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日訊】我於2005年4月18,19日去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城出差，工餘訪問了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繫和所屬葛斯德﹙Gest﹚東亞圖書館。
﹙1﹚東亞圖書館巡禮
葛斯德是百年前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參與對義和團作戰。祂在中國罹患眼疾，西醫束手，靠中醫藥治癒。祂因此發願蒐集中醫書籍，嚮美國傳播東方文明。祂將收藏捐贈普大，成為普大東亞圖書館首批藏書，故名。中國現代學術和思想大師胡適1950年代在美國「龍困淺水」，曾在此任館長兩年。館內掛有原上海圖書館長顧廷龍手書中文館名，每字一尺見方。館內期刊閱覽室和藏書室對校內外任何人開放，讀者來去自由，無人檢查或寄存書包。我徜徉其中3,4小時，見到中日文書籍老到20世紀初年印刷，新到兩星期前才出版，均任意取閱。絕大多數讀者素質夠高是這種不設防的前提，在我居住的紐約，公共圖書館藏書價值比這裡低，卻遠不能如此開放。
﹙2﹚牟複禮，衛德明教授軼事
1940年代家父週一良，家母鄧懿在波士頓哈佛大學參與美國陸軍特別訓練班工作，為派赴亞洲戰場的軍人教授中文日文。數名學業最優的青年軍官戰後成為美國研究中國日本文史的學者。其中有一位牟複禮﹙Frederick Mote﹚，曾隨軍在成都，北平和天津執行任務，退役後進金陵﹙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取得中國文史博士學位回美，在普大任教，成為美國漢學重鎮。他和我父母的交誼始於二戰正酣的年月，二戰之後祂因軍務路經天津時訪問過我的祖父。
1949年以後中國自閉於世界30年，到八十年代中國國門再開時，祂在美國漢學界已經桃李滿天下。我父母在1980和1990年代幾次來美，與祂恢復了聯繫。父母親每有文字出版，都由我寄他。他可算與我家三代世交。自普大退休後，他偕華裔夫人從人文薈萃的美國東岸移居西部科羅拉多州人煙稀少的洛磯山脈，落戶於居民數百人，海拔八千尺的小鎮格蘭比﹙Granby﹚。
兩年前當地一個開發商不滿土地使用政策，用推土機自製土坦克攻擊鎮政府，被州警衛隊包圍後自殺，小鎮成了當天全國電視頭條新聞。我給他寫信說我因此有幸一賭該鎮中心街景，但是電視顯示的鎮政府外觀簡陋得像個倉庫。
近年來通訊科技爆炸，家家因特網，人人打手機，但他好像秉持中國文化中前朝遺民的古風，對新技術敬而遠之，與外界聯絡的唯一渠道是手寫或老式打字機打成的信，經郵局郵寄。連有線電話和傳真都不用，遑論手機和電腦。我給他寫信時，常把祂想像成中國古代隱居山野的碩儒名士，摒除塵世擾攘，以專心讀書，思考和著述。
我母親在2000年和父親在2001年去世後，他都向我致意哀悼，並繼續與我通信，只是信中常提到困擾他的疾病。2005年新年期間我收到祂的賀年信，信紙印有他夫人手繪的水墨畫蘭花。他告訴我她前不久發病，正在康複，計劃在體力許可時寫完已經開頭的論文，討論我父母那一代的中國知識份子。沒想到幾週以後我就在北大歷史繫網站「往複」上讀到他於2005年2月10日去世的消息。
東亞圖書館走廊裡展出了他的遺作和遺像，其中一篇他紀念業內同仁衛德明（Hellmut Wilhelm）的文章，寫得生動有趣，令我憶起家父和衛家的淵源。
