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特稿】
一、政府和法輪功的對抗
老路越走越窄的典型，是政府和法輪功的對抗。1999年夏天中國政府決定取締法輪功的時候，大概万万沒有想到今天這個局面。經過一年多的努力，該做的都做了，能用的都用了，人大為此專門立了法，文的武的，鬧得全世界婦孺皆知，沒想到法輪功如此難以剿滅。當初的決策者一定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這法輪功就這么難剿呢？為了給全國百姓一個交代，只好說這里頭有外國敵對勢力的介入，只好說這李洪志組織嚴密。這种說法，找不出一星半點証据，說服自己都不夠。
為什么會走到如今騎虎難下的地步，皆因走了一條老路也。
江澤民先生到底是怎樣作出的決策，這大概是机密的机密。我宁可相信，江澤民先生并不是故意要殘害那些法輪功信眾，主觀上确實是認定了科學對百姓好，邪教是害人的。要不然，江主席也不會不知趣到那种地步，把精印的血淋淋“法輪功害人証据”當什么外交禮物送給克林頓總統。這樣的舉動，水平固然是低得慘不忍睹，但正好可以說明江澤民先生那一時刻是“真誠”的。
在一開始圍剿法輪功的時候，因特网上還在爭論，說科學是不能全盤取代人們的信仰的，說信仰是個人自己的事情，是不能由政府來代勞的，說宗教應該自由，說政教應該分离，說信仰和人們的行為應該區別開，法律只可以約束人們的行為，不可以以信仰入罪。對于江澤民先生這一代中共領導人，這樣的爭論卻是超出了他們理解能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如今的這一代中共領導人，大致上是延安出生，五十年代留蘇受的教育。對于其中的一個一個具体個人，我宁可相信他們不坏，不笨。但是整体來說，時代限定了他們的智慧、眼光和水平。他們只會走這一條老路。
不知江澤民先生是不是看出了，五十年代初的這條老路，現在已經窄得快走不通了。那時候，中共挾几十年戰爭胜利者之余威，想殺誰就殺誰，想殺多少就殺多少，一直殺得道路暢通為止。真所謂指哪打哪，說什么是什么。說你一貫道是“反動道會門”，三下兩下就殺得銷聲匿跡。說你麻雀是四害，就能赶得天下小鳥無處藏身。
如今不行了。如果說，政府不能強迫別人信仰你的真理，這樣的道理超出了當今中國領導人的理解能力，那么，這些領導人至少應該能看到，強迫那么多民眾放棄“邪教”信仰“科學真理”，在現時代是做不到的。先不說你不能象五十年代初那樣殺人了，一開殺戒嚇跑了投資者，白貓黑貓都跑了，那就成了老路往回走，誰都知道走不通。即使可以殺人，殺得了國內的，殺不了國外的。只要國外的法輪功還在，法輪功是十惡不赦之邪教的說法總有一天連自己都不信了。
用對付一貫道和麻雀的辦法，硬是對付不了法輪功。中國政府的決策者，倒不是錯在他們對法輪功有惡意。錯就錯在，他們自己說過要搞法治，他們自己提議修憲，話音未落，他們決策的時候，卻不知道走走起碼的法律程序。雖然說，指望他們有現代社會公正的理念，這要求太高了，但是指望他們有一點程序觀念，既然是自己一手立的法，自己要有點守法守程序的概念，這可一點不過分。如今的中國，不是他們占下地盤的黑社會。在現代社會政治運作中，有程序觀念是一個領導人的起碼素質。
事至如今，剿滅法輪功的運動怎么收場？最近的加大力度打擊，証明最高層決策者決心在自己管轄的范圍內徹底消滅法輪功。這樣一种“不見棺材不掉淚”的決心，証明了他們將在這條越來越窄的老路上繼續走下去。這是因為，在這代領導者的大限之內，他們看不到新路在何方，他們打算一條道走到黑，實在也是出于無奈。可悲的是，誰來陪葬呢？
二、權力构造的死結
明擺著老路狹窄而只好走到黑，明知錯而改不得，錯開了頭就只能將錯就錯，錯上加錯，中國政府高層領導的這种困境，皆出自它的權力构造，這是一個死結。這是中國人几十年走不出這條狹窄老路的根本原因。
