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圈的黑勢力有多猖獗 ?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6月26日訊】 居鵬慘死，毛宁遭遇同性戀，韋唯橫店點錢，《一聲嘆息》被盜娛樂圈一連串的“新聞”似乎各無關聯。然而，本刊的深入調查發現，所有這些事件都可以用一個關鍵詞串聯起來：黑勢力。
晚上7時20分，居鵬在公司給樂評人江熙打了一個電話，兩人約好吃完晚飯后見面，然后，他和兩個員工一起出門下樓。但江熙一直沒有等到他的消息，直到几天之后，他看到報紙，發現這位朋友在那個電話打完后10分鐘，在樓下馬路邊被歹徒襲擊，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
案件發生于2000年10月19日晚上，作為孫悅的經紀人，北京嘉鵬影視制作中心總經理居鵬的遇害成為被廣泛報道的新聞。此案至今未破。
居鵬之死
居鵬內裝現金和證件的手包被搶，看來像是一樁典型街頭搶劫案。但情況有不少蹊蹺之處，首先是居鵬不過是比兩位員工先走几步去拿車，短短時間即命遭不測。更為奇怪的是，目擊人說，居鵬當時并未有呼救、叫喊等一般人的反應，而從下手的部位之要害和下手之重來看，歹徒的意圖是直取性命。居鵬身上主要被砍兩刀，一刀直接砍向頸部，但可能因為居鵬的躲閃，這道傷口并不深。一刀深砍在腰部，但真正要命的是鈍器在后腦的一擊，這一擊之重，几乎將居鵬的顱骨完全打碎。
在兩位員工近在咫尺的情況下，居鵬為什么沒有呼救？這是此案最大的疑點之一。他被搶的手包內裝有一万多元現金，這個數目對他來說應該不是什么“大錢”，所以有圈內人士猜測，當時面對三個強悍的歹徒，居鵬不可能為這些錢去吃眼前虧，可能他當時交出手包，以為可就此脫身，沒有喊叫是避免激怒歹徒，但是沒有想到來者不僅要財，而且要命。另一种可能，就是居鵬有可能知道這三個歹徒的背景甚至認識他們，沒有預料到突發的情況。
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如果成立的話，都隱含著一個信息，就是居鵬之死是蓄謀而非偶然。娛樂圈也流傳，“居鵬是因為做事‘不規矩’，得罪了道上的人。”
當然，這一切不過是猜測和謠傳。
居鵬的遺孀王茜也對這是一樁普通搶劫案的說法表示怀疑。她接受了不少媒體的采訪，對此案和此案的善后事宜發表看法之后，她接到了几個聲音陰暗的恐嚇電話，問她“透露這么多東西不怕自己也會遭不測嗎？”查過去，總是某個城市的公用電話。
崔健說：“以前在電影上發生的事，現在開始在我們身邊出現了。”
暴力登場
居鵬被害不久，毛宁被刺。從兩位《北京青年報》記者去醫院正常采訪意外被打，到案情從原來的被“劫財歹徒”刺傷變成被“從事色情活動者”刺傷，到后來又出現了真假莫辨的毛宁男友“小玉”自殺事件，此事的發展比電影故事還有戲劇性。一直到今天，毛宁被刺的內情還沒有公之于眾。
毛宁事件引發人們對娛樂黑幕的關注。陶子攝雖然有關此事的討論最后引向了對有同性戀取向的公眾人物是否應該寬容的問題，但善于歸納的人們很快把它和居鵬事件，以及今年來娛樂界的暴力事件結合在一起，不約而同地把它們總結為一种現象，宣告“娛樂圈的暴力時代已經到來了”。
今年确實是娛樂圈的多事之秋：
4月16日，演員劉棟剛參加完電視劇《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的開机儀式，接著就被3個不明身份者在家中暴打一頓。當時他和几個演員有角色之爭。
5月17日“中國力量”成員許楓在人行天橋上遇到七八名不明身份者圍攻，臀部被連刺兩刀，但隨身財物沒有被劫，“教訓”的意圖很明顯。
6月27日，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中《角落里的人》的出演者史國強，在起訴該片的總策划和總導演、日籍華人張麗玲造假之后，于北京湖廣會館出席記者見面會時，突然被闖入的8-12名神秘男子毆打流血并強行拖走。打人者后被證實是張麗玲的弟弟。但是，史國強在此之前另外被揍的一頓可能永遠找不出元凶。那時史剛剛動了起訴張麗玲的念頭，從日本回國的當天晚上，就在自己樓下挨了板磚。
這些事情因為涉及到了知名的人士而為公眾所知，但据圈內人士說，這樣的事情是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娛樂圈里以暴力手段解決矛盾和糾紛已經越來越多，而“滅了你”、“做了你”這樣的“黑話”經常在沖突的雙方傳遞。英事達唱片公司藝術總監徐天對此感慨，“在這個圈子里對一些意外已經見慣不怪了”。
頻頻爆發的暴力事件后面是什么？僅僅是些性質簡單的偶發事件，還是黑社會滲入娛樂圈的表現？.