家父在青島甫出生，母親即病故，祖父不得不將嬰兒交給德國牧師朋友衛禮賢的夫人以牛奶餵養。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生於1873年，1899年奉德國基督教同善會派遣來華﹙山東青島﹚佈道。他在華25年，致力中西文化交流和辦學授業，卻未收一個華人教徒。一位張姓本地紈褲少年曾在他門下求學，後來成了中共特務首腦，改名為康生。
我祖父因文化與他論交，我在父親藏書中看過他與祖父合譯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論文「人心能力論」。衛禮賢的兒子衛德明1906年出生於青島。衛德明七歲時，母親告訴他家中來了一個剛出生的周姓「中國小弟弟」。1924年衛家返回德國法蘭克福，衛禮賢成為享譽歐洲的漢學家。青年衛德明也醉心中國文史，曾幫助父親翻譯過「易經」。
1930年代，希特勒崛起，領先歐洲的德國科學文化即將被納粹專製所窒息。德國知識份子面臨困難的選擇﹕為留在祖國而忍受法西斯暴政，或者為學術和思想的自由獨立而流亡異鄉。一貫批評納粹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愛因斯坦經英國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
另一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斯塔克﹙Johannes Stark，以研究射線多普勒效應和電場對譜線作用在1919年獲獎﹚則投靠希特勒，主持以「亞利安物理運動」對抗納粹所謂的愛因斯坦和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猶太物理」。由於以物理學術服務法西斯政治有功，他榮任「德國物理技術協會」主席多年。諾貝爾獎物理學家效忠暴君，非自中國楊振寧始。
在這個流亡潮中，青年漢學家衛德明選擇了他的出生地中國，偕猶太妻子落戶北平，在北京大學教德語並任德中學會理事。二戰勝利後傅斯年接掌北大，拒聘所有日據時代的「偽教職」人員，僅衛德明一人以德籍例外。他以為自己可以繼續棲身中國，埋頭漢學了。不料外侮方休，內爭又起。中共借日寇侵華之機崛起，行將以武力征服中國。衛德明1930年代為逃離納粹從祖國德意志流亡，1948年因躲避中共自第二故鄉中國出走。
二十世紀三大獨裁首領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澤東，衛德明不幸遇到後兩個。他黯然告別烽火漫天的出生地，赴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州立大學教授中國文化；在那裏祂終於有了一間長久而安靜的書房，以中國文史和「易經」的著述享譽西方漢學界。1982年我父母曾去西雅圖拜訪祂，當年青島的德國幼童和他的「中國小弟弟」都已是白髮老翁了。
牟複禮寫於1990年的這篇文章主旨是表彰衛德明對美國漢學的貢獻，卻以一個完全無關漢學學術的故事開頭。1945年9月，中國北平。當時盤踞古都的日軍剛剛投降，美軍作為抗日盟軍進駐，牟是時年24歲的下級軍官，所隸屬的部隊負責清查北平外籍居民中的納粹分子。
一天他奉命調查一個線索，身著軍裝駕駛軍用吉普去找那個地址。他在北平曲曲彎彎的胡同裡迷了路，為找人問路去敲一個四合院的門。按他知道的北平民俗，以為應門的多半會是個中國老太太。可是開門的竟是個穿中式服裝，年屆40的白種男人。牟用標準京腔詢問附近的一個胡同，那人即以流利中文作答，兩個白人用中文對話一陣之後，雙方都感到有點滑稽，遂換成英文。那人一邊講北平的胡同如何有趣，一面指示牟怎樣找到那個地址。牟聽懂後與他告別，沒有和他交換身份和姓名即駕車離去。
