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許良英先生生平與思想

【大紀元2013年01月29日訊】一月二十八號清晨傳來許良英先生去世的消息。雖然自從王來棣師母十二月三十一號去世，一個月來我一直是在焦切中度過，盼望許先生能夠度過這道生命之關，再陪伴我們一程，心理應該有足夠的沉澱，但是，強烈的生命本能還是讓我絕對不能夠接受許先生離我而去的消息。噩耗傳來，血液立即衝上了頭頂。一闋「哭許良英先生」的文字，幾段下來，我就已經明白，暫時我真的是無法安順地寫完告祭許先生的文字，只有等稍事平靜後再繼續動筆。

我深知，儘管悲痛，作為許良英先生的學生，責無旁貸地應該為人們瞭解許先生做更多的事情。為此，現在只有先把我九一年寫作的描述介紹許先生的文字發表出來，以供大家瞭解許先生。

這篇文字曾經與鮑曼女士合作作為德文在德國出版過，現在雖然時過二十年，發生了很多事情，我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但是我認為基本的思想及評述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並沒有過時。我希望讀者能夠通過這篇文字增深對許良英先生的瞭解。

我一直認為，儘管在思想上我和許良英先生傾向不同，但是在性格上，我和許先生極為相近。正如我在二零零一年寫的文章中所說，他是最瞭解我，支持我的人。我認為，這也是他留給社會，留給人世，留給我最寶貴的財富。

將近四十年下來，我和許良英先生有著很多充滿情緒性、戲劇性，甚至可稱為跌宕起伏的交往事件，對此，在今後的日子，承擔著生命的責任，我一定會為讀者提供更多的有關我們這兩代人的活生生的真實的回憶和記述。

筆者悼 2013-01-28 德國•埃森

（該文寫於一九九一年，後與方勵之先生介紹合成一文，「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研究之三」。本文節自該文第一部份。）

一．問題提出

完全意識形態化是極權社會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它表現為一切為政治服務，從而使人們喪失了個性和自我，喪失了客觀獨立研究思考的能力。完全意識形態化問題，為我們分析極權社會和極權社會中的知識份子提供了一把鑰匙，它使我們能夠準確地瞭解、認識和定位這些知識份子的工作。極權社會和完全意識形態化問題在西方學術界曾經進行過廣泛的討論（1），但是，對於分析中國大陸知識份子至今卻只有少數學者涉及過這一問題。

十九世紀，由於科學的發展使人們對科學產生了一種崇拜心理，因此始於上世紀的意識形態化問題便染上了一個時代的特點，由自認為是一種真理進而自認為是一種科學的世界觀。然而，幾乎與此同時啟蒙主義和自由主義者也在利用科學的獨立性和客觀性，科學社會的道德和規範，以及自由和寬容的思想不斷地化解歷史進程中和思想領域中的意識形態化問題。在研究極權社會和完全意識形態化問題時，意識形態和科學思想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筆者在「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和科學思想討論」中曾經對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化的概念問題，對以金觀濤為代表的，由極權社會統治者所培養的一代知識份子的特點進行了描述和分析。本文則試圖在上一篇文章的基礎上，圍繞完全意識形態化問題，繼續描述和比較分析在科學和科學思想領域中的另外兩代知識份子的特點。這兩代知識份子分別是，以許良英為代表的曾經參與和幫助共產黨建立政權和其意識形態化過程的一代知識份子，以方勵之為代表的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前後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份子的特點。應該說，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並不具有最廣泛的代表性，但是，也許正是因為此，他們和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的關係，具有更深刻的意義。

二．意識形態和良知的衝突：

─以許良英為代表的一代知識份子圍繞科學思想和民主問題的討論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六日，以北京科學界為主的四十二位大陸知識份子聯名發表了一封致中共領導人的公開信。這封信要求實現民主，切實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的青年；提出只有在廣大人民和有效的輿論監督下「為政清廉」才有可能實現；對於決定國家未來命運的教育和科學事業，政府應該給以必要的支持。信件發表後，在大陸和海外發生了廣泛的影響，尤其是在知識份子中。這封信雖然措辭溫和，但是，在共產黨統制大陸後，這麼多六十歲左右的專家學者聯名寫信要求民主，還是第一次。這封信的發起人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施雅風教授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許良英教授，信由許良英教授起草。參加簽名的有九人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絕大多數人在大陸是第一流的專家教授，其中，有半數以上人是共產黨員，還有幾位是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另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有十三位教授畢業於浙江大學。（2）

這封信除了它的政治和社會效應以外，還使得研究大陸八十年代問題的人注意到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知識份子群體。這個知識份子群體的特點是甚麼，它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它的社會地位和影響是甚麼，對我們來說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從這一群體所受的教育背景和其職業看，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圍繞科學學科的，所關心的問題也大都是關於科學思想和科學事業的問題。從某種角度來說許良英可以說是這一群體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因此，通過對於許良英圍繞科學史問題、科學思想問題、以及科學和民主等政治、社會問題討論的研究，對八十年代大陸知識份子和大陸社會有更廣泛的瞭解。

1. 曲折的一生經歷：

如同其它國家的知識份子一樣，大陸現今六十歲左右的知識份子都經歷了複雜的社會變遷，其後，在極權社會的政治形勢下，每個人的命運又隨政治形勢的起伏變化莫測。許良英的坎坷經歷和反映出這個複雜多變的時代的特點。

A.良好的科學訓練：

許良英生於一九二○年。小學時的理想是做法拉弟（Faraday）、愛迪生（Edison）那樣的的發明家。十五歲中學畢業後考入國立浙江大學代辦的浙江省立杭州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電機科。一九三七年五月，他在浙江大學聽了丹麥著名物理學家玻爾（Bohr）的講演。同年夏天由於對日戰爭的暴發，學校解散。許良英返鄉自學。此後一年他讀了十幾本介紹二十世紀物理學最新發展和科學思想的通俗著作，其中包括英菲爾德（L.Infeld）、羅素（B.Russell）、萊辛巴赫（H.Reichenbach）、達爾文（C.G.Darwin）等人的著作以及愛因斯坦（A.Einstein）的《我的世界觀》（Mein Weltbild）一文。這些書籍給了他很大的影響，使他對物理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其後，他又讀了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書籍，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產生了很大的好感，並開始思考中國革命問題。

