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蓓蕾：「我批判我的國家是因為我在乎」
【大紀元2012年05月30日訊】珍娜•沃金（Jenna Orkin），世貿中心環境組織（wtceo.org）創始人，12個對美國環境保護署（EPA）發起集體訴訟的原告之一。在9•11事件之前，她是一個作家、音樂家、教師和母親，而在那之後，她成了一個全職的環保運動人士和一個執著不懈揭露政府謊言的「死硬派」。
9•11事件徹頭徹尾地改變了她的生活。從擔憂世貿遺址污染給兒子健康帶來的危害，到努力蒐集科學證據證明政府的謊言，再到偶然間發現一個又一個驚人的「真相」，珍娜的世界在過去十年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污染
有一半猶太血統的珍娜在紐約出生長大，是牛津大學音樂系本科及碩士研究生和紐約法學院法律博士。珍娜從5歲起就癡迷音樂戲劇，在高中的時候，她渴望成為一名知識份子，並在大學的時候立下願望——以後要教授自己喜歡的音樂。珍娜的願望一一實現，畢業後，珍娜成為了一名作家和鋼琴家，並曾在位於曼哈頓林肯中心被稱作「音樂界的哈佛」的茱莉亞音樂學院教授19世紀與20世紀的音樂史。
音樂、書籍，一個喜歡露營的丈夫，一個愛玩飛盤遊戲的兒子。如果不是因為發生了9•11事件，也許她的生活會一直以這樣平靜的方式繼續下去。
9•11事件發生的時候，珍娜的兒子艾利克斯在距離世貿中心北面四條街道的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上學。這是一座以科學和數學見長的重點學校，許多學生以進這所學校為榮。但由於緊挨世貿遺址，9•11後，學校處於空氣污染的重災區。
2001年9月18日，美國環境保護署（EPA）負責人維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在新聞發佈會上向大家宣佈：「我很高興地向紐約人民保證，呼吸的空氣是安全的。」10月9日，當珍娜的兒子回到高中開始上課的時候，世貿遺址內的火還在熏燒，而且持續燒了3個多月。「燃燒出來的污染物達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火焰的較低部位的燃燒更有毒，因為它釋放出二氧芑（二噁英）。」
完全沒有科學背景的珍娜為了瞭解污染的真相，幾乎把所有的業餘時間都拿來研究化學。珍娜的較真從她每頓飯前要計算這餐的碳排量就可以看出。9•11把她從一個音樂家變為了一個嚴肅的環保運動人士。
珍娜說，美國環境保護署根本就不測量這些微粒。他們無視它們的存在。「美國環境保護署初步對石棉進行了測試。在災難中有2000多種污染物被釋放出來，但他們為何就集中測試石棉？而且他們得出的結論還是錯誤的。美國環境保護署舉報人凱特醫生（Dr.Cate Jenkins）告訴《聖路易斯郵報》，環保署故意使用20年前的儀器來進行他們的檢測。而使用先進儀器的獨立檢測方發現的石棉纖維數量是環保署發現的9 倍。而單單由石棉引發的癌症比率就可以達到十分之一。更令人氣憤的是，環保署位於西部8號地區的部門表示可以提供位於2號地區的紐約部門先進的設備，但是被拒絕了。」
珍娜密切跟進此事件的進展，幾乎不落下任何一條信息，因為珍娜想收集所有的數據和資料，來向她的前夫證明，出於健康考慮，不應該繼續讓兒子呆在原來的高中裡了。但是沒有人聽她的話。珍娜還聯繫了學校的家長聯合會和媒體，向他們提供她收集來的信息。兒子很喜歡他的高中，不願意轉學。然而，珍娜不是科學家，沒法用數據和科學證據向她的兒子和前夫證明她的擔憂不是毫無根據。但是，收集數據需要很長時間。她開始大量自學、研究、參加各種聽證會，結交科學領域的朋友，瞭解各種相關信息。她對於這樁差事幾乎偏執的態度使得她連節假日也不休息。
