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周策群:毛主義築起的三座罪惡大山之一

反右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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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06月02日訊】從1949年10月登基、至1976年9月死去,毛直接統治中國的27年間,其罪惡可謂罄竹難書,如果按其手段之卑劣,緻死人數之眾,後果之慘痛而論,當分別以其1957年發動的整風——反右運動、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1966年開始至1976年毛壽終正寢為止的「文化大革命」為最,為代表。這三大運動可謂集毛主義罪惡大成之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一座比一座更「大」、更「高」,但是又各有千秋;就總體而論,可謂集古今中外暴君和極權政治之大成的巔峰之作。

故此,在論述毛的「運動治國」時,對這三大運動有必要單列。但有關這三大運動也是迄今為止已經見諸文字被揭露、批判得較多的,所以,只能擇其要者表達筆者的一已之見。其中一些具體典型的事例,置於附錄中供參閱。

整風、反右派運動的遠因和近因

如果單以背信棄義、出爾反爾、厚顔無恥而論,毛親自發動、一手製造的1957年的「整風—反右」運動應屬登峰造極之作。後來有很多作者以毛自我蠻橫無恥的辯解:「陽謀」作為此一事件的概括或標題,是很恰當的;也有一些作者冠之以「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來概括這場運動,從某方面來說也非常貼切。但是,筆者以為這些描述仍未能完全破解其中 「隱秘」,包括未能揭露毛發動這一運動的深層動機、目的。因為,不管「陽謀」也好,「文字獄」也好,都還只是現象,而在此背後隱藏的動機、目的,才是問題的的本質所在。

一、遠因: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是毛實現其人生目標的第二大敵人和障礙

對於1957年毛澤東發動的整風、反右派運動,筆者以為不能停留在就事論事批判毛的言而無信、出爾反爾上,也不能僅從1956年波匈事件的國際背景來分析、判定,這些因素當然是重要的,但只是近因,是引發事件的導火線;深藏在毛心底的陰謀,則是更早的對知識分子、對民主黨派的仇恨和必欲打擊、剷除而後快計劃、打算。

凡是對毛稍有研究的人都會同意,毛對知識分子懷有深刻成見和刻骨的仇恨,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仇恨愈益強烈。一般人都認為這可能源起於毛在青年時代在北大圖書館「打工」時遭遇到當時的文化名人們的冷遇所埋下的種子,這個仇恨的種子隨著毛的發跡而生長、壯大,最後變成橫掃、毀滅一切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的雷霆颶風,毛的發自內心的「對資產階級教授的知識,當以狗屁視之!」的名言,就充分反映和印證了毛的這一變態、瘋狂心理。

從毛的睚眥必報的本性和其又善於隱忍不發的狡詐權謀來看,上述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卻還不夠。因為,從中外歷史看,草莽出身而終成大業,登上帝王之位者,在其未發跡前受到社會上層名流、名人的輕蔑者很多,這些人發跡後有的是採取殘酷、簡單的報復辦法,黃巢、李闖、張獻忠以及那個說:「此輩清流,當投之濁流」的都屬於這一類;另一類人比這些人高明,他們既要報復,但更要利用之,他們懂得「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這其中最傑出的代表是劉邦。識字不多、出身二流子、混跡市井的劉邦早年對知識分子也是極為仇視蔑視的,當著知識分子以儒冠為溺器就是這種心態的典型發洩。但是,在後來特別是他當了皇帝以後,對士人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這種轉變除了如孫叔通為他制定朝儀,使其嘗到九五之尊的樂趣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治理國家主要靠「文治」,靠文治,就是要靠知識分子。「漢家四百年天下」,主要也是靠的以儒家學說為主的強大精神凝聚力,而不是單純依靠武力。

劉邦是毛澤東崇拜的人物之一,在毛氏批註的二十四史帝王傳記中,漢高祖這位平民底層出身、首次靠農民起義奪得皇位的皇帝得到毛的特別推崇,說他他是高明的政治家,後來的漢武、光武帝較這位乃祖都「差之遠矣」。由此可見毛是欣賞劉邦這種對知識分子能伸能屈,不計前嫌的權謀和風格的。毛自己有時也有意表現一下「禮賢下士」的風度,在其建國初期,毛就經常邀請他的一些舊友、文人和國民黨投奔過來的高級官僚如張治中、章士釗、柳亞子、梁漱溟等到中南海自己的家中聚談、敘舊,還專門招待過他就讀的湖南一師昔年的一位校長、一位老師。可見,簡單認為毛對知識分子的敵視只是發洩他當年在北大時受到輕蔑的仇恨,是不夠的。(毛掌權不久就開展了一場對胡適的大批判,算是報了當年在北大被胡適輕蔑的「一箭之仇」。)何況,從四十年代在延安時代起,毛已招徠大批知識分子為其服務,這些知識分子在毛的軟、硬兩手的打壓、改造下,全都成了他的馴服工具,為他的事業特別是對他的個人崇拜立下了汗馬功勞。建國後,相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包括當年曾與他共平起平坐的民主黨派的頭頭,都聚集到毛的麾下,甘願效犬馬之勞。當此時,毛一呼百諾,「萬歲」之聲日盈於耳,毛之志得意滿已近「此世即我世,如月滿無缺」了,他還有什麼必要為當年在北大圖書館時那一點點不愉快的往事而鬱鬱不樂、斤斤計較呢!

所以,合理的結論是:早年遭到知識分子的冷遇只是後來毛對知識分子的仇視、偏見的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什麼呢?其實很簡單,那就是毛的造反——「革命」 的目標與知識分子的人文、政治理念具有不可兼容性,甚至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才是毛與中國知識分子(這裡是指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不是如陳伯達、胡喬木、以及張春橋、姚文元之流己徹底赤化的幫兇爪牙)水火不容的真正原因。

說到這裡,就不能不追溯到毛參加共產黨和從事「共產主義革命」的真正個人目的了。這是一個本來很簡單眀確,卻被毛共當局有意掩蓋、攪混了的問題,但只有正確認識了這一點,對毛及毛執政期間的一切問題的研究才能「正本清源」,一切混沌的現象才能迎刃而解。

簡單地說,毛「參加革命」的動機與其他共產黨人、包括黨的創始者和曆屆領導人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以及此後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等都是不一樣的,上述這些人或者誤以為「馬克思列甯主義」可以救中國,或者堅信走蘇聯之路可以富國強兵使中華中興,他們也想在此過程中建功立業,名垂青史。但卻絕對沒有想再當皇帝、或者當變相皇帝的妄想。這些人(陳獨秀除外)都在莫斯科受過蘇俄的嚴格、正規訓練,他們接受的教育就是充當蘇聯「國際共運」的馬前卒的角色,在蘇共的指導和幫助下奪取國家政權,建立蘇聯的衛星國或附屬國。當然,在中共建黨之後到毛掌權之前這段時間,由於中共的力量尚且弱小,只能靠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所以黨的利益被絕對置於個人利益之上。那時黨的領袖們雖然也在爭權奪利,但一旦發現自己的能力無法勝任黨的任務時,也就無怨無悔地從領導崗位退下來。這些人所設想的「革命成功」後的國家,也是一個共產黨集體領導、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他們還沒有想到將來要建立一個獨立於蘇俄之外的帝國,更沒有想到由自己去當這個未來帝國沒有皇冠的「皇帝」。

但是,毛澤東是唯一的例外。現在可以清楚看出,毛在青少年時代就有了倣傚歷史上帝王們成就大業的朦朧理想,少年時的「詠蛙詩」 中的「春來我若不開口,哪個蟲兒敢出聲」 已初露「崢嶸」,剛進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就對《世界英雄豪傑傳》痴迷,後來,在與蕭瑜等人的交往、言談中,逐漸明晰了自己要當「破環舊宇宙」、掃蕩舊世界的「大英雄」, 並且初步確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具體路子,就是「倣傚列甯、以俄為師」,當中國的列甯。可見,在正式加入共產黨之前,毛就已經有了勃勃的個人野心。

加入中共後,毛為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初始時隱忍不發,後來則無處不表現他不擇手段的「爭權、擴權、奪權」 本性。遵義會議後,被扶上「一把手」位置的張聞天並沒有想當共產黨帝國「皇帝」的妄想,掌握最高軍權的周恩來也沒有這種野心,他們是典型的「為共產黨集體利益」而奮鬥的「一心為公」的共產黨員。後來的王明有當「領袖」的野心,但未脫蘇聯訓練的走卒和書生氣,一切以蘇聯的馬首是瞻,也缺乏政治鬥爭的權謀和狠勁。所以這些人都在與毛的明爭暗鬥敗下陣來了。

毛在遵義會議之後已經確立了逐步奪取中共領導權、伺機奪取全國政權,並進而將共產黨建立的國家逐步轉變為毛氏王朝的遠大目標。這一遠大理想的流露就是他在1936年2月間由陝北東渡黃河去山西「東征」期間所寫的詞:《沁園春·雪》,詞中毛掩飾不住自己的壯志豪情,抒發被長久壓抑的勃勃野心:「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其要超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為今日中國之獨裁者的野心,昭然若揭。

以文學形式表達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是歷來人們的慣例和慣伎,毛採取這種方式一是情不自禁,是真正「言志」。此時他認為自已經具備了一定實力,成了中共實際上的頭頭,早年的帝王夢己不是遙不可及了,所以此時不得不「發」; 二是以這種方式可以少擔被指責的風險,吟詩作詞嘛,誰能當真?如有人指其詞中表現的帝皇野心,他完全可以不認賬、不予理睬。毛寫了此詞之後,(現在有此詞為胡喬木所作之說,不過既然毛「冒領」, 也就說明詞中思想正合毛之已意,所以我們仍然可認定此詞為毛之思想表達),也未立即發表,可能也是考慮其時機不太適合。因當時剛剛經過「長征」,流落陝北,立足尚未穩,正處在東突西竄、隨時有可能被消滅的危險之中,若此時向外界宣佈什麼「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難免引起別人譏諷訕笑,徒增羞辱而已。所以毛將其沉埋箱底,過了差不多10年,1945年9月,毛去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談之際,才將其公開發表。因為此時,毛已成為佔據一億多人口、擁兵百萬、雄據一方的梟雄了。毛認為詞中所想已不是可望不可及了。所以,此時將這首《沁園春》發表便不會是徒增人笑柄的妄言誕語,而是實實在在的實力和理想的表達了。由此可見,毛是很認真對待這首詞的,因為這是他的真情表露,實是他個人的政治宣言。

果然,此詞一出,就在山城重慶引起議論紛紛,擁毛者為之肉麻稱頌,反觀者則指其帝皇之想溢於言表。但它終究只是一首詞,不可能據此作為毛和毛共未來政治走向之判定。所以各界人士、特別是那些尚徘徊在國共之間的「第三方面」的人士並未將其作為毛未來之政治宣言認真對待。一些頭腦冬烘之輩反以為毛作為共產黨頭頭也會吟風弄雪,有傳統文人雅士之思而倍感親切,與毛的距離反而一下子拉近了。

這些人確實大大低估毛了!幾年之後,毛真正奪得了江山,坐上了龍椅。在建國後第一個「五一勞動節」官方發佈的呼喊口號時,毛特地親自加上一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自己給自己喊「萬歲」, 可能毛是古今中外第一人了。原因是這「萬歲」 乃中國人對皇帝的專用稱呼,毛借此提醒人們別忘記了他當年的宣示,把他只當作一般的國家領導人看待。接著他在鎮反、肅反等運動中大肆屠殺各類階級敵人,一些民主黨派黨人士包括國民黨投降過來的舊臣試圖對此加以勸阻,甚至暗示其不應重蹈秦始皇覆轍。毛就理直氣壯地反唇相譏: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本人就是秦始皇!可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而我們超過他一百倍!你們總是說得不夠,要我們來補充……哈哈!你看,這不是一副活脫脫的自鳴得意的超級秦始皇形象嗎?那又有什麼奇怪呢,十幾年前,我毛某人不就(公開) 宣示過「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了嗎?我就是要做超級秦始皇!難道你們不知道?難道沒有讀過鄙人的大作《沁園春》?哈哈!……

於是,毛乾脆明確告訴他的臣民:他毛澤東就是「秦始皇+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說,他是當今披上馬克思主義外衣、吸取了馬克思主義元素(如公有制、階級鬥爭、共產主義)的「秦始皇」。人們很清楚,這個秦始皇與馬克思結合,比起單純的秦始皇或單純的馬克思主義厲害得多了。誰還敢對他說三道四呢。

1956年以後,毛與劉少奇分歧日甚,1959年召開全國二屆人大前夕,毛氣憤地當著劉少奇的面說要把「皇位」讓給劉少奇,他說「你厲害,我把這個位置讓給你,你來當秦始皇。」可見,他對自己的角色和身份是很清楚、很自覺的。

既然自我確立了「皇帝」 身份,就不能不考慮「傳位」 的問題。可是,「太子」毛岸英的意外死去使其皇位後繼無人成了他揮之不去的噩夢,他只好暫時以選「接班人」的方式胡弄黨內和民眾。但「接班人」 一個個被他自己幹掉,於是人們終於才得知他的「聖意」 是要從毛氏宗親中「傳位」。 但這工作比較難做,他先是準備叫「皇后」江青繼位,遇到太大阻力。最後決定由侄子毛遠新繼承大統。只是可惜這 「皇儲」 立得太晚,未及正式傳位自已就撒手歸西了。

這就是毛的極終人生理想。關於這些,後面還會論及,此處不多述了。

講了這許多說明什麼呢?說明毛與所有其他中共領導人不同,他從進入共產黨那一天起,就已明確將自己定位於當代農民起義領袖,他的目標就是現代型的劉邦、朱元璋,他打出馬克思主義的招牌,目的只是吸收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對其造反奪權和鞏固政權有用的元素,他最後建成的卻必須是毛氏王朝,毛氏帝國。他要成為這一帝國的開創者,並且像秦始皇那樣,二世、三世傳下去……

毛認為他這個遠大理想是能夠實現的,但是要戰勝兩類敵人、推倒兩大障礙;第一類敵人就是當時處於統治地位的國民黨和蔣介石,這是要靠武裝鬥爭才能實現的任務。

這個任務終因各種主客觀因素,在1949年完成了,也就是說,這第一大障礙基本掃除了。

第二大類敵人和障礙是什麼呢?並不是毛公開宣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障礙資產階級,或者私有制,這些其實都不在話下不成其為障礙;真正的敵人和障礙他不好明說,只能以另一種方式 表白。在1945年5月延安中共七大規劃未來的政治藍圖時,他就以口頭政治報告的形式告誡他的同僚和下屬:我們戰勝蔣介石,革命成功之後,主要鬥爭對象就是民主黨派。

在那個報吿中他說:「自由資產階級也同我們爭領導權,不要以為自由資產階級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產黨差不多。自由資產階級也有它獨立的意見,有它獨立的政治團體,現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裡有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但主要是自由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有更大的動搖性,但自由資產階級現在要民主,他們要他們想要的民主」。因此,在目前階段,在與共產黨共同聲討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要求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時,他們是「同盟軍」 ,但一旦共同的敵人國民黨被打倒了,這種同盟關係就結束了,轉而與共產黨變成一種互相鬥爭、打倒和消滅的關係。

到了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一份叫做《關於必須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劃的指示》中則明確指出:「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把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在蔣介石被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

(以上參見《炎黃春秋》2008年第7期第29—30頁李銳的署名文章)

毛澤東為什麼要針對當年他的忠實同盟者的民盟(筆者按:中國後來的八個民主黨派主要是由民主同盟分裂、演變而來,因此「民盟」可作為中國民主黨派的代稱)制訂如此毒辣的計劃呢?這其實是由毛自己的長遠目標所決定的。

毛是頗有深謀遠慮的權謀家,這方面是中共黨內所有人不能企及的。在一般人、包括中共其他領導人看來,戰勝國民黨並建立共產黨的國家政權以後,面臨的最重大的任務自然是經濟建設,包括對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便將來轉而建設社會主義。所以,他們汲汲忙碌的便這些事,劉少奇、周恩來便是這類務實政客的代表。

可是毛卻不然。他認定,對他的事業真正最大敵人和威脅就是前面講過的民主黨派和他們的天然同盟者和基礎知識分子。毛認定,只有這些人才是構成對共產黨一黨專政和極權統治的最大威脅;毫無疑義,這更是對毛實現他那暫時隱忍不發的人生終極目標的最大障礙和威脅。

前面已經說過,毛的個人最終目標就是要做今日中國的帝王、當代的秦始皇。從他實現這一極終目標的進程來看,在他己經取得黨內領袖地位之後大概還有三個階段,三個步驟:第一階段是奪取國家政權,建立暫時與各民主黨派共存的「聯合政府」;第二階段是拋棄這些昔日盟友,建立單一的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第三階段是將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轉變成他個人獨栽的「毛氏帝國」,建立以血緣關係為鈕帶的毛氏王朝,並讓其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在這一過程中,毛為什麼一定要對知識分子和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民主黨派加以拋棄、甚至消滅呢?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知識分子是人類文明的載體,知識分子都清楚,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是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知識分子必然地、自覺地承擔起這一歷史史命,是天然的民主鬥士,同時也就是一切反民主的政權和暴君的天然敵人。毛要建立個人獨裁的極權政治,特別是要複辟帝王統治,知識分子無疑是其死敵,是毛實現自己人生最終目標的主要障礙。毛對這一點非常自覺,所以,他稱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是一項長期艱苦的任務,實際上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

先看一下知識分子與共產黨目標的不可調和性。中國的「資產階級政客」們,高級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們,他們一般都是在歐美接受西方民主教育、之前在國內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教育,也以「仁義」為核心。這就 決定了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與馬克思主義、與毛主義的不可調和性。而且,即使是在毛統治下成長的知識分子,只要書讀得多些,涉獵廣泛些,有獨立思考精神,就會對馬克思主義、毛思想產生懷疑,更不用說對秦始皇的暴政了。也就會自然產生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訴求。這是很難「改造」,所以總的說,毛認定知識分子是他的死敵是非常正確的。

為此,毛從來沒有放鬆對知識分子的警惕和「改造」。在延安時期毛通過整風運動已經在-定程度上達到了這一目的。建國登基以後,面對更廣大、擋次更高的知識分子群體,毛更是採用了各種辦法,以暴力為後盾,軟硬兼施,試圖對知識分子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知識分子也確實被他馴服了。但是,毛總覺得心裡不踏實,因為他知道這些人雖然表面馴服了,對他喊「萬歲」了。但他知道他是依靠暴力使其馴服的,這未必能使其真的心服口服,一旦有適宜的氣候,他們就可能故態複萌,跳出來跟他唱對台戲,與他爭奪民眾,弄不好,會動搖他專制極權統治的根基。

但是,老實講,除此之外,他對付知識分子也沒有更好的、或根本的辦法。偏偏這時東歐發生了波、匈事件,特別是在匈牙利事件中表現出來的、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斐多菲俱樂部」對民眾的巨大影響力和號召力,使毛寢食難安,他再次確認知識分子是最危險、最可怕的敵人,是必須解決的他的國家最主要的「矛盾」。而解決的辦法自然地主要靠 「硬」的-手了。他終於決定撕下了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的僞裝,決心對知識分子來個大圍剿、大清洗,大迫害。這是匈牙利亊件給予他的主要教訓。

二、近因:1956年的國際形勢和波蘭匈牙利事件

現在我們具體考察一下作為近因的匈牙利亊件。

1956年,是共產黨世界的多事之秋。先是,赫魯曉夫掀起了反斯大林浪潮,在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引起了巨大反響,接著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1956年2月24日夜,赫魯曉夫在蘇二十大最後一天向全體與會代表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反斯大林秘密報告。報告以大量確鑿事實和證據,揭露了斯大林在20世紀30年代以肅反之名,將大量黨內政敵和被懷疑不忠者用駭人聽聞的酷刑將其打成「人民公敵」,然後一個個從肉體上消滅的罪行。赫魯曉夫的報告首先在蘇共內部引起了震驚和極大的義憤。接著,美國中情局斥巨資搞到了這一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報告」的文本,並在媒體公佈,立即被全球(除中國外)媒體轉載,彷彿是被引炸了一枚核彈,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被長期嚴密掩蓋的斯大林的暴行和共產黨世界的醜惡內幕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現出了原形,進而在共產主義世界特別是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引發了一場政治大地震,人民被長久壓抑的對共產暴政的憤怒象火山一樣爆發。

波蘭和匈牙利是受反斯大林報告影響最先起來反抗的兩個國家。當年6月上旬,波蘭爆發了「波茲南事件」。以波茲南市斯大林機車車輛廠為首的工人首先向當局請願,喊出了「我們要麵包和自由」、「釋放囚犯」、「打倒秘密警察」、「俄國佬滾回去!」等口號,緊接發生了大規模流血衝突,據官方說有54人在與當局的衝突中死亡,200多人受傷,數百人被捕,騷亂被當局血腥鎮壓下去。

