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中國最缺少最需要甚麼公知？

【大紀元2012年09月30日訊】《人民日報》昨日（28日）發表官方評論，抨擊在中國唱反調的公知！特別強調：「一些人打著公共知識份子的旗號，卻背離了知識份子應有的責任與良知。他們的基本言論價值立場就是反對，唱反調，而不論是非曲直。基本價值結論最終都是政府失德、無信、作惡，而不管事實真相如何，不分個別和一般。基本言論載體就是故意捏造、剪輯一些所謂的歷史陰暗面、領袖人物醜聞，而不辨真假。如此貌似為公共、公眾吶喊，實則煽動、鼓惑，惟恐天下不亂。」

這篇評論顯然是抬舉了中國的公知，當今中國，並沒有形成所謂有影響的公知群，更沒有公知們獨立的輿論陣地，人們實在不知道唱反調的公知在哪裏？人們見得最多的是靠皇糧圈養顛倒黑白是非不分大唱讚歌的專家學者乃至各類大師院士，所謂唱反調的不過是在互聯網上發發牢騷罵罵娘的痛苦呻吟，他們能改變甚麼？除了被刪貼屏蔽，或許還遭到警告或監視。他們對中國的危害，遠不如那些成群結隊的竊國大盜！遠不如那些嘴裡愛國愛民實際上無惡不作無財不貪的權貴！

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統治，實際上就沒有所謂公知生長的土壤，春秋戰國和民國初期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只是曇花一現，而中國歷史上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更多的都是奴顏卑膝的侏儒和犬儒，不僅不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而是慣於用謊言欺騙和盲目歌頌。

所謂「公知」，也就是公共知識份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原本是美國法學家波斯納所著《公共知識份子》一書裡提出的，指的是美國當代社會出現的在自己專業範圍之外就公眾關心的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等熱點問題在各種公共媒體和講壇上發表評論的人。波斯納只是提出了在當代美國和西方社會出現的「公知」現象，並批評了他們的種種毛病，而對於「公知」的精神，則是國內媒體的抬舉溢美之辭。當今中國有甚麼公知？在一個黑暗的時代，有多少人還保持著知識份子應有的氣節？有多少人不是趨炎附勢保持了應有的良知？有多少人敢於挑戰權貴敢於尋求真相？有多少人勇於肩扛公正和道義？有多少人不畏強權打壓迫害不被榮譽地位金錢誘惑？

實際上，中國最缺少最需要具有獨立人格具有批評精神的知識份子，猶其在今天這個物慾橫流腐敗氾濫權貴瘋狂的時代，多麼需要有人站出來為弱者發出哪怕是微小的聲音！面對利益集團對弱勢群體的掠奪，面對官場普遍的腐敗，面對日趨嚴峻的貧富差距，面對社會不公、司法不公造成的人心向背道德滑坡，面對分配制度不公造成的富人與窮人，官員與平民的對立，造成的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地，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的巨大反差！面對社會正義得不到伸張、腐敗得不到懲處、民間疾苦得不到關懷，面對從上到下的投機作惡、摻雜使假、坑矇拐騙、權錢交易、勾心鬥角、恃強凌弱、唯利是圖、爾虞我詐以及意識形態領域充斥的謊言、欺騙和盲目的歌功頌德，試問有幾個公知站出來唱過反調？

腐敗侵蝕著社會的每一根毛細血管，讓每一個具備正常思維和良知尚存的人都感到無能為力。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所謂的公知，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感到無奈無助和茫然，一種深入骨髓的無力感挫傷了整個社會和每一位公民！

遠的不說，只說說近期全民熱議的重慶事件，倘若不是打黑英雄王立軍逃往美國領事館，重慶乃至薄熙來背後的黑幕能撕開嗎？想想這幾年，有多少家海內外媒體有多少位公知為重慶招旗吶喊為薄熙來大唱讚歌，然而，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確宣佈：經查，薄熙來在擔任大連市、遼寧省、商務部領導職務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期間，嚴重違反黨的紀律，在王立軍事件和薄谷開來故意殺人案件中濫用職權，犯有嚴重錯誤、負有重大責任；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利，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賄賂；利用職權、薄谷開來利用薄熙來的職務影響為他人謀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財物；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違反組織人事紀律，用人失察失誤，造成嚴重後果。

在與薄熙來腐敗的抗爭中，原香港《文匯報》記者姜維平算得上一個有骨氣的公知，但他付出了十多年牢獄的代價。如果有更多的公知站出來，抑或是政治體制稍稍健全一點，讓人民讓公知有說話的機會，薄熙來何以從大連市一路綠燈高升至遼寧省、商務部乃至躋身於政治局？

當今中國，值得公知關注吶喊的事情太多太多，但公知的影響又只僅限於網絡，權貴們有誰在呼公知的聲音？如果真的能夠傾聽一點，中國無疑就會進步一點。

——轉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