一九三八年許良英考入浙江大學物理系，那時大學是導師制，他選擇了王淦昌作為導師。王淦昌是中國著名的物理學家，曾留學德國，從師著名女物理學家梅特娜（Meitner）做博士論文。許良英在浙江大學受到了良好的物理訓練。當時在浙江大學任教的還有早年留學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在真空技術方面有卓越成就的何增祿教授；曾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理論物理，研究相對論的束星北教授等。當時學校的空氣非常自由，這些教授治學嚴謹，為人隨和，學生可以直接聽到他們之間的爭論並和他們直接討論問題。許良英畢業時，王淦昌教授曾經勸他留校擔任助教，繼續研究物理，他認為許良英做學問有三個特點：一．誠實，二．理解力強，三．有創造能力。因此，研究物理是很有前途的。然而，由於許良英當時已經立志投身革命，因此謝絕了王淦昌教授的挽留。

多年以後，許良英在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當時浙大物理系所以能培養出這樣一批品學兼優的學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王先生和其它教授的誠實執著的求是學風和真摯感人的高尚品德。」（3）這些教授既繼承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優良傳統，又把同時代西方科學家的學風和學問帶到了中國。這使得很多與許良英同時代的知識份子在那個時代有機會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即使在戰爭中也有可能瞭解到當前世界最新的學術進展。

B.投身共產黨的革命工作：

許良英在大學期間世界觀經歷了急劇的變化。受到紅軍長征的影響，他在課餘時間讀了很多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和有關中國革命的書籍。剛入學時，他的理想是做一個物理學家，二年級時他否定了科學救國的理想，認為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徹底改變社會結構，發展科學。這個時候，他立志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一九四一年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寫到，「感情與理智在最根本、最崇高的領域中是統一的，這也意味著真正的革命家，嚴肅的科學家和純正的宗教家三者的靈魂在某些方面是統一的。」（4）許良英自己把感情和理智在最高階段的結合定義為理性，並且認為正是這種理性使他能夠對愛因斯坦和斯賓諾莎的理性論思想產生強烈的共鳴，並使他始終能以極其嚴肅的態度對待革命和科學事業。他曾經多次說過，在那段時間裏他確立了持續至今的人生觀。

大學畢業後，許良英全心投入了共產黨的革命事業，並於一九四六年加入了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在大陸取得政權後，他擔任杭州市青年委員會學生部部長，一九五二年調到中國科學院擔任《科學通報》室副主任，並兼任編譯局、計劃局以及學術秘書處黨支部書記，負責對外宣傳。一九五五年，在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中，他因為一個由他介紹入黨的人成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而受到牽連，被批判停職一年，從此，他下決心不再從事行政工作。

C.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自覺捍衛者：

上述兩種因素：青年時代良好的學術訓練和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礎和經歷，影響了許良英一生。這使得他的工作產生一個分裂，一方面，良好的學術訓練使得他熟悉如何進行學術研究，始終要求自己儘可能地瞭解外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而沒有那種故步自封的妄自尊大。另一方面，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礎和經歷又使他陷於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中，成為一個意識形態家，甚至在科學研究工作中都擺脫不掉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

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掌握政權時為止，他較重要的著述有十六篇，其中十二篇涉及科學和科學思想，四篇是意識形態式的革命宣傳文章。其後，尤其是他調到科學院工作後，他擔任重要的政治職務，負責科學院的對外宣傳，審查科學院所有出版物的政治觀點、立場和保密問題。科學院出版的幾十種學術刊物最後都必須經他簽字才能付印。這一階段，他一共在《科學通報》上發表了九篇文章，除了一篇為悼念愛因斯坦逝世而作外，其它文章則基本上是對官方意識形態的宣傳、闡述和補充。甚至在這篇悼念性的文章中，也是在用共產黨官方的意識形態評價愛因斯坦及其思想，例如，批評愛因斯坦在哲學上動搖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他的宇宙學工作是徒勞無功的等。（5）

一九五六年以後，由於政治上的遭遇，使得許良英的工作重新涉及學術問題。到一九七六年為止，這也是他一生中比較重要的學術工作時期，他的著述和翻譯工作共計十四種，其中有八篇是著述。然而，在這些著述中，他仍然沒有擺脫意識形態的禁錮，仍然自覺並積極地從事意識形態工作。在中國大陸有關科學思想和哲學問題的領域中，他和他那一代的知識份子親自參與構造了很多教條的內容。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他們是社會全面意識形態化的創造者和推動者。他們把意識形態引進了學術研究，影響了學術研究的科學性。這些傾向又直接影響了社會以及下一代知識份子的成長，例如，上文所提到的金觀濤。對於許良英這一代來說，由於他們已經具有良好的基本訓練，這種傾向對於他那一代的負作用和對於下一代人負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許良英在一九五七年出版了《科學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書。這本書一九八二年在美國出版了英文版（6），成為瞭解中國科技政策變化的重要文獻。雖然在這本書中，他對流行於蘇聯的觀點，如「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科學中的黨性原則」進行了批評，但是這本書基本上是一本闡述毛澤東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宣傳共產黨的科技政策的政治性書籍。

