。而中国当时也是日本商品的最大市场之一，侵吞中国领土后导致的中国人民反日运动必然使日本失去这个巨大市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贸易额由原来的每月2,500万日元骤降为400万日元。
狂热“爱国”提供战争市场
日本从1921年7.3亿日元军费到1930年5亿日元以下的大规模裁军，引起军人的强烈不满。失落和焦躁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成员。
与此同时，中国政局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革命军1927年开始北伐，并提出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北伐军强行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英国的撤军则使日本产生唇亡齿寒的感觉。和英国在世界上有数不清的租界和殖民地不同的是，当时日本只有中国一块。对此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很清楚，在攻占南京后特地招请日本记者暗示北伐将不包括东北地区。但激进的左派却明确说明北伐不会将东北排除在外。
当时日本当政的若榇内阁属温和派，对中国的革命行动采取不干涉态度，但引起强硬派的强烈不满，迫使若榇内阁于1927年4月倒台。接任的田中义一是强硬派，以保护国民安全为由出兵山东对北伐军进行威胁，但在未能阻止北伐后主动撤军。田中随后考虑扶植张作霖在东北建立与国民党对立的亲日政权，以保证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但却被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破坏。河本在张作霖被北伐军击败，1928年6月3日逃回东北炸死他，希望乘乱占领东北。但东北军却采用密不发丧的策略，张学良其年12月突然宣布“易帜”，接受国民党领导。
田中因军内压力而无法严惩肇事者，导致天皇强烈不满后辞职，成为日本历史上唯一因天皇不满而辞职的首相。至于所谓日本早已策划侵略中国证据的《田中奏折》，则已因诸多不符史实的自相矛盾之处，而被史界认定为伪造。即使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狂热军人也只想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当时并无进一步染指中国的计划。“九一八”主谋石原莞尔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坚决反对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认为此举只会将日本拖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在意见未被采纳后，石原愤而辞去陆军参谋长职务回家种地，也因此战后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石原没有主要战争责任而不予起诉。
日本陆军总部后以其动机是“无私的爱国行为”为由，仅对河本实行停职的内部处分。这种以“爱国”为借口对军人不法行为的纵容，导致后来下级狂热军人“以下克上”行为的泛滥。“九一八”后日本政府无法控制军方动向也与这种被舆论控制的“民意”有关。
接替田中的滨口属温和派，但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却在逐步升级。东北的国民外交协会1929年初正式向日本提出收回大连和旅顺主权及南满铁路等4项要求。同时日本国内也掀起反华高潮，日本人声称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是用几十万日本人的鲜血为代价从俄罗斯那里夺来的，因此不能轻言放弃。而面对中国因北伐激起的反殖民、求解放的爱国运动，势必导致中日两国冲突。如果不是当时中日政府高层克制，中日战争1929年就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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