但是,憤怒之火並未熄滅。此時對斯大林式暴政的不滿和要求改革、擺脫蘇聯控制之聲已成為波蘭全國人民的共同心聲,波蘭當局立即陷入全民聲討和包圍之中,為穩定局勢,當局不得不對波茲南事件的受害者進行安撫,為死者舉行祭奠,處分了有關官員。緊接著,7月,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共產黨)召開七中全會,為1948年被斯大林指使以「右傾民族主義」罪名撤職、開除、監禁的前總書記哥穆爾卡恢復了名譽。在黨內外一緻要求哥穆爾卡複出上台執政的形勢下,現任的波黨第一書記奧哈布決定「讓賢」。10月15日,政治局會議決定於19日提前召開八中全會,延請哥氏重新出任黨的第一書記。

波蘭黨在民眾的強烈要求下作出的讓步,被蘇聯視為「背叛」行為。19日,就在波共八大開會的時候,赫魯曉夫率蘇共代表團不請自來,飛臨華沙,企圖以武力迫使波蘭共產黨——統一工人黨改變決定,阻止哥穆爾卡執政。但是,遭到了波蘭黨和人民的強硬抵抗,最後赫氏率領的代表團不得不灰溜溜地飛回國,並被廹承認了波蘭黨的獨立自主權。

哥穆爾卡在當選為第一書記以後,鑑於對形勢的考慮,釆取與蘇共緩和關係的政策。哥氏於11月15——19日率團訪問蘇聯,雙方舉行表面友好的會談,波方申明仍然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要與蘇方「在完全平等、尊重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基礎上,擴大、加強發展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兄弟般的友誼」。蘇共承認波蘭仍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員。波蘭危機就在這樣相互妥協中平息了。

與波蘭事件性質完全相同,卻導緻完全不同結局的是匈牙利事件。匈牙利自1956年3月中旬以後,出現了全國性反對在匈推行斯大林模式、「全盤蘇化」的民主運動,矛頭直指蘇共在匈的代理人、執政的勞動人民黨第一書記拉科西及蘇聯在匈的駐軍。其中,由黨內知識分子組成的「斐多菲俱樂部」( 這個「俱樂部」原為波蘭共青團中央下屬的一個學習小組),在發動群眾、製造輿論、組織反政府力量的統一戰線方面發揮了巨大的核心作用。斐多菲俱樂部不斷舉辦各種研討會和講座,邀請全國知名的經濟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教育家、科學家、哲學家自由地發表講演,他們從經濟、政治、哲學、文學、社會和歷史學的不同角度,剖析了現政權的種種問題,提出了救國救民的方略,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追捧。每次研討會總是人滿為患,參加者不請自來,將俱樂部的會議廳擠得水洩不通,研討會只得臨時改在更為寬敞的經濟大學禮堂舉行,但是,仍然是人山人海,人滿為患。又移至更寬闊的人民軍軍官俱樂部舉行。與會者中包括了一些現任人民軍軍官和匈牙利建國前(被蘇軍「解放」前)反德軍佔領地下鬥爭人士,以及部分政府現任官僚。俱樂部的最後一次、也是影響最大的一場研討會在人民軍軍官俱樂部舉行。

在斐多菲俱樂部不斷公開舉辦的研討會的強烈衝擊下,當權的拉科西政府已顯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在5月30日至6月1日俱樂部舉辦的「關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以不容置疑的事實揭露了斯大林主義一貫僞造歷史、將歷史科學變成其政治工具,「實現其政治目標的辯護詞」的惡劣行徑。匈牙利黨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科學和文化部長安迪·伊麗莎白也出席研討會,並發言極力為黨在歷史學中的工作辯護。但是這種斯大林主義衛道士的靡靡之音,立即被與會者義正嚴詞的洪鍾大呂淹沒了。據會後報導說,在研討會上,匈牙利歷史學家們多年來內心燃燒的要求民主與公開化的烈火,象火山一樣「噴發」出來。

6月27日俱樂部研討會的題目是「新聞和報紙問題」。會議從下午6時一直開到次日淩晨4時,6000多與會者通宵達旦不肯離去,為的是傾聽揭露真相的發言和演講,人們被當局駭人聽聞的迫害酷刑所激怒,被長久掩蓋的醜行黑暗所震驚,紛紛要求給已經被迫害緻死的知名人士平反恢復名譽,給尚在獄中的受難者洗涮冤情並要求他們重新「出山」掌權。

斐多菲俱樂部的活動象磁石一樣吸引著全國人民,形成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社會能量。這時,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紛紛自發倣傚,組織起自己的「斐多菲俱樂部」。眼看著輿論的風暴即將轉化為政治暴風,拉科西政權只好使出最後的一招,利用仍然掌握的政權對斐多菲俱樂部進行武力鎮壓。6月30日,匈執政黨召開中央委員會,明確指責俱樂部進行「反黨、反人民民主制度」活動,7月1日,由內務部下令禁止俱樂部活動。

但是,已經覺醒的人民的活動很難被已經喪失權威和合法性的政府取締。到了9月,俱樂部活動重新燃起,並以不可阻擋之勢向全國蔓延。自覺「自己像坐在一只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桶上」的拉科西,知道單靠他的政府的力量不可能將人民的反抗鎮壓下去,於是加緊向其主子蘇聯求援。

偏偏這時,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代表團在企圖壓服波蘭的活動中受挫,這給了匈牙利人民以極大的鼓舞。10月22日,斐多菲俱樂部開會向執政黨中央提出包括開除拉科西在內的「十點建議」。當晚,布達佩斯各高等學校學生團體又向政府提出包括撤走蘇聯駐軍、懲辦拉科西、確認工人罷工權利的「十六點要求」。23日,布達佩斯爆發了數十萬民眾的示威遊行,示威者高呼支持波蘭人民鬥爭、蘇軍撤出匈牙利的口號。新任黨的第一書記格羅·埃諾仍然試圖用武力將群眾運動鎮壓下去,結果當天發生了大規模流血衝突。

在各方壓力下,政府發生分裂,原來受到斯大林排斥迫害的納吉被擁戴為新政府領導人。次日,蘇軍兩個師全付武裝開進布市。新政府就撤軍問題與蘇軍展開緊急談判,幾天之後蘇軍撤出了布達佩斯。

就在民眾鬥爭眼看取得勝利這個關鍵時刻,遠在中國的毛澤東氣急敗壞,不停地向蘇聯和赫魯曉夫施壓,派出劉少奇為首的代表團赴莫斯科遊說,堅決要求對匈民眾實行武力鎮壓。赫魯曉夫集團終於接受毛共意見,決定使用武力。11月4日,17個蘇軍師開進布達佩斯,一百多輛坦克在布市大街橫衝直撞,槍炮聲震耳欲聾,大量民眾立刻倒在血泊之中,一場大規模的血腥屠殺拉開了序幕。一時間,大街小巷成了戰場和屠場,積屍遍地,血流成河……

據事後統計,從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有7800人喪生,1·2萬人傷殘,二千多人被判處死刑,二萬餘人判處長期徒刑,總人口950萬的匈牙利有30萬人經奧地利逃往西方國家。轟轟烈烈的人民民主運動就這樣被殘忍地鎮壓下去了。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兩年後,當時逃脫的納吉及國防部長等4人被誘騙回國,處以絞刑。

現在需要敘述的是毛澤東在這兩大事件中的態度及其表演。

最先得知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報告的毛澤東,可謂一喜-驚。對於斯大林,毛是矛盾的,對斯大林個人,毛從內心深處是反感的;但對於斯大林主義又是擁護的。這種矛盾的心情是因為,一方面,在中共的長期的造反奪權鬥爭中和黨內鬥爭中,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和共產國際既充當了保姆和後台的角色,同時也與毛產生了不少矛盾和隔閡,如,起初蘇方主要是支持那些從蘇聯學習、培訓歸來的中共領導人,如瞿秋白、王明、博古等「布爾什維克」,毛這個「山溝裡的馬克思主義者」自然放在次要的地位,毛與王明等人的鬥爭,可以說也是毛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之間間接的鬥爭。再如斯大林多次強令毛幹他不想幹之事,如在「西安事變」中斯氏強令放蔣;在蘇德戰爭中斯氏多次命令毛及中共發動對日軍的進攻,以牽制日軍; 1945年8月斯大林又強令毛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到了 1949年春,毛共決定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斯大林卻叫他與國民黨和平談判。最後,1949年12月毛第一次出國去莫斯科為斯氏祝壽並擬與蘇聯訂立「同盟互助友好條約」,以便歸國炫耀,提升自己的地位。孰知,到了莫斯科以後,斯大林先是將他放在郊區的別墅裡「冷藏」了好幾天,後來雖然應毛的要求籤訂了一個《中蘇同盟互助友好條約》及附設的秘密協定,但卻是個「喪權辱國」 的「不平等條約」。凡此種種,毛內心對斯氏之怨恨可想而知。

但是,在表面上,毛卻不得不對斯恭敬如師,依靠如父。毛知道,斯氏終究是世界共產黨不可動搖的最高領袖,他毛澤東也是依仗蘇聯的幫助才有今天,而「斯大林主義」更是他尊從的樣扳。如今赫魯曉夫突然作了這麼一個揭露斯氏罪惡的報告,把斯氏從高高的「神壇」 上拉了下來,毛自然覺得難以接受,從而引起了他的強烈不滿。當赫氏的報告在全世界產生強大的衝擊波時,毛親自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商討對策。毛公開自己對此事的態度是一則以喜,再則以憂。按毛的說法是,赫氏報告「一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漏子」。所謂揭了蓋子,是說過去所有共產黨國家都把斯大林當作「神」,只準歌頌,不準批評。現在好了,赫魯曉夫自亮了「家醜」,把斯大林殘暴兇惡的真面目擺在了世界人民面前,斯氏的神聖光環沒有了,對斯大林和蘇聯過去的一切自然可以批評了,毛自謂赫氏幫他搬開了壓在心上的一塊大石頭,也算是為他出了一口大氣。

憂的則是,毛認定赫氏此舉可能捅了大漏子,釀成大錯,難以收拾。因為毛知道,全世界的共產黨特別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都無一例外地執行「斯大林主義」, 靠著斯大林主義維繫自己的統治。一旦斯大林被批判,斯大林主義被拋棄,全球共產主義的精神支柱就將崩潰,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更有可能陷入執政危機之中,甚至可能要發生「政變」, 並可能產生連鎖反應,後果不堪設想……

毛共最後商討的結果是:從維護國際共運的大局出發,堅定地維護斯大林!並且在中國嚴密封鎖赫氏的報告,把影響降到最小。

毛不愧是老謀深算的極權主義政客,他的預言很快被證實了,最初便是發生在波蘭和匈牙利的事件。可以說,波、匈事件是赫魯曉夫報告帶來的第一輪衝擊波。

但是在蘇聯國內卻是另一番景象。赫魯曉夫在作了揭露斯大林罪惡的報告之後,同時對國內外政策進行了大的調整,他釋放了斯大林時代關押的數百萬政治犯,為近2000萬被迫害者恢復名譽。蘇聯政治氣候變得空前寬鬆,蘇聯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舒暢。另一方面,赫氏亦採取措施改善人民生活,他大肆修建雖然簡陋卻為數千萬平民解決了住房難題的「五層住宅樓」,還解決了莫斯科交通難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眾的收入。總之,連赫的政敵莫洛托夫等人也不得不承認,在赫氏當政時期,「日子確實比斯大林時代過得輕鬆」。

但是,赫氏在對外政策方面卻無法作大的改變。除了對美國和西方採取比較緩和的政策外,在華沙條約內部和對東歐共產黨衛星國的政策卻沒有改變,在衛星國的駐軍依舊,東歐各國共產黨領導人也仍然是斯大林時代扶植起來的斯大林的代理人。但對這種狀東歐人民卻不能容忍了,波蘭、匈牙利人民就是在赫氏的反斯大林報告鼓舞下起來爭民主、反極權統治的先鋒。斯大林主義如同用漂亮外殼包裝起來的黑色垃圾, 一旦打粹這個外殼,其內幕就臭不可聞,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就扮演了打破舊殼、為舊政權掘墓的角色。於是,東歐國家人民與蘇共領導集團之間的矛盾衝突變得不可避免。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赫魯曉夫正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然而,就在波蘭出現反對現政權、反蘇的波茲南事件,以及波蘭共產黨自行更疊領導班子的時候,毛卻抱著的是幸災樂禍、火上澆油的態度,因為他認為他預期的「捅漏子」應驗了,毛想要看赫魯曉夫自食其果的笑話和狼狽相。如果最後鬧到不可收拾,毛便想自己出面取代赫魯曉夫來收拾殘局,從而實現他登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寶座的夢想。所以,當蘇聯駐華大使尤金10月19日向中方遞交了蘇共中央關於波蘭問題給中共中央的通報,說明波蘭有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投向西方的危險、蘇聯準備動用武力解決時,毛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了與蘇聯完全相反的的決定:全力支持波蘭,反對蘇聯武裝幹涉。10月20日晚毛召見尤金,向他表明:「如果蘇聯出兵,我們將支持波蘭反對你們,並公開聲明反對你們武裝幹涉波蘭。」隨後毛又召見波蘭駐華大使基裡洛克,向他通報中方對事件態度,並給波方鼓勁打氣,鼓勵其與赫魯曉夫鬥爭到底。

在波蘭統一黨和人民的頑強抵制下,赫魯曉夫退縮了,20日他從華沙飛回莫斯科,第二天,赫魯曉夫宣佈承認哥穆爾卡上台的事實,並向中共發出了第二份通知,要求毛派兩位負責同志去莫斯科參加蘇波兩黨的和解協商,毛立即派劉少奇、鄧小平率團前往。

當然,赫魯曉夫決定不對波蘭動武是出於多種因素的考慮。不過,毛澤東的反對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後來波蘭領導集團和哥穆爾卡對毛一再表示感謝,據說哥氏說:「如果沒有中國的支持,不知事態會發展到何種程度。」

不管怎麼說,避免了更大的流血衝突、避免手無寸鐵平民的傷亡總是一件好事。但是讀者和我們的後人千萬別弄錯了,以為毛是在同情、支持波蘭人民爭取民主、反對極權統治的鬥爭,如果這樣認為,那就大錯特錯、完全違背毛的本意了!真正表露毛在東歐事件上的真實意圖的,是稍後發生的匈牙利事件,這次毛完全暴露了他對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極端兇殘的真面目。

上面說到,波、匈事件中波、匈兩國人民是相互支持、相互鼓勵的。10月23日匈牙利爆發大規模全民性遊行示威,打出的就是支持波蘭人民鬥爭的口號。如果硬要說兩國有什麼區別,就是匈牙利人民鬥爭的規模更大,參與鬥爭的人數更多、更廣泛,達到了「全民起義」的規模。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面對與波蘭同一性質、同一類型、同一時間、同一訴求的匈牙利事件,毛澤東的臉變得比我國川劇中的「變臉」速度還快。事件之初,毛派出了他最得力的心腹重臣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飛赴莫斯科,劉少奇等秉承毛的意旨,要求赫魯曉夫按照處理波蘭事件的方式,從匈牙利撤軍,讓匈牙利人民自主解決自已的問題(目的在於打擊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打擊赫魯曉夫的威信))。赫魯曉夫答應了中共的要求,決定於10月29日從匈牙利撤走蘇聯紅軍。

誰知,轉眼間毛又感到大事不好,認定匈牙利是「反革命事件」,於是來了個180度改變,立即強烈要求蘇聯堅決使用武力鎮壓匈牙利人民的民主運動。不知出於何種考慮,赫氏仍然採納了他的意見。11月4日蘇軍實施「強風」行動,必須出動17個師、配以坦克、大砲等重武器,瞬間,布達佩斯成了戰場、屠場,數以萬計的人民倒在血泊中。

就這樣,在毛的反復無常的慫恿、要挾下,赫魯曉夫集團用布達佩斯街頭隆隆的坦克和槍炮聲將自己在蘇共二十大後樹立的改革、反斯大林形象砸得粉碎,看來,在鎮壓人民要求民主、自由這一點上,赫氏與毛澤東完全契合。赫魯曉夫的反復無常、左右搖擺,終於導緻其在1964年一次「宮廷政變」中被黨內政敵推翻,退出了歷史舞台。

匈牙利事件被基本鎮壓下去之後,仍然有餘波和廣泛的連鎖反應,蘇聯再次求助毛幫助平息。1957年1月毛派出周恩來、賀龍去莫斯科,再轉去波蘭、匈牙利「訪問」,周以鐵腕的行事風格,軟硬兼施,幫助波、匈平息了餘波。

由於毛及整個中共上層積極參與了對匈牙利人民的大屠殺,所以,對於這一起罪惡的、極不光彩的行為,後來毛和中共嚴加封鎖,諱莫如深。

關於毛在對待波、匈事件上截然不同的態度,後來中共的禦用學者解釋是:毛認為哥穆爾卡只是反對赫魯曉夫和蘇聯的「霸權主義」,而並未放棄社會主義制度,所以毛認為應該支持他們;而匈牙利的民眾和恢復上台的納吉,毛則認定其要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投向資本主義,所以毛認為已是敵我矛盾,必須堅決鎮壓雲雲。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還沒有完全說出事情真相。毛先前之所以支持哥穆爾卡和波蘭統一黨(波共),其目的主要是跟赫魯曉夫搗亂,打掉赫氏的權威,以便將赫氏搞垮台;而毛對哥穆爾卡和波蘭黨則絕對談不上什麼贊同,也不認為波蘭仍然在走社會主義道路。所以,後來毛對哥穆爾卡深惡痛絕,這一點毛在整風反右中每次講話都明確地表現了出來。如1956年11月15日,波、匈事件剛剛過去,毛召開八屆二中全會專門討論波匈問題,吸取經驗教訓。毛在這次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這個講話後收入《毛選》第5卷,像其他收入毛選的文章一樣,它已被大量修改、刪節。但即使在經過修改、抹去棱角的講話文本中,我們仍然看到毛對哥穆爾卡怒不可遏的神態,毛幾次提到哥穆爾卡,都是將其作為對立面的代表人物指斥,如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鬥不贏,被別人推下去,讓哥穆爾卡上台,把饒漱石擡出來。」在談到蘇共二十大後國際共運總的形勢時,毛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甯,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至此,對於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反斯大林取向,毛已經完全清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那就是堅決維護斯大林,堅決反對赫魯曉夫!毛算是以「大局」為重,將斯大林與他的個人恩怨放到一邊,堅決捍衛專制殘暴醜惡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充分體現了毛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一脈相承、同病相憐、一丘之貉的關係。

此後在其他一些重要場合和會議上,毛也不忘將哥穆爾卡作為反面人物的代表敲打。如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上說:「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的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跟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

對於納吉和裴多菲俱樂部,毛更是咬牙切齒,多次提到「中國出納吉怎麼辦?」 還 說中國的一些文藝團體有「變成裴多菲的危險」。

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是將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哥穆爾卡和納吉一視同仁的,都是敵人,都是「烏龜王八蛋」!然而出於他的私心,他卻對其採取兩種截然相反的政策。一言以蔽之,毛「支持」 哥穆爾卡是假,其真正目的是利用哥氏和波蘭黨與赫魯曉夫對抗,打掉赫氏的權威,把他從國際共運領袖的寶坐上拉下來,自己取而代之。為達此目的毛也顧不得什麼原則了。

在匈牙利問題上,引起毛的特別仇恨的是那個由知識分子組成的「裴多菲俱樂部」。這個俱樂部在推動匈牙利人民爭取民主、獨立、反對獨裁和殖民統治的鬥爭中起到了軸心作用,「裴多菲」是匈牙利非常響亮的名片,是匈牙利知識分子的象徵,這個只活了26歲的十九世紀匈牙利著名愛國詩人,以自己激越的詩歌喚起民眾,自己則以身殉道,在反抗沙俄的戰鬥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以裴多菲的名義組成的戰鬥俱樂部,把百多年前的裴多菲參加的反對舊沙俄鬥爭,與眼前反對新沙皇斯大林的鬥爭聯繫起來了,新仇舊恨使匈、蘇(俄)關係變得水火不容。也讓毛澤東勾起早己存在於心中對知識分子仇恨的烈火,在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身上毛證實了自已對知識分子的猜疑,看到了知識分子對人民群眾強大的精神啟蒙和凝聚的力量,看到了知識分子和極權的共產黨統治的勢不兩立。這一切正是他長期以來反復不斷地壓迫知識分子的原因,也是毛所最害怕的局面。毫無疑義,匈牙利出現的裴多菲俱樂部大大加深、加速了毛對知識分子實行毀滅性打擊的決心,他後來多次提到:東歐出現波匈事件,就是因為沒有抓好階級鬥爭,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而在這些階級敵人之中,知識分子無疑是可怕、最可恨的一群。