兩人對話剛一從中文「切換」到英文，牟就感覺到這人說的英文中聽得出德國口音，軍人的直覺告訴祂自己的任務就是在北平拘留審查這類有德國納粹分子嫌疑的外籍人。可是由於一種自己也說不清的原因，牟壓下了逮捕此人的念頭，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以後牟的軍服換成了學生裝，然後是博士袍，而且從中國回到美國在普大任教，北平胡同裡的遭遇淡出了祂的記憶。1952年，他去西雅圖與那裏的知名前輩漢學教授衛德明交流學術，見面時牟赫然認出，衛德明教授就是七年前遠在太平洋彼岸的北平他想過要抓而終於沒下手的那個人。後學與前輩切磋了學術問題，牟始終沒有提起七年前北平胡同裡的一幕，而且慶幸自己當時鬼使神差地「臨陣縱敵」。他把這個秘密一直保藏到衛教授去世。
瀏覽這頁文章和其他展出的牟的著作與照片，讓我聯想到這幾十年來他們兩位德國和美國學者與我父母的往來。普大東亞繫所在的福瑞斯特﹙Frist Campus Center﹚樓，在1950年代曾是愛因斯坦等物理學大師的授課地點。樓內小賣部掛著愛因斯坦當年做實驗的儀器照片。愛因斯坦給物理研究生講課的教室，和東亞繫紀念牟複禮的櫥窗不過幾步之隔。我漫步在這一小段濃縮了很多歷史的走廊裡，覺得這個世界真是很小。
﹙3﹚「末班車乘客」
普大東亞繫以中國文史及語言見長，彙集來自臺灣和大陸的業內精英。我有幸會晤生於上海，後去臺灣的周質平教授和來自大陸的學者陸揚教授，聆聽祂們評論當代中國人文科學和學人的現狀。
提起去世不久的牟複禮教授, 他的深厚學識和道德修養在同事和學生中有口皆碑，而華裔同仁尤其津津樂道祂的「京片子」中文口語。他對中國文史的理解，無疑得益於他對中國語言的把握。按照家父的劃分方式，以1930年代開始任教的美國東亞學者為第一代，他和密西根大學的柯迂儒﹙James I. Crump﹚都屬於第三代美國東亞研究學者中的漢學家。
20世紀上半葉，中國人文科學界產生了胡適，陳寅恪這樣的大師及其弟子傳人。他們有極為紮實的國學功底，又遊學歐美多年，熟練掌握歐美語言，瞭解歐美漢學界流派和走嚮。
在歐美，也有一小批漢學專家，他們有機會常年在中國居住，學習和研究，通曉中文，師從第一流的中國學者。這兩組人之間的交流很容易得心應手。牟教授是第三代美國漢學家中的最後一位。在這一代以後有志於中國文史的西方青年，較難企及他們的水平，主要原因應是中國社會的變遷。
人文研究是艱苦的事業，主觀上學人需要坐得住冷闆凳，按老話講是青燈黃卷，皓首窮經，才可能有先人未有的發現。客觀環境也同樣重要﹕人文學術和學者能保持對政治和社會的獨立性。1949年以前，儘管中國飽受戰亂和貧困之苦，但對人文學術和學人，國民政府尚有起碼的尊重，社會也不施以壓力，學人可以保有「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儘管學人物質生活有時清貧到「十儒九丐」，但精神卻很富有，除學術思想可以十分活躍以外，放言論政針砭時弊的自由也有相當程度的保證。
例如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1944年，連中共口頭上都尊蔣介石為最高領導，西南聯大親共教授聞一多當面嚮駐昆明國民政府嫡繫軍長邱清泉表示不滿抗戰形勢，要對國民政府「造反」，而國民政府當局對聞仍予優容。國民政府治下的中研院史語所，和西南聯大的文史學科，都是在這種容許學術自由和獨立的環境中出了高水平的成果和人才。