一九五七、五八年，許良英重譯了林賽（R.B.Lindsay）和瑪根瑙（H.Margenau）合著的《物理學的基礎》（7）。這本書在一九六四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後附有一篇一萬三千字的「譯後記」。一九六五年他完成了《愛因斯坦的世界觀》（8）一書，同時在《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上發表了「試論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9）一文。一九七三年，他為內部翻譯出版的海森堡的《物理學與哲學─現代科學中的革命》（10）一書寫了一篇序言。在這三篇文章中，他用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對上述物理學家進行了批判。按照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和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的框架，他把這些物理學家的思想分為唯物和唯心兩種成份，認為這些物理學家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物理學家，其唯心主義思想是為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乃至帝國主義服務的。而由於其階級立場，使其不懂自然辯證法，不能以正確的哲學思想指導其科學研究，從而束縛了他們的工作，並使他們不可能看到真理。這三篇文章可以說是在共產黨國家中，運用教條的意識形態批評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的典範之作，其他一些在自然辯證法領域的意識形態工作者，由於缺乏許良英等人的學術基礎，甚至寫不出這樣的文章。

D.良知和政治的衝突：

一九五五年，在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運動中許良英第一次受到批判；兩年以後，正當他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感到歡欣鼓舞時，所謂「雙百」方針一下子變成了反右鬥爭，於是，他站出來公開反對反右鬥爭。他後來回憶道，「我思想不通，認為這會使共產黨失信於人民，很可能有人反對毛主席路線，於是以捍衛毛主席路線的忠誠共產黨員和志士仁人自居，公開反對這一運動。當我得知反右運動是毛主席自己事先佈置的，鳴放為的是引蛇出洞，我才發現自己錯了。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七三年我對毛主席都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了。」（11）他因此被定為右派後，失去了黨籍和工作，回到原籍鄉村從事農業勞動，並與妻子離了婚。但是，他並沒有改變敢於講話的性格，為此,在文化革命中他又倍受折磨，幾乎至死。一九七四年，許良英開始了他一生中的又一個轉折。林彪事件以後，他從所謂「批林批孔運動」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真相，認識到這整個是一個騙局，因此，從對毛澤東的迷信中覺醒過來並開始重新思考中國前途問題。一九七六年，他在北京經歷了四‧五天安門事件，感到封建專制仍然是中國的主要問題，並且重新認識到，五‧四運動提出的口號「科學和民主」仍然應該受到推崇，中國仍然需要啟蒙工作。

E.嚴肅認真的學術介紹工作：

自一九五六年以後的二十年，許良英做了大量翻譯介紹工作。他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翻譯了林賽和瑪根瑙的《物理學的基礎》，弗朗克（P.Frank）的《科學的哲學─科學和哲學之間的紐帶》（12）和《現代科學及其哲學》；並聯合其他人共同編輯翻譯了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13）。這些翻譯著作嚴謹、準確，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從學風上都對八十年代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產生了重大影響。

2.學術、良知和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和民主：

一九七八年，許良英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重新回到科學院工作並恢復了職稱，次年，他的右派問題也得到平反。雖然他以前的很多朋友和下屬在共產黨的上層工作，但是，和前述金觀濤等人的道路不同，許良英在一生中從來也沒有過沿著社會已有的階梯向上走的念頭。他和東歐許多持不同政見的知識份子一樣，儘管在生活中飽受折磨，但是在人性和良知的驅使下，從一個共產黨人變成了呼籲人權、民主的獨立知識份子。

A. 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和民主：

七十年代中期以後，許良英從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大陸帶來的災難中深深感到科學和民主的重要，並且逐漸認識到，像十八世紀前後的歐洲那樣，中國需要一個啟蒙運動。因此，從那時以後，他的全部身心都投入了這種啟蒙工作，按照他的設想即是繼承五四運動的傳統，提倡科學和民主。

一九七九年是愛因斯坦誕生一百週年紀念，他提議召開紀念大會，並且為大會主席周培源起草了講話稿，這篇文章後經《人民日報》摘要發表，其中論及社會主義和民主的關係的一段話，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在這篇文章中，許良英引用了愛因斯坦的觀點，計劃經濟還不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本身可能伴隨這對個人的完全奴役。社會主義需要解決這樣一些極端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由於它把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怎樣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員變成權力無限和傲慢自負，怎樣保障個人權力並且對行政權力能夠保持有一種平衡的力量。他說「經歷了林彪四人幫的殘酷摧殘之後，我們痛切的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14）當時活躍於西單民主牆的一些青年對西方民主理論所知並不多，這篇文章馬上被當時的民辦刊物《四五論壇》加以引用，並且就此發表了長篇文章。

一九八○年，在當時的共產黨總書記的倡導下，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的領導成員請科學家給他們開設「科學技術講座」。其中第一講，科學技術的發展的簡況，主要是由許良英起草的。他在文章中強調重申了這一命題：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15）。當時他還抱有給中共領導人啟蒙的幻想。

一九八○年十月，他在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成立大會上繼續宣揚這一觀點，論文的第一部份，後來以「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為題在一九八一年二月發表。這篇文章的觀點在八十年代的大陸曾產生了相當的影響，並且當時就被自然科學史所的某些人斥為右派觀點。在中國知識份子關於科學和民主問題的討論中，直到八十年代末期，此文可以說還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這篇文章中許良英首先論述了科學的社會功能，他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來說明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力量，他認為歷史上第一個認識到科學的巨大的社會功能的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用它來同封建統治做鬥爭，資產階級用來保護科學政策的一條基本原則是：寬容。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科學已經成為對人類歷史發展前途和現代國家興亡起決定作用的一種力量。而科學的發展需要三種自由，首先是言論自由，其次是人們必須在必要的勞動之外有支配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的自由，第三，人們必須有獨立思考的自由。這三種自由中最根本的是言論自由。而言論自由只有在人民能夠享受民主權力的民主制下才有可能。因此民主制是學術自由的前提。政治上的民主和學術上的自由是科學繁榮的必要保證。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之所以沒有像馬克思預言的那樣衰落滅亡，科學和民主是其內在的動力。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先進，因此就更應該重視科學和民主，實現四個現代化，科學和民主是根本，是關鍵。他認為，以往常講的「民主作風」和「群眾路線」並不是民主，民主作風和群眾路線，封建社會的開明君主也可以做到，說到底還是要為民作主。民主概念的核心內容是每個人在法律上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都有不可侵犯的人權。他還認為，所謂「興無滅資」這一口號是錯誤的，對資產階級既要看到它壞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好的一面。而且，我們當前的任務主要應該是反對封建主義，發展科學和民主思想，而絕不是興無滅資（16）。