中國的事情，大多是圍繞著權力來進行的。所謂“路線斗爭”，實乃權力爭斗。中國的權力斗爭傳統只有兩個法則，一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二是為了目標可以使用一切手段。這种規則下的傳統權力斗爭，導致劣幣驅逐良幣，使政治黑暗到极點，險惡到极點。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里，決策者個人不管是什么人，行為模式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他們必須服從政治斗爭的法則。最近半個世紀的殘酷黑暗政治，使得任何決策者失去了自我糾錯的空間，連舊時代皇帝都可以做的“罪己詔”也做不得了，唯一的辦法是使用政治暴力保住自己的地位。結果是，中國的事務，犯錯易，糾錯難。中共的時代，再也沒有決策者當任自我糾錯的事情發生了，一錯必到底。只有換了人才可能糾前任的錯。
在任的人也明白這個道理，毛澤東是個典型。選擇接班人成了決策者最要緊的決策。中國政治交替必然地采用了列宁斯大林模式，其結果也一模一樣。毛澤東廢劉少奇立林彪，廢林彪立王洪文，廢王洪文立華國鋒，既立又廢的原因，無非是明白自己對國家犯下的過錯，身后必然要糾錯。
鄧小平看到了中國最高領導者的這种可怜處境，意圖打破這种局面，提前交班。可是他不可能逃脫中國政治的夢魘，他不可能放心得下，所以就有廢胡耀邦立趙紫陽，廢趙紫陽立江澤民的起落。他不敢面對在世的時候就給挖了祖墳的可能。所以就有了執政党中央秘密決議這樣的怪事，就有了退而不休的垂帘听政。在這种政治模式下，權力家族化，私人化是必然的。
但是，必須看到，鄧小平的交班模式比之毛澤東，是一大進步。如今輪到江澤民先生了。
江澤民先生有可能自我糾錯嗎？最近對法輪功鎮壓的加劇，証明他沒有這种可能。對內鎮壓法輪功，對外支持米洛索維奇，他順著老路走，已經到了越走越窄的地段。他的繼承者如果要打開局面，改善國內外政治空間，勢必需要糾錯。而現在掌握接班人選擇權的江澤民先生想選的，恰恰是保証以后不糾他的錯的人。
問題是，不糾錯，中國以后的路就走不下去了。糾錯只是早晚的事。應該看到，如今中國社會的政治氛圍比起五六十年代要好。但是，正如托克維爾指出的，坏制度開始改革的時候，是最危險的時候。舊制度拒絕改革拖得越長，一旦開始改革就越危險，法國大革命前的路易十六時代就是這樣。路易十六其實比路易十五好，但是砍了頭的是路易十六而不是路易十五。十年前的中國領導人就是順著這個思路，堵住了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呼聲。拖得越長，內部矛盾越尖銳，壓力越大，就越不敢開政治改革的頭。九十年代末無事生非地鎮壓法輪功，使中國政府的人權記錄雪上加霜。外交是內政之延長。國內政治反映到外交上就是孤獨地和國際主流唱反調，再反過來訴諸于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以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卻使國內環境隱潛更大的危机。
這路，真是快走到頭了。
三、法輪功的路
法輪功是什么？僅僅這個問題就可以爭個不休。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法輪功信眾之堅韌，在中國當代史上是一個孤例。如今中國社會沒有一個政党、沒有一個組織、沒有一個宗教團体，有法輪功這般號召力。至今沒有看到令人信服的証据証明，法輪功的能量來自于其嚴密的組織，或者“境外敵對勢力”的策動。
唯一可以作出大致推測的是，法輪功的信條、法輪功的功法，以及法輪功的社會交往功能，回應了當今中國社會底層民眾的需要。這种需要非常強烈，大到信仰的失落，對前途的迷茫，動蕩社會的不安全感，小到保健醫療條件的不足，民間交往渠道的不暢等等。此外，社會其他團体，從執政党和政府，到其他宗教團体，都沒有主觀能力或客觀的條件來回應這种需要，留出了這樣一种真空地帶，使得以气功健身為主要內容，又有抽象信仰成分，松散卻給人以歸屬感的法輪功，大有了一番作為。
然而，法輪功面前的路并不寬。在中國境內，法輪功不可能長期和全面的專政机器對抗。同時，政府動用壟斷的輿論工具來消除民眾對法輪功的同情，經過一年半，已經出現效果。如果中國不是處于開放狀態，法輪功最終象一貫道一樣被剿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結局。正是開放的既有局面，捆住了政府放手鎮壓法輪功的手腳。于是，對法輪功的進一步鎮壓，有賴于全民認為法輪功是危險的邪教這樣一种共識。可以預料，中國政府將為此作出巨大努力。
