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春秋:危機關頭的選擇——擺脫邪靈精神控制才能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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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3年03月18日訊】當今的中國人都注重現實。當我們說起社會公義,普世價值,人權,思想言論自由,人生意義等問題時,許多人表現的是不屑一顧,這東西能當飯吃嗎?平等多少錢一斤呀?拜物主義盛行,金錢至上,為了利益,為了金錢,可以捨生忘死,對於公眾事務卻漠不關心,對於他人的苦難毫無憐憫心、同情心。其實,人的急公好義,見義勇為,敢於為公眾利益犧牲一己私利,在當今看來看似有些犯傻的價值觀,道德觀,正是維繫我們社會的基礎,是一切正常的人際關係得以存在的前提條件。中國人在中共竊取政權之前,存在著一個令全世界敬仰的優良傳統。悠悠五千年文化,造就了中國人的謙讓知禮,仁義友愛,澹泊名利,這是自春秋時期齊國宰相管仲就早已奠定好的文明基礎:「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存,國乃危亡」。經過了孔子系統化的整理,中國人做人的標準就被固定下來了,成為文景之治、大唐盛世的文化根基。但是,一股外來的共產邪惡主義,借中華民族內憂外患之際,以卑鄙手段竊取了中國的統治權,斬斷了中華文明得以繁衍生息的道德文脈,將中華民族推到了一種滅亡的邊緣上來。中華民族何去何從,我們的希望何在?我們的社會到底發生了甚麼樣的危機?這是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有權瞭解清楚,認識清楚的問題。

(一)全面升級的社會矛盾

中國進入全面危機的時代,經濟、政治面臨大崩潰,政府負債纍纍,江澤民利益集團瘋狂攫取中華民族的財富一兆兩千萬億,貪官外逃資金2012年超過一萬億美元,估計今年會超過一億五千萬億美元,中國的經濟其實早已崩潰。有些危機,連共黨自己也不得不承認。比如,3月5日,溫家寶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談及「過去五年,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不少,部份群眾生活困難;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一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這些問題,有些是長期積累的,有些是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有些是政府工作中的缺點和不足造成的。」我們先就這些溫家寶敢於承認的危機稍作分析。

危機之一:教育

不容置疑的是,教育是對人的培養。教育是以人為最高的目的,接受教育是人的最高價值的體現。怎麼樣的教育,會培養怎麼樣的人。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所以,自古以來,教育佔據的地位就非常重要。它代表一個社會對某種價值觀的注重和追求。古代《學記》稱:「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古代教育其目的在於培養人對宇宙和人生終極真理的追求,古漢語將這種終極真理表述為「道」。道貫穿著整個宇宙乃至人類社會,是萬事萬物得以存在、生長和壯大的根本依據,人明白了「道」,與「道」容為一體,並在為人處世中加以體現,這就是人類社會長盛久安的保證。古代的教育是抓住了根本,是從根本上使人心人性按照「道」的要求來塑造。這個「道」,在儒家就分化為「仁義理智信」。

今天,在中共統治下,教育也是其黨「戰天斗地」鬥爭哲學的縮影。首先,扭曲人性,將傳統道德理念批判歪曲,引入「愛黨」的黨性道德,把「愛共產黨」當成了最高的道德境界。無怪乎有識之士將這種教育稱為「殺人」教育,因為這種「愛黨」道德理念培養的那種東西,完全沒有了人性,取而代之的是邪惡的冷酷殘忍的黨性,是專門以損害別人利益,滿足一己私慾為目的的非人種族。所以目前全世界都害怕中國人,因為在共黨60年的赤化教育下,基本上消滅了原來意義上的「中國人」,這種非人族群,走到哪裏,就把醜惡帶到哪裏,自大,無知,唯利是圖,畏懼權勢,欺軟怕硬,不把不如自己的人當人,奴性十足,共產黨正把敗壞的道德向全世界擴散。