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17）一書中，許良英繼續強調論述了科學和民主在近代國家歷史中的重要作用。在論述這一問題時，他同時強調了思想自由對於人類進步的必要性。其後他在《關於阿羅不可能性定理和民主理論關係的理解》，（18）《從一個譯名反思民主意識》（19）和《科學技術發展規律的思考》（20）等文章中繼續闡述宣揚科學和民主。

B. 對以往教條思想所產生的錯誤的檢討：

在關於科學和科學思想的研究中，許良英和金觀濤以及後文所論及的方勵之之不同之處之一，在於他並不完全迴避自己曾犯過的錯誤。而是敢於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承認自己曾經犯了那些錯誤。

一九八七年，他在「爭論從何而開？分歧何在？」這篇爭論性文章中，首先檢討了自己曾經以政治干預科學所犯過的錯誤。他說，一九四八年他知道蘇聯正在開展反對「世界主義」，抵制「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侵襲」的鬥爭，尤其是讀到蘇聯當時主觀意識形態的A.A.日丹諾夫關於哲學史問題的講話，思想引起極大的震動。日丹諾夫指責愛因斯坦的宇宙理論是「為神學提供新論證」，他自己因為從事革命工作，迷信斯大林、毛澤東把蘇聯想像為天堂，因此無條件地接收了日丹諾夫的論斷，從此開始了對愛因斯坦宇宙論的批評。這個錯誤一直延續了二十八年，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二卷中，他還指責愛因斯坦的宇宙有限論無論在哲學上還是科學上都是錯誤的，在西方已經被人用來作為宗教的新論證。他認為，這個錯誤對他來說是一個歷史悲劇。「因為我是學物理出身的，由於迷信斯大林和蘇聯，竟把政治問題和物理學問題混為一談；雖然一九五六年開始破除了對斯大林的迷信，一九五七年有被錯劃為『右派』，開除出黨，但對毛澤東的迷信依然未曾動搖。雖然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已使我從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造神運動的迷霧中清醒過來，但沒有及時對自己思想中的積垢進行徹底的清理。這種清理直至『四人幫』覆滅後才開始。」（21）在這篇文章中他還寫道，「當我回過頭來翻閱自己十幾年前，二十幾年前和三十幾年前所發表的東西，看到在貌似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下所做的許多錯誤論斷，自己總要臉紅，深深感到內疚。”（22）

在他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中，許良英曾經對愛因斯坦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所作的評價做了極其激烈的批評（23）。一九八八年，他在「為甚麼會有這些錯誤？」一文中，再次公開承認並反省了這一錯誤。他說在這個腳注中，「為了維護恩格斯著作的神聖性，對愛因斯坦和胡克（S.Hook）做了無理的攻擊。」一九八三年再版時刪掉了對愛因斯坦的批評，但「仍保留著給胡剋扣的政治帽子。近年來，為研究民主的理論和歷史，我讀了胡克的代表作《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和《美國百科全書》中他所寫的詞條「民主」，發覺他是一位目光銳利、有獨立思想的理論家，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不無道理的，值得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冷靜思考。」（24）

C. 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框架下的科學史研究

從許良英對自己以往所犯過的錯誤的反省中可以看到，他把過去的錯誤歸結到自己在政治上的迷信，而沒有涉及認識論、方法論等更具體詳盡的思想和學術問題。這種特點也反映在他八十年代的有關科學史和科學思想的研究中。

許良英在八十年代科學史方面主要的工作之一，是他和其他人共同編著的《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一書，但是，這本書基本上是一本介紹性的書籍，而不是一本研究性的學術著作。這本書參照了當代一些西方學者的研究，重點介紹了物理學、化學、生物和醫學等在本世紀的發展。意識形態干涉學術問題的做法，比起其它書籍雖然在這本書中已經大為減少，但是仍然可以說主導著本書的是意識形態，而不是研究。由於中國大陸在共產黨取得統治後，根本沒有出版過全面、系統地介紹二十世紀科學技術及其思想的發展的書籍，因此，在經過長期的鎖國以後，對於人們瞭解世界的一般情況，這本書的出版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許良英關於科學史理論的文章，是他在八十年代所做的另一項主要工作。他在「關於科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的探討」（25）一文中首先討論了科學和民主的社會作用問題。接著他討論了科學技術給人類帶來的是禍還是福。他認為對科學技術進步持否定或懷疑態度的主要有兩種人，一類以宗教界的某些人為代表，他們用中世紀的價值觀念來衡量現代社會。另一類則是有批判眼光的學者，他們既看到科學技術造福於人類的一面，也看到由於社會制度不合理，濫用科學技術而帶來的惡果。他認為科學技術從來都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巨大動力，問題出在社會結構而不是科學技術本身。最後，他討論了科學史研究的精神境界問題，他批評了學術為政治服務的觀點，認為應該尊重歷史事實，並提出應該向被研究的科學家學習他們的精神，例如，牛頓和愛因斯坦。

在「關於科學技術發展規律的思考」一文中（26），許良英更為詳細地闡述了他的科學史理論。他不點名地批評了鄧小平的科學是生產力的觀點，認為這不是馬克思的原意。科學是生產力這一說法存在著兩方面概念上的混亂，首先是把科學局限於物質生產方面，而沒有看到它在思想精神方面的社會作用。其次是把科學和技術混為一談，並由此對科學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和限制，使科學的發展受到阻礙。因此，必須弄清楚科學、技術和生產的關係。科學通過技術才能轉化為生產力，但科學是技術基礎。在這裡，他又不點名地批評了趙紫陽等共產黨改革派只看到眼前的經濟效益，而忽視基礎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的做法。認為這對現代化事業十分有害。他認為科學發展受到兩方面社會條件的影響，一是生產技術是否需要科學，二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能否為科學發展提供保障。他再次強調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學術自由，是科學繁榮的必要保證。科學發展的內部規律是科學知識具有歷史繼承性，而每當這種知識的積累到達一定的程度，就會有突破性的變化，當這種突破必須要拋棄舊原理和舊概念時就會產生科學革命。他認為庫恩（Thomas S.Kuhn）教授的觀點：科學革命並不意味著人類對自然認識的進步等觀點，是不符合科學發展的歷史事實的。