未來法輪功的處境，同樣取決于在中國民眾中的形象。由于法輪功在中國境內失去了一切合法空間，隨著中國政府和法輪功對抗的升級，法輪功在國內的活動將越來越困難，會成為任人抹黑的對象，從而人數越來越少。
然而，法輪功的路走不寬的主要原因，很可能還是它自己走上傳統宗教的老路。法輪功之所以有號召力，和它的气功健身實用性有關，更得益于它的“真善忍”，特別是“忍”中包含的現代多元化社會的寬容精神。宗教信仰本身具有排他性。世界上所有宗教流派都曾經自認唯一正宗，視它者為异端。但是現代社會的寬容精神卻使得不同宗教的寬容共存成為可能。世界宗教領袖在一起開大會，這在歷史上宗教排斥异己的時代是不可想象的。教皇公開對天主教在几千年歷史上迫害异端的所有行為忏悔道歉。達賴喇嘛在紐約中央公園，呼吁几万听眾各自在心里念想著自己的偶像，共同祈禱人類的福祉。這樣的宗教形象是當代宗教的光明形象。法輪功的“忍”，在一定的程度上符合現代宗教的光明面。如果放棄宗教寬容的精神，在中國政府的全面鎮壓和詆毀下，法輪功的路就會越走越窄。
四、中國民主知識分子的羊腸路
和法輪功的號召力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近十年來中國民主知識分子的日益邊緣化。天安門事件以后大批知識人流亡海外，或者在重新回國以后失去原有的思想活動空間。中國民主知識分子和政府事實上處于互相离棄的狀態。民主知識分子由于自身的缺陷，行為情緒化，總体水平下降，不再有能力對改革開放過程中民眾的需要和訴求作出回應。這是一個十分可悲的事實。
中國民主知識分子如果繼續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政權問題上，無論是主張改良還是提倡革命，只注重權力的改變和演進，這條老路也會越走越窄。
五、新路在何方？
從建設法治著手，建設性地逐步進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可能的新路。
即使面對的是惡的政治制度，也必須在這一現有政治制度的框架內，逐步改革。其原則是，不訴諸暴力，不使用非法手段，不追求巨大的突變性的權力轉移。強調民眾各階層和政府各集團之間利益一致的一面，爭取在一致利益的基礎上整合改革的訴求。以小步開始，積少成多，在改革中建立規則，訓練所有人尊重契約、尊重規則的習慣和觀念。
中國人從西方介紹引進憲政法制思想，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了。歷史已經証明，如果不逐漸改變劣幣驅逐良幣的社會環境，操之過急，則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必敗于黑暗險惡的傳統東方政治。但是，日本、台灣、香港、新加坡証明，東方人不是不可能搞憲政。難的是怎樣在改革的起端，引出分散利益分子的同步共振。
我宁愿相信，中共15大提出要搞法治，是真誠的。我還認為，中共曾經提出的修憲，并不是可以忽略的改革誠意和机會。可惜的是，這一本來就十分有限的誠意和机會，沒有得到民主知識分子的響應和放大。盡管現在中國人的政治處境已經惡劣到了极點，透過長長的黑暗隧道，我仍然看到隧道盡頭的一點光亮：從建設法治開始改革政治制度。
具体而言，要繼續實行党政分家，強化人大立法權威，使司法逐漸獨立出來，逐漸削弱党和政府系統中的“警察性”的操控机构，逐漸從以党治國，以意識形態治國，以戰爭時期的組織手段治國的老路里走出來，轉向以法治國，以法律治國，以和平時期的公平程序和規則治國的路上來。
最重要的目標，最艱巨的任務，是建設獨立的、具備社會公正能力的、有足夠權威的司法。這需要培養出一大批有現代法治水平的法官、檢察官、律師和政府公務員，還需要提高全体民眾的法律基礎水平。
顯然，這需要現在的執政者和那些倡導民主的知識分子的建設性合作。盡管這种合作的可能性至今還沒有露頭，但是，照一個簡單的邏輯，老路總有窄到走不通的一天，在那盡頭，除了從法治著手的政治改革，別無其他的路可走。但愿中國的當權者在拒絕改革的老路上不要走到暴力革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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