危機之二:就業

中共大肆奉行的鬥爭哲學講究競爭,講究如何把別人踩下去,自己才能爬上去。共產黨竊據政權之後,大刀闊斧,一路高歌,專門砍殺人類基本的人倫道德。血緣關係,一直是維持人類社會穩定的基本倫常之一。經過歷次政治運動以致文革,父母兒女,兄弟姐妹,在血腥殘酷的鬥爭現實面前,都成了不堪一擊的泥磚土瓦,人與人之間再無信任可言。沒有了正常的道德倫理,社會真的就被改造了,變成奇奇怪怪的了。道德是人類一切其他活動基礎,沒有了這個基礎,社會的運作就控制在少數非人種族的手裡,它安排給這個社會中的人可以選擇的生活道路非常狹窄,鄧小平時代對於想進入社會主流的人只有求學和入黨陞官兩條路,所謂一條白道,一條紅道,因為那時大學生是包分配的。而今,連紅道和白道都沒的走了,大學生畢業就是失業。共產黨壟斷了所有國家資源,壟斷了所有營利性好的的行業,可是,這些國企央企解決就業的份額不到全社會的20%,而承擔解決絕大部份就業問題的民營企業生存環境不斷惡化,無力承擔它應該承擔的重負。中共的所謂三十年改革,其偉大的成就之一,就是造就了勞動人口的普遍失業。

危機之三:社會保障

陳良宇社保基金挪用案,暴露了中共統治下權力尋租大肆掠奪公共財富的黑暗內幕,表明大陸的社會保障體系,同其他方面一樣,出現了極其嚴重的危機。據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戴相龍透露,到2011年底,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為2.5萬億,而個人賬戶實有資金2703億元,空賬金額高達2.2萬億元。這表明,實有資金只有應有資金的十分之一左右!問題絕非如初簡單!我們知道,中共是體無完膚的麻風病患者,對社會疾苦全無感覺,報喜不報憂,能夠透露出來的消息,已經如此驚人,而實際的災情到底如何,我們真是無法想像!

危機之四:醫療

醫院的天價醫藥費,甚至於見死不救,在中國大陸頻頻發生。任何國家和政府,都不會把它的國民拋棄,任其自生自滅。理應受惠於國家醫保政策的廣大民眾,卻在醫院產業化的改革中成為無辜的犧牲品,必須自己掏腰包看病。而面對大病或意外事故,無力償付醫療費用的時候,只能眼睜睜等死。改革,變成中共當權者瓜分國家財富的盛宴,卻成為大多數弱勢民眾的苦難地獄。

危機之五:住房

2008年底和2009年,次貸危機衝擊世界經濟,中國實體經濟受到重創,唯獨房價依然看「漲」。實體經濟一片蕭條,逃避風險的資金大量湧向樓市,造成房地產一花獨秀的詭異風景。故此,房地產成為中共政權的支柱產業之一,占GDP的比重接近10%。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玨林表示,國家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中,與房地產直接相關的佔了32%,中共對房地產的重視程度如此之高,是期望通過房地產投資拉動內需,刺激消費,帶動與其密切相關的50多個產業的發展。如果GDP增長8.5%,賣地就佔了4.4%。毫不誇張地說,房地產已經綁架了中國經濟。

這樣一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就在一直在不停地增大,這已經不是實體經濟了,部份程度上屬於虛擬經濟。根據有關機構對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調查,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經超過10%的國際警戒線。與此同時,中國不少家庭無力購房。這種荒謬的局面的出現,很多人歸罪於土地供應市場,指出地方政府的責任。對此,地方政府負確實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多年來,人們懂得的那點經濟學常識就是供求關係。但供求關係已經很難解釋今天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的現狀了。

中國房地產形成了一種「冰火兩重天」的奇異景觀。一方面,利益階層的豪華住宅動輒每平方米高達十幾萬元以上,而且擁有住宅不止一套。廣東一個縣的公安局副局長,落馬後爆出擁有商品住宅一百多套,而普通民眾,想住上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比登天還難。在中共看來,房屋不過是一種商品,誰有錢誰買,可以直接拉動GDP的增長。商品房兼具投資和消費價值,人們對其價格上漲有預期。開發商利用這樣的社會預期去囤積土地和設計樓盤,購房者為避免通貨膨脹造成的貨幣貶值,在保值的心理驅動下,迫不及待的買房,社會資金幾乎一邊倒流向樓市,進一步把房地產價格推高。其實,房屋不僅是一種商品,它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只有安居才會樂業,它產生民眾對一個社會的根本歸屬感。中國的房地產的高價位是炒作的結果,這些炒作資金一旦撤離,房地產泡沫將會破滅。那時,絕大部份擁有房產的中國白領階層將會破產並陷入赤貧。這就造成嚴重的社會動盪。住房是百姓的根本權利,居者有其屋,有恆產者有恆心,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幾千年都是這樣,不能夠改變。居住權不只是民生的問題,而關係著社會的長治久安。

