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光榮的少數——反對中國辦奧運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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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0日訊】 與王友琴和我兩位中國女性一起獲得本年度“萬人傑新聞文化獎”的，是一位男性老外——美國《國家評論》雜誌編輯諾林傑（Jay Nordlinger）。我在領獎臺上只會照本宣科念講稿；王友琴則不失時機地，用手提電腦向聽衆展示了“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的網址圖像；而那風度翩翩的唯一老外諾林傑更精彩，他用英語不緊不慢地向中國聽衆講起故事來。
諾林傑所講的一個有趣故事，是關於他和偉大的自由鬥士索爾仁尼琴的兒子———鋼琴家、指揮家Ignat Solzhenitsyn有關中國的一段對話。
從月亮上下來的人
“我們在談中國。他說：有人問我，‘你在中國開過演奏會麽？’我說：‘沒有。我不會在共產黨國家開演奏會。在一個龐大的古拉格體制的國家，一個不給人民基本權利的國家開演奏會，開什麽玩笑？’他們看著我，好象我是從月亮上來的。他們真的不懂我在說什麽。他們把中國看成是完全正常的，正統的國家。他們去那裏旅行，就象去加拿大和維京島一樣，不覺得怎麽樣。可是中國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這樣的政府我們應該是盡全力反對的。”
不愧是索爾仁尼琴的兒子，這位鋼琴家有著道義上的敏銳和一絲不苟的人格。他以嚴肅拒絕去一個侵犯人權的專制國家演奏的行爲，給無數中國受害者以精神上的支援。
在世界三大男高音在北京紫禁城午門前，比酒吧賣唱的更沒有尊嚴地兜售自己的嗓音之時，在著名的帕瓦羅蒂和江澤民一曲引吭高歌、賺得荷包鼓鼓之際，索爾仁尼琴的音樂家兒子，確實像從月亮上下來的人———清清白白地守住自己做人的底線。
而聲明愛我們中國人、卻最早反對中國辦奧運的諾林傑，在獲獎演說中，對自己那不講道義的政府也進行了抨擊：“美國政府宣佈對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保持中立，在北京狠命敲擊無辜百姓頭顱的時候，在北京把我們的公民扔進監獄的時候。——不，中國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不配摘取奧運會這樣的果子。誰也不應該被哄騙得認爲他配。這種哄騙就是我在新聞生涯中努力與之抗爭的。”
199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格拉斯，也在其文章中痛心地談到德國1936年辦過的奧運。“這一年，八方權貴雲集柏林，同賞正在這裏舉行的奧運會，這就無異於歐洲權貴對希特勒納粹的捧場。而與此同時，柏林附近的集中營正在拷打、殺害猶太人和吉普賽人的囚徒，權貴們對於這些慘無人道的侵犯人權的事件當然會置若罔聞，甚至充當幫兇。”
牛犢頂橡樹，頂啊頂
我們看到，即使在西方民主國家，“政治權力的犬儒主義”也被發揮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所謂政治權力的犬儒主義，是指政治家變色龍式的政治手腕，是一種犧牲弱者利益、罔顧人權的政治交易。
人們可以有一千種理由贊成中國辦奧運，人們可以設想從中國辦奧運中獲得一萬個利益，人們可以在諸如“與中國友好”、“熱愛祖國”等名義下，獲得一切可能獲得的好處。但是，知識份子和人權人士只能有一個定位：在任何時候都爲弱者打抱不平。他們只服務于人群中的被侮辱、被欺淩的弱者，他們始終要做邪惡權勢者的對手。
