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新疆追記》(24)：新疆問題的出路──自治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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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1日訊】 我和E用了很多時間討論如何避免未來新疆發生流血沖突。讓我感到欣慰的是E也認為追求獨立是不現實的，同時對新疆當地民族也不見得有利。我們之間的共識是，新疆問題的出路是當地民族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
維吾爾人有一個政治笑話，說李鵬管理經濟遇到了困難，去請趙紫陽復出繼續為黨工作，趙問讓我擔任什麼，李說管經濟的副總理，趙立刻拒絕說，我又不是維族！這笑話是諷刺不讓維族掌握實權的狀況。講這笑話的維族朋友解釋說，上海人到北京去當官你們都要罵”上海幫”，新疆的實權都被漢人把持，我們又怎麼會滿意？
其實不光官位多數被漢人所佔，像新疆氣象局那樣的單位，一千多職工中維族隻有三十多個；如果強調氣象局是技術部門，需要懂專業，那麼不需要專業人員的基層單位，如維族聚居的阿克蘇地區，行署糧食處三百多職工中也同樣隻有二三十個維吾爾人……當然，用哪個民族的人隻是自治含義裡的最低條件。在西藏的各單位中，藏人幹部職工經常是佔多數的，但同樣不能叫自治。即使民族地區的官員全部都由當地民族擔任，並且掌握著實權，也不一定就是自治，因為關鍵要看那些官員是怎麼產生的。如果都是由北京任命，自治就依然徒有虛名。隻有官員是自下而上地產生於當地人民，自治才算開始具有真實的基礎。
在民族地區走得越多，我越感到民族地區實行自治的好處。那種好處是對雙方而言的。以往經常談的隻是自治對當地和少數民族的好處，對此需要改變一種錯誤看法，似乎地方所得就是中央所失，少數民族所得就是漢族所失。事實並不是這樣，自治帶來的不是零和結果，而是雙贏。
目前北京每年給西藏和新疆一百多億元的撥款，還有各種其他好處，卻換不來相應的感謝，反而無論是經濟發展慢，城市建設差，道路不好，商品缺乏，生態惡化，犯罪增加，隻要有問題，責任似乎就都在北京。給錢不但成了該給，如果沒有不斷增加，或者是增加幅度不夠大，得到的就會是抱怨。少數民族地區的官員一談有什麼要求就是要錢，問他們何以能夠伸手張口就要錢，他們反會對這種問題感到奇怪，如此要了幾十年，已經是理所當然。
官場是這樣，民間也有類似情況。烏魯木齊的山西巷是維族區，那裡的居民不執行政府的掃雪規定。家家戶戶隻是把自己門前的雪往路中間揚，說路是共產黨的地方，不歸自己掃。每年臨開春由軍隊進行”愛民勞動”，把路上一冬的積雪運走。一位新疆農業銀行的維族幹部告訴我，有些維族懶漢生活非常貧困，但是政府撥款為他蓋了房子，他卻立刻又會把房子拆掉，為的是賣木料換酒喝。新疆農村有相當數量給個人的貸款發出去就再也收不回來。然而在我看來，這種現象的產生很大程度正是政府包辦一切的結果，無論是個人的懶惰和無責任感，還是官場的懶惰和無責任感，根源都在這裡。
如果讓當地人民進行自治，推舉自己的政府，選擇自己的決策，他們就會是而且隻能是自己負起責任，出問題也要由自己承擔，再也怨不著別人。這樣一種結果，當地人民高興，中央政府省事又省錢，何樂而不為呢？
以一個例子說明。1991年我在拉薩，因為原有電力跟不上拉薩規模擴大和用電增加，幾乎天天停電，人們怨聲載道。當局那時決定在離拉薩不遠的羊卓雍湖建設一座新電站。然而羊卓雍湖是藏人的神湖，藏人認為建設電站對神湖造成驚擾和破壞，反對的呼聲很高。對此，當局認為自己做的是好事，藏人的所說的神湖是迷信，於是堅持把羊湖電站建成了，前後施工8年，花了18億元。今天的拉薩再也沒有停電問題，然而藏人一邊享受著羊湖發電帶來的光明，一邊罵著花了錢搞建設的漢人統治者，民間還流傳漢人借施工之名挖走了埋在羊湖下的寶貝，國際上也把羊湖電站當作北京不尊重西藏文化的實例。在這種問題上，為什麼不能把思路變一變呢？何必由北京決定什麼對藏人是好事或壞事？對於少數民族的選擇，是迷信還是科學並非最重要，那是人家的文化，關鍵看人家願意怎麼樣。如果讓我考慮羊湖的問題，莫不如讓拉薩人以投票方式選擇究竟是願意忍受缺電的不便，還是願意建設電站。投票結果若是不讚成，那就省下18億元；若是讚成票更多，反對意見也就沒有理由再把矛頭對準北京，而中央政府那時拿出18億元建設電站，也就成為對藏人的真正幫助。
國際社會一直有關於北京正在消滅西藏文化的批評，流亡藏人更是以此作為對北京的主要控訴。然而傳統文化的衰敗是一個世界性問題，哪個民族都無法回避，包括漢族自己也不例外。西藏傳統文化是否能抵抗得住全球現代化進程，即使是達賴喇嘛親自統治西藏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那麼北京何必要去自己背這種罵名，成為費力不討好的擋箭牌呢？讓西藏自治，讓藏人去面對兩難，進行選擇，承受來自各方面的矛盾，自己旁觀評論，豈不是藏人高興，國際滿意，自己減輕負擔，又可以充當仲裁者？這才是對中央政府而言最聰明的做法。隻要是國防和外交在中央政府手裡，主權能夠得到保証，少數民族地區無論怎樣自治，都不會有大礙。