然而,中共這個怪胎,是超乎一切正常理論的範疇之外的。它不用考慮社會基礎的穩定,它只要考慮經濟因素就可以了,它的目的是要錢,只要有錢,它就可以人為的維穩,動用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對付一切敢於不服從的正義之士。

危機之六:生態環境

在中共無法無天的暴政統治之下,中國生態環境的危機達到空前嚴峻的地步,中國人生活在一個充滿毒素的世界中:空氣有毒,飲水有毒,炒菜的油是地溝油,吃的大米是毒大米,蔬菜是有毒蔬菜,等等不一而足。中國號稱農業大國,可是耕地面積在急劇縮小:世界人均耕地為3.75畝,中國只有1.6畝,僅為世界人均數的43%。全國有2800多個縣級行政單位,人均耕地小於0.8畝的有666個,占總數的23.7。其中小於0.5畝的有463個。全國1/5的耕地受到污染,乾旱、半乾旱地區40%的耕地嚴重退化。近2年來中國耕地淨減595萬畝,其中,1977年淨減203萬畝,1998年淨減392萬畝。

據世界衛生組織對60個國家10~15年的監測發現,全球污染最嚴重的10城市,中國占8個。中國城市大氣中的總懸浮微粒和二氧化碳含量是世界上最高的,1997年全國煙塵排放量達1873萬噸,二氧化硫排放量達2346萬噸。大氣環境符合國家一級標準的城市不到1%。62%的城市大氣二氧化碳日平均濃度超過3級標準。全國酸雨面積已佔國土資源的30%,華中酸雨區酸雨頻率高達90%以上。全國因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造成的損失每年達1100多億元。大氣污染損壞人體呼吸道系統,危害心臟血管的健康,加大癌症發病率,影響人類基因,造成遺傳疾病。

中國更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少數國家之一。中共竊據政權以來,自然災害的直接損失約為25000億元(1990年價),高於發達國家的幾十倍。中國是世界上因災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主要有:洪澇災害,乾旱災害,地震災害,颱風災害,生物災害等。受災面積由50年代的16.7%上升為90年代的33%,平均每年有1/3的農作物面積受災。成災面積由50年代的平均每年1050萬公頃上升為2500萬公頃,成災率由50年代的42%上升為90年代的50%。

危機之七:食品藥品安全

許多到中國旅遊和工作的外籍人士,越來越不敢到餐廳吃飯,有時就連著名的餐飲連鎖店也出問題。肯德基、麥當勞在中國一樣不能倖免。幾年前,三鹿毒奶粉事件震驚中國,有毒食品在中國氾濫的真實情況比我們所能瞭解到的還要觸目驚心。地溝油、毒大米、果凍、紙包子、三鹿奶粉、有毒蔬菜……幾乎所有的食品都不再安全。

屢屢被曝光的食品安全問題不可避免地成為兩會關注的熱點。今年3月4日上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預備會議。衛生部部長陳竺一露面,就被記者們從代表人群中「盯」上。「解決食品安全問題要讓人民群眾有放心的感覺。」陳竺表示,在食品安全問題上,企業是第一責任人。言外之意,中共政權對食品安全不負任何責任。政府理應是確保民眾利益的堅固堤防,一個沒有了最終堤防的社會,是無法想像的。而這個無法想像的事情,恰恰發生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

食品如此,而治病救人的藥物又是怎樣呢?2012年4月15 日,央視「每週質量報告」披露,浙江省新昌縣一些企業使用含鉻的工業明膠生產藥用膠囊,這些工業明膠由河北、江西等地的明膠生產企業用皮革廢料經生石灰處理後製作而成,內含鉻、鉛等多種重金屬,其中,鉻含量超標20~40倍,最多達90多倍。鉻,是一種毒性很大的重金屬,容易進入人體細胞,對肝、腎等內臟器官和DNA造成損傷,在人體內蓄積具有緻癌性並可能誘發基因突變。所以,該縣用工業明膠生產的藥用膠囊是名副其實的「毒藥」。據記者調查,僅在新昌縣,其毒膠囊年生產規模就達1000億粒左右,這意味著,中國13億人每人每年可以「分享」77粒毒膠囊。