就在八屆二中全會議上,毛作出了次年(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

所以,波匈事件是1957年毛開展的整風、反右派運動的近因,或者說直接的導火線。

關於毛發動整風、反右派運動的動機和目的

除了東歐波、匈事件的直接剌激以外,毛發動整風、而且迅速將其轉變為反右派運動,還有他自己的戰略考量和戰術部署,只是他從不公開說明,讓其成為歷史謎團。但卻仍難掩其珠絲馬跡。

一、毛發動整風、反右派運動的初衷

在所有對毛澤東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回憶和研究的論著中,人們不可避免都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毛發動這一運動的動機和真正目的。說得明確點就是:毛是想真正開展一場共產黨的整風運動,還是以此為幌子、為誘餌,在知識分子中大抓「右派」,搞一場空前規模的對知識分子的打擊迫害。這一問題到目前為止,人們仍然各有說詞,莫衷一是。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說法是:毛澤東的本意原來是對共產黨進行整風,只因為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過程中,民主黨派的一些頭頭和北京的大學生提出的意見過於尖銳,使毛下不來台,惱羞成怒,於是中途改變初衷,把整風變成「反右派」。這一說法曾經居於主流,也是當局有意的「引導」。根據毛反復無常、任性胡為的性格、作派,這種情況並非不可能,正如人們常說的,兩年後的廬山會議,毛原擬「糾左」,只因彭德懷上了「萬言書」,毛便惱羞成怒,將會議主題由糾左變為反右(筆者並不完全認同這一說法,詳見本書有關廬山會議反彭的章節),彷彿毛的「變臉」都是外力誘發的,不得己而為之;另一種觀點認為毛的整風從開始就是一個陰謀,一個陷阱,所謂「幫共產黨整風」是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殲之」 的計劃的前部分。這派觀點以無數事實證明,不管是民主黨派、大學生或一般知識分子,在整風中提出的意見,都沒有超出原來毛所宣佈的整風所允許的範圍,毛後來出爾反爾、背信棄義進行瘋狂的所謂「反右派」 運動,完全是一種預定的流氓惡棍行為,為了給自己這種惡行披上合法外衣,毛還無恥地將自己這一醜行稱之為「陽謀」,足見其流氓無賴的本色。

筆者以為,前一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看了本章全文特別是最後部分便自然知曉。筆者基本上同意後一觀點,但稍有補充。在上一章中,我們已經得知毛要借鑑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芬俱樂部」的教訓,對中國知識分子實行預防性的先發制人的打擊,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這場運動是一個預定的大陰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時也不排除毛在最初的計劃與打算中,有順帶進行黨內「整風」之意,而這也是「引蛇出洞」 的必須陪襯和誘餌,而且這兩者沒有矛盾,不管知識分子在「幫黨整風」中提出了什麼意見,毛都可以說成是「惡意進攻」,從而轉變為一場反右運動。總之,這是一場毛早就預定的「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陰謀。

為了探索、講明毛的這一計劃的來龍去脈,需要從中共專門為吸取波、匈事件教訓的八屆二中全會說起,因為1957年的整風、反右派運動就是在那次會議上決定的,從那次會議上可看到毛與中共其他領導人、乃至與全體中央委員的分歧,也可以看出這場運動完全是毛背離中共多數領導人的意願,是毛一人陰謀的產物。

波、匈事件平息後,1956年10月末被毛派去莫斯科協助蘇聯處理波、匈事件的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於11月上旬回國。毛馬不停蹄地於11月10日至15日召開了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會議主題除了通報波匈事件全過程之外,主要是討論如何以波、匈為前車之鑑,吸取其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劉少奇首先作報告,劉的報告談了六個問題:中蘇關於波、匈事件協商處理的經過;發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會主義陣營是否鞏固;朝鮮問題;越南問題;中央的方針。在談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訓時,劉少奇提出了一個他認為的「根本問題」,就是要防止黨和國家的領導機關及各級領導人脫離工農勞動群眾,形成新的「貴族階層」。劉指出,鑑於若幹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當然也是針對中國的現狀),國家的領導人員有可能成為一種特殊的「統治階層」,劉說,「這個特殊的統治階層,在工人階級裡面可以產生,在共產黨裡面也可以產生」。

如何防止這種現象的發生呢?劉提出必須對權力有所限制,對人民實行民主,包括縮小工資差別,取消等級特權等等,還提出了取消幹部終身制的問題。

劉的報告著重從政治層面探討了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和應採取的對策。

接下來是周恩來作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實際上是從經濟的角度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因為,波匈事件的最初起因基於兩個方面:一是政治上的高度專制集權,沒有民主,人民沒有表達意見的渠道和機制,而且「全盤蘇化」, 甘做蘇聯的殖民地和附庸,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二是經濟上推行斯大林的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的模式,農業、輕工業等關係人民生活的產業投入很少,發展嚴重滯後,結果導緻人民生活必需的糧食、肉類、日用品的嚴重短缺,群眾生活水平每況愈下,激起人民的怨恨。

周恩來考慮到了這些因素,因此整個報告的基調是適當壓縮工業(實際是軍事工業)的投入,放慢其發展速度,以便用於增加民生的投入。他還談到了對「一五」計劃的總體評價是:「基本上正確,成績很大,但是錯誤不少。」特別指出自1955年末以來的冒進趨勢,造成了國民経濟總體失衡。對1957年的計劃,周說經國務院會議討論,執行保證重點,適當退卻亦即適當收縮的方針。周警告說:「我們應該意識到,不要使中國也發生波茲南事件、幾十萬或幾千萬人站在街上遊行」,等等 。

第三位作報告的是陳雲,陳雲講的是關於糧食和豬肉、食油的生產和供應問題。在中央全會上由一位黨的副主席專門作這樣具體問題的報告,在中共來說可謂史無前例,這反映了當時這些關係人民生活的基本、重要產品的供求矛盾,已經到了引起社會動盪不安的程度。報告中陳雲提到,明年(即1957年)將有50億斤糧食赤字,「明年春天會出亂子,不如現在收縮。」陳雲提出解決豬肉供應緊張的辦法是「私養為主,公養為輔」,同時採取措施解決養豬飼料和提高生豬收購價格,對農村中的自由市場,陳雲認為它的積極作用是主要的,出現的問題應通過進一步放開價格和管理去解決。

從以上三位領導人所作的報告中可以看出,他們從政治、經濟和人民生活的不同角度真正認真地思考著波、匈事件的教訓,採取相應的改進措施,以防止東歐事件在中國重演。他們的動機和目的當然首先是為了維護共產黨政權的穩固。但是其提出的對策,客觀上對人民是有利的,如果付諸實施,人民的生存狀況會得到改善,社會矛盾也將緩和,共產黨政權也會贏得民心。

在三位領導人報告的啟示下,與會人員在討論中也紛紛提出了當前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和隱患,如住房短缺、電力不足、日用品供應緊張,官僚和特權現象很嚴重,高、中級幹部在財務、警衛、用車、看病、子女教育等方面都有不少特權制度,引起平民不滿,應該考慮改革。會議經過提問題、揭隱患,很多人感到中國存在的問題很多,有的已經很嚴重,非改不可。如朱德就說:「現在看起來問題很大」。西北組在討論中認為:當前市場的供需矛盾發展下去,難免發生波茲南事件。

會議在吸取波匈事件教訓上取得了幾乎一緻意見,即:要執行穩健的建設方針和注重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幹群關係。

但就在這時,有一個人心煩意躁,按捺不住跳出來要扭轉會議的大方向了,此人就是毛澤東。早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做報告時,毛就不時在插話中表露了不同看法,但鑑於三人報告獲得了與會者的一緻認同,毛不便立即剎車。但他更感到了問題的「嚴重」, 終於決心親自出馬,扭轉乾坤。

毛先是召開了一次小組長會議,向這些會議骨幹們交了他的「底」。關於經濟問題,毛說成績是主流,失誤是支流,1956年基本建設投資和其它事業開支大部分是正確的,一部分不正確。但不存在「冒進問題」。在政治問題上毛提醒大家仍然存在著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對於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改造,要長期教育、長期抓,不能放鬆,對國內矛盾和問題不能採取大民主的方法,而應採用小民主的方法解決。

小組長會議只是毛的一種粗略表態、一種初步的試探性氣球。1月15日即會議最後一天毛作總結講話,才真正、正式將會議的成果全部顛覆。

毛的講話分四部分:經濟問題、國際問題、中蘇關係問題、大民主小民主問題。和毛在其他場合的講話一樣,沒有講稿,沒有嚴謹的結構和邏輯,隨意而發、語無倫次、強詞奪理、東拉西扯、霸氣十足。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中揣測出他後來發動整風、反右的若幹思想軌跡。

在第一部分關於經濟問題的講話中,毛主要是與周恩來唱反調,毛認定「第一個五年計劃根本正確」,出了一點問題是難免的、正常的,一萬年以後也會有。還說不平衡是絕對的、正常的,平衡則是相對的、暫時的狀態。毛以他慣有的霸道、流氓無賴哲學舉例說:譬如人走路,總不能兩個腳同時走,總是一個腳先走,另一個腳後走,然後反過來,另一個腳先走,開始先走的腳後走。毛以此駁斥周恩來提出的經濟建設要綜合平衡協調發展的思想。還說要把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中的「穩妥可靠」改為「充分可靠」。這些都是後來毛發動「反反冒進」、批判、打擊周恩來的前奏,也是1958年「大躍進」的先聲。

在第一部分講話中毛還提出要抓報紙、抓輿論,改變它們「片面地、不合實際地宣傳要改善人民生活」的說法,轉變為主要宣傳勤儉建國、艱苦奮鬥的思想。這樣就把周恩來、陳雲報告中提出的、也為與會人員所認同的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給推翻了,也預示著毛後來發動「大躍進運動」將全國人民推入深重的災難深淵……

在這部分講話的最後,毛又突然離題跳到鎮壓反革命的問題,說總的看「殺得好!殺得對!」並說明他主要是殺「小蔣介石」,至於「大蔣介石」,比如宣統皇帝、王耀武、杜聿銘那些人,我們一個不殺。毛還強姦民意、以「人民」代言人的口吻說:「不鎮壓反革命,勞動人民不高興。牛也不高興,鋤頭也不高興,土地也不舒服,因為使牛、使鋤頭、利用土地的農民不高興」。

毛之所以突然離開主題講這些,據說是因為「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無非是唱對台戲。這個戲我們就是表現民主人士唱的不對頭」。大概這也成為後來在反右中毛要狠狠整治民主黨派人士的一個原因。

第二部分講國際形勢,實際上根本沒有談什麼國際形勢,只講了一句:波蘭、匈牙利出了亂子,「我看這些壞事也都是好事」,因為「失敗乃成功之母」。「凡是失敗的事,倒霉的事,錯誤,在一定條件下會產生好的結果」。此後講的是與國際形勢不搭界的一堆中國歷史知識賣弄,一堆語言垃圾。

第三部分名為中蘇關係,實際也沒有談多少中蘇關係,特別迴避了在波、匈事件上毛自己翻雲覆雨、朝秦暮楚的表演。卻對蘇共二十大作了嚴厲的批評,即「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甯,一把是斯大林……」那一段話。不過毛在這裡又迴避了一個問題,即:既然說哥穆爾卡是壞蛋、是敵人,為什麼在蘇波衝突中他卻全力支持哥穆爾卡?好在當時毛已在黨內稱皇稱霸了,296名與會的中央委員無一人敢對他上述自相矛盾的說法提出質疑。毛已經可以在黨內為所欲為了。

除了譴責波匈事件,譴責赫魯曉夫,並表示要保護斯大林以外,毛在這部分講話中還提出了他自己對波匈事件起因的獨特見解。他既不提劉少奇指出的出現了「新貴族階層」,人民沒有民主權利的問題;也不說片面發展重工業造成人民基本生活必用品短缺,從而引起人民群眾不滿的事實。毛不提這些問題表示他不同意這些觀點。他提出了自己關於發生波匈亊件原因的觀點是:「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毛認定這才是發生波匈事件的根本原因。

這就把前三位領導人關於吸取波匈事件教訓的觀點全部推翻了。毛的獨特的、不同於眾的對波匈事件的總結,成為他後來要借整風之機發動反右派運動(以及次年的粛反運動),將中國 「潛在的反革命分子」一網打盡的主要依據。

第四部分「大民主和小民主」實際是毛此次講話的重點,篇幅也最長,在這部分毛主要講了如下觀點:

——「大民主」即倣傚西方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群眾上街、遊行示威請願等等,這是共產黨用來對付它的敵人的辦法,共產黨解決自己的問題應用「小民主」的辦法,即實行有領導、有組織、有控制的「整風」。

——如果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要搞大民主,他就來一個「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他們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黨派就被消滅了,就不能長期共存了」。

——如果資產階級(毛這裡是指民主黨派和教授們)要搞他們的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一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了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

——如果發生群眾上街這樣的事,毛說他不怕,甚至還可以鼓勵。因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毛舉了一個例子,說河南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講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結果引發農民群體性抗議。毛又說成都有一百多名學生要到北京請願,一些人上了火車到廣元就被阻止了,另一些在洛陽被阻止。毛說:「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遊行示威是憲法上有根據的,以後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

——為什麼不怕群眾搞大民主?毛說:「我們黨有成百萬有經驗的幹部」,「東歐一些國家不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這一幫幹部」,有了這些久經考驗的幹部,「就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帝國主義都不怕,怕什麼大民主?怕什麼學生上街?」

最後毛宣佈明年(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主要是整改三風:一是主觀主義;二是宗派主義;三是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就包括許多東西,不接觸幹部群眾,不下去瞭解情況,不與群眾同甘共苦,還有貪污、浪費等等」。毛還強調:「整風是在我們歷史上行之有效的辦法,以後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我們主張『和風細雨』,『治病救人』」。

以上是毛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的主要內容(收入《毛選》第五卷第313——329頁,對原講話已經作了大的刪改)。鑑於此次會議是專為總結、吸取波匈事件的經驗教訓而開的,而且在會上宣佈了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可見兩者之間的密切的關係。所以它是研究整風運動,特別是毛的整風運動初衷的重要參攷資料。

從上述我們對會議、對毛的總結講話的介紹中,有哪些是與後來整風、反右派相關的問題呢——

第一,毛對於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教訓的說法,充分說明毛並沒有絲毫從根本上接受波匈事件教訓的意圖,這並不是因為毛不知道事件起因和真相,而是他認為波匈人民起來反對的那些事情都是對的、是絕對不能更改的!波匈人民起來反對的實際上就是一件事,一個東西,那就是斯大林主義。但是毛認為它是共產黨的命根子,是共產黨政權得以存在的「兩把刀子」之一,是絕對不能丟的!所以,從根本上說,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不是什麼消除特權,實行民主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加強階級鬥爭,殺掉一切潛在的反革命!清除更多有反動思想者的隱患。毛的這一想法來源於他那窮兇極惡、無所不用其極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為了維護和鞏固他獨裁政權,他可以不惜一切,消滅一切。所以,波匈事件對毛來說不是促使他向民主轉化的契機,而是促使他加強極權統治、加緊消滅一切可能對他的極權統治構成威脅的現實和潛在的「敵人」。 而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則是他所認定的這種敵人或潛在敵人。

第二,毛從會議中看出了劉、周、陳等與他的重大分歧,堅定了他隨後以「反反冒進」之名對周恩來進行整粛的決心,也堅定了日後他對劉少奇等黨內一切妨礙他專制獨裁勢力進行掃蕩的決心。

在此次會議之前,蘇共二十大颳起的反對個人崇拜、實行黨內民主之風,也波及到了中國。因此在中共的八大之前和八大期間,出現了短暫的民主氣氛,主要表現在:政治上提出了重視知識分子,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及尊重憲法法制,保護人民基本權利等輿論取向;經濟上提出了反對冒進,反對不顧實際情況追求建設規模和速度,不顧民生,破壞國民經濟平衡的做法。毛知道這一切的矛頭實際上都是對準自己的,但依當時的政治氣候,毛知道只能暫時退卻,不予爭論。於是就有了較為溫和、務實的「八大路線」。劉、周、陳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實際上也是八大路線的延續。對這一切毛銘記於心,耿耿於懷,在內心深處等待時機,以便將他自己被迫贊同的八大路線顛覆、推翻,將與他唱對台戲的政敵通通打翻,踩在腳下。

於是我們看到,東歐發生的波匈事件,本來對共產黨政權有所警示作用,正如劉少奇、周恩來所指出的那樣。但毛卻把它推到了反面,認為這是反革命死灰複燃的表現,必須以強化階級鬥爭、強化「專政」來解決。依仗自己在黨內的獨裁地位,毛趁此發出了狠抓階級鬥爭的信號。這一切都為次年的整風、反右運動定下了基調,埋下了伏筆。

第三,毛設想的整風,包括了黨內整風和黨外整風這兩方面的內容,前者是處理內部矛盾的「和風細雨」,後者則可能是敵我矛盾,主要打擊對象是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後來毛將其統一改稱為「資產階級右派」), 所以毛說資產階級教授很帕整風,怕人人「過關」,他指的就是延安整風對付知識分子的那-套,包括「鋤奸」與「搶救」。這就是毛擬議中「整風運動」的內涵。後來有人說毛的黨內整風完全是假的、是幌子,這恐怕也不是事實,在那次會議總結講話中,毛還說了下面一段話:「現在有這樣的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應當的,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吸取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 又說:「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麼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雖然毛的這些話決不可全信,但為了自己的江山穩固,他希望清除一些不好的東西也是情理之中的。所以他提出整共產黨的「三個主義」,也並非全是「引蛇出洞」的謊言。

關於黨外的整風,毛明確地說:「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可見毛的「整風」一詞,就是「思想改造」,既包括共產黨內,也包括整黨外;既針對當權者,也針對幫共產黨整風者。就黨外整風來說,一切政治上可疑者,如民主黨派人士、知識分子,或者家庭出身、社會關係「不好」 的人,都在「整治」之列。後來毛把他們打成「向黨猖狂進攻」 的右派分子,按毛的邏輯,其實也屬整風的範圍,整風的題中之義。(後來很多毫無「右派言論」 的人都劃成了右派分子,是他們本人的身份所注定,因為毛要清除「隱患」。)這樣我們就不會對整風轉向反右感到不解了。

第四,毛在決定開展整風運動的同時,已經作了對付可能出現的「大民主」即上街示威遊行、鬧事的預案,那就是堅決實行武力鎮壓。毛在講話中有兩處透露了他的這一思想:一處是說他不怕大民主,他說:「帝國主義都不怕,怕什麼大民主?怕什麼學生上街?」這裡的潛台詞是:美帝國主義那麼強大的武力我們都在朝鮮頂住了,而這些手無寸鐵的學生、民眾,難道還怕他們嗎?匈牙利幾乎全國都起來造反了,結果呢?還不是經不起蘇聯坦克、槍炮一掃!中國的民眾沒有銅頭鐵臂,也不可能全國起來造反,怕什麼?所以他說自己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

另一處毛說:「壞事可以變好事」。「凡是失敗的事、倒霉的事、錯誤的事在一定的條件下會產生好的效果。」他接著以波匈事件為例,說:「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好什麼呢?就可以一舉殲滅、一網打盡,壞事就變成好事了。後來他還說,出現「小匈牙事件」是好事,可以分割消滅,「擠出了膿包」。

這些滿含殺機的話,是預計、陰謀和陷阱。但是後來整風中並沒出現毛說的反革命(右派)上街鬧事等「大民主」現象,更沒有出現「匈牙利事件」。然而毛仍然不依不饒,為了表示自已料事如神,硬是製造了漢陽一中所謂的「小匈牙利事件」。

充分理解毛上述講話,我們就可以知道後來發生的一切都在毛的計劃之中。至於他把運動前自己的承諾,如實行「和風細雨」、「言者無罪」、「三不(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裝袋子)政策」等等都當作了「放屁」,那就屬於他的「策略」問題,出爾反爾,在毛來說屬於「小節」了,他是從來不在乎這些「小節」的。

所以後來他將數以百萬計知識分子打成「資產階級右派」, 投入黑牢,打入另冊,充當永久「賤民」,製造古今中外第一大文字獄大冤案,完全是他的計劃,他的初衷。毛並非不知道這些人的冤屈,但這些人是他預計中的「隱患」,只好預先清除之。他不能等到他們搞「裴多菲俱樂部」才清除。不搞掉這麼多「階級敵人」,也就不能充分吸取波匈亊件的教訓,不能顯示出他的英明偉大。(到了鄧小平時代,就複查出有99·9%屬於「擴大化」了。)