國民政府對中外學術交流也不予干涉。抗戰初期英國皇家學會資助陳寅恪去英遊學兼治病，抗戰後期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由美國大學邀請中國一流人文學者去美講學兼療養，美國駐華使館開具名單時對批評當局甚力的馮友蘭，聞一多等教授等照列不誤，而國民政府亦不干預。外國學生來華學習中國文化，國民政府理所當然按民間行為處理，不予阻撓。正是在這種有利的客觀環境下，在中國人文學科慘遭滅頂之前的最後幾年，有誌漢學的資優美國青年牟複禮得受中國一流學者的親炙，奠定了一生漢學成就的基礎。
毛澤東早年未能就讀北大文科，曾任北大圖書館職員為生。屈居當時主持和使用圖書館的人文學者們之下。毛抄寫文書草率，臨時代替館長李大釗主持館務的梁漱溟曾令毛重做。因此毛與他所謂的「大知識份子」和人文科學結怨。毛於1949年君臨中國大陸，中國科學文化和知識份子的厄運於焉開始。對毛來說，為提升軍力搞工業化需要理工知識，而馬列以外的人文科學則完全是敵對意識形態，所以在「改造」全體舊知識份子時，採取「役使理工，打壓人文」政策。文革瘋狂達到高潮時，大學全面停課，中西人文學術交流完全中斷，1949年以前知名的所有人文學者都被徹底踩在腳下，其中許多人已不堪凌辱而自殺或在潦倒困頓中病故。毛終於報了四十年前北大圖書館的一箭之仇，心滿意足地以「最高指示」總結了自己對人文科學的鄙薄﹕「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說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此後人文科學除少數課題為毛的政爭所用之外，全部淪為荒漠。
在後毛時代，按鄧小平說法「先富起來」的中共當局對獨立的人文學者除繼續以政治打壓之外，還施以金錢收買。人文科學從業人員與他人一樣需要改善物質生活，實現自身價值。尚未奠定學術地位的青年中年學者需要刊佈研究成果，取得科研經費和提高學位職稱，而各國學術界通病是在這幾方面苛待藉藉無名的青年中年學者。例如希特勒上臺後大批德國學者流亡英美時，英美學術機關對有名的學者待遇優厚，對無名的甚少問津。
愛因斯坦在1933年5月30日從英國牛津寫信給好友玻恩﹙Born﹚教授, 為此大感不平:「想到這些青年學者我就心痛」﹙…my heart aches at the thought for the young ones…﹚，「我堅信已經成名的會有良好待遇。但是未成名的，年輕的學者將沒有機會展示自己的才能」﹙…I amfirmly convinced that those who have made a name already will be taken care of. But theothers, the young ones, will not have the chance to develop﹚。國內青年中年學者面對的除了這種各國都有的不公平之外，如果敢要求學術獨立就還得面對政府的威脅利誘。
當局一手執報復，整肅的大棒，一手拿學位、職稱、出版、工資、住房和「國務院特殊津貼」等胡蘿蔔，讓學人不「自律」也難。老年學者雖已「功成名就」，但因高齡多病公費醫療就成了生命線。文革聞人吳法憲的家人為探討文革歷史，透露了一些當局不喜的秘辛，吳的醫療待遇立遭取消，吳旋即病故。當局以此殺一儆百﹕「想保住老命嗎？那就閉嘴」。當局還花公帑大辦為政治目的服務的人文「工程」，例如數年前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和當今的「清史工程」。學人如願效忠當局參與工程，動輒可月酬八千﹙高於教授月工資﹚，持續多年；如秉持學術良心提出異議，自然分潤無門。現在國內大量人文知識份子臣服當局，放棄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其原因除本人人格之外，環境壓力也不能忽視﹕全國文化學術機關多屬官辦，政府壟斷全部資源，民營文化學術機關的數量和實力完全無法抗衡官方。畢竟「民以食為天」，人文知識份子也要顧慮飯碗。
