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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11日,在林茨(Linz),當奧地利共和保衛聯盟(譯者註: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准軍事部門)的領導人決定抵抗來自保安團(Heimwehren,譯者註:2...
共產主義恐怖針對的目標不僅僅是共產國際、托派和其他異見者。上世紀30年代,仍有許多外國人居住在蘇聯,他們不是共產黨人,但曾被蘇聯夢所吸引。其中很多人為他們對蘇聯懷有的激情付出了最高的代價。
儘管斯大林此時除掉了他最重要的對手,但對托派的追捕仍繼續進行。法國的例子反映出激進的共產黨人對小型托派組織的反射式反應(reflexive response)。在法國被占領期間,一些托派成員很可能被共產黨人告發給法國和德國警方。
削弱了住在蘇聯的外國共產黨人的隊伍後,斯大林把注意力轉向居住在國外的異議人士。因此,NKVD獲得了在全球展示其力量的機會。
在德國共產黨人遭殃的同時,巴勒斯坦共產黨(PCP)幹部也陷入恐怖之中,其中許多人是從波蘭移居到蘇聯的。1929年至1931年任PCP書記的約瑟夫‧伯格(Joseph Berger),於1935年2月27日被捕,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才獲釋。他的倖存是個例外。其他激進分子則被處決,還有很多人死於集中營。頓河畔羅斯托夫一家拖拉機廠的廠長沃爾夫‧阿維布赫(Wolf...
共產國際中央局(Central Bureau of the Comintern)一被清洗,斯大林就著手襲擊其它部門。日耳曼處是第一個受害的。除了伏爾加日耳曼人的後裔外,蘇聯的日耳曼社區還包括來自德國共產黨(KPD)的激進分子,以及離開魏瑪共和國來幫助蘇聯建立社會主義的反法西斯的難民和工人。但在1933年逮捕開始時,這些人都無一豁免。總而言之,流亡蘇聯的反法西...
1934年12月1日,謝爾蓋‧基洛夫被暗殺,為斯大林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藉口,可以從嚴厲鎮壓轉向在俄共和共產國際內實施真正的恐怖。在此之前,恐怖只被用作對付普通民眾的武器。在基洛夫被謀殺之後,它就被無情地用來對付黨內那些掌權的人。
1932年,當幹部們開始受到共產國際的密使所控制時,法國共產黨自身就開始記錄所有它認為有嫌疑或危險的人。幹部處的正式職責是招募最佳活動分子;另一項職責是編製被發現在某些方面不夠格之人的名單。從1932年到1939年6月,法國共產黨起草了12份文件,其標題有諸如「內奸、叛徒和被逐出法國革命組織的警方線人之黑名單」以及「內奸、小偷、騙子、托派分子和被逐出法國工人...
從此,外國共產黨人,無論是國外的共產國際成員,還是住在俄羅斯的外國共產黨人,都遭到逮捕和拘禁,一如俄共內部活動分子那樣。有人聲稱,應當把他們當作俄羅斯人來對待,因為任何外國共產黨人不管在俄羅斯待了多長時間都被要求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因而受到其紀律的約束。一個眾所周知的案例,是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安特‧西里加(Ante Ciliga)的案例。他是南斯拉夫政治局委員...
1923年,捷爾任斯基要求政治局提出正式決議,強制所有黨員向格別烏告發他們遇到的任何反對派活動。捷爾任斯基的提議導致布爾什維克黨內新的危機。10月8日,托洛茨基致函中央委員會;10月15日,隨之而來的是「46人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46)。隨後的辯論集中在俄共的「新方向」上,並在共產國際各部門受到激烈爭論。
在莫斯科的鼓動下,共產國際在每個共產黨內部成立了一個武裝組織,準備向統治者發動革命和內戰。它還讓其兄弟們首次體驗了在蘇聯所使用的相同的警察戰術和恐怖。1921年3月8日至16日(與喀琅施塔得起義為同一時間)舉行的布爾什維克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奠定了黨自身專制體制的基礎。在大會籌備期間,提出並討論了不下18個不同的政綱。
儘管經歷了中國這場災難和上世紀20年代初期歐洲的失敗,共產國際仍確信其步入了正軌。所有共產黨,包括民主共和國合法組建的黨派,都有一個祕密的軍事派別,偶爾公開露面。最常遵循的模式是德國共產黨(KPD)的模式。KPD由蘇聯軍隊幹部所控制,擁有龐大的軍事機構,其任務是肅清對手(特別是右翼的對手)和可能已滲透該黨的線人。
在歐洲經歷這一連串的失敗之後,共產國際在斯大林的慫恿下將注意力轉向中國。當時,中國處於無政府狀態,被內戰和社會衝突所撕裂,但同時也在經歷一波巨大的民族主義浪潮,「反帝國主義革命」的條件似乎已然成熟。這一時代的一個標誌是,1925年秋,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KUTV,1921年4月成立)的中國學生被重組為新的中山大學(Sun Yat-sen Universi...
下一個未遂暴動的現場是愛沙尼亞共和國(Republic of Estonia)。這是共產黨人對這個小國的第二次襲擊。1917年10月27日,一蘇維埃委員會(Council of Soviets)在塔林(Tallinn)奪取了政權、解散了議會,並廢除對共產黨不利的選舉結果。不過,共產黨人在德國遠征軍(German Expeditionary Force)到來前...
就在貝拉.庫恩及其同伴試圖把匈牙利變成第二個蘇維埃國家之際,列寧決定成立一個國際組織,其宗旨是將革命傳播到世界各地。共產國際(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縮寫爲Comintern),也稱為第三國際(the Third International),於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並立即開始與社會主義工人國際(the Internat...
