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年輕記者們交流(3)

激進的傳統

在一九七五年夏天，我還沒有意識到報紙文化就快要消逝了。打字機、膠水瓶、自動收報機、萊諾整行鑄排機、收藏著裝了封皮的剪報的資料室、午報，所有這些東西在你們看來肯定都是不熟悉的。

就像《聖經》所載的大洪水以前的人，就像《頭版》時代對我一樣。幾年前，當我開車載著我們全家從一個感恩節宴會上回家的時候，我的兒子催促我給他買尖端的（也是昂貴的）電腦產品。

我拒絕了，他就對我說：「你老了，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而我的女兒喜歡用力拽我胳膊上開始鬆馳的皮膚。我有一頭灰白的頭髮，戴著雙光眼鏡。

但是，當我打字時，我發現我的手清瘦、強壯有力，似乎寫作使它們充滿活力，儘管我身體的其他部位都已老化了。

所以不要期待我能關注這個時代先進的採訪設備。我體驗過八音軌的錄音磁帶、貝塔答錄機和影音光碟。人們常常對時尚評價過高，儘管它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但我關注的是傳統。

我來自兩個重視傳統的機構，這兩個機構是《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我所說的傳統並不意味著習慣性思維、固定的慣例和為懶惰找藉口。

我所說的傳統就像是你們在馬迪．沃特斯和漢克．威廉斯的歌中聽到的那樣，它不一定是古老的東西，而是值得尊敬、經受過考驗、持久和真實的東西。

我心中的價值體系是過去那個時代的產物。新聞記者是忠實資訊的經紀人，要勤勉地報導新聞。為了準確，要對事實進行核實，寫作要不帶偏見和黨派意識。就像麥克．舒德森在他的經歷《發現新聞》中所表述的那樣。

美國的新聞業一開始是相當政治化且固執武斷的，只是比今天的部落格少了點技巧而已。對二十世紀初的新聞工作者來說，能夠把自己的工作當做公眾服務，不受個人信仰影響，不支持擁護任何一方，是很大的進步。

對他們來說，能超越自己的偏好，克制自己的判斷，以順應所學的報導原則，也是一大進步。

在我從事新聞工作之前，這種傳統已經風行幾十年了，而且已經成熟到經得起挑戰。我和我的同事在報社上班時，是在為創造客觀新聞的理念而工作。

回到家才會閱讀激情的、個人色彩較濃的，甚至帶有異端觀點的新新聞主義雜誌——處於全盛期的《滾石》、《鄉村之聲》、《紐約》。與那些雜誌相比之下，我們的努力顯得毫無生氣。

我們遵守歸屬的法則，採訪一個事件中兩方面的人，客觀到要盡力去記住他們名字中間的縮寫字母。有時我們認為，如果不告知讀者，他們便什麼都不會知道。

在《郊外論壇報》，編輯有一個慣例，那就是要在特殊和隱晦的詞前加上定義。就是在希特勒前，也要加上「臭名昭著的二次大戰的獨裁者」。伊斯蘭教是「穆斯林的宗教」。

可是，這些日子裡，我發現，和犬儒哲學和腐敗主義相比，這一傳統幾乎變得面目全非了。正如作家兼哥倫比亞大學院長尼古拉斯．萊曼指出的那樣，意見新聞學佔據了大部分媒體界。

在部落格、廣播、網路和有線電視之間，沒人想去接受與自己原有的信仰相衝突的事實和分析。我曾聽說過有這樣的觀眾，他們不停地只看福克斯新聞頻道，以至於福克斯的標誌都烙在電視螢幕上了。