無形之手
娛樂圈的黑勢力在何處？
不少演藝界人士認為，要論成熟、論有組織，盜版行業是最大的黑社會。而大的盜版商，大多和圈內人士有所勾結，甚至本身就是圈內人士。馮小剛的《一聲嘆息》被盜版是個明顯的例子，在嚴格的防范措施下，片源居然還是流傳了出去，“家賊難防”，能夠染指盜版的其實就是公司內部的人。而今天的盜版商顯然不是早前的手工作坊時代，而進入生產技術先進、運輸手段發達、發貨渠道通暢、海內外聯手運作的地下大工業時代。
瘋狂的歌迷為演出行業注入強心劑。小白攝一位洗手不干的盜版頭子就曾經對本刊記者宣稱，他編織的网絡天衣無縫，不管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都找不到他頭上。
這位盜版商的公開身份是一家私營演藝公司的老板，衣冠楚楚、談吐風雅，只不過偶爾口頭夾帶的一些“黑話”讓人云里霧里。和很多人想象中不同，大多數盜版商其實已經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登堂入室，成立了正規的公司，或者用以掩護盜版行為，或者干脆拿黑錢投資正當行業，實現了“經濟轉型”。為了自我保護，他們加強了向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滲透，他們可能不僅是成功的公司老板、私營企業家，而且可能被樹為當地經濟發展的典型人物，甚至有可能已經有了“代表”和“委員”的頭銜。在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的今天，他們和當地的党政關系大多已經密不可分。
飛圖唱片公司藝術總監孫偉在自己的唱片遍地盜版時，還曾經“天真”地認真追查，后來順藤摸瓜，果然還找到了盜版的發源地，但迅速接到對方“老大”遞話，“來吧，我們等著。”孫掂量一下，就此放棄。
“盜版對于國內唱片業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孫偉說，“面對盜版，唱片公司普遍面臨一個矛盾：唱片沒有出來，苦惱的是做得好不好；唱片出來了，做得越好，被盜版的机會越大，煩惱就越多。出來了普淶唱片公司總經理陳戈說，盜版使娛樂生產机制在市場這一鏈條被切斷，無法形成良性的循環，直接帶來了這個行業的蕭條。
黑色陷阱
很多歌手遭遇黑惡勢力的經歷是在赴外地的演出活動中。談好价錢，訂好合同，在演出開始前，一切都很正常，等到演出完了，卻發現對方的一幫人馬轉眼間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甚至要自己打出租車回酒店，酒店的房費和回程机票也要自己付。追查到那個公司，可能是見不到人，見到了可能也是賬上一分錢沒有。演員只能自認倒霉。
即使有時候歌手在演出中發現有异，往往對自己更為不利，如果不上台演唱，不僅不明就里的觀眾會憤怒，這些勢力還會利用媒體去報道、批評，搞臭你的名聲。所以，碰到這种情況，歌手明知自己被騙，也大多忍气吞聲上台演唱。所以，像韋唯著名的橫店“點錢”事件、滿文軍的長沙拒演事件，在觀眾眼里可能是不負責任、藝德差的表現，而在圈內人士看來，不少是歌手在不規范的市場中保護自己權益的無奈之舉。
多次遭遇此類事件之后，圈內已經形成慣例，邀請北京知名歌手去外地演出，要提前支付全部的費用，否則沒有人會動身。即便如此，對于某些黑惡勢力猖獗的省份，在多次栽進“黑色陷阱”之后，歌手們已經有如惊弓之鳥，不會輕易前去演出。
据圈內人士告之，一些專吃這行的黑惡勢力也從原來的“逃之夭夭”策略變成了“有恃無恐”，不久前，某位影星在東北的演出一不小心又“著”了道，此次演出結束，他去要錢，沒想到卻被人拿出手槍頂在頭上，只能吃了啞巴虧。黑勢力的陰云已經在很多人心上飄蕩了。