在學校重新開放之前，學生們被安排到其他學校的場地臨時上課。當時，學校邀請家長針對環境的威脅召開了一個會議。珍娜兒子所在的高中有大量學生來自移民家庭，包括中國、韓國和俄羅斯等。許多家長的英語水平非常有限，而學校並沒有向這些家長提供足夠的有關學生們健康威脅的信息。整個高中當時大約有3200名學生，來參加會議的有300個家長。三分之一的家長說，他們的孩子出現了哮喘和其他以前未出現過的奇怪症狀。很多家長在會上哭泣。然而，教育董事會的人辯解說，這些家長的描述沒有科學根據。
在史岱文森高中，一些學生和教師開始生病，有教師離職了，有懷孕的教師轉校了。與此同時，紐約衛生局給了市民一些建議，如，用濕抹布清除灰塵，可能的話儘量穿長褲，在拉窗簾的時候放慢動作以減少灰塵的揚起等等。「可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有些公寓內部的污染看上去就像火山爆發後的殘局。政府無視問題的嚴重性，只想糊弄我們，這是因為他們不想負責。」珍娜說道。
雖然對美國政府如此猛烈地進行批判，但珍娜說她並不是要去審判好人和壞人，同樣的謊言還發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今年發生地震海嘯和核災難的日本。「政府為甚麼說謊？因為他們不願支付賠償，那將會是一筆巨大的損失。如果他們承認了對這起災難負責，那麼他們就要對其他相似的各種災難負責。比如說去年的墨西哥灣的BP漏油事件等。他們不能只對一個負責，而不對另一個負責。一旦對一個事件負責了，就等於為其他的責任開了一扇門。」珍娜分析道。
一個憤怒的母親對政府失去了耐心，決定開始為孩子的健康和真相行動起來。珍娜和其他人士一起，前往國會遊說，要求政府撥款做相應的檢測、清理災難現場，並為受環境影響而生病的人提供醫療幫助。她開始在各級政府和科學會議上作證，並組織了新聞發佈會和示威遊行，珍娜還前往重建世貿中心的奠基儀式現場，要求政府給說法。
真相？
曾經的鋼琴家現在很少彈琴了，珍娜說，音樂只屬於它自己的小小世界，和其他任何的世界沒有交集，而她現在生活在現實裡。自從成為了環保運動人士以後，她便沒有時間再分給她曾經的興趣，唯有寫作的愛好還繼續進行著，並為她的新事業所用。珍娜目前正在寫一本書，書名暫定為《全球性崩潰的傻瓜指南》（The Morons Guide to Global Collapse）。「我覺得必須得告訴更多無知無辜的人，關於這個世界的真相。就好比，你看見一棟房子在著火，你當然覺得有責任告訴人們趕快逃命。這是一種自然的責任感。」
珍娜說，即使在瞭解了那麼多壞消息之後，她還是對未來抱有希望。「我的生活100%地被9•11改變了。我不知道，如何去評價這種改變。但生活中也有一些好消息，在一些科學家和運動人士的努力下，我們在2002年的時候前去國會遊說，在國會議員Jerrold Nadler的支持下，爭取到了2000萬美元來清潔世貿中心遺址附近的學校。我們的聲音還引起了許多國際媒體的注意。當我所做的一切能對別人產生影響的時候，我覺得再艱難也是值得的。」
珍娜有一個夢想，希望這個世界能夠更開放，有更多人理解人類現在的處境，消除社會達爾文主義，消除不平等現象。儘管這聽上去太過理想，很難實現。
珍娜說，在發生了那麼多事情後，她依然熱愛紐約，這是她的城市，她的故鄉。「我有一半猶太血統，我的許多學生是穆斯林。我不站在任何一邊的立場。我批判我的城市、我的國家，那是因為我在乎，我熱愛，我希望它變得更好。」
（讀者推薦，轉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