圍繞愛因斯坦的研究是許良英在八十年代做的另一項工作，一九八三年他在波士頓大學科學哲學討論會上提交了一篇題為「愛因斯坦的唯理論思想和現代科學」的論文，（註解27）在這篇文章中，他從愛因斯坦的科學工作和書信往來中分析了理性論（Rationalism）思想在愛因斯坦的科學研究中的作用，並由此論述了理性思想在現代科學發展中的作用。一九八三年，他指導了一個學生對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掀起的批判愛因斯坦運動進行了考查，他們在北京和上海調查了大量資料，並且訪問了很多當事人，最後完成了一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們詳盡地描述了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判是如何在中共高層的示意下發起的，並揭示了毛澤東在這場批判中的引導作用。這篇文章也向我們揭示了在專制制度下的某些知識份子為了自己的陞遷是如何違背良知，迎合共產黨的意圖，主動從事這項活動的。這篇文章為人們提供了大量科學史資料，可以說是八十年代唯一一篇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進行學術性研究的論文（28）。

D. 反對專制、宣揚民主的政治啟蒙工作：

如上所述，許良英的絕大多數工作都是和社會現實，和政治密切相連的。然而，許良英並不滿足於此，他還利用自己的學術地位直接對政治問題發表了許多講話和文章。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三年許良英幾乎在每一次會議上都大聲疾呼地宣揚民主，批評專制，因此，在一九八三年底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被列為重點整肅對象。由於這次運動只進行了二十七天就半途夭折，他僥倖未直接受到衝擊。然而，他並沒有就此躲避風險，反而在以後的每次會議上都公開點名批評這次政治運動和它的發起人胡喬木和鄧力群。

一九八六年五月，他在題為「雙百方針帶來的喜悅和悲哀給我們的啟示」（29）的講話中尖銳地指出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雙百方針的口號下的欺騙宣傳和欺騙行為。在一九五六年任中共宣傳部長的陸定一在一九八六年說，毛澤東曾主張藝術和學術上的不同觀點可以通過自由討論來解決，雙百隻限於科學和藝術，而右派份子把它擴大到了政治。許良英逐一駁斥了這些說法。他說，歷史事實是，自一九五一年以來毛澤東親自發動了一系列批判知識份子的運動，並致使許多知識份子被迫害至死；一九五七年也是毛澤東把雙百擴展到政治領域，從而大搞反右，整肅知識份子。對於陸定一仍然堅持，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於被統治的地位，許良英認為這是把百家變成了兩家，他再次強調要想真正作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必須要實行政治民主，保障言論自由，反對打擊迫害持不同意見者。大約與此同時他在另一篇記者採訪中提出，自由不只是屬於資產階級的，必須保障個人自由，不應該用「資產階級自由化」這頂帽子來束縛人們的思想。（30）

一九八六年十月，他和劉賓雁、方勵之共同發起籌辦《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這是共產黨統治大陸後第一次由私人發起主辦的對抗政府的自由討論會。其後由於某些知識份子的向中共當局的告發，及十二月底共產黨發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而中途夭折。許良英這次未能逃脫整肅，並被迫退休。退休後他在家專心研究民主問題。

一九八八年，整個政治形勢有所緩和，他再次出來在各種刊物和報紙上撰文呼籲民主，並和新權威主義者等鼓吹專制的人展開了論戰。在「駁民主緩行論」（31）一文中，他明確地駁斥了認為中國不能實行民主的四種流行說法：一．民主是工業社會的產物，中國的經濟仍然非常落後，因此不能實行民主。二．中國的文化教育非常落後，人民將不會行使民主權利。三．中國沒有民主和法制的傳統。四．現在實行民主會導致社會動亂，影響經濟改革，只有在完成經濟改革之後才能實行民主化。對前兩個觀點，許良英具體對比了兩百年前美國的情況，當時美國的經濟和教育都不如今日的中國，但是美國卻選擇並且成功地實行了民主制。對於第三點，他反駁說，馬克思主義也不是中國的東西，可是人們並沒有對它表示非議；而民主思想事實上比馬克思主義還早幾十年傳入中國的，因此這一理由是不成立的。對於第四點，他從當時中國經濟改革失誤的例子指出，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在這篇文章中，他還駁斥了金觀濤的所謂「民主只是一個朦朧的理想」，我們不能確定它是甚麼，以及當時正在流行的電視劇《河殤》中關於民主的基本特徵是「透明性」、「民意性」和「科學性」的荒唐說法。他認為，某些人鼓吹的新權威主義、新民族主義、新英雄主義是一股反民主的逆流。對於中國來說，除了民主之路，我們別無其它選擇。

從一九八八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許良英一共寫作併發表了十五篇文章，其中十三篇的主題是民主問題，而這十三篇中又有十篇是直接涉及政治性問題的文章。

