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意義的追尋

【大紀元10月02日訊】楊國宇先生出身自臺北州立第二中學校，該校於臺灣光復之初改校名為臺灣省立臺北成功中學，即今之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在臺灣人受到日本帝國殖民的時代，這個以臺灣學生為主的中學，孕育出不少優秀的人才，他們個個摩拳擦掌，準備在臺灣人自己的國家裏的公平競爭環境中，一展身手，彩繪自己的青春，規劃光明與希望的人生。但是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繼受日本對臺灣的統治以後，臺灣人又成為另一個外來強權的俎上肉，不幸地，和當時所有受壓迫的中國人民，一同被捲入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個黨國的內戰當中。

在臺灣改朝換代、風雨飄搖的年代裡，迷信國家暴力、又因在內戰中的慘敗而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國民黨政府，竟對臺灣的知識階層和傳統士紳階級展開殘酷的鎮壓和社會改造，務求剷除一切可能的反對力量，以求在臺灣這個所謂的反攻基地站穩腳步、重新立足。在寧可錯殺一百、不可縱放一人的政策觀念下，國民黨政府展開徹底的白色恐怖手段，目的在社會中製造集體恐懼，以根本瓦解人民反抗的意志。在這一過程中，無數手無寸鐵的臺灣知識青年，首當其衝，成為政治的祭品，遭到國家制度性的誣陷、囚虐與枉殺，他們的個人生命可能因而凋殘，家庭破裂，但這種傷害已不算甚麼了，整整戰後一代臺灣菁英的犧牲，延緩了戰後臺灣的重建復員，更對臺灣人的國民性格造成整整好幾代的歷史性傷害，這才難以彌補。臺灣人以後殖民的眼光看待自身，把故鄉作異鄉，疏離土地與人的感情，短視近利、不求永續經營，以及怯於參與公共事務、規避公共責任、不守公共道德、沒有光榮感和幸福感，以及不知恥，沒有意識到臺灣是臺灣人安安身立命之所，臺灣人是臺灣的主人，這都是四百年臺灣被殖民經驗的遺毒。臺北二中的學長們在這一波鎮壓中的受難者，我們隨手一舉，就有李蒼降、林如堉、唐志堂、黃雨生、王超倫、黃弘毅、游英、朱華陽、林水旺、李沛霖、黃財、李培燦、蔡世揚、林從周、張燦生、陳英泰、彭溫弦、施顯華、王耀東、楊國宇、戴傳李、許遠東、陳炳基等等。

楊國宇先生在這一批臺北二中青年中，應該是最年輕的一個，他被捕當時還只是一名中學生，就被國民黨政府以叛亂亂判定罪課刑，流放到臺東縣綠島鄉新生訓導處。究其實，為的只是一個熱情血性的文藝青年，跟隨他的師丈簡國賢，一位劇作家，參加了他富有社會意識和人道精神的話劇演出而已。若說這一位少年有甚麼破壞國體、竊據國土、非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之舉，則確是高估了他的能耐。但對無辜人民，特別是知識青年，羅織罪名、枉法裁判，以期對任何的異見於萌芽之初即斬草除根，防微杜漸，本來就是一個嚴重自卑的專制政權的統治術。但國民黨政府萬萬沒想到的，就是它集中營裡精心設計的勞動改造和洗腦流程，根本就沒有挫折這個文藝青年堅軔的思想和生命力，他在當中見證了許多受難前輩高貴的情操、嶔崎磊落的人格，也在獄中透過和楊銀像等人歌仔戲的演出，實現了未完的戲劇青春夢。他對簡國賢的崇敬、對獄中同志的懷念、對戲劇藝術的熱愛，以及臺灣國民意識則與日俱增，益加堅定。在臺灣民主化以後，在他頤養天年、含飴弄孫之際，楊國宇終於將一生的懸念凝結成《紗帽山‧壁》完整的戲劇結構，並且在劇本的基礎之上，擴充完成《紗帽山‧壁──解開臺灣歷史真相之謎》這一部小說形式的煌煌巨著。

這本書是以關於臺北市北投區紗帽山的一則寓言，來暗示貫串全書的主題。烏紗帽是古代官帽的俗稱，傳說這是福德正神土地公出巡時不慎遺落人間者，然而「橫看成嶺側成峰」，換位看山則亦可以有不同的體會，作者藉此喻意人們應當學習設身處地換位思考，始可推翻成見構築的無形的牆壁，而作者化身的張老師在故事最後，更藉紗帽山模型的爆炸，揭開了作者的終極關懷：「人人手中都有烏紗帽」，主權在民。「壁」是簡國賢的名劇《壁》的重要隱喻，這個主題連結了作者與簡國賢的關係，簡國賢以壁象徵階級界限，作者則以「壁」喻意認同界限，這顯示了臺灣社會分歧的重大轉折，但也顯示了臺灣人對於戰後中國大陸新移民的態度，殖民地時期的臺灣人是不會對日本人提出認同的要約的，但臺灣人對中國大陸移民則具有建立生命共同體的期待。