有人可能擔心資源的問題，真給了少數民族地區自治權，當地的資源──如新疆石油──國家是否就沒有權力開採了。對此應該認定一個前提，即開採資源是需要對當地人民給予合理補償的，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打起國家旗號就可以無視一切。然而對資源補償並不會使國家難以承受。現在國家每年給民族地方的撥款，在那時就可以轉換成這種補償。雙方變成了明算帳。以後就不必一個說我無償給了你多少錢，另一個說你無償拿走了我多少東西。一切都按交易規則來做，那對雙方的關系肯定是更有利的。至於國家和地方的權益怎麼分配和保証，可以在歷史基礎上通過協商以法律確定。國家擁有武裝力量，掌握著最大的資源，根本無需擔心民族地方真正自治後會發生失控。隻要嚴格遵守和執行法律，一切都不會脫離掌控，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有這個自信。
不過所謂自治還隻是一個概念，到底什麼是自治，具體內容是什麼，在新疆怎麼實行，都需要有十分深入的思考和設計。新疆實施自治的復雜性在於它是一個多民族混居地區，尤其是近七百萬漢人怎樣融和進新疆的自治中是一個大難題。新疆本地民族之間雖然也有諸多矛盾，但若不考慮漢人，他們之間共同的伊斯蘭因素和突厥因素可以用來進行整合，然而有七百萬漢人在新疆，強調伊斯蘭和突厥因素就會導致以漢人為敵和排斥漢人，成為民族沖突的根源。
我和E在這個問題上花的時間最多。監獄裡有無數的時間，人的耐心因此特別強，可以不厭其煩地在每一個細節上反復質疑、討論和推敲，並且樂此不疲。目前世界上那些現成的模式──西方民主制、政黨政治、議會選舉等，都不能應對新疆未來的局面，甚至會加劇矛盾。在這方面我們的看法一致，隻有找到一條不同以往的新路，才能使新疆問題走出困境。
E對我提出的”逐層遞選制”表現出很好的理解和接受，這使我感到欣慰。和目前的其他自治概念都不同，逐層遞選制是一種”全細胞自治”結構，它的自治是一層套一層的，自治之中還有自治。其實以往各種自治形式都非真正的自治，隻是地方相對於中央的自我管理，對內仍然保持著統治結構。一般來講，統治結構隻能容納一個統治集團，如果一個社會存在相互對立的兩個陣營，不管哪個陣營把握了統治權力，都意味另一陣營是被統治的，因此這樣的結構特別容易發生沖突。而在逐層遞選的結構，任何一個單元、任何一級層塊都是自治的，不存在一個自上而下的統治集團，也沒有一方對另一方的壓倒優勢。各方因此比較容易保持寬容和平的心態。同時，這種自治也給不同族群的自行組合提供了可能。在每個自治體內部，相互都不用擔心對方幹擾，也無從發生沖突。每個自治體可以奉行自己的原則，流行自己的文化，保護自己的成員。而自治體之間的交往則是在逐層遞選的更高層塊上由當選者進行的。那種高層交往富於理性並善於妥協。直到時間提供了足夠的過渡，造成異質與分裂的根源已經淡出，社會就會逐步進入到相互融合的狀態。
我無法在這裡詳細論述我們那些具體討論。我當時盡可能地做了一些筆記。因為監獄當局經常搞突然襲擊式的檢查，為了防止筆記被他們當作”反動思想”的現行反映，我把筆記冠上了一個”古希臘城邦制度講義（復習提綱）”的標題。看上去，似乎是我在默記過去上過的什麼課，以及寫下的一些心得。所用詞匯都經過變形，談的似乎是遙遠的古希臘。
在監獄裡，我得到了很多新的想法，對新疆問題的認識有了新的角度，對當地民族也有了新的理解。從這個角度，這次坐牢倒成了一個收獲。最重要的是，我覺得開始真正走進了維吾爾民族的內心世界。這在過去是從來沒有做到的，即使在入獄之前，我專程來新疆結識維吾爾族朋友，自以為和他們有了很多交流，其實還是在他們之外。因為那時我還是以一個研究者的心態來看他們，把他們當作對象來觀察。是監獄使我和他們的心貼到了一起，卷進了他們的共同命運，與他們承受起一樣的苦難，和他們產生了血脈之間的融和。是的，自從我的血流在了新疆，新疆就不再是一個概念，當地民族也不再是隔岸相看的對象，而是成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機體，會讓我感到疼痛，讓我感到目眩，也會讓我感到情深意長，綿無絕期。
E的名字用維吾爾語發音，聲音很像是一種氣體和液體混合起來在耳邊發出的汩汩流動，我用他的名字做了一首小詩贈給他，不過這裡隻能暫時隱去他的名字：
我割斷了血管
血流輕快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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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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