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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月13日,《真理報》宣布,據稱發現了一起由一個「醫生恐怖組織」實施的陰謀;該組織最初由9名知名醫生組成,後來擴充到15名,其中一半以上是猶太人。他們...
正如近來開放的古拉格檔案所顯示的,20世紀50年代初是行動強度最高的時期;從來不曾有這麼多人被拘押在營地、強制勞動流放區和罪犯流放地。這也是該系統前所未有的危機期。

1953年頭幾個月,古拉格容納著275萬名囚犯。
20世紀30年代,被驅逐者和「特殊移民」的「返回權利」,促成了一些矛盾和不連貫的政府政策。40年代末,這個問題以一種相當激進的方式得到解決:當局認定,1941至1945年被驅逐的人實際上都是被「永久驅逐」。這樣,已達成年年齡的被驅逐者子女之命運所帶來的問題,就立即消失了。他們和他們的子女也一直是「特殊移民」。
新的大恐怖和更多公開的審判秀,都不是斯大林主義最後幾年的顯著標誌。然而,沉重而壓抑的氣氛依舊籠罩著戰後的俄羅斯。不同類型社會行為的入罪化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漫長而殘忍的戰爭過後,該政權可能放鬆控制的希望終究化成了泡影。「人民遭受了太多的苦難,要重演過去,簡直難以置信」,伊利亞.愛倫堡(lya Ehrenburg)於1945年5月9日在其回憶錄中寫道,但他立...
儘管阿根廷隊擁有巨星梅西,還是要感嘆「梅天王」時代結束了!
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之惡,以「罪惡」二字述及,已顯單薄,用「邪惡」一詞論之,方合實情。本文嘗試以一句俗語和兩個人物為例,對罪惡與邪惡的區別略作分辨。 歷史上兩個反面人物,因為名聲太惡,兩千五百多年來一直無人敢為其說半句好話,可是到了1949年之後,卻被中共捧上天:一個是盜蹠,一個是少正卯。這兩個人都是被孔子憎惡的,因此在中共對孔子批倒批臭的年代,他倆不但翻...
1945年的蘇聯,最廣為人知的是,遭到嚴重破壞卻成為獲勝國。正如弗朗索瓦.福雷(Francis Furet)曾寫道:「1945年,作為一個偉大而榮耀的國家,蘇聯憑藉其巨大的物質力量,成為人們眼中新的救世主。」沒人記得,或至少似乎沒人願意回憶,這件事隱藏很深的另一面。正如古拉格檔案所顯示的,勝利那年也是蘇聯集中營系統的全盛時期。當與世界其餘地區講和之際,蘇聯的...
1941至1944年間,古拉格的生存條件最為艱難。饑荒、流行病、過度擁擠和非人的剝削,加劇了Zeks(譯者注:蘇聯集中營的囚犯們)持續的苦難。他們工作時也經受著異常嚴酷的條件,並不斷遭到大批線人的監視。其工作是揭發「囚犯的反革命組織」。每天都會進行就地處決。
對日耳曼人的放逐之後,隨之而來的是,1943年11月到1944年6月的第二波放逐大潮。當時,6個民族──車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亞韃靼人、卡拉恰伊人(Karachai)、巴爾卡爾人(Balkars)、卡爾梅克人(Kalmyks),被以「與納粹占領者大規模勾結」為由,放逐到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斯坦。這波主要的放逐潮之後,1944年7月到12...
衛國戰爭期間對各族群全體的放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蘇聯歷史隱藏最深的祕密之一。這些民族被集體指控「採取顛覆策略、從事間諜活動和勾結納粹占領軍」。只有在20世紀50年代末,當局才最終承認,發生了「普遍的過度行為」。60年代,一些因「勾結敵人」而從地圖上被刪除的自治共和國,最終恢復了其合法存在。但直到1972年,其餘活著的被放逐者才最終獲得了「自由選擇居住地」...
1940年也因另一項統計而引人注目。這一年,古拉格和蘇聯監獄裡的囚犯人數達到高峰。1941年1月1日,古拉格容納著逾193萬人,比前一年多出27萬人。除了1939年底已被計入的120萬「特殊移民」外,還有新的「蘇維埃化」領土上的逾50萬人被驅逐。蘇聯監獄理論上的限制是23萬4,000名囚犯,卻關押著46萬2,000人;那年的判決總數大幅上升,一年內從70萬攀...