二、「引蛇出洞、聚而殲之」毒計之形成

毛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雖然作出次年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但具體的方案尚未形成,這場運動的主題已經明確,就是:通過打擊中國潛在的「反動勢力」,消滅在中國發生匈牙利事件的隱患,同時以此鎮懾黨內高層的右傾、保守勢力,為全面按照毛的要求突擊實現中國的軍事工業現代化,建成稱霸世界的軍事強國掃除一切障礙。此後幾個月毛的主要精力就是思考如何開展這場運動。

現在追尋蹤跡,這一場「陽謀」的具體形成和製造過程,主要反映在他召開的三個會議上所作的講話之中。

第一個是在1957年1月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的講話。這是一次黨內方面大員的工作會議,毛敞開心扉向他們交底,是毛對其整風、反右陰謀的一次很好的自我暴露。

這個講話分為兩次,或者說兩段。第一次是1月18日的講話,名為「談思想動向問題」,實際上完全是為即將開展的整風運動造輿論、造氣氛,從中可以看出,毛的敵情觀念較兩月前有了很大的發展,對形勢的估計空前嚴峻起來。

比如,他在講話中提到石家莊一個學校因為學制延長一年,有少數反革命分子煽動學生去示威遊行,去搶佔廣播電台,要搞個「匈牙利」;又說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人就是了!」據知情的當時清華大學黨委宣傳部長郭道暉回憶,毛說的這個學生是機械系銲接專業的武天保,其實他根本沒有說過這句話,是個別為了邀功討賞者將這個虛假情況上報上去,於是以訛傳訛,正中毛的下懷。石家莊那個學校的「反革命事件」大概也屬此類。

毛據此認定:「我們高等學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國恐怕也差不多。」「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裡頭有一技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複辟?」

然後聯繫到蘇共二十大後國際上出現的所謂「反共風潮」,說國內「也有少數人起了波動,每逢颱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螞蟻引出了洞。」

毛還說黨內和軍隊內一些高級幹部偏聽地主、富農、富裕中農親屬的話,「替農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互相呼應。」

他再次談到不要害怕大民主,「如果有人用什麼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關於百花齊放問題,毛說:「有些同志認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種看法表明他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理解。一般來說,反革命的言論當然不讓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現,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現,那就只好讓它放,這樣才有利對它進行鑑別和鬥爭。」

在這篇講話裡,可以看到毛已經對他所謂的「形勢」有了明確的判斷,那就是中國已經有一部分人想鬧事了,想「搞匈牙利」了,這些人就是知識分子,教授、學生、文化人。毛告訴他的大員們,仍然要讓他們「放」,放出了毒草,再來整它、消除它的影響,必要時「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第二次是1月27日的講話。這個講話可謂又長又臭,其中有關整風的內容與上回的講話差不多,但也有一些發揮,如「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放香花的同時,也必然會有毒草出來。這並不可怕,在一定條件下還有益。」「有些現象在一個時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來就有辦法了。」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爭論,爭取多數,把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 可見,這時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方案己經形成,並準備用他慣用的方法如深文周納、無限上綱、施意歪曲、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等等,派上用場。由此也就可見,毛將他在戰爭中的「詭道」完全用於搞運動。

這個會議以及前面的八屆二中全會,是工作會議,不是專門講整風的會議,但是毛在會上把整風、反右的一些基本手段、原則、目的向他的大員們交底了。

第二個是在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這個會議與前次會議不同,它不是黨內會議,它規模和範圍很大,共有1800多人包括大量的黨外人士參加,而且這是一次專門為發動整風運動而召開的動員性質的會議,是一次營造「引蛇出洞」氛圍的會議。毛在會上作了後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長篇講話,這篇講話總的基調溫和,毛顯得談笑風生,通情達理,思想開明,甚至「真誠」,給人的印象是這位一貫粗暴、簡陋、嗜血成性的毛忽然變得和善溫順了。據當時與會者回憶,毛承認「階級對抗已不存在了,剩下來的是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就行了。」說中國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人們起來批評共產黨,幫黨整風,並且要暢所欲言,允許言論自由和提出不滿意見,不會受到報復。還說那些不發表批評意見的人「不是我們的朋友」。

毛指出他的幹部隊伍中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對群眾的意見不是採取說服而是採取壓服的辦法。還指責斯大林「殺錯了很多人」。也承認中國的鎮反運動發生了偏差,也錯殺了一些人。他說帝國主義分子說我們殺了2000萬人,極其荒謬,實際上鎮反殺的「不超過七十萬人。」內中也許有少許錯案。毛表示這些錯誤將得到糾正。

毛講話製成錄音,放給那些不能參加會議而需要參加「幫共產黨整風」的更多人聽。3月1日毛又專門召集與會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士,對他們說,請他們批評中共,並特別聲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奇怪的是毛上述這篇重要的長篇講話卻遲遲不見付諸文字發表,直到6月19日即在講話三個月又22天之後,整風轉入反右半月之後,才在《人民日報》登出來,這時早已停止了鳴放、整風,而是集中力量開展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了。而且人們發現,正式刊登出來的文本,與原來真正的講話內容已大相逕庭,所有原講話中鼓勵人們「幫黨整風」、言論自由、言者無罪等等都不見了,鎮反錯殺了人,共殺掉七十萬反革命分子的話也不見了,卻冒出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 等原來沒有的說詞,特別還冒出一個「辨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 這六條標準歸結為一點就是:「它們應當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削弱這種領導」。

這個六條標準,說得非常抽象、廣泛,不具可操作性,卻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它實際上非常容易將一切給共產黨提意見,「幫黨整風」者扣上「反黨」、「 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罪名,顯然,這是毛給反右派運動設計的一個緻命的「殺手鐧」。

由於這個六條標準是6月19日泡製的,卻硬塞在2月27日講話之中,它也就成了毛的「陰謀」的證據。然而毛卻以此為依據厚顔無恥、理直氣壯地說他早已有言在先,他不是搞陰謀而是「陽謀」。毛在1957年7月1日親自為他的喉舌《人民日報》寫了一篇社論,大言不慚地宣稱:

「(整風)其目的就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他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他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這就是「陽謀」之說的來歷。也就是說,毛居然將他在國家最高級別的國務會議上當著1800名與會者所作的長達四個小時的講話,以及據此製成的錄音帶都當作了他玩弄國人的把戲!他的講話可以像放屁一樣不算數。而且還僞造一些假貨塞進裡面,然後硬說是當時他說過的話。在民間,如果一個人當著另外幾個人說謊,或者出爾反爾否認在幾個人面前說過的話,肯定會被罵成流氓、潑皮、無賴;如今作為一國之君的毛,居然當著全中國、全世界人民的面撒謊、耍賴,應該給個什麼封號呢?恐怕不能以一般的流氓無賴看待了……

即使經過毛的經心修改,我們今天來讀收入《毛選》第五卷中的這個講話,它仍然露出不少狐狸的「尾巴」。

在講話的第一部分雖然毛將民主說成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什麼,毛沒有說),但他不得不重申:「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但是,為了害怕人們抓住憲法這個「把柄」,毛接著又使出了一個偷樑換柱之計把前者否定了:「我們的憲法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制」,「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民主是相對集中而言,自由是相對紀律而言……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毛有如一個權術魔術師,將民主、自由、集中、紀律這些概念互相混淆了一頓後,就變成為他的「專政」服務的「民主集中制」了。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毛還在這個講壇之上,在大庭廣眾之中對歷史進行了厚顔無恥的撒謊和揑造,毛說他在延安整風時創造了一個「叫做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即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批評,達到新的基礎上的團結。用它代替『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裡,毛仗著他那一手遮天的本事,把弄得鬼哭人嚎,人人自危的延安整風說成一場和風細雨、人人笑逐顔開的輕喜劇。更為無恥的是,毛居然還說,自從1927年起在江西根據地和中央蘇區時期,他就是採取這種「和風細雨、與人為善」的方式處理內部矛盾(毛的原話是:「自從一九二七年我們在南方建立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開始,關於處理黨群關係、軍民關係、官兵關係以及其他人民內部關係,就是採用這個方法的」)。然而鐵的事實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為了打擊以李文林為首的江西地方共產黨勢力,毛不惜以僞造的「AB團」的罪名,先後殺害數萬名紅軍官兵和地方幹部,其中屬於江西地方武裝的紅二十軍,副排長以上幹部被全部殺光!這就是毛的「和風細雨」、「 治病救人」的「團結——批評——團結公式」。

毛之所以敢於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公開撒謊,除了他的流氓、騙子本性外,還在於他知道無人敢揭穿他的謊言,無人敢揭他的老底,知情的從蘇區和延安走過來的老幹部,早已經屈服於他的淫威,不知情者,則只能聽任他的擺弄。

在這個講話中,毛也承認鎮反、肅反中有錯誤,並表示要「有錯必糾」,提議在「中央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員會和政協委員會主持」進行檢查和糾錯工作。後來羅隆基據此提出成立這樣一個檢查糾錯機構,卻被硬扣上「進行反攻倒算」的「反革命罪行」。

在講到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的方針時,毛說:「思想鬥爭和其他鬥爭不同,它不能採取粗暴強制的方法,只能用細緻講理的方法。」對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我們不應當用壓制的辦法不讓他們表現,而應當讓他們表現,同時在他們表現的時候,和他們辯論,進行適當的批評。」 說得多麼輕巧、溫和可愛!

談到對待群體鬧事問題時,毛說:「應當在處理鬧事的過程中,進行細緻入微的工作,不要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要草率收兵。」「對鬧事的帶頭人物,除了那些違犯刑法的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法辦以外,不應當輕易開除。」

但是,只要看看後來他親自插手處理的對湖北漢陽中學初中生「鬧事」的所謂「小匈牙利事件」,就可以知道什麼叫「彌天大謊」了。

總之,這篇講話是毛為了「引蛇出垌」 而不顧後果、不顧亷恥施放的大煙霧、大誘球。

第三個是半個月後1957年3月12日毛在中共全國宣傳會議上的講話。

這是毛在整風前夜在一次專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前面的一樣,在收入《毛選》時已經作重要修改,與它的原形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看到一些東西。它的基調仍然是實行「雙百」方針,鼓勵鳴放,並說現在鳴放得不夠。毛還說知分子重要,「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就不能做好,所以我們要好好團結他們。」並且說,在「五百萬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是愛國的」。但是他立即轉過話鋒,說還有百分之一、二、三「極端反動的人」。對於「絕大多數愛國的」、聽話的知識分子,毛對他們也並沒有多少正面的評價,而是說:「有些人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自以為有學問了,但並沒有讀進去,並沒有在頭腦裡生根,不會應用,階級感情還是舊的。還有一些人很驕傲,讀了幾句書,自以為了不起,尾巴翹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風浪,他們的立場,比起工人和大多數勞動農民來,就顯得大不相同。前者動搖,後者堅定,前者曖昧,後者明朗。」

這一段話比較充分表現了毛對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一是在毛看來只有「馬克思主義」才算學問,其他都不算,所以才有了後來的「讀書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 等等。二是工人農民不但比知識分子可愛,而且也比知識分子有「知識」,因為他們的馬列主義立場比知識分子堅定,這也是後來毛說的「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發端。三是毛認為知識分子的「階級感情」是很難改變的,即使是認真學了馬列主義,「階級感情還是舊的」。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們頭腦裡有知識,但那都是反動的舊知識,所以要永遠提防他們,改造他們。

毛的話是基本正確的,要把知識分子都改造成純粹的「俄式赤化分子」,大概是很難辦到的,要改造成俄式赤化分子中最「優秀者」如毛本人,就更難辦到了,因為知識分子如果都成了毛那樣厚顔無恥、窮兇極惡的「有文化的流氓」,知識分子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整個國家、甚至人類也完蛋了。

這個講話的第五部份是講整風問題。面對他的宣傳骨幹,毛也並不交底,仍然要他們充當騙子去騙別人,騙知識分子。毛對他們說:「共產黨中央作出決定,準備在今年開始整風,黨外人士可以自由參加,不願意的就不參加。這一次整風主要是……一方面要嚴肅認真,對於錯誤和缺點,一定要進行認真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一定要糾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風細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反對採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辦法。」

毛還對他的骨幹們鼓氣:「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打下馬……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精神。」毛引用這句成語的用意值得關注,這時中國的「皇帝」是誰呢?當然是毛自己,這點毛自然非常清楚,他這樣講並不僅僅是打比方,而是暗示也可以批評、反對他這個當代皇帝,不過那就要付出「一身剮」的代價了……

此外,毛還會上講了:「放」是一個基本的、長期的方針。只能放,不能收。

對他的運動骨幹、代理人都不交底,不講真話,是毛的一個原則,因為他從來不相信任何人,隨時準備將這些代理人變成運動打擊的對象,或者當作替罪羊。

由於最初毛將發動這場整風運動的真實目的、手段和部署對所有人保密,特別是他大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等,因而引起一些黨內高層人士的疑惑和不解,根據他們與毛的長期相處的經驗,當然知道事情絕對沒有毛在公開場合說的那麼簡單、美妙,但毛的具體計劃他們也不知曉,因而主動拉開了與這場運動的距離。一些外國研究者發現,毛在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那場長達四個小時的報告的時候,沒有劉少奇在場,經考證劉當時在離北京不遠的河南考察;彭德懷、林彪則稱病未出席會議,林伯渠和朱德也離開北京去外地了。研究者於是據此斷定這些黨內重要人物都「反對」 毛發動這場「整風」運動 ,或不滿毛宣佈的運動的方針政策。其實,說黨內高層反對毛搞整風是不可能的,因為早在上年11月的八屆二中全會上,這一決定已經宣佈了,而且不論劉少奇、周恩來或其他人誰也不敢頂撞毛。實際上是,劉少奇等人(鄧小平除外,他後來成了整風領導小組組長,毛的主要助手,反右第一線總指揮)不出席,更可能是他們都有「延安整風」 的經驗,知道毛又「故伎重施」 了,不願意捲進毛這場陰謀渾水中去。所以儘可能避而遠之。

但毛也不是絕對保密,不久,他跑去杭州,就對他認為的可靠的心腹羅瑞卿、康生、以及來杭州晉見的華東局書記柯慶施等人說出了心裡話,他說,他的關於歡迎批評共產黨、歡迎黨外人士幫共產黨整風的講話,已經使知識分子從原來的「猶豫情緒顯得比較開朗」,開始「鳴放」了,但是「鳴好鳴壞由他們自己負責,反正總有一天要整到(他)自己頭上來。」「我們要放,要硬著頭皮,讓他們攻!」「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讓他們罵幾個月。」毛還說現在是「放長線釣大魚。」「不讓蛇出來我們怎麼能捉它,我們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現、唱戲,在報紙上放屁,長長他們的志氣。」「我們是一逼一捉。」在這裡毛已經把他的陰謀詭計盡數交底了。

所以,那些認為毛後來是被逼「老羞成怒」才「翻臉」、 才把整風變成反右派的人,實在是完全錯了!如果不是受命為毛掩飾,就是他們太低估毛了,是以「君子之心」, 去度毛的蛇蠍之腹。其實在毛看來,整風和反右是-回事,就像延安整風包括「鋤奸」、「搶救」一樣。整風就是整知識分子,整敵人。事情就這麼簡單。

歷史以鐵的亊實證明,對毛這種「非人類」 的任何言行,特別是甜言蜜語,絕不能以對平常人之心去猜度,去解釋,否則,你就要為此付出代價,後悔莫及矣!

所謂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

當毛認為已做足了「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的文章後,剩下的就是去實際推動了。這時的毛,一方面利用他的統戰、宣傳工具,廣施釣魚之策;另一方面親自出馬去遊說各統戰對象,雙管齊下。

先是叫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專門討論他的講話,率先大鳴大放。自3月7日至19日,共有406人在會上作口頭和書面發言。毛本人則不斷召見新聞出版、文化藝術、科學教育界人士反復動員,鼓厲他們大鳴大放。他還公開贊楊《文彙報》辦得好,「我也愛看」, 反過來批坪《人民日報》不積極宣傳他關於整風的講話,是和中央方針「唱反調」,是「死人辦報」。 於是全國大小報紙迅速掀起了刊登大鳴大放言論的熱潮。接著,自3月16日起,毛又馬不停蹄南下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到處發表講話,鼓動鳴放,並說自己是「遊說先生」。

毛的統戰部門也空前忙碌。自5月4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在北京召集民主人士座談會13次,後來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平等人所謂的「大毒草」, 就是在這些會議上「鳴放」的。統戰部還召開工商界人士座談會25次,此外,國務院、國務院各部、委、辦,各高等學校,以及各省市自治區,均紛紛倣傚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鳴放會,一時間,全國上下掀起了鳴放高潮。

4月27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正式下達了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要求繼續執行「放」的方針,把毛在那段時間在公開場合的表態統統寫了進去:「為了適應……為了克服……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要「進行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和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方針,達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目的……」

文件重申: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

4月30日,毛又特別指示:運動「應該多採取同志間談心的方式,即個別地交流,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鬥爭大會。」

就在同日,毛在天安門城樓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知識界代表人士開談話會,以身示範。毛在會上即席講話,動員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大有周公吐哺、求賢若渴之態。毛講話主要內容如下:

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現在已經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該繼續下去,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

……要承認它,然後分析它,找出解決的辦法。現在報紙天天討論矛盾問題,有人擔心人民政府會被推翻,但已經二、三個月了,政府並未被推翻,而且越討論越發展,人民政府就越鞏固。現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厲害,越攻越好……幾年甚至幾十年解決不了的問題,一辯論,可能在幾個月內就可以解決。人們並沒有提議要打破你們的飯碗,也不是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關係。……多攻一下,切實攻一下,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得解決。找出辦法,要黨內外一起來……報上登一下,就可以打破沉悶的空氣。這時提整風比較自然,整風總的題目是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

統戰工作的問題幾年不得解決,如有職無權等,過去很難解決,現在可能解決了……過去共產黨員有職有權有責,民主人士只有職而無權無責,現在大家是有職有權有責。同共產黨黨員一起混,民主人士確是不好當,很有點惱火,不好辦事。現在黨內黨外應改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兩個組織:一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一個教授會議管教學……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要李維漢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的問題徵求意見。

談話中毛還說了句極誠懇又有幾分幽默的話,他說:「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可見當時談話是十分輕鬆的,不像官方報導的那樣幹巴無味。可惜的是,後來儲安平先生將此話當真了,引用此語來給毛提意見,結果引來了烈火焚身,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誰能想得到這些是一場天大的陰謀、一個彌天大謊呢!

據說,在看到毛2月27日講話原文的譯文之後,全世界研究共產主義的「專家」都被毛的開明和氣度感動了,都認為毛的講話將是對共產主義理論的革新。共產主義學說分化了,毛澤東的思想比赫魯曉夫走得更遠……。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更是奔走相告,幾乎是彈冠相慶,據親自聆聽了毛講話的人士說,毛在講演中給還在遭到文藝界左將們圍攻的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解了圍,說寫得相當好,但卻不是很好,因為小說裡只批評了北京一個區黨委的組織部,沒有影射黨中央。「我就奇怪,中央為什麼不可以影射呀?中央的官僚主義也可以反嘛!我就說過我對這個小說很不讚成,因為小說寫的還很不夠!」……順便毛又批評他曾經大力支持過的當年反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青年學子李希凡,說李現在住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的命令,當了「婆婆」,寫的文章不生動了,使人讀不下去。

接著毛又談到詩人流沙河。毛說:還有一個流沙河,寫了個《草木篇》,那是有殺父之仇的人呀……接著他就講草木篇,講著講著又講回來了:「我們要團結一切人,包括有殺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們團結的對象嘛!」

知識分子們被毛的披肝瀝膽的真誠和「大肚能容天下難容之事」征服了,親聆了在全國宣傳會議上毛的講話的著名翻譯家、文學家、美學家傅雷,3月18日揮筆給他遠在波蘭留學的兒子傅聰寫信,深情地寫下了下面一段話:

「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的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列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滬上文藝界半年來有些苦悶,地方領導抓得緊……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所以從1月18日至27日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上提出百家爭鳴問題。2月底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就更明確地提出,這次3月12日對我們的講話,更為具體……」

最後他教育兒子:「他們(指波蘭——筆者)的知識分子徬徨,你可不必徬徨。偉大的毛主席遠遠發出的萬丈光芒,照著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負他老人家的領導才好。」他自己呢?更是興奮難以自制地對人就說:「共產主義者遍天下,毛主席真乃千古一人!」 看來傅先生不僅被毛折服了,還學得了一點馬屁精的本亊。

可是誰能料到,對毛如此敬佩之至,赤膽忠心、甚至甘當「毛奴」的傅先生在即刻到來的反右派鬥爭中仍被劃為右派,飽嘗批鬥羞辱和皮肉之苦,最終被打成「共和國」的「賤民」,「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文革中,終於被毛的紅衛兵生生逼得夫妻雙雙懸樑自盡!