危機之八:火山口上的社會矛盾

溫家寶執政期間,曾經到河南省農村訪貧問苦。他誠懇的詢問現今農民兄弟最期待甚麼事情發生,一位老年人嚴肅的告訴他:「我們最希望出現一個陳勝吳廣」。這句話表達的是當今農民的心聲,說明中共統治之下,社會矛盾已經積蓄了磅礡的能量,好似即將噴發的火山。

今年兩會財政部提交的預算報告顯示,俗稱「維穩費」的公共安全開支預算近7700億元人民幣,再度高於7400億元的國防預算,這已經是連續三年,「維穩費」超過國防預算了。這是一個正常的政權嗎?反人民,這一向是中共惡黨打擊異己所扣的惡毒帽子,戴在它自己頭上卻是最合適不過的。

中共拿出比國防預算還要高的「維穩費」到底要幹甚麼?應該說,中國大陸,其實早已是烽煙四起,由於各種原因引發的惡性警民甚至軍民衝突事件此起彼伏,要維持表面的「安定團結」、「和諧社會」,必須動用警察和軍隊。而調兵遣將要花錢,它是要用這麼多錢鎮壓它統治之下的人民的!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都花不了的巨額開支,竟然是用來對付本土的平民百姓的,越積越多的民怨,已經不可能用協商的方式化解,說明中國社會需要一種真正的改變了。任何局部性的變革,任何著眼於維持中共統治地位的變革,都已經是隔靴搔癢,無關宏旨了。而目前中共偽政妄想通過危機管理,以暴制暴,只會在推遲矛盾總爆發的時間,同時產生和積累新的矛盾。

綜合各方面材料,2003年中國發生群體性事件近6萬起,2005年上升為8.7萬起,2006年已超9萬起,2008年增長到12萬起,到2010年創下28萬起記錄,2011年則是日均500起。同時,群體性事件發生規模不斷擴大,參與事件人數年均增長17%,其中百人以上群體性事件由3200起增加到8500多起。同時,升級不僅意味著事件絕對數量的增加和單起事件人數的增加,而且意味著事件已經瀰散到各個地域和領域,更意味著組織化程度的提高。

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地域已遍及省、市、縣、鄉四級行政區域。事件誘因從以往的農地徵用、城市拆遷、移民安置、企業改制、涉法涉訴、勞資糾紛等問題領域,擴散至醫患糾紛、民間借貸、環境污染、災害事故、軍轉人員安置、宗教管理和民族衝突等各種問題上。參加主體包括工人、農民、教師、學生、個體業主、宗教人士、環保人士、復轉軍人、民族分裂者乃至公務員等各階層或利益群體,甚至許多「無直接利益衝突者」也捲入其中。

更加嚴重的是,中共道德的敗壞達到常人無法想像的地步,是公然與人類普世價值相衝突和對立的。那些秉承正常人類社會價值的少數民族、信仰群體和追求公平正義的異見人士,必然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共作不屈不撓的抗爭。這些具有民族、信仰、政治訴求特色的抗爭行為,在更高的層面上要求著一個沒有共產黨集權專政的真正的具有人類正常思想的世界。

(二)中國當今最大的危機: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龐大人群

漢娜 阿倫特以極富女性感性穿透力的洞見,論述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一切極權主義政治的本性,她說:「極權主義企圖征服和統治全世界,這是一條在一切絕境中最具毀滅性的道路。它的勝利就是人類的毀滅;無論在哪裏實行統治,它都開始摧毀人的本質。」