（以下關於方勵之先生的分析介紹略去）

……

四．結語

極權社會是一個完全意識形態化的社會，它是近代西方社會的產物。意識形態化的問題不僅是東方社會的問題，也是昨天和今天西方社會的一個問題，這種傾向在西方的左派和右派身上表現尤為突出。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解除意識形態是當代，既包括東方、也包括西方，在社會和政治範圍中的處理問題的前提和目標。當然，關於解除意識形態化問題也是引起爭論的一個問題，人們對此並沒有取得一致的答案。解除意識形態化論的支持者認為，解除意識形態化是科學、技術和文化高度發展的工業化國家的產物，是這些國家政治日益增長的複雜性的結果。在這些國家中，政治家將放棄烏托邦理想的絕對有效性，接受這樣一種態度：專心考慮解決各種現實問題；政治家將只被制度內所必然存在的問題所支配。但是，他的批評者認為，這種專心關心現實決策的傾向可能會在倫理或政治領域造成損害。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看來，解除意識形態化不過是偽裝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暗渡陳倉，它的目的是用社會生活的非政治化掩蓋階級對立，鞏固和穩定資本主義社會。但是，無論如何，今天極權社會的現實告訴人們，化解意識形態化在促進極權社會解體和向民主社會演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對極權社會來說，不僅僅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轉化的問題。因此，筆者在分析今天大陸社會的各種類型的知識份子的特點時，基本上圍繞著完全意識形態化，解除意識形態化，還是只是意識形態的轉化問題。

許良英、方勵之和筆者在「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和科學思想討論」一文中所談到的金觀濤，在當代大陸社會中分別屬於不同的三代知識份子。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分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分析他們身上的各自特點，比較他們之間的不同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瞭解極權社會、在極權社會中生活的知識份子，以及上述諸問題。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統治，這是分析今天大陸社會發展和變化的一個重要的參考點：

許良英生於一九二○年，在一九四九年之前，許良英就已經完成了大學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知識框架，並且參與了共產黨的很多工作。

方勵之生於一九三六年，他的青少年時代正處於大陸社會的轉型期。

金觀濤生於一九四七年，他生長在穩定的共產黨社會中，是完全在共產黨教育下成長的一代人。

從這三個不同的知識份子身上，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時代和社會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和束縛，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獨立的學術研究和追求，以及個人良知，使他們在極權社會的學術研究領域中和對社會產生的影響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影響。社會環境，自己的學術追求和個性是決定一個知識份子之所以如此的多種因素，反過來在這多種因素制約下的知識份子又對於他所處的社會發揮出極其不同的影響。

一．知識和思想的封閉性問題：

與金觀濤相比，許良英和方勵之在這個問題上顯示了不同的特點。

許良英的大學生活是在開放的社會中渡過的，他經受了紮實的基礎訓練和良師指導。雖然，他在大學學習和工作時，有很長時間處於戰爭時期，浙江大學遷移到深山僻壤，但是，許良英和他那一時代的人和同時代的學術卻一直是緊密相連。由此，使我們看到極權社會對學術和人性的摧殘比戰爭更為尤甚。

許良英青年時代奠定的基礎，良好的學術研究方法和開闊的眼界，影響了他的一生。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許良英的翻譯介紹工作，無論從其選題，還是最後成書的質量都顯示了這個特點。五十年代以後許良英的研究著述方法觀點雖然值得商榷，但是從他討論的問題和所引用的文獻，我們仍然可以看出他熟悉當代學術文獻和討論的問題。

和金觀濤這一代人對比，許良英案例再次告訴我們，觀察滲透著理論，良好的學術訓練和知識框架是極其重要的。如果有良好的訓練和眼界，即使在如此封閉的極權社會中，一個人還是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和方法保持和世界的聯繫，對比許良英案例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共產黨培養的年青一代知識份子金觀濤等人的特點。

和許良英不同，方勵之是在一個社會處於轉型期時成長的，因此方勵之既受過前輩知識份子良好的知識訓練，同時在思想和意識形態上又顯示了走向封閉的特點。這一點反映在方勵之在天體物理學上的研究，他緊密地和當代學術聯繫在一起，在科學問題上絕對不隨意而為，嚴格遵守規則。而另一方面，方勵之在科學思想和政治、文化和社會問題上卻也在不同程度顯示了他的封閉性。在科學思想問題上，方勵之只瞭解到愛因斯坦等少數幾位經典作家的思想，在人文學科他所提出的問題，如全盤西化問題，對宗教問題的說法等都顯示了封閉社會的特點，他自己也多次承認他對民主等問題的看法不過是一些初級知識。造成這種情況並不能只用這並非是他的專業來解釋。方勵之在五十年代中期加入共產黨，五七年給共產黨中央的上書，八十年代呼籲青年人加入共產黨以改造這個黨，這些事實都是封閉的極權社會的產物。在思想基礎和眼界上，方勵之都顯示了極權社會對他產生的影響。

二．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思想：

在當代中國思想發展上，許良英基本上繼承延續的是五四以後對科學的理解。應該說五四以後對科學的理解和推崇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思想傾向和政治傾向，在這些傾向中有經驗主義的，有馬克思主義的，許良英對意識形態的理解基本上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的認識。科學在許良英那兒很多時候是一種生產力，是發展經濟的有力手段，沒有科學就沒有生產的發展，沒有科學就沒有近代社會。在批評種種生態主義者、非理性主義者對科學的批評和反對意見之時，許良英認為科學是一種中性的卻有積極作用工具，它的進步或倒退作用完全在於使用它的人。近代社會需要科學這一工具，但是有效地運用科學這一工具卻又必須要民主制度來保障。

在另一方面，許良英又親自參與了在中國建立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的工作。自五十年代以來許良英寫過許多宣傳自然辯證法，批評西方科學哲學、科學思想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的文章。這些文章可以說是非常典型的教條主義的作品，它們從物理學、科學史方面對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教條做了詳盡的詮釋。這種意識形態化的特點在八十年代他的著作中依然還能看到。與此同時，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在由此談到歷史和社會問題時，對於歷史發展、社會規律、必然偶然、科學理性等範疇的使用，或者說他在對歷史社會問題論述中完全繼承了三十年代以來具有唯科學主義傾向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科學又變成了和價值、世界觀相連的意識形態。在這一點上許良英事實上是站在了近半個世紀的科學思想和自由主義思想的傳統之外的。

對於方勵之來說，科學思想和概念則始終是作為一種對抗極權社會，化解完全意識形態的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方勵之基本上對科學哲學和理論瞭解不多，他把每一個他已經掌握的科學概念外延為思想，再外延到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甚至歷史問題。這種外延，在開始反抗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時是非常成功的，但是隨著問題的深入，尤其是接觸到真正的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等問題時，這種意識形態式思想方法的特點，它的局限性就畢露無遺。