不管是諾林傑，還是格拉斯，都是充分具有知識份子的角色意識的。作家、新聞工作者的事業，是理想主義者的事業，他們不應該像政客一樣去權衡什麽，不應該像奸商一樣去算計什麽，而是給容易被矇騙的人們時時敲響警鐘。與他們相似，在中國申奧期間，世界各地的人權組織和人權人士，不遺餘力地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
總部設在巴黎的“記者無國界”組織首當其衝，他們製作了一個巨大的廣告牌，把奧運的五環變成5個巨大的手銬，將“侵犯人權金牌”獎賞給中國政府。“國際人權同盟”和包括中國人團體在內的六十三個國際人權團體，也以中國大陸“惡名昭彰及有系統地”侵害人權爲由，展開了廣泛的簽名抗議活動。
可敬的斯諾夫人聲言：“爲了那些一直受到中共人權迫害、繼續受到中共人權迫害的人們，絕對不能將舉辦奧運的尊嚴和榮譽給予中國。”始終關注人權的歐洲議會，也通過一項決議，稱中共惡劣的人權記錄，使北京成爲一個不適合主辦二○○八年奧運會的地方。瑞典體育部長梅辛認爲，人權問題比體育問題更重要，她敦促國際奧會不要允許北京主辦2008年奧運會。美國聯邦衆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資深委員藍托斯，曾在一九九三年北京申請二○○○年奧運會主辦權時，提出過一項反對北京主辦奧運的決議案，該案曾促使了北京敗北。這一次，藍托斯和美國著名議員波洛西一起，以人權理由重提類似的決議案。
同情流亡藏人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成員、英國王室安娜公主，聲言她投票反對北京申奧，以示抗議西藏人權狀況惡化。流亡在印度、尼泊爾、不丹等的西藏人，舉行了大規模的反對中國申辦奧運會的絕食抗議活動。悲憤絕望的他們，將一段血書簽字的白布，送交給國際奧會。
即使在中國政府申奧成功之後，海內外各人權團體、人權人士又在竭盡揭露、監督和呼籲人權之責任。筆者憶起當年，在和迫害人權的蘇聯當局較量之時，索爾仁尼琴曾經這樣描繪前蘇聯異議人士的處境：“牛犢頂橡樹，頂啊頂個不停；侏儒反抗巨獸，反來又反去。”
人道主義者不能接受的尺度
儘管最後的結果仍然是強權獲勝，儘管申奧成功的歡呼聲和祝賀聲甚囂塵上，但無人能夠否認，反對在專制中國辦奧運的活動，是一場深具正義性的抗爭。二十一世紀的歷史將會記載這樣一個恥辱——一個標榜和平的體育盛會在專制兇手們的手中舉行。無視弱者、被欺淩者的苦難與不幸，我們將會看到奧斯維辛集中營那焚燒猶太人的黑煙重新升起。從目前中國正在施行的大量死刑、酷刑情況來看，筆者不認爲這是一個過分誇張的說法。
反對中國辦奧運的人們，似乎是一群不寬容不妥協的人。在疲憊的人們已經失去反抗激情之時，在狂熱民族主義、犬儒主義以及苟且行爲盛行中國之際，作爲少數的他們，似乎顯得苛刻，顯得不聰明，顯得不“愛國”，他們被視爲不知輕重權衡的一群人。然而，真正的人權工作者，他們絕不能去逢迎任何人，甚至不能去逢迎自己的人民。把政治、經濟利益拿來權衡，這個做法本身就暗藏著這樣一個可怕的觀念：如果申辦奧運能使各方面（除了無權分大餅的弱者）獲得利益，那麽人們就應該縱容專制者的罪行，就不須在意舉辦奧運會的道德資格———真正的人道主義者絕不能接受這種權衡尺度。
托馬斯·曼1938年在《告歐洲》一文中，呼喚歐洲人道主義的新生：“今天我們必需的，是抗爭的人道主義，是確認自我雄風的人道主義，是確信自由與寬容無法被仇敵們不知恥地當做狂信主義餌食的人道主義。”
中國不具備抗爭的人道主義傳統。一代又一代，中國的衆多“好好先生”們，容忍了專制的一切暴行。今天，竟然有一些中國著名異議人士，也在申奧表態中，以“愛國”標榜自己，以“建設”去逢迎“民意”，甚至連中國人辦的人權組織也態度曖昧。因此，筆者在傷心之後，越發敬仰歐洲的人道主義者，他們的高貴在於——爲了正義，寧願被人視爲不愛國的人，用格拉斯的話來說，他們寧願做“用糞便弄髒自己巢穴的鳥”。
200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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