本書是「意念先行」的典型，從故事的結構佈局來看，各種場景的安排和人物的串聯，似乎只是作者臺灣歷史論述的過場，但這些人物之間又構成個別的故事，所以是多重主軸的敘事，也因此我們不能忽略掉每一個小敘事對於作者的意義。在大的敘事主軸中，作者透過女主角魏可涵以友人李筱蔓祖父考古學家李火旺遺留資料寫就的臺灣史作業、以及參與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的學員們的研究報告，將臺灣史的輪廓逐步勾勒出來，在作者的觀念中，臺灣史是中國東南沿海越族移民和臺灣南島原住民族的融合、以及臺灣島在大航海時代來臨被納入世界史後的連續過程，有其歷史發展的主體性，並不是中國墾殖史的客體，當然更非自古屬於中國。臺灣悲情歷史的一再輪迴，都是因為歷代外來的政權把臺灣當成資源掠奪的對象，不尊重這塊土地和生活其上的主人所致，因而侵略者把臺灣人保家衛土的行為指為叛亂，實在是極其荒誕悖理的。魏可涵的Ｔ大歷史學教授王若蘭，代表的就是這種倚仗著強權霸道的臺灣歷史學威權。但作者並不認為這種人為編造的歷史觀點可以垂諸百世而不變，王若蘭的兒子林鴻金參加了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親炙臺灣的風土人情而重新認識了臺灣歷史的真相後，就在良心和感情上反叛他的出身了。

在主軸之外個別的小敘事，則是作者特殊的感情寄託。舉例而言，魏可涵的身世問題，反映的是楊國宇對於其同案受難者後人下落的關懷，書中魏可涵的養祖父宋逵利用權勢侵凌簡國賢同案政治受難者魏德銘妻女兩代的惡行，所隱射者乃是簡國賢案同案受難者的人間悲劇，作者對此無限悲憤，但也對於含莘茹苦、忍辱負重的遺屬曾淑端獻上敬意，這是受難者家屬生命情境的縮影，他們以母性對抗父權，齎志為臺灣的文化血脈保存生機、留下歷史記憶和精神遺產，其人看似柔弱，實即強軔，而這又何嚐不是作者的自況呢？曾淑端的對照組，則是林敬恆這個角色，他為了名利權位，阿附中國國民黨的國民大會代表王亭雲，甘願忍受王家的鄙薄，但儘管他成為王亭雲的女婿，王亭雲仍然未將他視為自己政治事業的繼承者，他只能利用各種不法的競選手段來維持政治生命，是標準自我作踐、賣臺求榮一類的臺灣政客。同樣是臺灣人，一高潔、一墮落，作者用文字刻畫出他們各自的代表形象，讓後世萬代指點評判。本書的人物並不完全是真實人物的反射，不過，除了書中藉學生的研究報告忠實呈現的歷史人物，如簡吉、杜聰寧、簡國賢、鍾浩東、許強等人外，則倒是有兩個英雄角色是直接以真實人物的身份出現在書中的情節：許昭榮，盡其餘生為臺灣籍國軍老兵尊嚴奮鬥、最後選擇在高雄港邊自焚尸諫，作者記錄了許昭榮與老兵楊廣海間關於「寧願燒壞，不願鏽壞」的悲壯對話；盧兆麟，作者在綠島的老同學，在《城市的歷史記憶》二二八臺北營隊活動擔任導覽解說而行經臺北馬場町紀念公園時突然心肌梗塞辭世，他生前最後一刻念茲在茲的，是期待更多的人知道臺灣白色恐怖歷史的真相，在他感到心悸的時候，他將俗稱大聲公的擴音器交給了作者化身的張老師，讓張老師「接著講下去」。

全書以王若蘭召警破壞《紗帽山‧壁》的綵排告終，這樣的結束安排，對當代的年輕世代來說，可能會覺得相當突兀，因為不論王若蘭或警察，都沒有權力干涉任何人的思想和人身自由，甚至是對自己的兒子林鴻金。臺灣民主化的成就，是人民不再害怕警察無故的干涉，這是李登輝前總統所謂臺灣人的幸福所深藏在潛意識底層的理由，但這種憂慮在作者的書中再次浮現，顯示這是一個警訊，即由國民黨主席「藍伯伯」在北京宣告與中國共產黨聯手制壓臺灣獨立的路線，在國民黨再次執政後，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實現當中。臺灣歷史的輪迴機制似乎又在啟動了。許昭榮和盧兆麟於二零零八年同一年過世，在本書中是有很大的警世作用的。

俄羅斯大文豪杜思妥也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說過：「我只害怕一件事，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當年懵懵懂懂綠島未成年的中學生政治犯楊國宇，在歷經個人生命和臺灣人民集體命運的人間劫難之後，竟然從中找到的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所說的「活下去的理由」，這就是奧地利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mil Frankl）所倡導的意義心理治療的觀點，不是讓個人去祈求生命，而是要讓生命對於存在的意義充滿期待。《紗帽山‧壁──解開臺灣歷史真相之謎》一書，是楊國宇先生對於自身配得上那段苦難的證明，他有一項使命，就是要延續簡國賢的精神，要把臺灣歷史的真相公諸於世。@

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八時

臺北縣板橋市喬崴萊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