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0月14日訊】（大紀元記者張東光編譯報導）中國大陸鄉土作家「莫言」（此名暗喻在中共的高壓統治下最好閉嘴，以免惹上麻煩）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成為第一名獲獎的中共文化界高官。這是小說嗎？是一個卡夫卡式的文學苦力，一場古老的權力和自由之間的鬥爭嗎？或是一個任何作家會感到自豪的故事想法嗎？都不是。這事發生在週四，中共的作協副主席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
《紐約時報》報導，中華人民共和國覬覦這個諾貝爾獎很久了，但一直到現在才開始可以慶祝，因為2000年這個文學獎給了一個被中共認為是錯誤的人－－流亡法國的自由思想家高行健，以及2010年給了正被中共關押的劉曉波。因此，有這樣的笑話流傳:「中國出了三個諾貝爾獎得主。第一個不能進入中國，第二個逃不出中國，而第三個是『莫言』（不能說）。」
週四，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既高興又有點生氣地報導:「這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中國作家等太久了，中國人民等太久了。」新京報則調侃地用「莫貝爾」來下標題。
如果今年標誌著中共文學時代的至高點，那麼2009年10月的法蘭克福書展就是其最低潮了。當時，中共的代表團（莫言包含在內）因審查制度引起公議而不悅，抵制了這場有中國異議作家出席的盛會。那次的活動引發了關於寫作與權力的重要哲學提問:一個身處一黨專政的國家、在大量審查環境下的作家，可以真正地自由創作嗎?或者審查和妥協會或多或少侷限作家意識到或意識不到的創作心靈嗎?
在法蘭克福書展上，莫言對在場的作家發表開場演講，聽眾包括習近平和德國首相梅克爾。他的演說出奇地沉悶，他說作家應該超越政治。
《紐時》記者當時在場聽演講的筆記這樣寫著:「莫言的講話——前半場沉悶枯燥，身旁的中國記者對我竊竊私語說，這演講稿不是他寫的，是作協寫的。突然，他的聲調高亢，並開始目視聽眾，好像這段話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他談到了德國人對他家鄉的誤解……德國人在他的山東老家有了沒膝蓋骨的名聲，他們一旦坐下就起不來了。喔，他們被認為具有分叉的舌頭。這對於去除這類的誤解很重要。」
「整體而言，這是一場令人費解的講話，讓人失望。這不是去年展覽時被津津樂道的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土耳其作家，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演講。他在那場演講中批評了限制言論自由的土耳其政府。」「而這是一場小心謹慎的演說……對一個能言善道的作家來說，這真的令人失望，無足輕重。」
去年底，莫言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說，他在法蘭克福時太遵守國家路線了，當時他與中共的官員一起走出會場，以抗議戴晴和貝嶺這兩位中國異議作家的在場，於是引起了一陣批評的騷動。對此，他回答說:「我沒得選擇。」
他還說:「現在有許多人都說我『莫言是一名國家作家。』這是真的，就像作家余華、蘇童一樣，我也領國家文化部的薪水，也從那裏取得社會保險。」「這就是中國的現實。在海外，人們都有他們自己的保險，但在中國，若沒有身份地位，我生病不起。」
在法蘭克福演講之後，莫言消失了一段時間，但《紐時》記者的筆記仍寫著:「事情自此走下坡。莫言沒有出現在公眾的視線中，他原本應該出現在新的展覽台上。」「15分鐘以前……有人取消了。他說他跟中共代表團一塊。沒給任何理由。」
根據主辦單位和出版商的說法，莫言對於回答一連串的政治問題感到憤怒，有意避開各種場合。莫言先生真的成為一個「莫現」先生了。
當時，高行健接受訪談時說，（沒指名是莫言）他相信活在審查環境下的作家無可避免地會受其箝制，作家需要「完全獨立」，才可創造可能「不朽」的文學。他還說:「官員和文學有甚麼關係？他們與文學沒有任何關係，（法蘭克福展）是個官方場合。」「官員和文學哪裏可以連結呢？沒有地方可連結。」
他強調:「如果有任何可以連結的地方，那就僅僅是官方文學，而那是真正可笑的事情。因此，文學不應該被官員組織。如果這樣的話，它將變得非常荒謬。在這種情況下，官員將強加政治於文學上。這是確定的。在中國，到今天為止，官員最會干預文學。這不是一個新的現象。這一直以來都那樣。這就好像當我還在中國時一樣。這就是為何我要離開了。」
對於莫言週四的獲獎，高行健說，莫言不是一個政治異議者，「我只能說，他只是比較批評體制，坐在體制內批評。」
文章最後質疑，永傳不朽的文學作品可以從中共的體制下產生嗎?諾貝爾委員會是如此認為的，但讀者您呢？
（責任編輯:畢儒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