中共的確成功的摧毀了人類的本質,在其扭曲變態的黨文化強制洗腦的教育中,多少中華兒女失去了純真的本性,變成道德敗壞,內心陰暗骯髒的行屍走肉。一位教育界人士曾經給我講述了一個夢:那是一級一級高大的階梯,階梯下面是一群天真爛漫的孩子,階梯太高,他(她)們看不見階梯上面的情況,只是心懷渴望,希望能夠被高一級的台階接納。他(她)們都翹首盼望,望著那高高的階梯。階梯上出現的是「人民教師」的形象,非常「慈祥可親」,向孩子們招手,讓他(她)們登上高高的台階。台階上發生的景象卻是驚悚異常的:當孩子們高高興興的登上台階以後,那些「人民教師」馬上變成青面獠牙的妖怪,拿著斧頭和鐮刀,把天真爛漫的孩子一個一個凶殘的殺害了。被殺死的孩子被打上斧頭鐮刀的印記後被「復活」,繼續向更高階梯攀登,上面的情景也是類似的,只不過,每上一個台階就被殺死一回,孩子那斧頭鐮刀的印記越深,模樣也一步一步從人的形象變成魔怪的樣子。這就是中共對中國人實施黨文化教育,思想改造的一個形象化說明。

因此,中共的極權主義特性,比阿倫特論述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它給中國帶來的危機,是毀滅性的。上文論述的種種危機,不足以說明中國當今問題的嚴重性。中國面臨的最大危機是:上天即將銷毀中共,清算中共所犯下的一切罪惡,而在中共統治下的民眾,在其多年的積威之下,其所謂改革與改良雖然只是加劇了他們的貧窮程度,他們依然希望中共可以放下屠刀,給自己的生活帶來改善。這些內心對中共惡黨抱有幻想的民眾,處境是最可憐的,下場也很悲哀,他們將被共產黨斷送未來的前程。形象的說,中國就像一架巨型的飛機,被一幫外來的邪惡凶殘的魔鬼劫持了,這個魔鬼就是共產黨,它是把全體中國人民當成人質,對全世界善良的民族進行訛詐與要挾,進而達到它統治全世界,綁架整個人類的邪惡目的。

作為劫匪的共產黨,和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不一樣,古代皇帝把君主與百姓的關係解釋成舟與水的關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以,歷朝歷代不乏愛民敬民的皇帝,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是對立的,船是否安穩,依賴於水的平和安穩。劫匪與人質的關係在根本上是利益衝突的,完全對立的。如果這種對立表現的很明顯,對於劫匪來說,就是大大的不妙了。它們數目太少,力量微薄,不足以駕馭整個形勢。他們要達到劫持飛機的目的,一方面,會雷厲風行的殺死在劫持之初敢於反抗的人質,就像共匪在執政伊始,大開殺戒,搞甚麼「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把所謂的「反革命」斬盡殺絕;打擊「右派」,殘酷迫害民主黨派,並且利用所謂「思想改造」,扭曲他們的世界觀。另一方面,它們必須爭取人質的配合與服從,安撫籠絡人質。劫匪就會使用欺騙撒謊的伎倆,目的是讓那些驚魂未定的人質相信,劫匪不是劫匪,而是拯救他們的大救星,大恩人。他們就宣傳說,那些被殺害的人是多麼的十惡不赦,罪有應得;以前這飛機的駕駛成員如何居心叵測,如何搾取乘客的錢財,如何在外敵入侵時綏靖偷安,是它們拚死奮戰趕走了外來入侵者。中國以農為本,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共黨承諾分田分地,甚麼「耕者有其田」,彷彿真的給民眾帶來了幸福生活。共匪頭目毛澤東是最善於此道的,在撒謊的宣傳上得心應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人質對劫匪的這種認同有深刻的心理學基礎。為了保全自己,人質在確定無法逃脫、無法倖免的情況下,會轉向與劫匪合作,甚至對匪徒產生一種依賴。這就是著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對中共的暴行,如今揭露出來的越來越多,雖然並不全面,卻已經極端令人震驚,令人髮指。為甚麼許多中國大陸的民眾會拒絕接受呢?