在國內外對毛的講話一片叫好聲中,只有兩個身份不凡的特殊人物發出不同一般人的低沉之音,他們中一位是蘇共頭頭赫魯曉夫。赫氏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

「毛非常明白我們不讚同他的這個政策,我們反對讓那些所有不同的花都開放……另外,我認為『百花齊放』這個口號是個激將法,毛假意把民主和自由發表意見的閘門開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們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用口頭或書面的形式發表出來,以便他能夠把那些他認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除掉。」

另一位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先生,杜氏讀了毛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英譯本後,如此回答記者的提問:

「我把這篇講演看了幾次,這一類的講演是要多讀的,即使這樣人們還是不能十分確定它們的意義……」

「人們還不能斷定毛澤東關於百花齊放的講話,究竟是標誌著自由主義的開端,還是誘人陷入羅網的方法……」

這兩位都是毛的政治對手,赫氏與毛打過幾次交道,特別是經曆波、匈事件,使他對毛的認識有了迅速的提高;杜氏作為美國重臣,艾森豪威爾的主要外交助手,對毛更是有深入的瞭解。他們對毛的講話不約而同地持懷疑、不信任態度,懷疑它是毛設計的陷阱。

中國的知識分子可不這樣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從小受到「仁、義、禮、智、信」 的教育,深信「信者人之本」,「人無信不立」。認為平常人言而無信尚且難以立足社會,何況作為一國之君,又是當著全中國、全世界人民的面,紅口白牙許下的承諾,豈會出爾反爾?縱使有一些口是心非的地方,也只會偷偷在執行中悄悄作一些修改,而不可能將公佈於天下的大政方針棄若敝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吧!

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政治學知識,大概只在幼兒園水平。不過這種說法好像也難以說得通,因為中國知識分子中的精英,都受過西方高等教育,有些還是「政治學博士」、「哲學博士」,怎麼一回到中國,回到毛的統治下,就變得跟「白痴」差不多了呢?可見問題可能不只在知識分子這一方面,還在於對方、對手一面的毛實在太過「高超」、太過高明了,以至於這些飽學之士面對他只有束手就擒、任其宰割。當後來這些知識分子一一落入毛的陷阱,被貶為「賤民」發配邊疆、或送去農場勞改、或坐穿牢底,這時才無不對毛的「陽謀」驚嘆莫名!如大夢初醒。這就是亂世中國的政治鬥爭規律:劣幣驅逐良幣。知識分子絕對不是湖南痞子的對手!不過毛對付他們的辦法其實十分簡單,那就是大兵加鐐銬!外加剝奪你的發言權。用句簡單通俗的中國成語就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講不清」, 而且根本不給你「講」 的機會。然後把你捆了送去生不如死的地方,像狗-樣活著,或者廢物利用,幹脆把你宰了用作「肥田」(在延安整風中毛就說他的政治對手不如狗屎,因為狗屎可以肥田,教條主義不能肥田)。毛玩這類遊戲早已輕車路熟,早在十年前的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和談,在答複英國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書面提出的十二個問題中的第十個問題: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界說為何?——毛就答複說: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論和表述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筆者)。它將保證國家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上述答複是由外國記者向海內外傳播的,當時中共的《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均刊登在最顯著的版面。後來毛勝利了。他兌現了承諾了嗎?給了中國人民他說的那些民主和自由了嗎?誰又敢與他較真、跟他算賬呢?連全世界都可以欺騙,中國的知識分子豈在話下!

可惜人們太健忘了,現在只忙於呼喊「毛萬歲」,以緻十年前的延安那一幕如今又再次重演了。而在毛看來,對知識分子玩些「陽謀」把戲,實在有如兒戲。不過小菜一碟,何足掛齒!

毛的周公吐哺式的表演大獲成功。魚兒們紛紛吞餌、上鈎了。

第一個「跳出來」自投羅網的是費孝通教授,著名社會學家,其時還掛著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民盟中央常委、文教委負責人等一大串頭銜。1957年3月24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的文章,正是這株「大毒草」將「右派」這頂帽子牢牢地扣在了自己頭上。

後世的人們也許認為這一定是一篇言詞激烈、批評共產黨不留情面火藥味十足的檄文,不然費先生何以拔得右派分子的「頭籌」?以費先生在知識界的威望,毛共何以絲毫不留情面,要將其作為「右派先鋒」首先拿下呢。

錯了,大錯特錯!好在費文不長,這裡不妨一錄,望讀者諸君不妨用放大鏡或顯微鏡仔細檢查搜索,看看哪裡有「反毛、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病毒」:

去年一月,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像春雷般起了驚蟄作用,接著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因時而動了起來。但是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好像現在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頭,但還有一點靦腆,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暖還寒,這原是最難將息的時節。逼近一看,問題還是不少的。

周總理的報告對於那些心懷寂寞的朋友所起到的作用是難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來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識分子在新社會的地位是肯定的了,心跟著著了窩,安了心。心安了,眼睛會向前看,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對自己也提出新的要求。有的敢於申請入黨了,有的私下計議,有餘錢要買些大部頭書,搞點基本建設。這種長期打算的念頭反映那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的轉變。

周總理報告之後,各地學校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兩者比較起來,生活條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資提高了,過去許多只夠衣食的教師們現在可以買買書了,就是子女多,家屬有病人的困難戶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顧,生活上的問題總的來說基本上解決了。知識分子是滿意的,甚至有點受之有愧。而且過去這一段時間裡,很多學校裡對高級知識分子照顧得也非常周到。比如為了剪髮、醫療、買菜等排隊浪費時間,給高級知識分子優先待遇,甚至看戲都可以預定前排座位。高級知識分子對於這些優待是領情的,但這也使他們過分突出,叫別人看來不很舒服,甚至引起群眾的反感。這些辦法是否妥當還值得考慮。我自己就沒有用過這些優待券,因為拿出來怪不好意思的。

百家爭鳴實實在在打中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從立場這一關改起的。劃清敵我似乎比較容易些,一到觀點、辦法,就發生唯心論和唯物論的問題,似乎就不簡單了。比如說,擁護黨、政府、愛國家、人民,對知識分子來說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就有不少人弄不清什麼是唯物的、什麼是唯心的那一套。

他們對百家爭鳴是熱心的,心裡熱,嘴裡還是很緊,最好是別人爭,自己聽。要自己出頭,那還得瞧瞧,等一等再說,不為天下先。依我接觸到的範圍來說,不肯敞開暴露思想的還是佔多數。

究竟顧慮些什麼呢?對百家爭鳴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圈套,蒐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這種人不能說太多。比較更多的是怕出醜……

有一位朋友說得很生動,他說,我不是怕挨批評,我們以前還不是有被批評的,學術論戰還是搞過,現在可挨不得,因為一有人說自己有了唯心主義,明天上課學生的臉色就不同,自己腳也軟了。面子是很現實的東西,戴上一個落後分子的帽子就會被打入冷宮,一直影響到物質基礎,因為這是「德」,評級評薪,進修出國,甚至談戀愛,找愛人都會受到影響。這個風氣現在是正在轉變中,但是積重難返,牽涉的面廣,也不是一下子就轉得過來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說不定會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

筆者以為費孝通這篇文章按毛的標準,不僅不是毒草而是大大的「香花」。因為它既是一篇對共產黨的讚歌,又是向黨的「交心」書,文中對共產黨的感激之情、敬佩之意,溢於言表,發自衷心。它活畫出了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經過建國後曆次政治運動,已經被整得夾著尾巴過日子慣了的知識分子,一旦得到一點「黨」的信任,「黨」的恩惠,便由衷地要叫「皇恩浩蕩」,甚至想喊「萬歲」了。只是做縮頭烏龜慣了,一些人仍然不敢響應毛的號召大鳴大放,他們只想過平安日子,苟且偷生,絕對沒有對「黨」不敬的想法。更不可想像這樣一些奴才相、市儈氣十足的順民,會膽敢向共產黨「猖狂進攻」,想奪共產黨的「天下」!從文中也可以看出毛共對知識分子的「兩手」確實高明,效果不凡;一方面毛對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恨之入骨(「讀書越多越反動」,「對教授們的知識當以狗屁視之」,是毛對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的由衷之言);另一方面卻要把他們全部包養起來,對其中相當部分人的待遇還強於一般共產黨幹部,不過,被豢養的代價是知識分子必須、絕對放棄自已的思想和學術上的自主、自由,亦步亦趨變成共產黨的馴服工具,變成毛主義的傳聲筒。當然也有人不願做這種交易。那麼好吧,毛說:不給他開飯(毛多次說過這句話)。而當時中國人的飯碗確確實實全部攥在毛手裡。當然毛在這裡說不給開飯並非要將其全部餓死,而是意味著送你去勞改農場吃飯、幹苦力吃飯。這一著真的厲害,知識分子領教過了,或者看見到了別人被開除「飯籍」後的慘狀。因此都願當被「包養」的馴服的工具了。在毛的高壓和誘惑之下,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已經成了唯毛的馬首是瞻、且善於見風駛舵的順民,傳統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甯為玉碎、不為瓦全」等等「士氣」已經飛去爪哇國了。

這就是當時知識分子總的精神狀態,或者是他們表面的狀態。費孝通先生極好描述了當時知識分子這種狀態和心理。只是他以為自己的身份、地位比較特殊,應該起來響應毛的號召,代表知識分子說幾句心裡話,甚至想說服那些「明哲保身」者起來響應黨的號召,參與「幫黨整風」, 也算是他對「黨恩」 的一點報答。

以上就是這篇文章的主旨和論題。這樣一篇「頌黨」的「佳作」怎麼被打成「毒草」,作者變成「大右派」呢?這需要具有高度政治敏銳性並瞭解一些毛政權內情的人才能明白。原來此中的奧秘和關鍵就是他文中幾次提到並歌頌的周恩來總理。費教授不知道「黨」只能與毛劃等號,而不能與其他任何人等同起來,特別是不能與周恩來等同起來。費孝通大概沒有注意到毛在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開頭的幾句:「現在唱『紅娘』的是周總理,我好比那個老夫人,必要時出來扭一扭,扭多了,觀眾就煩了。」(這個開頭語公開發表時自然刪去了。)這簡單一句話,其實包含著毛對周的多少忌妒、怨恨又無可奈何之情!歷史上幾十年的毛周恩怨就不說了,現在毛所謂的周唱「紅娘」這個討人喜歡的角色,直接就是指周恩來在1956年1月在全國知識分子會議上的報告,那個報告讓周恩來擄去了全國知識分子的「心」,讓周成為知識分子的知己和崇拜偶像,這就使毛睡不著覺。如今毛發動的這場陰謀加陽謀的運動,附帶目標就是要將周的主要「資本」之一的知識分子,連同他們在共產黨內的「知己」周恩來一併打入十八層地獄!而不識相的費孝通,居然首先跳出來歌頌了一番周恩來,是可忍孰不可忍!……

當然這是毛心中的「話」,是不能說出口的,也不能用來當作定費氏右派罪的依據。其他定罪的「理由」 其實是很容易找的,就以費氏這篇文章的題目而論,就包藏禍心,罪該萬死!他將毛花了幾個月營造起來的對知識分子的「寬鬆環境」,居然比作乍暖還寒的「早春天氣」,那麼此前知識分子不是一直處於「嚴冬」之下麼?將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領導下的知識分子說成是生活在「嚴冬」裡,光這一條還不夠劃十個右派嗎……

自作聰明的、自以為是的費孝通教授,其實還不如毛手下一個大老粗戰士的政治水平。而且費的全部學問和知識,在毛說來正是「當以狗屁視之」的「社會學」,它有什麼用?完全是資產階級國家一門無聊學科,既不能多打糧食,又不能用來造原子彈(非常務實的毛在反右派以及後來文革中,都有專門保護自然科學家的規定),還不能如狗屎肥田。所以早在1952年毛共搞的大學院系調整時,「社會學」就被取消了,如今再除去一個費孝通,又有何不可?!

後來費教授試圖通過檢舉右派中的「頭號」章伯鈞(說章說「共產黨要借我的頭」)以及他原來的朋友、清華大學副校長錢偉長(說錢要「教師帶領學生準備暴動」)來減輕自己的罪責,可惜無效。

費孝通雖然是最早跳出來的一個,但從毛的鬥爭部署來看,他還不是毛所要打擊的重點,因為他雖屬高級知識分子,但卻不是職業政治家,不大能夠與毛「爭天下」。真正成為毛在此次運動中必欲打倒的對象、必須除去的心頭之患,是幾個民主黨派頭面人物,他們是後來名噪一時的全國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他們各有代表性,其「專利性」的罪名是:章伯鈞要「成立政治設計院」、輪流坐樁;羅隆基要「成立平反委員會」搞複辟翻案;儲安平發表惡毒的「黨天下」論。這三人的「三論」當時作為右派言論的代表,在全國進行大批判,弄得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成為右派「罪惡」的代名詞。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這些被毛澤東欽點的大右派的罪大惡極的代表作到底是些什麼東西。

章伯鈞,民盟第一副主席(主席沈鈞儒已年邁幾乎不管事,所以章是民盟實際負責人),農工民主黨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政府政務委員,國務院交通部部長。光是他的第一個「頭銜」,就注定章是在劫難逃了,因為上文說過毛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就已徑向共產黨內通報了:等到打倒蔣介石之後,民盟就是主要對手了,要採取措施「一步一步拋棄他們」, 首先是其中的右傾分子,章首當其衝。建國初期,鑑於當時的形勢,毛還需要把「團結民主黨派」、「建立聯合政府」這齣戲演下去,但對於在政府任職的民主黨派人士,對於他們不時的「建言獻策」,已經使毛感到十分不快了。在黨內,毛說這些人是「歷史上包下來的一批王八蛋」,說:「每年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會議,總是要對付他們一場,通過法案,他們都舉手,下去視察就找岔子」。毛對他們已經有些忍無可忍了,這次整風運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把以民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 「打啞」,把他們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清除出政權機構和「革命隊伍」,給那些企圖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當頭棒喝。

擒賊先擒王。章伯鈞就是毛首先要清除的一個「王」。章伯鈞其實並沒有什麼出格的「右派言論」和真正的不軌行為,只是作為一個老牌政客,留德哲學博士,曾經參加過共產黨又自動退黨,如今自立門戶,還有些政治野心。比如他想發展民盟組織,壯大民盟力量,這就居心可疑。其實只要想想,這本屬於其職務份內之事。不過毛可不管,他本能地感覺到章是民主黨派中的右翼,是企圖與共產黨爭天下的最可怕的潛在敵人,整風、反右不打倒此人還打倒誰?

當然,要搞掉章伯鈞以及所有的「右派」,總得抓住一些把柄。於是,毛的辦法是,誘使這些人「鳴放」,請他們幫共產黨整風,只要他講話,提意見,總能從他們的發言中雞蛋裡面挑出骨頭,再上綱上線加以分析,罪名就成立了。這就是毛「引蛇出洞」 的奧妙。然而民主黨派頭頭們也不是儍瓜,不會輕易上當,他們對毛有幾分瞭解,所以個個謹言慎行,不得不發言時,就把講話的內容限制在毛指定的範圍,或者重複毛自己說過的話。

1957年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的一再催促下,章伯鈞在中央統戰部舉行的座談會上發了言,提出了後來作為他的右派大罪狀的「政治設計院」問題:

「過去,做了轟轟烈烈的要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給國家帶來了損失。如果在工作進行之初,就多聽聽人大常委會、政協、民主黨派的意見就可以少走彎路。如掃盲運動,五年一貫制,推廣雙輪雙鏵犁等問題,如果事先經過國務院的部長們,根據材料,多方面地進行討論,或經過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專家的討論,就會減少損失,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麼幹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的。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和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裡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開展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這就是被批為全國頭號大右派的主要罪狀。雖然從章的發言中我們看不出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 的企圖,但是,提出這個「政治設計院」還是令人覺得有些出格,因為這樣一來實際上有取代共產黨的「政治局」之嫌,再伸引開去,不是要取消共產黨黨的領導了嗎,豈有此理!所以公佈章氏這一罪狀後,全國人民莫不憤怒聲討!

可是這時章氏卻頑強抵抗,拒不承認批判加給他的罪名。看來底氣很足。後來章伯鈞說出了他的底氣所在:原來這「政治設計院」乃毛澤東首先在黨內提出,是劉少奇將這一訊息告知章氏的,章氏順湯下面,提出成立「政治設計院」的建議。原本以為這是毛自己的說法,絕不會受到追究,那知毛故意裝作作不知,把這一發明權讓給章氏,當作章氏的一大罪狀。章氏怎會「口服心服」 呢?

知道這一內情後,當時還是毛的寵臣的彭真自願擔當毛、章之間的「調停人」。 經過彭去做章的「思想工作」, 終於達成君子協定:鑑於形勢需要,章擔當這一罪名;作為回報,在作右派處理時對其從輕發落,保證章及家人不會受到太大的打擊。

還有什麼別的更好的出路嗎?沒有了,章伯鈞只能接這一安排。後來處理時宣佈:章劃為極右分子,撤銷了原有的九個職務而保留了「全國政協常委」一職, 工資由行政三級降為七級,但仍然享有四合院、小轎車、司機、警衛、廚師、勤雜、秘書等待遇。與一般的「極右分子」 比較起來,真可謂天淵之別了。看來,在某些方面毛還是很「守諾」的。可是毛也沒便宜了章,他又加給章氏一頂「章羅聯盟」一號頭頭的帽子,己經舉起白旗的章伯鈞無可選擇,只好勉強接受了。

全國第二號大右派羅隆基,亦為民盟副主席,時任森林工業部長。羅氏是留美政治學博士。在國民黨當政時代,羅氏辦報、從教,書生論政,睥睨時流,銳不可當。他曾被蔣介石邀請為其「講課」,頗有「帝師」之範。在1946年初召開「舊政協」會議時,羅氏作為民盟代表,是38名政協成員之一。時羅氏任民盟宣傳部長,而當時有「第三方面」和「中間勢力」之稱的民盟,在政協中的代表比共產黨還多,是左右中國政壇的重要力量。不過它實際上已與中共結盟,互相幫襯,共同對付國民黨。羅隆基以其博聞強記、雄辯滔滔之才,在舊政協會上與中共代表周恩來配合默契,面折廷爭,大出風頭。其才情引起蔣介石和馬歇爾的重視,試圖以高官厚爵拉攏過去。可羅氏不為所動。羅氏雖然為共產黨立下了功勞,但其才華和知識分子的傲氣卻為毛所忌恨,建國之初毛並不給羅任何職位,大概是想殺殺他的傲氣。後來才給了他個森林工業部長這種學非所用的冷扳凳坐,與羅從來不睦的章伯鈞也為此頗抱不平,說羅氏本乃政治外交之才,英語又好,卻叫他去管木頭,是為用人不當,大材小用。孰知毛澤東不但忌才、屈才,還想「殺才」,終於決定將羅隆基也揪來批倒、批臭,清洗出局。

羅隆基的主要罪狀是1957年5月22日在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中,建議成立「平反委員會」,他的原話是:

「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包括領導黨,也包括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我以為這樣做有三個好處:一、可以鼓勵大家提意見……二、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能講話,有人擔心在這次的『放』和『鳴』之後會有『收』和『整』,在過去運動中受了委屈的,要給他平反,就可以使他們減少同黨和政府之間的隔閡。平反的機構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機構分開。三、現在誰都不能保證在下級機關裡不發生打擊報復事件,有了這個機構,敢於打擊報復的人,知所畏懼;受打擊報復的人就有路可走,他們可以提出控告。這樣,既檢查了肅反中的遺留問題,又配合了整風。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為一個系統。」

羅隆基這一番建議,後來受到舉國一緻、同仇敵愾的討伐,認定這是羅氏反攻倒算「變天」的反動言論,成了羅氏鐵闆釘釘的「罪狀」。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最初提出這個建議的不是羅,而是毛澤東本人,羅不過是在其基礎上具體化一點而已。19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那次著名講話的第二部分《肅反問題》中,就提出「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接著說:「在肅反工作中,凡是已經發現了的錯誤,我們都已經採取了或正在採取糾正的步驟。沒有發現的,一經發現,我們就準備糾正。原來在什麼範圍弄錯的,也應該在什麼範圍宣佈平反。我提議今年或者明年對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總結經驗,發揚正氣,打擊歪風。中央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員會和政協委員會主持」。很明顯,羅隆基只是在毛的「提議」的基礎上加以了具體化,基本精神完全一緻。所以這一「建議」的發明權(與章伯釣的「政治設計院」一樣)應屬毛,而不是羅。

但是,毛卻不認賬了。就像上次他把設立「政治設計院」 的發明權 「讓渡「給了章伯鈞一樣,毛又將成立平反委員會的發明權讓給羅隆基,而且這次因為是自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公開提出的,所以也就無須彭真去做暗中交易,也就省略了給羅氏經濟補償這筆開支。結果當然硬是把這頂「罪名」栽到羅隆基頭上。特別冤枉的是,羅氏又被「任命」 為「章羅聯盟」 的二號頭頭。儘管羅氏大呼冤,但毛一言九鼎,而且頭號成員章伯鈞己經「認罪」, 你羅隆基還有什麼法子抵賴呢!