我們的媒體不再是各種觀念交鋒的市場，而變成了只容納兩種偏執思想的回音室，美國脫口秀節目主持人拉許．林堡代表一群人，空中美國廣播電臺代表另一群人。

那種將一天中所發生的事件按照真正的新聞定義去篩選和分類的信念，已成了左派和右派共同的笑柄。這兩派人的嘴裡都經常輕蔑地念叨一個縮寫詞ＭＳＭ——主流媒體。

但福克斯仍以「公正與平衡」做為口號，簡直把記者一職最主要的美德變成了玩笑。

最荒唐可笑的是我仍然記得《紐約郵報》發表紀實性報導的時光。我指的是在魯伯特．梅鐸購買《紐約郵報》之前。我不是「偉人創造歷史」這種理論的信仰者。

但在梅鐸這件事上，就是他暴虐的本性使當代美國新聞染上了最有害的疾病。他把《紐約郵報》從一家充滿勇氣的、嚴肅的報紙改造成充斥著流言蜚語和炫耀式新聞的破報。他用《時事》這樣的節目，來打造小報式電視的俗豔風格。

他給福克斯新聞頻道這個政治活動的化裝舞會提供資金。在糟蹋我從事和崇拜的職業方面，沒人應比梅鐸承擔更多的責任。

即使梅鐸從右派變成了一個煽動人心的左派政客，我都覺得不會有什麼區別。而另一方面，還有一群陰謀理論家和職業潑婦在傷害這個職業。

我正指望你們來參加這場爭戰。我了解你們還年輕，不可能記得新聞業在面臨目前困境前的樣子。讓我給你們舉個例子，說明新聞業過去的面貌，以及將來在你們手上可能的樣子。

廣播電臺和電視臺通常受制於聯邦法規的「公平法則」。這個法則基本是說，廣播電臺和電視臺在節目安排上必須做到政治平衡，以交換公共無線電波的自由使用權。另外，他們還需要安排一些時間給公共廣播節目。

這樣做的後果有一些是迂腐的，甚至是可笑的。我宣傳頭兩本書的期間，便常常要為搖滾樂電臺錄完公共廣播節目，以便在星期天早上六點的「垃圾」時段播出它們。

然而，不管有多少缺陷，公平法則及其所代表的新聞鑑別度遠比取代它的東西要好。自從這個法則在一九八七年被聯邦傳播委員會廢除之後，當公共廣播的要求在解制的氣氛下無法實現時，大部分商業廣播便成為共和黨的動員和灌輸思想的工具，除了象徵性地請幾個自由派人士，作為觀眾的出氣筒（無疑，許多民主黨人也希望如法炮製。），他們甚至連異言堂的假象都不願意擺了。

你需要有勇氣去堅信新聞工作不是迎合偏見。你需要有勇氣去讓你的觀點與現實發生衝突。你需要有勇氣去用專業知識承擔責任，用自身的經歷證明自己是個新聞記者，而不是去建立一個網站，聲明自己是個記者。

我們以後還要談這些問題。現在我要向你們提出建議，瞭解傳統是值得的。這不意味著每個新聞工作者必須只在主流媒體工作。

畢竟，我寫了一些文章，我的書中充滿主觀意見，這要受到日報的新聞欄目的譴責。但我的確認為，傳統是不可替代的基礎，傳統是做事的基礎。

向窗外張望總比從鏡子裡看到的東西多，聽別人談話總比自言自語學到的東西多。正如我當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迪克．布拉德，一個著名的、乖戾的、辦公室的牆上掛著皮鞭的人，常常對他的學生所說的：「這就叫報導。有時你應當去嘗試。」

我們所處的狀態

我希望我能告訴你們，你們正在進入一個歡迎你們、尊重你們，甚至敬畏你們的世界。我希望我能告訴你們，新聞記者總是被視為英雄，就像我在一九七三年上大學時那樣。

鮑勃．伍德沃德、卡爾．伯恩斯坦、湯姆．沃爾夫和西摩．赫什這些英雄，使新聞報導看起來不僅是勇敢的，而且是冷酷的。在大學宿舍裡，我和朋友搶著第一個閱讀最新版的《新時代》，一本連續報導卡倫．絲克伍【1】案的雜誌。當時班上沒有一個人是主修商學的。