列寧很早就決定在整個歐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煽動社會主義革命。這個目標在一定程度上是1848年《共產黨宣言》合乎邏輯的實現,其有名的口號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1917年,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傳播起初似乎是一項緊迫事務,因為人們認為,若更發達的國家沒有發生革命,俄國革命就會受到危及。在這方面,列寧首先...
在這種背景下經常提出的經典問題,涉及第一個列寧主義周期和第二個斯大林主義周期之間的連續性:前者在多大程度上預示了後者?兩種情況下的歷史配置的確是完全無可比擬的。「紅色恐怖」源於1918年秋季的廣泛對抗。這種鎮壓的極端性質,部分是對時代激進特性的反應。但重啟對農民的戰爭,則發生在基本和平的時期,是對社會大多數持久攻勢的一部分,也是第二次恐怖浪潮的根源。
關於蘇聯國家暴力的使用,或蘇維埃政權存在的前半期政府實施的鎮壓形式,我們不敢妄稱,前面的章節對其作了新的披露。歷史學家對此類事情已經探究過一段時間了,而無需等待檔案開放以便看到恐怖發展或規模。另一方面,檔案的開放確實使人們得以對恐怖按年代順序的發展,以及其規模和各種形式加以說明。因此,前面章節中提出的梗概,就構成了編製一份問題清單的第一步。關於暴力的使用、其...
在政治解凍期間,生活質量明顯上升,然而對壓迫的記憶仍很強烈,同時活躍形式的爭論或異議依然罕見。克格勃報告指出,1961年有1,300名「反對者」,1962年有2,500名,1964年4,500名,1965年1,300名。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有三類公民成為克格勃特別嚴密監視的對象:宗教少數群體(如天主教徒、浸信會教友、五旬節會成員和基督復臨教派教友);被...
在「祕密演說」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實行一系列具體措施,來完成已採取的有限步驟。1956年3月和4月,當局頒布多項法令,針對的是據稱因勾結納粹德國而受懲罰並於1943至1945年被驅逐的各族群「特殊移民」。根據法令,這些人「不再受到內務部的行政監視」。
當然,即便是斯大林死後,也並非一切皆有可能。該體制任意性的主要受害者──因「反革命」活動被判罪的政治犯,並未受益於這次大赦。將政治犯排除在大赦之外,在古拉格特殊營地、河流勞改營(Rechlag)和草原勞改營(Steplag)的囚犯中,引發了多起暴動和反抗。
斯大林之死,正值蘇聯70年存在的中期,標誌著一個決定性的階段。儘管它並非這一體制的終結,但至少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正如弗朗索瓦.福雷所寫的,這名最高領導人之死揭示了「一個體制的悖論」。「據稱,該體制是社會發展規律的一部分,但其中一切實際上都高度依賴於一個人,以至於他死時,這個體制似乎喪失了它持續存在所必不可少的東西。」這種「必不可少的東西」的一大組成部分就是...
1950年10月列寧格勒事件主嫌被處決後,安全部門和內務部內進行了大量的密謀和反密謀。由於變得對貝利亞本人懷有疑心,斯大林捏造了一個虛構的明格列爾人民族主義陰謀。據稱,該陰謀的目的是,把貝利亞起家地格魯吉亞的明戈瑞利亞(Mingrelia)地區併入土耳其。貝利亞因此被迫在格魯吉亞共產黨內部領導了一場清洗運動。
在所有這些傳言的活動中,列寧格勒事件仍是迄今最神祕的。它導致蘇共第二重要分支機構的主要領導人被祕密處決。
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行動主義很快引發當局的擔憂。1945年初,猶太詩人佩雷茨.馬爾基什被禁止發表作品。關於納粹對猶太人暴行的黑皮書被取消面世,藉口是「全書的中心論點是,德國人在蘇聯開戰,只是企圖消滅猶太人」。1946年10月12日,國家安全部部長維克托.阿巴庫莫夫(Viktor Abakumov),就「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民族主義傾向」,發給中央委員會一...
1953年1月13日,《真理報》宣布,據稱發現了一起由一個「醫生恐怖組織」實施的陰謀;該組織最初由9名知名醫生組成,後來擴充到15名,其中一半以上是猶太人。他們被控受命於美國情報部門和猶太人慈善組織──美國聯合分配委員會(US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濫用他們在克里姆林宮的高級職位,來縮短安德烈.日丹諾夫(一名政治局委員...
正如近來開放的古拉格檔案所顯示的,20世紀50年代初是行動強度最高的時期;從來不曾有這麼多人被拘押在營地、強制勞動流放區和罪犯流放地。這也是該系統前所未有的危機期。

1953年頭幾個月,古拉格容納著275萬名囚犯。
20世紀30年代,被驅逐者和「特殊移民」的「返回權利」,促成了一些矛盾和不連貫的政府政策。40年代末,這個問題以一種相當激進的方式得到解決:當局認定,1941至1945年被驅逐的人實際上都是被「永久驅逐」。這樣,已達成年年齡的被驅逐者子女之命運所帶來的問題,就立即消失了。他們和他們的子女也一直是「特殊移民」。
新的大恐怖和更多公開的審判秀,都不是斯大林主義最後幾年的顯著標誌。然而,沉重而壓抑的氣氛依舊籠罩著戰後的俄羅斯。不同類型社會行為的入罪化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漫長而殘忍的戰爭過後,該政權可能放鬆控制的希望終究化成了泡影。「人民遭受了太多的苦難,要重演過去,簡直難以置信」,伊利亞.愛倫堡(lya Ehrenburg)於1945年5月9日在其回憶錄中寫道,但他立...
儘管阿根廷隊擁有巨星梅西,還是要感嘆「梅天王」時代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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