右派猖狂進攻中的第三員大將和他的代表作是儲安平的「黨天下」論。

儲安平,留英歸來的精英,其人是風度翩翩的美男子,其才華令廣大青年學子傾倒,亦為世人所推重。1946年儲拒絕了南京政府的委以「高級公務員」的邀請,去自辦了一個名叫《觀察》的雜誌,《觀察》獲得空前的成功,成了當時著名的知識分子的「論壇」。但因為其尖銳的反政府立場於1948年底被國民黨查封,但儲本人安然無恙。毛建國後,經胡喬木、胡繩推薦,周恩來批準,《觀察》在1949年末複刊。

但是不知為什麼,儲安平在《觀察》總編的位置上僅一年多,就被調離了,刊物也更名為《新觀察》。

整風運動尚未開始,毛正在做煽風點火的工作時,得知民主黨派的機關報《光明日報》的幾任總編都是共產黨員,覺得不妥。於是由中共統戰部、宣傳部忙乎了一陣,推出身跨民盟、九三學社的儲安平繼任此職。《光明日報》社社長是章伯鈞,章與儲並不熟,不過既是中共推薦,自然也變成八個民主黨派的公舉了。1957年4月1日,儲走馬上任。

據說,儲在上任的施政講話時還說了一段頗為自負的話,他當著社長章伯鈞的面說:

「我到這裡來工作,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支持我,黨是我的後台,他還對周楊部長說過,以後有人批評儲安平先生,你要為他撐腰……」大有「奉旨辦報」之慨。

既然是共產黨叫他來當這個總編輯,共產黨又是他的「硬」後台,儲先生當然要為黨服務、盡忠。他一上任便碰上整風,按照毛的指示和要求,儲堅決貫徹,大力宣傳、報導毛的整風政策和各地整風消息,據統計,從5月初鳴放開始到6月8號毛下令「反攻」為止的一個多月內,《光明日報》編髮了22整版共13萬字的鳴放座談會記錄,以及專題報導等。這就已經決定了作為總編輯的儲先生在劫難逃了。

也許是對黨太過忠誠,又太自信了,加上儲又親自參加4月30日毛在天安門城樓召開的座談會,聆聽了毛關於給「給老和尚提些意見」的真誠召喚,於是便真的提筆向「老和尚」建言了。在1957年6月1日的統戰部座談會上,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為名發言,他說: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這個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目的是實現它的政治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經常使自己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眼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著黨走,但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著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個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儀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一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幾位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個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研究?……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期望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是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主要還是要由(執政)黨來考慮解決。」

應該說儲安平這篇發言是所有參加中共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中所提意見最中肯、最尖銳、也最富邏輯性的一位。而且是以全國大局為出發點對中共最高領導直言不諱的批評和建言,從中可見儲先生既有對黨的一顆拳拳忠心,又不失一個知識分子傳統上的對國家、對人民的責任感和良知。但不幸的是,這篇發言立即使儲安平獲得了全國最惡劣的大右派的稱號,據說是代表資產階級和中共爭天下的代表作,遭到了中共組織的全國性大討伐,「黨天下」也成為最惡毒的右派言論。

現在看來,儲之發言之所以引起毛如此震怒,大概有三個原因:一是儲以「黨天下」概括中國政治現狀可謂簡明形象、一語中的。這個說法後來成為見怪不怪的常用語了,但在當時卻很敏感,因為當時毛總是說「人民坐天下」,儲說是共產黨「坐「天下,就把毛的騙術揭開了小小一角,使毛羞怒;二是儲對毛的大騙局「論聯合政府」在形式上予以質疑(還未從內容、實質上揭露),言之有據,持之有理,使毛無以為對,頗感尷尬。其實毛早已在內部有言,建國後就要把當年的朋友、民盟和其他民主黨派當作新的敵人,一步步拋棄之。1953年由胡喬木起草、毛改定的內部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權性質的指示》中就明說,「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由共產黨一黨決定綱領政策和計劃」的「無產階級專政」。但是文件要求只使黨內高級幹部瞭解而禁止對一般幹部傳達,以免引起「不安、不滿和種種揣測」。作為黨外人士的儲,對此當然不得而知。而毛的這一做法也是只做不說、不能見光的陰謀。如今也被儲安平點破,怎不惱怒?三是文中儲引用毛自己的話稱其為「老和尚」,這種說法只能毛自己在小範圍內調侃,豈能由別人來套用?而且是公開場合,發表出去,豈不影響光輝形象?但是這一條也只能內心惱怒而不能公開說出口。由此可見儲說的三條都點中要害,又令對方不能正面回應,所以這個儲安平晉陞為章羅之後的全國的第三號右派、並且死無葬身之地(儲被批鬥後離家出走,死不見屍。現據知情人證實,已被「革命群眾」打死),也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人們一看也知,這三條其實都在毛欽定的反對三個主義,特別是宗派主義範圍之內,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從道理上講,毛根本無法將其推翻或定罪,便只好用「大帽子」、「大棍子」將其壓服了。

此時毛親自點燃的整風鳴放之火已經在全國燃起來了,絕大部分在職的知識分子都是在本單位黨政領導的一再動員下,真正抱著響應毛的號召,幫共產黨整風的真誠動機來參加運動的。他們有的對本單位、本部門中的一些不合理現象、不恰當規定,以及一些黨員幹部的特權思想,即三個主義的具體表現提出了一些意見或建議,但很少有涉及到政治層面或全國性的問題。大多數人在提出批評之前還先對共產黨歌頌一番。

上海和華東地區負責人柯慶施,由於已得到毛的「天機」,在「引蛇出洞」、「誘敵深入」中特別賣力。他親自主持召開了有2700多人參加的宣傳工作會議,會上作了三個多小時的報告。這位後來以「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作自我檢查,還常常想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很了不起了」而聞名的毛的「好學生」、 好幫兇,在那次會議上裝扮成知識分子的知心人,闆著臉孔訓斥他的「黨員負責幹部」要「放下架子,老老實實,認真整風,改造自己。」

知識分子們真的被感動了,上海外國語學院教師李炳揚坦言:「即使幾分鍾之前,我還是決心不講話的。」但因為受到「共產黨真誠的感動」,終於開口「鳴放了」,而且還說了很多……

老科學家黃鳴龍說:「我原來顧慮我的意見會被視為對抗性矛盾」,現在顧慮「消除了」,還動員其他老友說:「我們既是共產黨的左右,他們的偏差實在也是我們的過失,他們的錯誤我們應知愧悔。」

上海財經學院的葉元龍教授,在宣傳會議上激情地說:

「我本來是來聽聽的,聽了大家的發言,才知道共產黨是叫我們來批評他們的,天下哪有這樣的事:叫一批人來批評自己,這不正是黨的光榮、正確、偉大嗎?」

就在全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響應毛的號召掏心挖肺、披肝瀝膽地來幫共產黨整風之時,那個號召他們的毛,此時卻再也挺不下去了。兩年後的1959年7月23日,毛在廬山會議上作批彭德懷的講話時,坦言當年整風鳴放時的心態說:「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志講過,要頂住,頂一個月,兩月,半年……」

可是只頂了半個多月,毛就頂不下去了,5月15日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也有人說此文寫於6月以後),給黨內少數高幹傳閱。文中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兒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右派要颳起七級以上颱風,搞垮社會主義」。「 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麼允許豋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消滅它」。文中還咬牙切齒、充滿深仇大恨地說:「右派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右派先生們,何去何從,主動權(一個短時期)在你們手裡。」此文是毛死後的1977年才收入《毛選》第五卷的,已經過修改。據張戎的毛傳說,毛在原文中明白地說:他迄今所做的一切都是「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這就使我們知曉,原來那個滿臉堆笑、極力鼓勵人們鳴放、保證……的毛,背地裡卻對鳴放的人們咬牙切齒、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這需要多麼好的演技,多麼厚的臉皮、多麼「深」 的涵養啊!看來毛不僅是厚黑大師,而且是特級演員。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他的兩面派被他自己暴露後,不僅絲毫也不在乎,絲毫也不尷尬,還說這是「陽謀」。看來真是斯大林所說的「用特殊材料製成的人」,比之斯氏,又青出於蘭了。

毛原來計劃鳴放要搞幾個月,「硬著頭皮頂住,讓他們攻」。但是,剛一個月出頭,毛就頂不住了,要「收網」了。對於毛要提前「收網」 的原因後來有幾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毛聽到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彙報羅隆基在座談會上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勃然大怒,決定收網。此說有一定道理,羅隆基此話可謂字字千鈞,擊中了毛澤東的軟肋。本來毛對知識分子的忌恨,其中一條就是因為自己沒上過大學,沒留過洋,所以對那些學貫中西,「言必稱希臘」的大知識分子有一種不自覺的自慚形穢的感覺,但他又沒有劉邦那種豁達大度,也沒有曹操那種愛才、惜才胸襟,如今雖然位至九五,在權力上是達到頂峰了,但在知識王國,他似乎還有些許遺憾。可以推想,毛自忖如果能在知識界、理論界樹立自已的絕對權威,那樣就「如月滿無缺」了,可毛也知道這一點在他的共產黨內,在工農兵群眾中容易辦到,只是這是不頂用的,關鍵是要在知識界得到認可才行。毛提出「雙百方針」,與文士們詩酒唱和,目的也有贏得知識分子之心,以利確立自己在知識界的領袖地位之狂想。誰知羅隆基冒出的這麼一句,將他的美夢全打破了!原來在大知識分子心目中,他仍然是個「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這真可惡!是可忍孰不一可忍!這是一種深層的文化歧視,對自詡「唐宗宋祖、略輸文采」的毛來說,無疑是個重重一擊!所以他多次提到羅這句話,耿耿於懷。但這種事單靠用權力去壓似乎不太頂用,隋煬帝楊廣為了薛道衡那句令他自愧不如的「空梁落燕泥」的,藉故殺薛道衡的故事,可作前車之鑑。他雖不好對羅動刀子,但又憋不下這口氣,最後還是利用權力去整羅氏,硬將羅隆基壓服,叫他承認與章伯鈞搞了個 「章羅聯盟」。這樣做大概也是為了讓這個羅隆基領教權力的厲害。算是報了羅的一箭之仇。

不過,說毛因此而立即對大鳴大放收網,似嫌理由不足,毛還是個懂得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的人,此事還不足以打亂他的部署。而且時間上也對不上號,羅講此語是5月13日,毛正式收網已到6月8日。可見毛並未因為這可惡的一句話改變他的計劃。

又一種說法是,5月16日,毛讀到一份內部簡報,上面說北大某學生寫了篇題為《我的憂慮和呼籲》的文章,說黨中央開始分裂,毛是主張「鳴放」的開明派,但遭到人數更多的保守派的攻擊,對方想逼毛下台。於是他大聲呼籲,要「團結在毛澤東——赫魯曉夫的周圍」, 那年青人更天真地、充滿感情地寫道:「看來我們親愛的毛澤東同志處在十分困難的地位……」

毛裝作開明表演的結果竟然被大學生誤將他當作了中國的赫魯曉夫!真是始料不及。毛在簡報上批曰:「完全造謠,但值得注意。」考慮到人們把他當作自由派的首領了,這些人幻想有毛的支持,會更大膽地造反、大放厥詞,於是毛決定停止「引蛇出洞」, 立即收網。

這一說也有理,但仍然有理由不充分之嫌,因為毛是不會太在乎幾個學生娃娃的,在2月27日的講話中毛捕風捉影地說到石家莊某學校學生想鬧事、要佔領電台,以及以訛傳訛地說清華大學某學生聲稱要殺幾千人時,毛只是輕蔑地說:他又沒有槍,你怕他什麼?所以毛不大可能把那學生的話當真,並因此改變自己的計劃。

再一種說法是6月6日章伯鈞等人召開的「六教授」會議,引起毛的震怒、重視,於是決心提前收網。

「六教授事件」又稱「六六六事件」,即在6月6日六位教授開會的事,這是毛共宣揚整風運動中右派猖狂進攻的最重要依據之-。

1957年6月6日章伯鈞邀請費孝通、錢偉長、曾招掄、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六位教授,也是民盟成員在全國政協俱樂部緊急聚會。除六教授外,還有民盟副主席史良、秘書長胡愈之(「地下」共產黨員)、辦公室主任葉篤義、組織部副部長閔侯剛(「地下黨員」)、民盟北京市委辦公室副主任金若強等共13人參會。

聚會的原因是民盟領導和教授們擔心北京高等學校的整風、鳴放可能有失控之虞,他們出於強烈的責任感和作為共產黨友黨的義務,憂心如焚地商量著面對事態發展的緊急應對之策。

此時北京各高校的鳴放活動都進入了高潮,學生們可不像久經官場、老於世故的在職知識分子那樣瞻前顧後,小心翼翼,他們憑著年青人的朝氣和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對共產黨進行了毫不客氣的批評,且不滿情緒與日俱增。5月26日,借北京高校運動會在清華大學舉行之際,北大學生到清華串聯,要求各校互相支援,把民主運動推向新的高潮。

應該說,在當時所有鳴放的地方和單位,只有高等學校的鳴放具有政治性和攻擊性,年青的大學生們以年青人的勇氣和銳氣,勇敢地把矛頭指向共產黨的政治制度,發出了明確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吶喊。其中尤以有著五四傳統的北京大學為最。

北大學生傳承五四精神,紛紛自組民主社團,高張自由民主旗幟,從5月19日起鳴放矛頭逐步指向共產黨-黨專政等核心問題。

5月27日,北大學生擅自從美國報紙登刋的英譯的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報告中,轉譯了若幹章節,擅自加以張貼,報告中所披露的斯大林駭人聽聞的血腥暴行引起了學生們強烈的義憤和反蘇、反共情緒,雖然校黨委立即組織人員將報告譯文揭去,但影響已不脛而走……

28日人民大學出現多次學生自發集會,一些學生提出罷課、遊行,要求「投入整風、趕上時代,反對以學校為界,到社會上去!」

6月2日,人大學生林希翎在人大校園貼出海報,說她要當眾宣讀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全文。後雖被學校黨委「勸阻」了。但她卻跑到北大去講演串聯;隨後,北大學生頻發邀請,要求章伯鈞到學校講演,還要求民主選舉校長。

種種跡象說明學生們有自發衝破校園、將鳴放運動變成一場要求民主的社會運動的苖頭。然而章伯鈞等知道,這是共產黨所絕對不能允許的!潛在的危機籠罩在每一個人的心頭。不論從教師責任或民主黨派的責任出發,他們都認為有站出來正確引導學生運動的必要,以便將可能出現的危機化解於未然,為共產黨分憂,為學校解難,為學生免災。

會議由章伯鈞主持。各校的教授都談了本校的嚴峻情況,大家紛紛表示憂慮,總之是擔心學生鬧事,擔心事態擴大的嚴重後果;還擔心學生運動破壞了毛的整風運動的良好初衷,將結果引向反面。最後一緻的結論是:大家必須站出來,決不能給情緒激動的大學生當鬧事的 「領頭羊」,要盡一切辦法幫助共產黨穩住整風的大局。

這一事件的重大「失誤」是,沒有提前在事先向中共通報和請示。但據後來章伯鈞的交待,在會議前一天的5日晚,章曾分別給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統戰部長李維漢打電話,但電話沒有接通。章伯鈞等轉而覺得這本是民盟內部會議,也就自己主持開會了。會後大家推薦由史良將他們磋商的結果呈送給周恩來。6日晚,史良向周遞交了「六教授會議」的報告,而周收下不置一詞。7日,國務院開會,章參加,「在會上我寫條子給總理,說情況嚴重,談話的人(即參加六日會議者)的態度頗為誠懇等等。總理也未示可否。」 於是,一場越俎代庖、「皇帝不急太監急」的鬧劇,變成了「好心辦壞亊」,令他們想像不到招來了「皇上」的雷霆震怒,幾乎釀成了自己的滅頂之災!

次日,即6月8日《人民日報》刊出了一篇十分醒目、標題為《這是為什麼?》的文章,文章氣勢洶洶,用詞尖刻、霸氣十足,一看便知道,在中國只有毛澤東能寫這樣的文章。文章宣佈了整風運動鳴放階段的結束,反右派鬥爭開始。這一天,1957年6月8日,也即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喪鍾敲響之日。但當局對六教授事件的正式回應卻延遲至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該社論出自誰人之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毛的心聲:

「反動的階段敵人為什麼會自投羅網呢?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勢的估計,這不是利令智昏嗎?」

7月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參加六教授會議的民盟中央常委、組織部副部長、「地下共產黨員」、中共統戰部的「臥底、眼線」閔侯剛的文章:《章伯鈞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黑紙白字硬說章伯鈞等人(史良除外,史良早已反戈一擊立了功),策劃向共產黨奪權的陰謀。至此,章伯鈞即使渾身是嘴,也辯不清白了。

「六六六事件」以及北京高等學校大學生們在大鳴大放中的表現,應該是毛提前收網的主要原因。毛躭心,再「鳴放」 下去,敵方就形成有組織、有綱領的陣營了,而民主黨派一旦與大學生們結盟,事情就不好辦了。基於這種分析和擔憂,毛決定立即收網,並開展全面反攻,以便趁對方立足未穩之際,殺他個人仰馬翻。從這一事件中我們也就可以看出,喝過洋墨水、獲得過「洋博士」的章伯鈞和六教授們,在政治鬥爭方面與毛的不成比例的差距:明明自己一片好心,想為「皇上」分優,為「黨國」效力,卻被鬥爭性特強、嗅覺超級靈敏的「皇上」 當作亂黨一網打盡,這是何等的冤!當然,毛皇后來也完全清楚教授們是在為他盡忠、分憂,但是他更需要一個理由來推進反右派鬥爭,所以對不起,只好委屈諸位了,誰叫你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呢。這就叫幹大事不拘小節,有如曹操經常「借」別人的人頭一樣。毛說的也許不錯:教授們的知識也許真的當以狗屁視之,教授們在政治鬥爭上確實只能算侏儒,小兒科。當然後來的事實表明,不僅章伯鈞和六教授,就是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也不是毛的對手,他們的流氣、霸氣、痞氣都遠不及毛,所以與毛一交手立即敗下陣來。毛算是偉大到「頂峰」了。

在打擊民盟等民主黨派的同時,另一個使毛震怒的是北京的大學生們。早在發動「整風」之初,毛就作出了規定:運動只準在各學校分別進行,不準跨校串聯,更不準學生們上街、到社會上去。而且規定鳴放只能以大字報、小字報、座談、講話的方式進行,嚴格禁止以印刷品散發。這樣無論怎樣激烈的言論都不可能形成氣候,構成威脅,更不可能發展成匈牙利那樣的事件。毛想將學生門玩弄於他的股掌之中,就像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五指山」一樣。

但是有著反專制、爭民主傳統的北京大學生們不願意就範。北京大學傳統上是學生運動的中心和策源地。起初,學生們按照學校黨委的佈置,規矩有序地參與校內整風、鳴放,人們很小心謹慎,因為在兩年前的反胡風和「粛反」 運動中,已經有一部分師生——兩百餘人——被抓捕的前車之鑑。但很快,年青人的敏銳和朝氣就衝破了「黨」為他們設計的藩籬,並且越是往後越呈不可控的燎原之勢。

1957年5月19日,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那一天,北大的學生大飯堂外冒出的一朵帶刺的「小花」, 那是沈澤宜、張元勛合作的題為《是時候了》的一首小詩:

是時候了,

年輕人

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痛苦

和愛情,

一齊都

瀉到紙上!

不要背地裡不平,

背地裡憤慨,

背地裡憂傷。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來

見一見天光!

即使批評和指責,

急風暴雨般落到頭上,

新生的草木,

從不怕

太陽照耀!

我的詩

是一枝火炬,

燒燬一切

人世間的藩籬。

它的光芒

無法遮攔,

因為

它的火種

來自——

「五四」!!!

……

昨天我還不敢,

彈響沉重的琴絃,

我只可用柔和的調 子,

歌唱和風和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裡的歌,

作為一支巨鞭,

鞭苔死陽光中的一切黑暗!

為什麼,有人說,團體裡沒有溫暖?

為什麼,有人說,牆壁隔在我們中間?

為什麼,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談?

為什麼……

我含著憤怒的淚,

向我輩呼喚:

歌唱真理的弟兄們,

快將火炬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同一天稍晚,還有張景中、陳奉孝等四個同學貼出的大字報,直接了當、簡明扼要地提出四項要求,直指當局教育問題的核心:

  1. 取消黨委制,實行民主辦校。
  2. 取消政治必修課。
  3. 取消留學生內定製,實行平等競爭的選拔制。
  4. 開闢自由論壇,確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5月19日的大字如酷夏的火種,衝鋒的號角,迅速在北京大校內、外掀起了民主的波瀾,各色各樣的大字報「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有的矛頭直指中共統治的要害:

「現在的政府保護公民權利的狀況,還不如封建王朝和蔣介石。」

「憲法自一九五四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

「把憲法當手紙。」

「親身經曆過三反、五反、肅反這些運動的人,想起來就心驚肉跳!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會大恐怖」!