人質對劫匪的依賴程度越高,劫匪的暴行越將升級,人質對劫匪的依賴心理,為劫匪的暴行奠定了理論的合法性基礎。人質越是沉默和自保,劫匪越是地位穩固,施暴越是「合情合理」。的確,中國人在中共統治這幾十年中形成了一種天塌下來大家一起死,只要事情沒降臨到我的頭上,不要瞎管閒事的旁觀看戲的心態。阿倫特分析的恐怖暴政就是這樣開始的:「我們經常觀察到,恐怖只有對那些相互隔離孤立的人才能實施絕對統治,所以,一切專政政府主要關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這種孤立。孤立會成為恐怖的開端; 它當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總是恐怖的結果。這種孤立本身就是極權主義的前兆;它的標誌是無能,在這個範圍內,力量總是來自於人的共同行動,即「一致行 動」(acting in concert)(伯克語);根據定義,孤立的人是無力的。」當每個人對他人的生死麻木不仁,見死不救的時候,就是邪惡政權最容易得逞的時候。孤立的個人不可能形成一致的力量,必須以一個一個的個人的形式去面對規模龐大的專制機器,所以必須完全無條件服從和依賴,在內心自覺的放棄對自由和暴政反抗的權利,彷彿只有這樣做,才有生存的機會,這樣的社會真的就是邪惡一手遮天了。共產黨最怕的就是民眾的團結,害怕人群的聚集,連一些家庭聚會也在它嚴密的監控之下,對民眾的維權行動反應最為敏感,對民間自發的組織和結社不遺餘力的打擊,目的就是把中國人分化成「一盤散沙」。「孤立(isolation)和無能(impotence), 亦即根本沒有行動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點。人與人的政治接觸在專制政府之下被切斷了,人類的行動能力和力量落空了。」

中共幾十年的統治,成功的造就了這樣一批在心靈上各自孤立的麻木人群,他們不會向他人敞開心扉,人人生活在虛假的面具之下,只管個人利益,不顧他人生死。甚至認賊作父,明知中共血債纍纍,為了滿足個人膨脹的那點慾望,助紂為虐,視他認為敵人,變成了中共社會的既得利益人群,加劇加深了民眾的苦難。這是如何形成的呢?李世雄先生說:「歷史早已證明,一個已經成功的恐怖主義非但沒有人去譴責、反而會受到倖存者的喝采與謳歌。開始的喝采自然是由於恐懼,可漸漸的人類求生的本能便佔了上風,於是屈服了。一些識時務者,就是中國文化中所推崇的俊傑,為了逃避對自己的恐怖,就主動地參入了對別人的恐怖,『俊傑』一多,恐怖主義就成了『氣候』,壯大起來了,繼而產生了恐怖的理論依據、恐怖的國家及其法律制度,以至恐怖的文化。正如《不列顛百科全書》在『恐怖主義』一欄裡所闡釋的:『恐怖主義』是對各國政府、公眾或個人使用令人莫測的暴力、訛詐或威脅,以達到某種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

「假如在極權主義的最後階段真的出現了絕對的惡(說它絕對,是因為從人類可理解的動機來看無法再惡化了),那麼如果沒有它,我們就不可能懂得「惡」的真正的、徹底的本質是甚麼,這也是真的。」中共就是這種絕對的惡的集中體現。目前,它為了鎮壓法輪功,把邪惡推到了一個登峰造極的地步,每年攀升的「維穩費」,大部份用於對法輪功的鎮壓,它把鎮壓法輪功真的當成戰爭來打了。歷史上的那些暴君諸如夏桀,殷紂,秦始皇,自然是小巫見大巫了,連希特勒、斯大林這些現代魔頭也都望塵莫及。

劫匪綁架了人質,如果人質積極想方設法與外界取得聯繫,爭取被營救的機會,劫匪的下場不言而喻,一定被正義所殲滅。可人質如果與劫匪結成聯盟,並與劫匪利益相同,生死與共,那我們的營救方案如何實施呢?我們只能在思想上開導人質,讓他們認清劫匪的本質,主動脫離劫匪的精神控制,事情才會有根本的轉機。

法輪功學員做的,就是這樣一種工作。他(她)們本著大善大忍的態度,和平抗爭、揭露中共血債纍纍的罪惡,呼籲世人三退保平安的無私無畏精神,特別是活摘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的彌天大罪的曝光,正在全面迅速解體著中共,贏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敬重和支持。在中國大陸和世界各地,這些信奉「真善忍」的人們,傳播真相資料,揭露中共,目的就是在中共被解體清算的時候,那些無辜的人質,認清中共邪惡本質之後,徹底擺脫中共的精神控制,不當中共惡黨的陪葬品,化解中國目前最大的危機和危險。

(三)救度我們的力量:神已歸來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堅信:「無論個人還是集體,只有宗教才能改變人類的心靈,使其克服人類本性機能中的自我。」「人類的力量越大,就越需要宗教。就科學的應用而言,如其不受宗教的啟迪和善導,科學就會被用於滿足慾望。這樣的話,科學就會極有成效地為慾望服務,因而必然導致毀滅的結果。」