在科學思想和意識形態問題領域中，許良英、方勵之和金觀濤也有很大的不同。許良英和方勵之是按照自己的認識討論科學思想問題，許良英和方勵之的意識形態特徵是和極權社會相衝突的意識形態，而不是為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服務。方勵之是以科學對抗化解完全意識形態化；許良英是以民主和科學作為意識形態代替舊的意識形態；但是，金觀濤則基本上是為占正統地位的政治和思想服務，為完全意識形態化服務。

三．化解完全意識形態化的極權社會的努力：

許良英和方勵之在八十年代的工作，尤其是許良英，主要是為化解極權社會，化解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的工作。這些工作雖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它代表了一種新的傾向。我們將從下述四方面對比概述他們所做的努力。

A. 反省精神：

在許良英、方勵之和金觀濤身上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反省精神。許良英一生在不斷地反省自己。七十年代以後許良英已經年過五十，然而，他覺悟到極權社會的種種黑暗，覺悟到自己走過的彎路，不斷地公開地在報紙和刊物上做自我批評，反省自己以往的錯誤，希望以此能喚醒更多的人，能更深刻地解釋極權社會的弊病。

和許良英相比，方勵之也做了很多對社會的批評和反省，但是，卻沒有對自己五十年代入黨等歷史做過公開的反省，在他自己提供的有關他的介紹文章中，到好像他自五十年代以來，入黨、上書共產黨中央等都是正確的（101）。

和方勵之和許良英相比，金觀濤則從來沒有對自己的思想和經歷做過任何反省和批評，在金觀濤那裏，他所受過的教育，他的思想，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後的一切都看不出和封閉的極權社會有甚麼關係。從這一現象，我們也可以看出，這三類知識份子和完全意識形態化的極權社會的不同關係。

B. 對極權社會制度的批評：

在對極權制度的態度上，許良英和方勵之基本上是一致的。從七十年代末期以後，他們對極權制度進行了不斷的批評，這種批評涉及多方面，從要求民主到呼籲人權，從要求科學研究無禁區到要求言論出版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許良英和方勵之的這些工作對極權制度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在社會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在這一點上許良英方勵之和金觀濤有著本質的不同。他們沒有想為統治者或其中某一派服務，也沒有像金觀濤那樣：認為共產黨的錯誤在於五八年後走得太快了；八十年代的共產黨改革將使他們可能走在全人類的前面，並且再次如十月革命那樣解決西方社會面臨的問題。金觀濤的目的是發展完善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事實上金觀濤從來也沒有對制度和民主人權以及出版言論自由等問題發表過任何有損極權制度的言論。

C. 對極權的教條思想的看法：

從七十年代以來，方勵之從物理概念和理論出發，對極權的教條思想進行了不斷的批評。八十年代，他更是直接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展開了批評，這些批評不僅對青年學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且震動了那些被極權社會同化了的知識份子。方勵之從物理學出發對馬克思主義教條的認識論進行了批評，並以經驗科學為意識形態，在化解極權的教條思想方面，取得了非常有效的的成果。

與方勵之不同，許良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科學是要人們研究討論的，因此要不斷地研究發展馬克思主義。在認識論、方法論問題上，許良英和馬克思主義沒有根本的衝突，他只是主張，在這種基礎上要不斷吸收新的科學成果和方法，修正馬克思主義。

許良英和金觀濤雖然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兩者有很多不同。七十年代後，馬克思主義對於許良英來說是一門學說，而不是完全作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出現的。但是對金觀濤來說，馬克思主義卻只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他用來為政治，為社會現實服務的工具，或者用他的話來說是用來為改革派服務，為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的「理論」。

四．許良英和方勵之的學術工作：

許良英在科學史和科學哲學領域做了很多學術性的工作，他的關於愛因斯坦的編譯、介紹和研究工作，在華語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與此同時他還介紹了一些其它重要的西方科學哲學著作。在科學史的其它問題上，他也做了很多紮實的研究和著述工作。方勵之則在天體物理學上的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學術工作。這些工作都並沒有極權社會的色彩，不會與日俱消。

與上述兩人相比，金觀濤則基本上沒有甚麼學術工作，沒有討論過任何真正的科學思想和科學史領域中的學術問題。

五．對大陸社會的影響：

A. 知識份子的獨立性：

在中國科學院和科學思想界，許良英方勵之和金觀濤所表現的最大不同，就在於他們作為知識份子的獨立性。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歷史告訴我們，許良英和方勵之從來也沒有想依附共產黨，依附統治者，相反，他們不顧危險，經常直接批評共產黨領導人，批評極權制度和思想，批評各種社會現象。在八十年代，他們多次受到各種威脅和打擊，但是他們仍然沒有喪失自己的獨立性。在這一點對大陸知識界和青年學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B. 學術：

對比許良英、方勵之和金觀濤的工作，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瞭解到他們各自的特點。金觀濤的工作基本上是意識形態的工作，是完全意識形態化在學術領域中的產物。因此，在大陸學術界，在那些還知道甚麼是學術研究的老一代學者中他得到的是強烈的批評，而在年輕一代中他贏得了讚賞。但是這種讚賞恰恰反映了極權社會所培養的青年一代的封閉、無知，和完全意識形態化下所塑造的世界觀：價值和方法的特殊性。金觀濤在青年中助長了這種完全意識形態化，及對學術研究傳統的破壞。詳細具體的比較研究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自三十年代以來，沿著共產黨的思想路線發展，金觀濤一代把陳伯達、李希凡、姚文元等人的文風、學風發揮的淋漓盡至。對於大陸的學術研究風氣的扭曲，作為代表人物金觀濤等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相比金觀濤，方勵之在天體物理學領域中則做了許多堅實的研究工作，並且同很多偽科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做了不懈的鬥爭。在社會科學領域，方勵之雖然自己有意識形態的傾向，但是，他以科學研究和科學概念為武器，對社會現象和社會科學的批評，對大陸社會科學中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因此，在海內外學術界方勵之的影響都是積極的。