對中西人文學人互訪，當局也嚴密控製。歐美研究機構資助國內學人往訪的，當局曾經要「提成」才放行。國內學人被當局入另冊的，或不準出國，或出去不準回來。歐美學人慾來華交流的，也需要「政治審查」。普大東亞繫的美國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因同情中國人權民主而開罪當局，不準到中國作學術活動。一次周質平教授先到北京，等待與林會合。林與普大同行者飛抵北京，同行者在入境處外久侯不見林出關，告知周教授。周致電美使館，為引起重視而有意「危言聳聽」，說林在北京機場「失蹤」。美使館已習見中國當局手法，答曰「這不新鮮，林的安全沒問題。」數小時後林從東京給周打了電話，原來中國當局在機場連一個電話都不準林打就把祂押上了出境飛機。與林培瑞不同，牟複禮伴著步步逼近書齋的內戰炮聲，在尚存學術獨立與自由的中國讀完了祂的博士學位。祂是少數幸運的「末班車乘客」之一。
中國人文科學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何時歸來？
﹙4﹚「以理殺人」
周質平教授近年來研究中國大陸文化人在1949年前後，尤其是文化革命期間的遭遇和應對方式，對馮友蘭，季羨林等個案均有考察與著述。因為我父母也是這個知識份子群體的成員，所以我請教周教授一個長期困擾我的問題：這個群體，除極個別成員外，在1949年以後迅速放棄對學術獨立和自由的堅持而臣服於毛的高壓，「氣節」差強人意，應該與甚麼參照繫對比來評估祂們的表現？我所能想到的參照繫有﹕
§ 這個群體避秦臺灣的同儕，對國民黨的專製作了有聲有色的抗爭，但是史實表明毛的專製遠比國民黨嚴酷殘忍，臺灣文化人比大陸文化人享有大得多的活動空間。
§ 「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的古聖先賢。在人命價值大大提高的現代，是否還要大陸文化人遵從古代「死節」的要求？
§ 與這個群體同時受毛打擊的中共高官，如周恩來，鄧小平和其他文武大員。毛死之後逐漸透露的真相表明他們諂毛媚江的表演比多數文化人更加不堪。
如果找不到有可比性的參照，又該怎樣給這個知識份子群體的表現「打分」呢?
周教授認為，臺灣和海外華人知識份子，以及當今大陸評論界，衡量這個群體的標準過於嚴苛。要求任何人在毛澤東時代抵製當道，就是逼祂們作烈士。如果因為他們向毛低頭以求活命，就質問他們「你為甚麼沒死？」，這無異於「以理殺人」。具體對群體的每個成員，標準掌握也不公平。梁漱溟因為要毛拿出「雅量」，觸發了毛流氓式罵人，被捧為骨頭最硬；馮友蘭因為諂媚毛江，被罵成骨頭最軟。實際上，梁事後檢討不迭，所謂「最硬」 也不那麼硬，馮被反複批判侮辱而「不自殺，不發瘋，不沉默」，所謂「最軟」也不那麼軟。
家父周一良與馮友蘭，魏建功，林庚同入「梁效」，同為被辱罵的「四皓」，我自然容易接受這種對他們較為同情的標準。但我覺得在反對「以理殺人」的大前提下，還應承認各人表現有程度不同。「四皓」均通文史，充當顧問都兢兢業業，但頻繁托謝敬宜將效忠詩代呈毛江者只馮一人。馮出口成章，詩來的比他人快，正是為才氣所累。待毛死江囚，馮又得向新當道解釋自己的詩只是擁毛而非諂江。已唾棄毛的公眾視之為越描越黑，同案三「皓」也難免感到不屑。魏建功仙去時，家父行走已有困難，但他說「我爬也要爬去」向魏老告別。馮逝世時，家父雖也接到通知，就沒有了「爬去」的熱情。「梁效」的中青年學人，如何應對從毛太祖的殿前「御筆」淪為新君階下「欽犯」的落差，也顯示了各自不同的風骨。