波蘭領土一被吞併,蘇聯政府就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政府的首腦傳召到莫斯科,將「互助條約」強加於他們。根據這些條約,他們「邀請」蘇聯在自己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緊接著,25,000名蘇聯士兵進駐愛沙尼亞,3萬名進駐拉脫維亞,2萬名進駐立陶宛。這些軍隊人數遠遠超過了每個理論上獨立的國家的常備軍。1939年10月蘇聯軍隊的進駐,標誌著波羅的海諸國獨立的真正終...
1939年8月24日,得知前一天斯大林的蘇聯與希特勒的德國簽署了一項互不侵犯條約,全世界都感到震驚。該條約的宣布,對世界很多地區造成巨大衝擊。這似乎是國際關係的一大轉變,但公眾輿論對此毫無準備。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兩個表面聲稱信奉如此對立意識形態的政權何以能連結在一起。
以迄今未知的規模鎮壓社會,是20世紀30年代的顯著標誌。它也見證了集中營系統的巨大擴張。現今可得的古拉格管理局檔案,讓人們得以仔細審視這些機構的演變,從而揭示出諸多祕辛,包括其組織結構的變化、大型活動的時期、囚犯人數、他們的經濟地位、被據以判刑的罪行種類,以及按年齡、性別、國籍和教育背景的劃分。但仍有許多灰色地帶。特別是,儘管古拉格官僚機構保存有對囚犯人數的...
知識分子是又一個淪為大恐怖受害者的社會群體。關於他們,現在有比較豐富的資料可得。作為19世紀中葉以來被公認的社會群體,大多數俄羅斯知識分子一直是反抗暴政和心智約束(intellectual constraint)的中心。這一事實說明了他們先前在1922年和1928至1931年的清洗中為何受害。到了1937年3月和4月,一場惡毒的報刊宣傳運動痛斥經濟、歷史和文...
付出代價最慘重的是波蘭共產黨。波蘭共產黨人的情況有點不尋常,因為他們的黨是從波蘭王國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脫胎而來。1906年,該黨在自主的基礎上,獲准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俄共與波共之間的聯繫一直非常緊密。許多社會民主黨籍波蘭人都轉入布爾什維克黨內謀求發跡,僅舉幾例,如捷爾任斯基、緬任斯基、溫施利希特(他們都曾是格別烏主管)以及拉狄克。
大恐怖的絕大多數受害者都是不具名的。以下是1938年第24260號檔案一份「普通」文件的摘錄
現在,進一步分析這些大屠殺受害者的類別是可能的。我們現在有一些關於上世紀30年代末古拉格囚犯人數的統計數據,有待在下一章予以詳細討論。這一資料涵蓋了所有囚犯群體,而不僅僅是大恐怖期間被捕的人,但未詳細說明葉若夫時期被判送入集中營的受害者類別。儘管如此,一些模式還是可以識別的,尤其是接受過某種形式高等教育的受害者人數(1936至1939年占比超過70%)激增...
多數關於大規模鎮壓的指示與政治局通過的所有其它決議一樣,自然是由斯大林批准。不僅如此,根據近來可得的檔案資料看來,斯大林也是多數鎮壓措施的制定者和始作俑者。例如,1937年8月27日下午5時,中央書記處收到了西西伯利亞地區黨委第一書記米哈伊爾.科羅申科(Mikhail Koroshenko)的一封來信,內容是關於對一些被控從事破壞活動的農學家審判的程序。10...
關於恐怖集權化的問題,來自政治局的目前可查閱的文件證實,大規模的鎮壓確實是黨的最高層、政治局,尤其是斯大林採取主動行動的結果。最血腥的鎮壓之一──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發生的「肅清前富農、犯罪分子和其他反蘇分子」的行動,其組織和實施頗能揭示出中央和地方機構各自的角色。
關於大恐怖已有諸多著述。它在蘇聯也被稱為「葉若夫時期」(Ezhovshchina)。毫無疑問,當尼古拉.葉若夫掌管NKVD時(從1936年9月到1938年11月),蘇聯社會每個層面都感受到了鎮壓的效應,從政治局一直到街上被捕的普通公民。數十年來,大恐怖的悲劇在一片沉默中被忽略。西方只在莫斯科見到三場引人注目的公開審判,分別是在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
這項新立法的基石是1932年12月27日內部護照(internal passport)的推行。對人口的「護照化」對付的是幾個精心定義的目標,正如這項法令的序言所解釋的:它意在「消除一切社會寄生現象」,以防止富農「滲透」進城市中心和市場,並限制農村人口外流,保護城鎮的社會純潔性。所有超過16歲、尚未被剝奪權利的成年市民,如鐵路工人、建築工地的長期工,以及國營農...