許良英在學術領域中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方面，許良英在七十年代以前曾經親自參與了學術領域中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的工作。七十年代末期以後，許良英身上的這種傾向產生了很大的轉變，他開始從事轉變意識形態的工作，以科學和民主作為意識形態來軟化馬克思主義的僵硬的意識形態框架。這表現在許良英關於科學史的理論研究和關於民主理論的論戰中。對此，海內外學術界對許良英的評價褒貶各半。另一方面，在專門科學史研究以及翻譯介紹工作中，許良英又堅持了他年輕時代所受到的嚴格的科學研究傳統，排除了意識形態的一些干擾。在八十年代青年一代完全意識形態化傾向越演越烈的潮流中，許良英是為數不多的堅持嚴肅的學術研究的知識份子之一。對此，無論在大陸還是海外他都受到高度的評價。許良英和方勵之的學術影響在對抗化解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並不亞於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

C. 政治：

許良英和方勵之是八十年代大陸持不同政見者知識份子的代表，他們代表了一種被極權社會泯滅了半個世紀之久的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的再生，他們從推崇啟蒙科學思想，推崇近代社會的人權和民主思想入手，幾乎是在重新走西方二百年前的路。在極權社會開放初期，雖然這種傾向在他們兩人身上還很表面並且有些混亂，但是可以說在八十年代大陸，他們是真正的持不同政見者，在政治上代表了一種和極權社會不妥協的新的公民社會的覺醒。他們所從事的這種努力在九十年代大陸將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一九九三年一月，德國，埃森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

註釋：

1.Raymond Boudon:《Ideologie: Geschichte und Kritik eines Begriffs》,Aus dem Franzoesischen von Monika Huebner,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Hamburg,1988.

Bernard Susser:《The Grammer of ModernIdeolgy》,LondonandNewYork,1988.

Howard Williams:《ConceptsofIdeology》,NewYork,1988.

Erwin Hoerzle:《Idee und Ideologie: Eine Zeitkritik aus universalhistorischer Sicht》,Bern und Muenchen,1969.

Kurt Salamun:《Ideologie und Aufklaerung:Weltanschauungstheorie und Politik》,Wien,1988.

2.「科學家聯名發表政見史無前例─訪問四十二人公開信發起人許良英」，「四十二人公開信簽署者簡介」，香港《九十年代》，1989年4月號。

3.許良英：「恩師王淦昌先生對我的啟迪和愛護」，《王淦昌和他的科學貢獻》，北京科學出版社，1987年。

4.許良英：「試論感情與理智」，寫於1942年4月，現存抄件。此處引自許良英先生給作者的信。

5.林因：「偉大的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北京《科學通報》，1955年5月。林因為許良英的筆名。

6.許良英：《科學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英文翻譯本：《Science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China》，John C. S. Hsu譯，New York, M.E.Sharpe出版社，1982年。

7.林賽、馬根瑙著，許良英譯，《物理學的基礎》，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譯自：R. B. Lindsay & H. Margenau:《Foundations of Physics》John Wileg & Sons Inc., New York,1936。

8.許良英：《愛因斯坦的世界觀》，寫於1965年，全部書稿十七萬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現在僅存九萬字草稿。

9.林因、李寶恆：「試論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北京《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1965年第4期。

10.海森堡著，范岱年譯：《物理學與哲學─現代科學中的革命》，北京科學出版社，1973年。（W.Heisenberg,：《Physik un dPhilosophie》）

11.轉引自「五不怕的過來人─許良英」，香港《百姓》，1987年6月16日，第17頁。

12.弗朗克著，許良英譯：《科學的哲學─科學和哲學之間的紐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P. Frank,《Philosophy of Science》,Englewood Cliffs, N.J.: Printice-Hall,1957。）

13.許良英、范岱年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第一卷：哲學，1976年；第二卷：物理，1977年；第三卷：政治、文化、宗教，1979年。

14.周培源：「紀念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誕辰一百週年」，北京《光明日報》、《人民日報》，1979年2月21日。

15.「科學技術發展的簡況」，《科學技術知識講座》，北京知識出版社，1980年。

16.許良英：「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北京《自然辯證法通訊》，1981年第1期。

17.許良英、李佩珊、張鍾靜等著：《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年。

18.許良英：「關於阿羅不可能性定理和民主理論關係的理解」，北京《政治學研究》，1988年第6期。

19.許良英：「從一個譯名反思民主意識」，北京《新觀察》，1988年第20期。

20.許良英：「關於科學技術發展規律的思考」，北京《自然辯證法通訊》，1989年第1期。

21.許良英：「爭論從何而來？分歧何在？」，北京《自然辯證法通訊》，1987年第6期。第62頁。

22.同上，第64頁。

23.見82.，《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202─203頁。

24.許良英：「《愛因斯坦文集》為甚麼會有這些錯誤？」，北京《科技日報》，1988年8月28日。

25.許良英：「關於科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的探討」，上海《自然雜誌》，1981年2月，第4卷第2期。

26.見89.。

27.許良英：「愛因斯坦的唯理論思想和現代科學」，北京《自然辯證法通訊》，1984年第5期。

28.許良英、屈儆誠：「關於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摘要發表於《自然辯證法通訊》（北京）1984年第6期，1985年第1期。全文見：許良英、方勵之主編《愛因斯坦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年。

29.許良英：「雙百方針帶來的喜悅和悲哀給我們的啟示」，北京《自然辯證法通訊》，1986年第4期。

30.戴晴：「為自由正名─訪許良英」，北京《新觀察》，1986年第20期。

31.許良英：「駁民主緩行論」，廣東蛇口《蛇口通訊報》，1989年1月9日。

……

101.吳國盛：「方勵之─共和國需要這樣的學者」，北京，《自然辯證法通訊》，1986年第6期。

**許良英先生是>翻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