說到宗教,我們立即會想到一種信仰體系。當西哲尼采宣佈「上帝死了」的時候,維繫歐洲人的信仰就早已經鬆弛了。到了二十世紀,海德格爾悲涼的指出「我們這個時代的特性就是棄神」,在回答西德《明鏡週刊》的問題時說:「只有一個上帝能救度我們」。隨著科學技術力量的壯大,人類越來越狂妄自大起來。西方世界雖然信仰已經頹敗,但是一種表面的文明還在維持人的基本道德,信奉世俗化的普世價值,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更是通過上百年的實踐,深入人心。而對理論的探討也構成了一種獨立的知識體系,允許不同的思想觀念、信仰體系相互碰撞甚至衝突,在自由討論的環境下各自發展不同的理論體系或思想流派。所以,消解科學獨尊獨大的力量一直在制衡科學反人性、非人性的一面。只是隨著西方惡靈——共產主義在中國成功竊取政治權力之後,中共也把西方科技文明中那些非人性、反人類的因素發展到一種極端和極致的程度。由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過濾,中共選擇了最不利於中華民族的發展道路。可以說,共產黨的出現在中國以致全世界,都是空前絕後的災難,它帶著顛覆一切固有價值觀、世界觀,顛覆所有現行社會制度的目的出現,也就是要「改造世界」。匪首毛澤東則是要顛倒乾坤,來一個「天地翻覆」,把一個好端端的中華大地,弄成一片鬼魅狂舞的人間地獄。能夠消解以致解除這種災難的只有一種真正的對神的信仰體系才能勝任。

人們也許懷疑,對神的信仰就能拯救這個紛亂的世界嗎?世界上最古老的問題就是:「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我是誰?」這個問題一旦在一個人心裏形成,就是一種莫大的機緣。人是神創造的,我們有良知,有善念,看到別人受苦我們會落淚,看到別人陷入困境我們會主動施援,那是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我們身上有神性的一面,有佛性的一面,有道心的根源。只是中共多年的無神論灌輸,黨文化洗腦,把我們和神佛溝通的道路堵塞了,人們的神性和佛性被塵土遮蓋,那些古老的格言像「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等等無法再對人有約束力。當今時代人類文化的特點的確是在疏遠神,拋棄神。這也是中共邪黨能夠在此時此刻逞凶於一時的社會文化基礎。沒有這種瀆神的文化基礎,邪黨的任何詭計會被立即揭穿。人類有共產黨這一大劫,也是自己道德的敗壞造成的。所以,中國人以致全體人類,要從共產黨製造的毀滅計劃中得到救贖,必須聽從來自拯救者的聲音,把內心的善念激發出來。我們自身的神性、佛性一旦顯露,將如同破曉的萬道霞光,驅散共產邪靈的黑夜,結束共產黨帶給人類一個世紀的噩夢。

我們從《神韻》的演出中,確切的聽到這種聲音了!許多觀眾看完《神韻》之後,驚喜莫名,喜極而泣,從內心深處生出一種大歡喜,大喜樂,彷彿是人生走了這麼久的路,就是要找到這個聲音,這就是人們期待已久的福音!有人激動的說:「不錯,神已經到來!」

看來,人類想像的末日不會出現,歷史上所有的預言也將落空,唯獨對邪惡的審判,不會改變,依然會如期而至。那將是共產邪惡的末日,是受難者和堅信神佛的純潔者的新生!共產黨製造的巨大罪惡,使它不可能得到神佛的寬容,它不可能再被容於天地之中,它將在人類的新紀元到來之前,被徹底銷毀。這是真正的歷史大戲的結局!

是啊,我們中國人,這個以勤勞和智慧著稱的民族,難道真的甘心追隨邪惡共產主義的滅亡而萬劫不復嗎?擺在我們眼前的選擇是簡單明瞭的。如同擺在《哈姆雷特》丹麥王子面前的問題一樣:「活著還是死去,這是一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找到自己答案。我們一定多次遇到找出答案的機緣,也許,在喧囂的鬧市中,有陌生人善意的遞給你一份傳單,一張光碟,一本小冊子,你不要拒絕,那裏可能有你得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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