背景莫測
不久前在北京一個電視劇劇組發生了一件意外：一位剛剛上戲不久的年輕女演員因為不胜任角色被導演替換，這本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沒有想到，此事發生后沒多長時間，就有20多個彪形大漢气勢洶洶地沖入拍攝場地，稱要保護該演員的權益，要求劇組賠償損失，而他們叫的賠償額明顯是獅子大張口，高得令人咋舌。經過調解，此事后來和平解決，但想起來當時的緊張气氛，在場所有人員直到今天還感覺有點“后怕”。他們沒有想到，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會有那么复雜的背景。
据稱，不少劇組現在選擇演員比以前小心多了，生怕惹了“道”上的人。
實際上，黑道對不少演員都在窺伺，大的拉攏、小的或者拉攏或者恐嚇，希望能夠對他們產生影響力。一位明星透露，他曾經被人“引見”過一位“老大”，“老大”人很謙和，很夠義气地說：“有什么事找兄弟擺平。”但這位明星也深知，一旦動用他們的力量“擺平”身邊的矛盾，自己也就脫不了干系，也就被他們“擺平”了。
但他同時也擔心，畢竟自己在這個圈子里已經混跡多年、根深葉茂了，別人輕易不敢冒犯，而對于涉世較淺、根基不牢的晚輩，在為了名利相互傾軋的娛樂圈，受到什么“委屈”時，會不會真地依靠這樣的勢力呢？而暴力在一方使用，很可能導致本來抵制“上道”的一方在利益受損后，也會尋求“道”上的支持和保護，形成一种惡性循環，加速黑道的滲透步伐。
而在唱片業，某些自費歌手和帶資歌手背景就很复雜，据介紹，目前歌壇一線的歌手中，自費歌手占到一半。自費的概念包括自費出唱片、自費做MTV、自費打通關系上排行榜、自費宣傳、自費“盜版”—無需辦理音像制品審批手緒，找“道上人”花几万元做一批完全是正版模樣的CD或磁帶。這里面不乏“有錢人”為了滿足女友、男友的虛榮心和明星夢而“玩票”的成分。
而資金更充裕的歌手，就不愿意自己那么辛苦，于是找一家經紀公司去辦理這些事情。年紀輕輕，輕易帶來几十万、上百万元的資金，而且明顯感覺“有人罩著”，對于經紀公司來說并不少見。對于一個小的經紀公司來說，關系往往倒了過來，反而成了被“雇”方，似乎是這些人在買他們的策划、包裝和市場經驗。也正是因為有人“罩”著，一方面是藝員本身有恃無恐，行為囂張，另外就是喜歡用恐嚇甚至暴力等非正常手段解決本來可以正常解決的糾紛。這些做法不僅破坏了正常的運作規則，也帶坏了一個行業的風气。
九頭鳥爭雄
《北京晨報》資深記者丁人人認為：娛樂圈的混亂是因為已經有了黑社會的苗頭，但是還沒有“做大”，沒有形成成熟的“游戲規則”。
著名演員李保田的說法与此類似，他更為形象地比喻說，与外面有著一個“老大”，組織嚴密的黑社會組織比起來，中國演藝圈的黑勢力目前還處于“九頭鳥”時代，各個“頭”還分疆而治，進化的程度也各不相同。
內地娛樂圈真的存在黑社會嗎？像台灣和香港那樣？！
香港演藝界反黑游行。
黑社會研究專家、南京大學教授蔡少卿對此問題意味深長地說：“外面有的，我們全都有。”
但同時他也指出，相對于走私、販毒等其他純經濟領域來說，演藝界的黑社會滲入還沒有那么猖獗，距离國外對演藝界的“控制”狀態還有相當距离，但是這個行業的黑社會滲入趨勢應當予以注意，要“防患于未然”。
另一位專家認為，即使黑社會已經在演藝圈明顯滲透，与其他領域相比，暴力特征也不會那么明顯。或者說，本土“原創”的黑社會還沒有成气候，而外來的黑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有了“游戲規則”。
