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泰：昔日「紅小鬼」與今日「娃娃兵」

【大紀元2017年06月05日訊】江西人把小孩子稱之為「小鬼」，如同蘇南地區的「小人」，湘西的「伢子」，四川的「娃兒」，意思都是一樣的。中央蘇區在江西，「紅小鬼」就是從那裡叫出來的。「紅小鬼」就是「娃娃兵」，說白了就是未成年的「童兵」。

我們知道，「童工」是非法的，不人道的，那麼「童兵」、娃娃兵人道嗎？在共產黨的話語體系裡，「紅小鬼」這個詞一出來就帶有黨賦予的光環，是一個天經地義的光榮稱號，所以人們可能從來沒有想過利用未成年的小孩子參軍打戰是不是有悖人性的問題。

在早期的影視作品裡，紅小鬼、娃娃兵是很重要的元素，比如《紅孩子》，《閃閃紅星》，《小兵張嘎》等等，表現的都是英勇機智的兒童團，與敵人周旋的小小地下交通員，甚至扛起槍與敵人戰鬥的小英雄，等等。可是呢，這些年人們不再那麼提及紅小鬼的事情了。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改革開放後發現了國際上對「娃娃兵」的看法跟黨原來想的不一樣。如同利用童工一樣，人家認為「娃娃兵」是不人道的，甚至比童工還糟糕。

我們看看今天的社會上誰還在用「娃娃兵」就知道這個厲害關係了。「基地組織軟硬兼施，打造恐怖娃娃兵」，「基地組織搞恐怖，從娃娃抓起」，「極端組織大力培訓娃娃兵 ，兒童將成為下一代恐怖分子」，「伊斯蘭國最新娃娃兵登場」，「太恐怖！IS組織10歲娃娃兵面帶微笑開槍處決囚犯」，「全球正經歷『娃娃恐怖』時代」等等。這下明白了，娃娃兵都是與恐怖分子有關的。

娃娃兵出現的原因，有三個：一是兵源不足，只好放寬條件，把孩子也招進來；二是天真爛漫的孩子不容易引起對方的懷疑，搞敵情偵察、人肉炸彈比大人有優勢；三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小孩子是一張白紙，灌輸仇恨，許諾未來，最容易被宣傳蠱惑洗腦，而成為最堅定分子。2014年11月22日，在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公布的視頻中，「娃娃兵」手持AK47、熟練射擊的畫面震驚了整個世界。

也許把昔日的革命「紅小鬼」與今天的恐怖「娃娃兵」相提並論，有人覺得感情上過不去。但是，二者背後的原因和動機真的是很相似的。

國民政府連續四次剿匪之後，蘇區紅軍兵員嚴重不足，國民政府軍的第五次圍剿迫在眉睫。這時，紅軍總部發出號召，「須要更快地完成擴大一百萬鐵的紅軍的任務……」。紅軍武器裝備比國軍落後很多，很多士兵連槍都沒有，徵兵時要求自帶家裡的梭鏢，很多農民家裡連梭鏢（種田要梭鏢幹嘛）也沒有。招這麼多人有什麼用呢？不是說沒有槍就不打仗了，其實，中共這麼做的動機就是想要用人力來彌補武器的不足。

換句話說，就是把人當作武器，用人多來壓倒對方。像不像今天的「人肉炸彈」呢？當然，要在短時間內招募到「一百萬鐵的紅軍」，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目標。不過，這是有關蘇區或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存亡的大事，中共是把徵兵當作最重要的政治任務來貫徹的。

紅軍徵兵，有一個專門術語，叫「擴紅運動」，就是擴大紅軍。擴紅運動開始後，中共頒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其中一個《中央執委會關於擴大紅軍問題訓令》明確提出，實行義務兵役制，並決定讓18至40歲的工農群眾全體加入赤衛隊。