有人貼出了「白毛女要伸冤」 的大字報……

「要真正整風,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掃而空!」

學生們辦起了自己的刊物《紅樓》、《廣場》,著名的學生右派、新聞系學生,後來以自己慘烈的捐驅,傳承了北大的五四精神的林昭(原名彭令昭)就是《紅樓》編委之一。沈澤宜、張元勛、陳奉孝則是《廣場》編委。其他各種名目的油印小報、闆報如《自由論壇》、《民主牆》……也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膳廳宿舍,教室過道、一切可以張貼大字報的地方都被張貼滿了……

各種自發、卻又秩序井然的辯論會、演講會也登場了,人們以各種方式傾訴心中的積怨和訴求。後來成為著名的學生右派、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自動跑來北大演講,她的卓越口才、廣博的知識和澎湃的激情,如江河瀉地、日月經天,她口若懸河,可以不用講稿一氣呵成講上幾個小時。年青的學子被其才華和激情所感染和傾倒,譽其為「一支帶刺的玫瑰」。 隨即,又一個「新星」登場分享了林希翎的風光,北大物理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以另一種狂放的、激情四射卻又怪誕的方式表達著自己不羈的反叛情懷……

正在紛紛嚷嚷,你方唱罷我登場之際,有人提議打破校際壁壘(林希翎實際上已開此先河),到各校串聯互訪,甚至走向社會,喚起民眾,儼然要做新一代的「五四青年」了。

北京高校的學生鳴放引起了中南海的高度關注,毛終於按捺不住了。在運動之初,毛就作過兩手打算:如果青年學子們對他感恩戴德,願意做他和「黨」的訓服工具,一切聽從他的「戰略部署」,那麼到時他將以新時期的學生運動導師的面貌出現在人們面前,並對學生們大讚大頌一番;反之,學生們如果不識相,硬要走「五四之路」,或匈牙利、波蘭之路,那麼他將毫不猶豫地將學運摧殘於萌芽中。對於學生娃娃的鬧事、造反,毛極端鄙視、藐視,他早就講過:他(們)又沒有槍,你怕他什麼!北京的學生就算全部走上街頭,也禁不住他的部下發動工農群眾一陣拳腳,更不用說出動軍隊了。

現在看來第一種情況是不可能了,學生們不願做訓服工具。這也反證了他認為知識分子是絕對不是自己人的英明論斷。他只好來第二手硬的了。他叫周恩來去北大作了一次反右派報告。接著,又在該校「挖」出了一個「反革命集團」,造成大軍壓境的恐怖陣勢,首犯陳奉孝、主犯張元勛分別被判處十五年、八年徒刑(沈澤宜因為作了公開檢討,沒有進「集團」)。這時只講專政、不講民主了,誰不服抓誰。 在高壓和嚴打的氣勢下,「右派」陣營很快土崩瓦解。沒有費多大力氣,學校的右派師生一個個束手就擒。正如毛所預料的,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一幫手無寸鐵的「秀才」能掀起什麼大浪呢!

看來,章伯鈞一夥確是錯誤估計形勢了:形勢確實沒有他們想像中那麼嚴重;更不是如章伯鈞所說的,毛澤東因鳴放中提出意見過份尖銳而不好下台,弄得進退失據,收也不好,放也不好,要靠民主黨派來收場了……這些書呆子真是太小看毛澤東了,為了打倒、幹掉一個黨內政敵,他可以以數萬無辜生命「陪葬」,他哪裡會被一些讀書娃嚇倒呢?他手裡有強大的專政工具,有幾百萬警察,幾千萬大軍,他有什麼「下不了台」?何況,他可以隨意 「變臉」,有什麼「進退失據」?這不,他大吼一聲:我過去說的一切都是「陽謀」, 都是為了引誘你們這些 「蛇」 出洞,然後一網打盡。你們自認倒霉吧!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陽謀」下的右派真相點滴

前面己經論證,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殲之」完全是「有計劃、有預謀」的行為。自「鳴放」後不久,毛即發出一系列指示,準備「秋後算帳」。拋開《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不說,5月14日,即大鳴大放啟動不久,中共中央就下發了《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指示明確要求,對於在鳴放中的「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行,必須原樣地不加修飾地報導出來。對於一些反共言論加以刪節是不妥當的,應立即加以糾正。」5月16日,毛又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關於對待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指示在肯定整風中黨外人士批評的有益方面之後,指出「社會上帶有反共情緒的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煽動性的言論……」要求各地好好掌握形勢,設法團結多數中間力量,逐步孤立右派,奪取勝利。

5月20日,中共中央又發佈《關於加強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文中認為北京、上海各地的右派分子的言論頗為猖狂,各地黨報應在繼續登載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的同時,注意刊登一些批評某些反動論點或批評某些錯誤觀點的言論,要求各地宣傳部門要分類研究右派的「反動言論」, 為反擊做準備。5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擬定了一批題目,發給指定作者和審稿人,限期交稿,作反擊之用。

6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緊時間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要求省市一級機關、大專院校及地市一級機關用大鳴大放方法整風要加緊進行,要使建設性的批評與牛鬼蛇神(即所謂「破壞性批評」)都放出來,以便分別處理。

僅僅過了兩天,6月8日,運動突然轉向,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反右鬥爭信號彈,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準備》的黨內文件。由此可見,六教授會議確是運動的轉折點,毛已經急不可待了。

至此,毛完成了由「陰謀」 向「陽謀」轉變的全過程。

後來,毛在各個場合講明了他的整個戰略意圖,在《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中,毛說:「這是一場大仗(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爛,只潰爛一小部分(這部分潰爛正好,擠出了膿色),利益極大。」

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中,毛告訴他的高幹們:「大量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麼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

「你們一篇講話為什麼不早講?為什麼沒有早講,我們不是早已講過一切毒草必須鋤掉嗎?……」

毛還告訴他的高幹們:「共產黨整風告一段落後,我們將將建議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實行整風。」這是毛開展整風的真正用意之一,即以共產黨整風為名,引導亦即強令民主黨派和非黨知識分子整風,即進行又一輪思想改造——馴化運動。

在毛為7月1日《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彙報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中,他除了編造出一個「章羅同盟」,和「羅隆基—浦熙修—文彙報編輯部民盟右派系統」外,還表演、示範了他的流氓無賴手段:文中說:「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報紙在這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猖狂進攻不予回擊」——這-切都是他的戰略部署——因此,《人民日報》這樣做是「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正確的。然而《文彙報》響應他的號召大登各種「資產階級右派」向共產黨「猖狂進攻」的文章(即大鳴大放的報導或發言記錄),毛卻擺出另一付面孔,大肆斥責,說是想「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你看,同樣的做法,同樣是響應他的號召,執行他的指示,他的黨報正確、有功;而民主黨派的報紙則罪該萬死!在運動之初,這個毛還公開讚賞《文彙報》辦得好,還親自召見該報的總編,鼓勵有加。轉眼之間,他不認賬了,「反戈一擊」了。

毛在這篇社論中正式宣佈:他以前號召整風、鳴放等等都是假的,是「引蛇出洞」, 「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其流氓無賴嘴臉令人震驚!

在這篇文章中毛還告訴他的下屬如何狡辯。如他說原來說的「言者無罪」己不適用於向共產黨進攻的右派了,因為「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如何叫「行」?毛沒有解釋,總之,「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

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7月9日毛在上海幹部會議的講話)中,毛說出了他在整風鳴放中的心態:「右派進攻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是這樣,就是只聽不說。有那麼幾個星期,硬著頭皮,把耳朵扯長一點,就聽,話是一句不說。」「一個時候,兩三個星期,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好像是有利於資產階級。我們講硬著頭皮頂住,也就是兩三個星期,睡不著覺,吃不下飯。」如果把這些話與在發動整風之初、他到處煽風點火、鼓勵人們鳴放,還裝出一付彌勒佛的笑臉對照來看,就活畫出一個魔鬼搖身一變冒充「天使」的卑鄙、無恥、下流,活畫出一個古今少有的大騙子、大流氓的形象!

在這個講話中,毛不忘對知識分子污衊、咒罵一番。他老調重彈:「我曆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的。」「你看誰人知識高呀?還是那些不識大字的人,他們知識高。」知識分子最無知,大字不識的人最有知識,這就是毛的邏輯。毛對知識分子的本能仇恨,正好說明了他發動反右派運動的真實目的,就是要整知識分子,把知識分子貶為等外賤民,再次表現了毛主義的反人類、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質。

再從毛的表演看,毛這次在整風、反右運動中,完全使出了他在與國民黨二十多年鬥爭中所使用的-整套戰術和手段,如兩面三刀、翻雲複雨、言而無信、倒打一耙、偷樑換柱、無中生有、笑裡藏刀、使刁撒潑等等。在對運動的佈署、指揮、操控上,也完全是對敵軍事鬥爭的-套,如兵不厭詐、瞞天過海、欲擒故縱、分化瓦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預設陷阱等等。而且使用的也是軍事術語,如「引蛇出洞,聚而殲之」,「分割包圍,各個擊破」,「圍剿、開火」等等。可見,毛一開始就將這場運動定性為一場對敵鬥爭,一場大戰役。再放開來看,毛在所有他發動、指揮的運動中,也無不釆取這些手段、謀略。如果說在戰爭中遵行兵不厭詐的「詭道」無可指責,那麼,在和平時期,在治國安邦、建設國家、發展經濟中、一句話,在對待自己的臣民百姓中,仍然使用這一套,就足見其把民眾始終當作敵人或潛在敵人的反人民、與民眾為敵的本質,從而其惡魔、暴君面目暴露無遺。而在此次運動中,毛自創的「陽謀」一說,更堪稱古今中外無恥之尤了!

毛的這種作派和心理充分反映了這個流氓地痞、草根出身的暴君在依靠其騙術和權術取得 「成功」後的驕橫和自信,他已經堅信他的一套戰無不勝,「放之四海而皆準」。他堅信他還可以更上一層樓,當上世界大帝,讓全世界葡伏在毛主義腳下。

毛非常清醒,在他要征服、馴服的所有人群中,在實現他的宏圖大志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是他最大的敵人、最大的「心患」,因為知識分子不容易愚化,不容易變成馴服工具。所以這是他最為耽心、最為忌恨的人群。從建國伊始,毛就不停頓地整肅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早成了驚弓之鳥。可是毛仍然不肯放過,他認定「馴服」都是假裝出來的。而且,非常無奈,他還要知識分在當教師,做學問,寫文章,他們還不像夾著尾巴的「狗」,這讓他感到氣憤難平。

在上海召開的幹部會上他從頭到尾都在開罵:「「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知識分子翹起尾巴來可不得了呀!……過去知識分子這個『毛』是附在五張皮上 ……『皮之不存』……這五張皮都沒有了」,「現在,知識分子附在什麼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即附在無產階級身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人、農民」。在毛看來,知識分子都是寄生蟲,剝削者,不勞而食 。所以,作為「工人、農民」的「代表」的他,動不動就說:「不給他開飯!」在這次講話中,毛點名罵了若幹所謂知識分子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王造時、 陸飴、陳仁炳、彭文應、吳茵、孫大雨等。全篇講話從頭到尾充滿了仇恨和複仇的快樂,言語間充斥著痞氣、流氣、霸氣。

這時,毛已開動他的全部宣傳機器和鎮壓機器,對「右派」颳起了十二級颱風,在恐佈高壓和滅頂之災的鎮懾下,絕大多數被當局指定為右派者紛紛被迫檢討、認罪。但毛並不因此放過他們,毛髮話:對右派就是要急風暴雨!因為他們對共產黨整風不是和風細雨,現在要叫他們自己嘗嘗急風暴雨的滋味……

首先遭打擊的當然是以章伯鈞、羅隆基及其代表的民盟。但是,毛從來認為光孤立地打擊幾個頭頭不過癮,不足以顯露對方的「罪行」,於是他想起在批鬥高崗、饒漱石時他成功地製造了一個「高饒反黨集團」的經驗,後來他運用此經驗又製造了多個反黨「集團」、「聯盟」,如「 胡風反革命集團」等,效果都很不錯。這時毛對「集團」己經著迷了,於是決定再製造一個「章伯鈞—羅隆基同盟」( 又稱「章羅聯盟」),把運動推向高潮……

為什麼一定要做成一個集團呢?我們的後人和外國人可能不懂得其中的奧妙,所以還要加以說明。首先,成為一個「集團」,就比單槍匹馬性質不同了,單槍匹馬不可能打天下,不可能推翻共產黨取而代之;而「集團」就可能做到,為此集團就必須「有計劃、有綱領、有組織」地開展活動,「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其次,有了集團,還可以「上掛下聯」,把文章按需要做大,在橫向,凡是想要「打倒」或「批臭」的都可以算進這個集團中去,在縱向,它的組織系統可以從中央下伸到省、到市,到縣、到基層單位。「胡風集團」就圈進了幾千人,後來的「彭德懷反革命集團」、「劉少奇叛徒集團」圈進的人就更多了,單是「屬於」「劉少奇集團」而被判罪或受到其他處分的就達兩萬多人。

再者,做成「集團」之後,才能震醒國人,發揮最大的轟動效應,使廣大人民「大吃一驚」,從而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並因此使全國人民受到教育,團結到毛和共產黨周圍。

不過,既為集團,就要有相應的佐證材料,如集團的計劃、綱領、組織系統、活動和聯繫的方式方法等等。這些在一般人看來很神秘、或者很可怕的東西,在毛澤東眼裡,都是小菜一碟,他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當年子虛烏有的「AB團」不是照樣轟轟烈烈地搞了起來,照樣處死了數萬「AB團成員」嗎?延安的「搶救」 和「鋤奸」運動不是照樣「有根有據」地抓獲了一萬五千多名「特務」嗎?毛澤東確信天下沒有他辦不成的事情,(所以後來他禁不住慨嘆: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起碼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是如此。

所以,在7月1日毛為文彙報寫的社論中,就正式宣佈了由他欽定的「章羅聯盟」和「羅隆基—浦修熙—文彙報民盟右派系統」。這篇文章的最後,有一段殺氣騰騰的話:「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主席為章伯鈞—筆者),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這時民盟經和文彙報經過改組已是中共代理人掌權了,都非常配合,立即表態接受這個禦賜的封號。因為誰都知道,此時毛的鎮壓機器已經開動,磨刀霍霍,只要毛一聲令下,所有膽敢「對抗運動」者都會被投進黑牢監獄,甚至推上斷頭台。誰還敢與毛爭辯呢。

毛非常自信,他知道,在他的恐怖高壓下,知識分子會很快投降,按他的要求交待問題的。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條,而人不到完全絕望,總是不願死的。在7月9日他對上海幹部們的講話中,他就徳意洋洋如此描繪右派們:「他看到哪裡有一根稻草就想抓,因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黃浦江裡將要淹沒的人一樣,哪怕是一根稻草,他都想抓。」

章伯鈞就有些類似於毛說的情況。當毛氣勢洶洶地將他封為中國第一號右派時,他預感到可能大難臨頭,所以對家裡人說:「老毛是要借我的頭,解決國家的困難了。」這說明他已作了死的最壞打算。但他轉而又想到,自己確實沒有「反共、反毛」,也沒有把柄在毛手裡。毛知道,手無寸鐵的民盟不可能對共產黨的統治構成威脅,他只是想在共產黨的大鍋分一點殘羹剩飯而已。至於「六六六」事件的真相,毛也應該知道,毛之所以要公然指鹿為馬地說民盟要造反,章伯鈞要奪權,不過是「形勢的需要」而已。從這個角度來看,章伯鈞又估計毛也許只是要借他的「罪名」來嚇一嚇全國人民,可能並不真要借他的人頭。不過他知道,前提條件是他必須配合、順從,否則毛惱羞成怒,就難說了。考慮到這一點,章決定有條件地配合。

就在這時,毛拋出了「章羅同盟」一說。這種說法的荒謬性是包括周恩來在內所有中國政府高層人士都清楚的,章、羅二人因權力和個人意氣之爭,從民盟成立之日起十有餘年來,齟齬不斷,這在民盟內部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以緻周恩來等共產黨人也都知道,周在給民盟做統戰工作時,也分別在不同場合找二人中的一位,而不是把他們招來一起談。故章伯鈞的女兒章飴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記述:

……從1946到1949年,在民盟終於有了一個人稱「無形組織」的小集團,其基本成員連羅隆基在內共有十位……這個無形組織的宗旨,用羅隆基的話來說,它的「主要對象是章伯鈞,是不讓章伯鈞獨霸民盟的組織委員會」……一邊是章、史(良) 聯手的當權派,……一邊是羅隆基、張東蓀為首的非當權派…… 這個情況,別說是具體管理民主黨派的統戰部,就是毛澤東、周恩來也心知肚明。1949年召開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前,周恩來拿著民盟出席會議的名單,都是先和沈鈞如、章伯鈞商量,再與羅隆基、張東蘇蓀討論,而決不把這水火不容的章羅兩派攪合在一起。

最初,對這個子虛烏有的「章羅聯盟」章伯鈞也很氣憤,不予承認。後仔細想想,這關係到毛是否借他的「人頭」的問題,不可不慎。後章氏拋出了他的「政治設計院」實是緣於毛澤東的首創這一「殺手鐧」。這一「反擊」,也令毛驚心。經過彭真居中調停,毛應允以從輕發落相交換。章就梯下階,也就將「同盟」認可了。

可是,羅隆基對毛封給他這個「章羅聯盟」卻進行了十分頑強的抵抗,直到11月7日,這時已經被批鬥了四、五個月的羅隆基,在交待他與章伯鈞的關係時仍然是:

「我同章伯鈞的認識有二十年的歷史,共同在民盟工作也有十七年的歷史。我同他有過長期的鬥爭……我同他的合作是始終有戒心的,兩人從來就是在合作中鬥爭,在鬥爭中合作……兩年來我同章伯鈞就沒有私人相約聚談過一次。」

「當時許多民盟的負責同志,如周新民、徐壽軒、沈志遠、潘大逹等十幾人,都認為要搞好民盟,章羅兩人應該合作……章伯鈞本人一次在民盟總部同我爭吵時,當面說:『中共中央統戰部對在民盟(內部)不合作的態度不滿』……為了省麻煩起見,我決定對章伯鈞讓步,同他合作。」

「我同章伯鈞的合作,絕對沒有什麼私人的勾結,秘密的陰謀。」

「一年多來,我同章伯鈞的合作,絕對只限於民盟的工作範圍。章伯鈞在農工民主黨和《光明日報》的事情,他絕對沒有對我談過,我也無權過問。」

「以上是我同章伯鈞一年多來在民盟合作的全部真相。我絕對沒有捏造,絕對沒有隱瞞。事實俱在,可以追查。」

此時羅隆基不瞭解章伯鈞承認這個「聯盟」的內外原因,章也無法尚他解釋,就只好充當儍瓜,任憑羅的指斥。當然,章伯鈞對自己繳械投降,也心有不甘,所以他只承認思想上、客觀上有這個「聯盟」,但沒有組織形式。所以他並不是真的完全「認罪」。只是他知道反抗沒有用處,只會徒增苦難,故對女兒章飴和說:「我早年之所以脫黨,就因為目睹了它內部的殘酷和黑暗。如果我不低頭,就沒有辦法。黨是不會認錯的,只有我認錯。如果我堅持下去,事情就越搞越大,連累的人就會越來越多。共產黨決心整起人來,是很有辦法的……」

這是章伯鈞的無奈和悲哀。說到底,是當年民主黨派選擇了共產黨的結果。而民主黨派之所以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中選擇中共,除了因為毛的統戰手段高明之外,就是無奈,因為這些黨派和人士從抗戰前到抗戰中、抗戰後,都在不斷與執政的國民黨爭鬥,都在辱罵國民黨和蔣介石,他們與國民黨當局已經結「仇」,沒有和解的餘地了。而當時毛和共產黨卻許諾在未來建立一個多黨聯合執政的民主中國。這樣,他們只好選擇地倒向共產黨了。

然而,當形勢發展到今天,民主黨派不再是中共的助手和必須拉攏的夥伴之後,這些民主黨派頭頭才認識了毛和共產黨的本質和真相,可是世界上哪有後悔藥啊!