中共是毛的黨，四人幫完全聽命於毛，四人幫其實是五人幫，在毛死之前國人對此已有目共睹。如否定四人幫，就需否定毛才合邏輯，那末中共執政合法性就成了問題；所以新君華國鋒以御林軍翦除四人幫後，要務之一就是將毛描寫成與四人幫對立。為此當局需要「梁效」人員指認「梁效」是奉四人幫之命反毛反中共。
「欽犯」們願意按黨的需要說謊，替毛揹黑鍋的有賞，堅持按事實說話的則重罰。歷史繫範達人教授如實陳述「梁效」不過是執行毛通過四人幫傳下的旨意，被「抗拒從嚴」，繫獄逾年。歷史繫教授何某按中共的需要給自己羅織罪名，因而被「坦白從寬」，後來甚至獲賜北大副校長職位。哲學繫教授葉某，毛在世時向四人幫上條陳效忠，毛死後則按當局所定調子檢查認罪，居然也官至全國政協常委。某日我伺候家父時一位梁效「同案」造訪，來人談興甚高，家父卻急於送客，命我遞過電視遙控器，猛然加大音量，來人才知趣告辭。我問來人是誰，為何使出如此頑童手法，家父只答是葉某，沒有其他評論。後來是其他梁效成員告訴了我葉某的作為，我才知家父逐客事出有因。
季羨林先生1950年代被當局劃為北大教授中的「左翼」，因此曾任校工會主席，並入選首批文科「學部委員」。他與家父曾有交往，所著「牛棚散記」記錄了這一代知識份子的苦難。季先生二戰前留德，與夫人間關萬里音訊皆無達10年，學成歸國不棄髮妻。1989年民運時他不顧官方警告慰問絕食學生。屠城後他坦然以「參與動亂」向軍警「自首」，讓當局拿著這個燙手山芋不好下臺。對這些我一直敬佩。但近年來他逢迎當道，時以學術為政治鼓吹。政府也犒賞以專列返鄉，省長出迎之類的高官待遇。家父曾以歷史學術服務毛皇帝，得到些入執政黨，坐主席臺之類的待遇。好在家父暮年徹悟，反思了自己當年未能堅守學術獨立與自由的失誤。季先生年逾九旬，還在興沖沖重演這個「學成文武藝，賃與帝王家」的戲碼，重蹈梁效「四皓」的覆轍，再不覺醒，恐怕有生之年來不及反思，我不禁為他不值。周質平教授著文批評季先生，我以為是中肯之論。
中國知識階層大量成員拜倒在中共的胡蘿蔔加大棒之下，令人嘆息「人心不古」, 也突顯出少數成員堅持人格底線的可貴。「六四」屠殺過去16年，許多當年在中共駐美使領館前抗議過的中青年流亡知識份子，因為要「回國發展」，要「做生意」而受了招安。
而一些年齡更大，因而在西方謀生更難的學者卻不改初衷。北大歷史繫張廣達教授與家父有師生之誼，雖經1957年被劃右派的打擊而不改對獨立和自由的追求。他在1989年民運興起時公開支持學生，當局屠殺之後出走法國，時年已58歲。他給家父信中明確表示自己決定去國是因為對屠殺不能認同。以他的學術成就，只要他向當局的大棒低一下頭，重回北大，自會有大小「胡蘿蔔」送上門來。但是，他寧可以古稀之年輾轉四海任訪問教授為生，文旌絳帳所至，遍及歐亞美多處學府，包括普林斯頓大學。張教授16年來奔走各國雖然風塵僕僕，卻也成就了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夙願。近幾年有北大歷史繫同仁建議他考慮試探回國，當我居間傳話時，他平靜地表示了要堅持自己對「六四」的理念。回首先賢，例如蘇武﹙匈奴單于迫漢使蘇武歸順不果，令其牧羊到「公羊生崽」時方可歸漢﹚流亡北海牧羊19年，不也就是為了堅持一個理念？ 天祐國學，人文知識份子中願意為堅持理念而付出代價者尚有人在。我相信不必等到「公羊生崽」，「六四」屠殺就會重新評價，中國人文學界也將重拾獨立之思想和自由之精神。
訪問普大東亞繫有感，是為記。
﹙此文縮寫本刊於2005年6月號「開放」雜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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