不過，18歲以下的，紅軍也沒有放過。這就是「少共國際師」的來歷。1933年8月5日，紅軍組建了一個少共國際師，均由少年組成，約一萬餘人，最小的僅14歲。由於前線吃緊，這些未成年的孩子也跟大人一樣直接參戰，少共國際師成了一個實戰部隊。一來沒有作戰經驗，畢竟是小孩嘛，二來武器也不夠，這個師大多數孩子都死在戰場上，很慘，最後部隊番號在遵義會議後不得不被取消，剩下的「紅小鬼」併入了紅一軍團。

除了少共國際師，還有一個「兒童軍」，就是徐海東指揮的紅二十五軍。《解放軍報》曾有篇報導，題為「長征中的『兒童軍』：幾乎沒有18歲以上戰士」，說的就是紅二十五軍，年齡在13歲到18歲之間，十二三歲的 「娃娃兵」 就有數百名之多，還有少數八九歲的小不點兒。這些孩子們跟著大人爬雪山，過草地，活下來的就算是命大了。

人們不久納悶，哪個農民願意把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送去當兵呢？

大陸有一部拍於60年代的四川方言電影《抓壯丁》，說的是抗戰時期，一個地方保長，一個地主老財和一家佃農圍繞國民黨徵兵的諷刺劇，當然是把國民黨徵兵演成了欺壓百姓，勾心鬥角，乘機斂財的鬧劇。不管怎麼樣，國民黨徵兵的物件是壯丁，沒有說把小孩子都一併抓走。按照國民政府《徵兵法令》，原則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獨子不徵」。就算有地方強徵，一般來說，只要躲過去也就沒什麼大事了。

共產黨徵兵就不同了，特別會搞宣傳，搞運動，搞鬥爭，掐飯碗，搞得你不參軍都不行。「父送子、妻送郎」，「父子、夫妻、兄弟齊參軍」，甚至「一家農民，兄弟8人全部參加紅軍。」看起來參加紅軍的場面真是踴躍熱烈。在這熱鬧的背後，還有著被隱瞞的歷史真實。

有個曾是「紅小鬼」的老紅軍回憶說，當時蘇區傳唱的歌謠是這麼說的，「當兵就要當紅軍，退伍下來不愁貧，會做工的有工做，會耕田的有田耕。」人們窮啊，不少人就在這種鼓動下參加了紅軍。我們回頭看，後來的公有化，農民哪裡有田耕？為紅軍貢獻最大的那些老區，幾十年來還是最窮的地方，很可憐。

你要是不聽信歌謠的鼓動，不讓兒子去參軍，共產黨有別的辦法對付你。通常組織會派來四五個人，帶著本子，來你家裡做思想政治工作。你要是還想不通，很快你就會被當作「落後分子」孤立起來，受到不一樣的眼光。那些沒有子女參加紅軍的家庭，在當地都很難立足，很難生存，因為各種宣傳會把你和你的家庭淹死，這招比國軍狠得多，搞得你不入伍都不行。

還不光是從思想上來做工作，「擴紅」還與「查田運動」相結合。沒有田地，自然就沒有了生活來源，從經濟上掐斷你，逼人就範。從飯碗上入手，這一招也是狠招。多少民國時期的錚錚鐵骨，在文革中被迫低頭，就是因為共產黨掐住他們的飯碗。

有道是「好男不當兵」。所以「擴紅」遇到的阻力也不小。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說，她在於都縣搞擴紅時，毛澤東直接領導她。毛給她的批語是「誰反對擴紅的就殺」。不配合，就當作反革命，反革命就只有死路一條。

「擴紅」中最讓中共頭大的就是嚴重的逃兵現象。據史料記載，新泉縣一個團，逃兵就達600人。永豐、公略、勝利、博生四縣共動員赤少隊2,700餘人開赴前線，結果9天之內大半開了小差，有的甚至在半途上就跑掉了，並且團、營政委帶頭逃跑。一軍團補充區域集中到區的是1,663人，但送到補充師的就只有728人，路上跑了935人。