在「社會主義新社會」被剝奪公民權的其它社會類別中,神職人員的遭遇尤其糟糕。1929年和1930年的顯著標誌是,這個蘇維埃國家對教會發起第二次大型攻勢,跟進了1918年至1922年的襲擊。上世紀20年代末,一些高級教士反對向蘇聯政權宣誓效忠。接替吉洪擔任教會元首的謝爾蓋大主教(Metropolitan Sergei)已宣布效忠。儘管如此,東正教會在蘇聯社會依然...
儘管農民整體上在斯大林對社會的改造中付出了慘重代價,但被劃為「社會主義新社會」之「社會外來分子」的其它社會群體,也蒙受侮辱,被剝奪公民權利,失去工作和家園,社會地位進一步降低並遭到流放。「資產階級專業人員」、「貴族」、神職人員和自由職業者、企業家、店主和手藝人,都是20世紀30年代初發起的反資本主義革命的受害者。其他城裡人,根本不符合「無產階級工人和社會主義...
在受飢荒影響的所有地區,鐵路票的銷售都被立即暫停,並由格別烏設置特別的路障,來防止農民離開所在地。1933年3月初,祕密警察的一份報告指出,在一個月內,就有21萬9,460人被攔截,作為限制飢餓農民大批遷往城市的行動的一部分;18萬6,588人被押回原籍;其他人被逮捕並被判刑。對於被逐出城市者的命運,則未提及。
整個一系列壓制性法律中,包括1932年8月7日頒布的一項知名法令。它在農民和政權之間的戰爭達到頂峰時,起著決定性作用。該法令規定,只要犯下「任何盜竊或損壞社會主義財產的行為」,就對其進行處決或判處關集中營10年。它在民眾中逐漸被稱為「穗法」,因為根據該法被判死刑的人通常不過是從集體農場的田裡拿了幾穗玉米或黑麥。從1932年8月到1933年12月,超過12萬5...
1932年至1933年的大饑荒,一直被公認為是蘇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根據現今可得的無可辯駁的證據,有超過600萬人死於這場飢荒。然而,和俄國在沙皇治下不定期遭遇的一系列飢荒不同,這場災難是新體制直接導致的後果。在此問題上反對斯大林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尼古拉.布哈林,將該體制形容為是對農民的「軍事和封建剝削」。飢荒是可怕的社會退步的一個悲劇性例證。這種退步...
中央當局渴望從他們所稱的「特殊被流放者」的勞動中,以及1932年以後勞改地(work colonies)囚犯的勞動中,儘可能多地賺取利潤。對中央當局來說,遺棄被流放者是不得已而為之。正如監管勞改地囚犯的格別烏官員普茲茨基(N.Puzitsky)所指出的,這可能會被歸咎於「地方領導人的過失犯罪和政治短視。他們尚未習慣於將前富農移民的想法」。
1930年和1931年,共有180萬3392人被正式流放,作為去富農化計劃的一部分。有人或許想知道,有多少人在其「新生活」的頭幾個月死於寒冷和飢餓。西西伯利亞的檔案中包含一份驚人的文件。1933年5月,該文件被西西伯利亞納瑞姆(Narym)黨委一名指導員,以報告形式發送給斯大林,內容涉及從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放逐的兩個車隊6,000多人所遭遇的命運。儘管該文件涉...
放逐行動的特點是,出發地與目的地之間完全缺乏協調。因此,被捕的農民有時被關在臨時監獄(營房、行政大樓和火車站)裡數個星期。大批人設法從那裡逃了出去。格別烏給第一階段分派了240支車隊,每隊包括53節車廂。根據格別烏的規定,每支車隊包括44輛牲畜運輸車,每輛載有40名被放逐者;還包括8節運載工具、食品和被放逐者私人物品(每個家庭限480公斤)的車廂,以及一節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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