就在我給你們寫信之前的一個早上，我在翻閱《紐約時報》，看見了一篇題為《對新聞媒體的調查發現，公眾普遍不滿》的文章，文章報導了公眾對媒體的一系列不滿。

這個調查是皮尤研究中心進行的，該調查發現，政治上的紅藍之爭已被表現在新聞觀點上。調查顯示，百分之四十多的共和黨人認為新聞機構傷害了民主，百分之五十四的民主黨人認為媒體對布希總統太溫和了。

這些發現是在更可怕的報導《二○○五年大趨勢》發表了幾個月後出現的。調查表明，將近一半的回應者說，他們對報紙「很少相信或根本不相信」。

在一九八五年，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人持這種態度，而在一九七三年，公眾對媒體的信任度是百分之八十五。

在過去的十年中，這個信任度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大部分公眾認為，媒體不能把事實講清楚，甚至帶有政治傾向。

我是在尼克森時代進入新聞界的，當時有許多記者被列入了白宮的黑名單。我已習慣了政府和媒體的敵對關係。行政當局製造對自己有利的新聞，已不是什麼新鮮事。

在人們用spin（意指使新聞報導帶有傾向性）這個詞來形容媒體控制之前，羅斯福就已被指控這樣做了。而甘迺迪則曾與新聞界的朋友商量封殺掉有關即將入侵豬玀灣的文章。

但是，在布希政府之前，我還沒有見過政府如此積極地暗中干涉新聞界。布希政府透過像阿姆斯壯．威廉斯這樣的假記者，在專欄上宣揚布希的政策。或把一個叫傑夫．甘農的江湖騙子塞進白宮記者團，在總統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一些扯淡的問題。

他們在公共電視系統安插監督人，並試圖在公共廣播系統做同樣的事。聯邦大陪審團對中央情報局洩密的調查，導致拒絕披露匿名消息來源的《紐約時報》記者茱蒂絲．米勒坐牢。陪審團還要求《時代雜誌》讓它的記者馬特．庫珀來做說明。遺憾的是，《時代雜誌》竟然答應了這個要求。

最後，在米勒的消息來源——副總統助理路易斯．利比的同意下，米勒終於做了說明。現在利比已被起訴做偽證，還有其他的指控。

對利比的審訊也是對前來作證的記者的審訊，這打破了這些記者有關機密性的承諾。這些事情加劇了華盛頓與新聞界的緊張關係，這種關係與正常、健康的緊張關係有所不同。

今後可能大多數人都會忘記這些人的名字，但這種猜疑的氣氛將使你以後的工作更加困難。

讓我們來面對這個問題。我們新聞工作者已為這種悲觀情緒提供許多的原因。我們所處的狀態正是整個國家狀態的一景。在《六十分鐘》節目中，王牌主持人丹．拉瑟的一則有關布希在越戰期間的劣跡惡行的報導被發現是以偽造的檔案為根據的。

這使得拉瑟很不體面地離開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週刊》也被迫撤回一篇報導。報導說，關塔那摩灣監獄的美國審訊官把《古蘭經》扔到便池中羞辱穆斯林犯人。

布希政府利用媒體過去報導的失誤，掩蓋了有關美國審訊官濫用權力的準確報導。僅在過去的幾年我們就見證了不少剽竊者和編造者的案子。

這些剽竊者和編造者包括《紐約時報》的傑森．布雷爾、邁克爾．芬克爾、《今日美國》的傑克．凱利、《新共和》的露絲．沙利特、斯蒂芬．格拉斯、《波士頓環球報》的麥克．巴尼克爾和派特里夏．威廉姆斯、《美國觀察家》的大衛．布羅克。

當涉及造假的新聞機構已經開始自我反省，思考在什麼地方做錯了的時候，編造假新聞的人卻因造假而一舉成名。

二十五年前，《華盛頓郵報》的珍妮特．庫克因為編造了一篇八歲小孩吸食海洛因的報導而獲得普立茲獎，但她最終不得不主動撤回這篇報導。她至少還知道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最後成為了商場的售貨員。@(本文結束)

摘編自 《給年輕記者的信》 博雅書屋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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