不僅抓到的壯丁逃跑，蘇區百姓也大量逃亡。老紅軍李一氓回憶道：「四十歲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陸續地跑出蘇區，到國民黨區投靠親友。有時搞到一點什麼東西，也偷著回來一兩次接濟家裡。他們在家裡實在是難以活下去。……這種逃跑現象各縣都有，特別是那些偏僻的山區裡面，跑起來人不知鬼不覺。」沒能逃亡的民眾紛紛以裝病、自殘逃避兵役，甚至自殺抗爭。有的農民被逼得自殘甚至投河自盡，有的青年女子怕當軍屬主動嫁老頭子。

怎麼辦呢？於是擴紅運動就開始採用鬥爭和強制手段。比如，到群眾家去宣傳當紅軍，如發現家裡動員物件不在家時，就認為是逃跑了，就當作是「反革命」，家屬就成了反革命家屬，就把家屬也給抓了起來。還有些地方擴大紅軍的辦法，是召集群眾大會，人來了把前後門一關，開會動員後讓群眾「報名」，不肯報名的人，便不准他離開會場。甚至有的地方不去當紅軍的就封他的房子。

在宣傳和高壓政策下，「擴紅」取得了進展。興國縣是被毛澤東讚譽創造了「第一等工作」的「模範縣」，在80%的青壯年都已參加紅軍的情況下，一個月內還繼續「擴紅」5,000餘人。整個興國縣23萬人中，有8萬人參加了紅軍。興國那裡抽得就根本沒有什麼壯丁了。

中共搞「百萬擴紅」，完不成目標，娃娃也就成了招募的物件。當然，「紅小鬼」也不是白吃飯，他們從事通訊員、勤務員、號手、偵察員、無線電報務員、挑水員、宣傳員、演員、馬夫、護士、秘書甚至教員等工作。也有的參軍不久就拿起槍上戰場。別小看娃娃兵，用他們去從事送信、傳送指令、偵察敵情，很管用，因為敵方不太會注意這些小孩子。西安事變前，延安就派出了很多娃娃兵去城裡探聽情況。中共在主觀上對使用娃娃兵也有意願，中共的宣傳教育很厲害，這些孩子們在黨的封閉式教育下，很容易變得對革命很嚮往，對「反對派」很仇恨，成為未來的堅定分子。這也就是所謂的「從娃娃抓起」。

「紅小鬼」在長征路上零零散散也進來了不少。有個故事說，一個小孩的父母被紅軍打土豪時打死了，成了一名孤兒，哭哭啼啼的很是可憐，就被一個紅軍幹部帶上路，成了「紅小鬼」。後來在攻打太原時，該「紅小鬼」陣亡了。

紅小鬼的犧牲是巨大的，甚至超過成年人。有個「小號手捨身炸暗堡 助紅軍突圍」的報導，說的就是在閩西蘇區鍋蒙山的一次戰鬥中，關鍵時刻，一名紅軍小號手，衝了出來，拿著手榴彈去炸暗堡，小號手自然也沒命了。

這裡我們無意去貶低「紅小鬼」，他們也是「犧牲品」，命大活下來的有一些還成了大人物，包括前總書記胡耀邦。我們只是從「紅小鬼」「娃娃兵」現象，來一窺共產黨對未成年孩子的非人道的利用。

「紅小鬼」現象，第一，反映了共產黨一向不重生命的本質，隨便讓小孩子去當炮灰，這是國際社會不能認可的，也是現在恐怖組織在效仿的；第二，反映了共產黨利用小孩進行仇恨灌輸，培養「接班人」的做法很不道德。對所謂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的聲討，對「舊社會」的控訴，文革中對孔子的批判，本世紀對法輪功的污蔑抹黑，都寫進了小學課本，給未成年的孩子們按黨的意志進行洗腦。這些與當年的「紅小鬼」模式是一脈相承的。#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