對此問題的采訪是一個巨大的困難，演藝界人士大多搖頭表示不知，沒有遇到，也未听說。有些人則避而不談，但那种怕“禍從口出”的謹慎卻很可疑。北京几家關注此類問題的記者，也多感慨，那些在記者面前素日很放得開的人，一遇到這類問題就“三緘其口”。
但也有很多人明确地表示：有，趨勢越來越明顯，已經開始影響這個行業的一些運作。
無序地帶
娛樂圈為什么會滋生黑社會、吸引黑社會滲入？首先，娛樂圈本身就是追逐名利的戰場，這里有巨大的利益可以尋求，在內地演藝事業投資匱乏的時候，這也是一個黑社會“洗錢”的黃金樂園。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這都是吸引黑社會勢力進軍娛樂圈最為強勁的理由。
另外，海外演藝公司与內地交流日益增多，其中就不可避免有一些黑社會背景的公司要在內地發展他們的勢力。
再者，演藝圈本身就是魚龍混雜，人員素質良莠不齊，是适合黑社會生存的土壤。
國內演藝產業長期的無序運作也為黑色勢力的生長提供了絕佳條件。崔健對此現象一語中的地指出：“這個以利益為中心運轉的圈子沒有游戲規則。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有強者出現，有規則的時候有那個規則中的強者，沒有規則時有沒有規則的強者，但現在明顯是后一种在控制局面。”
大家都愿意遵守的游戲規則當然應當是法律和法規，但實際情況是，演藝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建設一直跟不上九十年代以后娛樂產業發展的速度，是近乎無效的游戲規則。
比如在盜版泛濫的音像市場，政府也在積極地查禁，為何收效甚微呢？體制上的确為它留下了很大空間：1994年制定、沿用至今的《音像制品管理條例》對于盜版的制販處罰非常輕，威懾力小到可以忽視，遠不像國外能罰到傾家蕩產的地步。同時，音像制品的制作、复制、發行的管理在新聞出版署，而進入市場后的管理歸文化部。而根据有關規定，擁有唱片發行權、批發的只有中唱、太平洋、上海音像等并不景气的國家出版單位。這意味著，實際投資、包裝、制作的各個唱片公司對于自己產品進入市場之后的銷售事宜無法做主。
“盜版的猖獗主要是价格优勢，如果放開市場，有了真正的商業戰，市場的調節完全可以讓正版唱片价格也降下來，從而擊退盜版。”陳戈說。
比如屢屢爆發糾紛的演員和經紀人危机，經紀人赤列評价說：歌手的簽約、轉會、分利、演出等等事宜，几乎沒有法律法規可循。唱片業之間更像手工作坊，彼此靠人格和口頭承諾維持秩序。而所謂這樣的模糊的“民間秩序”，就很容易為一些“強者”把持。
再比如今天已經達到17万人的“北漂”大軍，至今沒有什么相應的組織去管理、登記，在經過几年的運轉之后，也慢慢開始轉型，他們“上戲”的机會慢慢集中到几個人手里，這些“頭目”負責為各個劇組輸送群眾演員。据說，不僅演員不敢得罪他們，劇組在需要大量演員時也得求著他們。
在演藝界這樣的逐利之地，沒有法律法規的力量，肯定會有另外的力量去接管。沒有規范的游戲規則，肯定會有人去為它制訂自己的“游戲規則”。所以，想要抵制黑社會對這個領域的滲透，一個健康有效的商業運作系統是必要的。
幸而今日黑社會在內地娛樂圈還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發展，但近來出現的一些暴力現象已應該引起有關部門對這個領域的監控，并且及時制訂、修改相應法規，以免黑色勢力在內地的娛樂圈內從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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