6月中旬,羅隆基還在東南亞國家訪問,從報紙上得知道章伯鈞已經承認了所謂的「章羅聯盟」時,火冒三丈地打來長途電話質問章:「章伯鈞,誰和你聯盟了!……」,

電話那邊的章只能默不作聲任憑羅的訓斥。當羅回到北京找到他家,在質問、怒吼夠了一頓之後,將隨身帶來的一根自由棍一拆兩斷,以表示與他從此一刀兩斷,章伯鈞仍然不出一聲,彷彿無心無肺……

但後來的結果表明,章伯鈞是對的,正是所謂大智若愚。當被足足批鬥拆騰了半年多之後,羅隆基終於不得不低下他那高貴的頭顱,被迫承認了「章羅聯盟「。也許這時他才知道自己並不比章伯鈞高明。後來,他又自食其言,主動與章修好……

有關章羅聯盟及圍剿羅隆基的這一大鬧劇,由於具體情節較多,筆者將其放在本篇之附錄中敘述,在此就不多佔篇幅了。

下面還介紹兩位「陽謀」的犧牲者,他們分別可代表兩種不同類型的受害者。

一個是被無中生有、弄假成真的「殺人犯」,把一個共產黨的功臣弄成「敵人」這-大冤案中的冤大頭葛佩琦。

還在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三名大右派的「三大右派言論」尚未成為全國批判的重點之前,有一位最早「出名」並引起全國轟動的右派,此人就叫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教師,其右派言論有點嚇人,叫做「要殺共產黨!」

事情是這樣的:葛佩琦本來是不想參加學校的鳴放座談會的,這倒不是因為他沒有意見可提,而是他認為這個會與他的身份不符,被邀請參加座談會的都是黨外人士,而據葛自己說,他是1938年就入黨的老黨員(可是黨組織不承認),資格比很多「校領導」還老,如今卻叫他參加黨外人士的座談會,這不是降低了他的身份、「玷污」他的人格了嗎?所以,校黨委曾兩次通知他去開座談會,他都置之不理。第三次,是系黨總支一位負責幹部親自送來通知,並十分懇切、十分嚴肅地對他說:

「這是校黨委第三次請你去了,你再不去,可不太適合。」

考慮到以後還將吃學校這碗飯,葛佩琦妥協了,勉強去了,這-天是1957年5月24日。

可以想見,葛佩琦因黨籍問題,以及與黨籍相關的十幾年的地下工作經曆長期得不到承認、解決,並遭遇學校方面出奇的「冷遇」,肚子裡自然窩了火。會場起初有點冷清。但當會議主持人、人大黨委書記胡錫奎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等等這些毛反復申明過的話一再重複之後,一些人終於發言了。隨後葛也跟著發了言。

葛發言的內容很多,大抵包括:盡快弄清他的黨籍問題,不應該長期以來對他冷若冰霜;搞外行領導內行會出笑話,應該尊重人才;黨群關係比過去差多了,責任在黨。接下去他講了幾句後來惹禍的話:「……看到生活中這些現象,我不但感到生氣,也還有點擔憂;像現在這樣的黨群關係,如果再發生對敵鬥爭的形勢,還需要做地下工作,群眾便難再保護我們,我們就很有可能被敵人殺掉……」

27日,人大的內部刊物《人大周報》刊載了葛的發言,內中是:黨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眾可以殺共產黨人,打倒你們,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不為人民服務……

憤怒的葛佩琦當天下午來到校黨委、找到校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聶真質問:

「《人大周報》如此斷章取義,不是有意陷害我嗎?」

聶真倒很通情達理似的告訴他:

「葛佩琦同志,你不要著急,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嘛。」

可是下一期的《人大周報》並未更正。倒是6月8日的《人民日報》報導了葛的那次發言,標題是:《人大教師葛佩琦發表反共言論》,內文中的葛佩琦說:

「我要重複一遍,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再腐化下去,那麼總有這麼一天,群眾要起來推翻共產黨,殺共產人。這也是合符社會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

葛佩琦看了,吃驚之外,倒吸了一口冷氣,他知道在《人民日報》刊登他的這種「言論」意味著什麼,難道他們真要置我死地?……但他還存在一絲幻想,心想堂堂中央黨報總該實事求是吧。於是當天立即寫了一封要求更正的短信,第二天一大清早親自送到《人民日報》社。信中云:

「編輯同志:

6月8日你報刊登我的那個發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請予更正。我重複一遍,……應改為:

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能自取滅亡,而且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人民日報》自然相信共產黨組織提供的材料,而不會理會一個右派分子的話。就在6月8日當天,該報就配發了三篇批判葛的文章。緊接著,又豋刋各地工農和各界人士、包括葛的學生聲討、批判、咒罵他的如潮水般洶湧而來的信件、文章,大有要將他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勢。

接下來,全國的大小報紙、刊物也不約而同地競相轉載葛佩琦的反動言論,而且將全部內容簡化為9個字,即「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

6月8日,正是毛為《人民日報》寫的《這是為什麼?》的社論發表的同一天,是毛吹響向右派「反擊」號角的第一天,是中共由整風向反右轉軌第一天,是陰謀轉「陽謀」的第一天,也是敲響中國知識分子喪鍾的一天。這一天,配發葛佩琦的「發言」顯然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因為「殺共產黨人」這句話響亮、幹脆,通俗易懂,婦孺皆曉,以此作為右派言論的代表,可以起到「畫龍點睛」而又「振聾發聵」的作用。有利於迅速將全國人民對右派的仇恨之火點燃起來,讓全國人民投入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中去……

果然,葛佩琦的這一「招牌言論」,立即傳遍全國大街小巷、窮鄉僻壤。人們一提起右派,就知道那是些要殺共產黨的「殺人犯」,怎麼能不同仇敵愾、義憤填膺呢!

這時,即使葛佩琦有張飛那樣大的嗓門,也無人能聽到他的吶喊、抗議聲了。何況,很快、葛就被逮捕,失去了「話語權」。

一樁天大的冤案就由此鑄就了。

說到葛佩琦的奇冤,只有瞭解他的問題全部真相後才會信服,而這個真相是二十餘年後才為人們所知曉的。原來,葛佩琦本名葛畔珩,出身貧寒,山東平度縣人。1933年,靠半工半讀自學完成學業的葛畔珩考取了北京大學物理系,但因既沒有初中畢業文憑,更沒有高中畢業文憑,眼看難以跨進校門。這時,恰巧有個叫葛佩琦的新生報到了到卻不來上學,同情他的老師叫他頂替那個學生。從此,葛畔珩便變成了葛佩琦。葛佩琦在北大除了學習,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是「一二·九」運動積極分子。後又加入共產黨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還當選學校學生會副主席。日寇佔領北平後,他投筆從戎,投入豫東的抗日遊擊隊,並在遊擊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時為1938年。

不知什麼原因,共產黨派他去做秘密地下工作。他幹出了出色的、驕人的成績:單獨策反僞軍一個團;參與策反一個僞軍師,將他們編入了共產黨控制的部隊。

大概是他的地下工作出色,黨便繼續叫他擔任這種「鼴鼠」的角色。在國共內戰時期,葛佩琦打入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部,並建立了一個地下聯絡站,獲取了大量情報。後來葛佩琦被調去瀋陽,任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少將督察和東北通訊處處長。他利用職務掩護,將大量敵軍高度機密的情報,通過自己的單線的「上線」聯繫人李年,再經過秘密電台不斷地送到延安毛澤東的案頭,為共軍奪取遼瀋戰役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不幸的是,1947年底他的單線聯繫人李年被捕,不久,他的黨組織關係所在的領導人趙耀武也在西安落入國民黨之手。雖然葛佩琦提心吊膽的事情並沒有發生,李、趙都沒有出賣他。可是,從此,他的地下共產黨員身份和傳奇式的地下工作經曆與功勛,也隨著李、趙的「失蹤」而消失了……

毛共建國以後,經曾為共產黨提著腦袋在敵人心臟裡幹了十多年地下工作,戰果輝煌、功勛卓著的葛佩琦,突然成了「黨外人士」。他當然心有不甘,不肯罷休。他不斷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要求調查他的歷史,並提供了有力的線索:在抗戰勝利後,由黨中央社會部西安地下情報組派去東北作「鼴鼠」的並不是他一個人,而是一批人,光是與葛佩琦在同一情報組的就有四人,有的人還健在,要查清他的身份並不難。又據後來知道,葛報告中的情況已被中共華北局以函調方式證實。但葛後來到人民大學任教,不知道為什麼,那些調查材料似乎沒有轉來,人大黨委會仍然確定他為非黨人士。葛為此多次找人大校黨委和系黨總支要求查明,但均如泥牛入海。這就是葛佩琦對共產黨不滿的原因。

1957年12月24日深夜,葛佩琦突然被警察從家中帶走,關進北京草嵐子監獄,從此開始了長達一年的審訊。

審訊人員的興趣和重點是他這個「國民黨軍少將」有哪些罪惡,對於葛佩琦的解釋和聲明根本不聽。起初葛堅持自己是共產黨員和黨的地下工作者,並且多次提供調查線索,希望查明他的歷史。但每次都被審訊人員呵斥:

「混蛋!你是雙手沾滿革命人民鮮血的國民黨少將,怎麼會是共產黨員?你這是在公開污衊共產黨!我警告你……若不老實,就將罪上加罪!」

從審訊人員殺氣騰騰、一次比一次盛怒的表情裡,葛佩琦知道,他的任何申辯都毫無用處,只會增加自己的「罪惡」,於是他不再堅持重新調查自己的歷史了。

1959年2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向北京中級法院提起公訴,公訴詞除認定葛佩琦是「歷史反革命」外,還指控他是現行反革命——借黨整風之機,惡毒攻擊和污衊黨的政策和曆次政治運動,叫囂要殺共產黨人,推翻人民政權……

法院以反革命罪狀判處葛佩琦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葛妻朱秀玲是人民大學副教授,因得知丈夫的可怕罪行,加上本有疾病,接到丈夫的判決書,一下子就暈倒過去。後癱倒在床6年。大女兒在北大附中讀高三,門門功課在九十分以上,結果高考時沒有任何一家學校接受她。她痛哭無語,無奈只好休學在家,後來便專門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母親。老三、老四都送給了親友,老五本來也有人想接養,但一聽是葛佩琦的女兒,堅決拒絕了。

為了孩子們的前途,後來朱秀玲與葛佩琦辦了離婚手續,五個子女均改為朱姓。這是當時很多犯人妻子的通行做法。

由於葛佩琦當年右派的名氣太大,那句「要殺共產黨」的名言太嚇人,加上可怕的歷史反革命罪行,使他在後來右派甄別、改正時遇到了比一般右派更大的困難,曾經多次碰壁,使他幾乎絕望。後來還是友人指點,讓他親自找到了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在胡耀邦的過問下,葛佩琦的雙重冤案才得以徹底平反,葛重見天日。當然,他曾經為共產黨、為毛做出的那些「重大貢獻」,那些輝煌的業績,算是打了水漂了。

平反之後的葛佩琦,據說在有人造訪時仍然唸唸不忘大談他當年做地下工作時入龍潭、闖虎穴、過五關斬六將的輝煌,只是在說到受到共產黨二十多年監牢的報償時,臉上才掠過一絲陰影。也有記載說,葛曾經對友人說:「早知是這樣,當年還不如跟他們(指國民黨官兵)去台灣好了!」

葛晚年還寫了一本回憶他做共產黨地下工作經曆的小冊子。不過,當局一直未準出版。筆者認為這不僅是擔心共產黨地下工作方法被洩露,更主要是從政治影響方面考慮:一個當年要殺共產黨的大右派,怎麼搖身一變成了共產黨的英雄?

葛佩琦的悲劇在於:他畢竟是個知識分子,而且又對現狀、對自己的遭遇不滿,還以老共產黨員的口吻說了出來,於是,變成毛澤東的靶子就是必然的了。本來是共產黨對不起葛佩琦,結果葛反而變成了毛共的罪人,差點坐穿牢底。歷史總是被毛澤東顛來倒去,千千萬萬如葛佩琦式的人物的命運也就被如此顛倒了。

還有另一個陽謀受害者,叫徐鑄成,此人則是另一翻景象。

徐沒有葛佩琦的光榮歷史,但是也是一個左派,對「黨」忠誠而且有些貢獻。他是一個老報人,報界元老,雖然他不是共產黨員,卻一直用筆桿在為黨服務。 1956冬,徐被告知,曾被兩度「停刊」的《文彙報》複刊為日報,並任命他為總編,要求他把這張報祇辦成有「書卷氣」的「讀書人」的報紙。徐受到極大的鼓舞。其時,正是毛提出的「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在全國風靡的時候,徐決心大幹一場。(從後來看,恢復《文彙報》也是毛的「釣魚」策略之一。)

《文彙報》的開場之作是敲了一通「電影的鑼鼓」。《文彙報》是當時少有的設在上海的全國性報紙,而上海是中國電影業的發祥地,大批電影工作者和電影人才聚集在上海。上海電影的狀況即是全國電影狀況的縮影。從總體上看,由於建國後毛對電影的嚴格控制,像所有其他藝術形式一樣,電影業也處於枯萎凋零之中,70%的影片收不回成本,群眾對那些完全當作政治的圖解和傳聲筒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電影既不感興趣,又敢怒不敢言。電影工作者也處於苟延殘喘的狀態,大部分人沒有「工做」。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文彙報》發起了一場題為「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的討論。

討論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人們紛紛指出國產電影片的癥結所在,矛頭不約而同指向了毛的文藝方針和嚴格的審查制度。

演員們直呼:「請尊重人,我是演員,我要演戲!」

導演們則強調:「導演應該是影片生產的中心環節。」

資深電影藝術家呼籲:要「尊重電影藝術的傳統……」

這場討論歷時達三個月,影響巨大,應該看作《文彙報》在整風鳴放前的主要功績。可是,它卻遭遇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張春橋組織的圍攻。

令徐鑄成意想不到的是,最高領袖對他這種「放」得幾乎有些「過分」的行動,不僅未加譴責或表示不滿,反而給了他讚揚和鼓勵,這使他原來的一顆懸著的心完全放了下來。

那是徐被邀請去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之時,1957年3月10日下午,他與各大報同行、《人民日報》、《大公報》、《解放日報》、《新聞日報》、《新民晚報》的總編們,被毛召到豐澤園的住屋單獨接見,令老總們受寵若驚。

接見時沒有其他人陪同,只有一個當時人們還不十分熟悉的康生作陪(這種安排頗令人感到毛另有深意,因為康生並不是黨的意識形態主管,也沒有文化部門的職務,而是中共政治特務頭子)。

徐一進毛的書屋,康生立即起立向毛介紹說:

「主席,這就是徐鑄成同志。」

毛立即伸出一雙大手,將徐的手緊緊握住,彷彿知心老友久別重逢:

「你就是徐鑄成同志?你們《文彙報》辦得好啊,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辦得活潑。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紙看,然後再看《人民日報》,有功夫再翻翻其他的報紙。」

受到毛的讚揚,原來因「電影的鑼鼓」遭到圍攻帶來的沮喪心情,在徐鑄成心中立即消融了。

在座談會開始後,徐 小心謹慎而又充滿真誠地問:

「我們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對馬列主義還沒有學好,在報紙上如何展開雙百方針,感到心裡沒有底。抓緊了,怕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放鬆了,又怕犯了修正主義錯誤,請問主席,該如何是好?」

毛沒有教給徐鑄成不犯錯誤的法寶,卻有些顧左右而言他。他含笑地談了半個多小時,在談話中,他明確地支持《文彙報》敲的這一場「電影的鑼鼓」,接著便大講儘可能避免片面性,這大概就是毛教給的不犯錯誤的法寶了。不過,接下來毛的話使徐大為感動:

「說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延安辦報,歷史也短,全國性辦報沒有經驗。辦學、搞出版、科學研究都是這樣。全國有500萬左右知識分子,其中共黨員不過是一個小指頭。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這話有一點道理。現在我們是外行領導內行,搞的是行政領導,政治領導……

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本來在心裡積累了很久,去年已經講了幾次,後來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陳、馬他們的文章(指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陳其通等四人聯名批判王蒙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文章—筆者)。他們是憂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亂,他們的方針是反中央的方針,用的是壓的辦法,不能說服人。想到會有人以為他們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見,因此覺得有好好談談的必要……

年內要開始整風,要用小民主的辦法,在小民主面前,再加兩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先整共產黨。現在我們有些同志裝腔作勢,他們沒有本錢,又要做官,不擺架子就不行……」

徐鑄成也算有經驗、有閱曆的老知識分子,當時萬萬沒有想到毛的那番談話原來是他「引蛇出洞」策略的一個部分。毛沒有告訴他不犯錯誤的「法寶」,目的就是要他犯「錯誤」。而且,毛也確實沒有什麼使別人不犯錯誤的法寶,因為沒有人犯錯誤,這階級鬥爭不就熄滅了嗎?況且犯不犯錯誤,標準全在他心裡,而且是每天24小時、每年360天都在變幻。即使他當時教給你不犯錯誤的「箴言」,你也照著去做了,但也不能保證你不犯錯誤,因為第二天毛可能宣佈他頭天的話是「放屁」,或者說他根本就沒有說過……

徐先生一回到文彙報駐京辦事處就激動得不行,等不及辦事處主任浦熙修回來,他就先召集有關人員傳達毛接見時的講話,向他們交代了年內將要開展的整風,並特別強調:在眼下宣傳貫徹毛的雙百方針和在未來的整風運動中,《文彙報》一定要大張旗鼓而又切切實實反映主席的指導思想,要反映知識分子的心聲,以體現本報的特色。徐一再勉勵大家一定要不辜負毛的教導和對文彙報的殷切期望。

浦熙修回來後,徐又將毛講話內容向浦女士反復作了交待。這很可能就是後來浦女士對整風大鳴大放的導報那麼賣力的原因,因為浦一貫最聽黨的話,特別是毛的話。

令徐鑄成激動的消息還接踵而來,當時決定組織中國新聞界代表團訪問蘇聯,起初內定徐鑄成為副團長,後來改為任團長。這當然也是「黨」對他的最大信任、最大的榮譽了。

這趟出國門對徐來說確是意外的幸運,因為他這一去44天,等待他回來時,整風的鳴放階段已經過去了。《文彙報》在那段時間遵照他這個總編的囑咐,開足馬力、全力以赴地報導全國大鳴大放的消息,大量登刊知識分子們鳴放文章,可謂殫精竭慮、不遺餘力。

《文彙報》之所以如此下勁、賣力,還因為早在整風正式開始前,上海市委辦公室就通知在家的副總編輯欽本立,說偉大領袖毛要親自到《文彙報》看看,並交代要保密。從此,全報社人馬就望穿秋水,日夜等待毛的臨幸。可後來,忽然又來了通知,毛因故不能到上海,因此也就不能到文彙報來了。為彌補這一遺憾,特派遣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作為他的代表到報社看望大家。

陸定一見到欽本立的第一句話就是:

「你們的報紙辦得好,有生氣,有情況,有主意,有辦法。」

進了總編辦公室,陸定一開玩笑地說:「你看我來當貴報的總編輯好不好?」

陸定一主要是傳達一種信息,即毛和中央高層對《文彙報》的高度評價和由衷的讚賞。

陸定一還表白,自己是受到毛的委託來鼓勵《文彙報》積極大鳴大放的,希望大家不要辜負偉大領袖的期望。

中國的知識分子素來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文彙報》碰到的「知己」不是一般人,而是偉大領袖、一國之君,你說他們怎不感恩圖報、肝腦塗地,萬死不辭?

於是文彙報全體上下,特別是駐京辦事處那位女主任浦熙修(這時她已升任副總編),使出渾身解數,作出十二分努力,為偉大領袖發動的整風運動、為大鳴大放鼓吹、造勢。那段日子,浦主任真的是廢寢忘食、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對整風鳴放的報導和造勢之中。她不僅像一位女將那樣運籌帷幄,指揮她的各路人馬,還親自身先士卒,深入第一線採訪,親自出馬組織京城知識界名流座談,一時間,浦的辦公場所簡直成了京城知識界名流的沙籠。

就這樣,在大鳴大放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文彙報》全體人馬夜以繼日、馬不停蹄,為整風鳴放殫精竭慮,手腦並用,全力以赴。他們生怕辜負了偉大領袖的期望,他們感到雖苦尤榮,覺得自己為毛、為黨盡到了一份應盡的責任……

誰知,就在他們沾沾自喜、以為為整風運動立下了頭功的時候,6月8日,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這是為什麼?》猶如一顆重磅原子彈在中國大地爆炸,特別是在《文彙報》的同仁們心中爆炸,一時間,所有的人全慒了,有的頭暈目眩,天旋地轉,幾乎暈厥過去。

稍為清醒過來之後,才知道是政治風向突然來了個180度轉向,而且這轉向來自最高層,就是那位令他們日夜感念的「國君知己」。可是他們百思不得其解:這怎麼可能呢?究竟是怎麼回亊?……

其實,6月8日的社論只是發出了一個信號彈,不是真正的主火力,很快,真正的打擊來了,文彙報被掀了個底朝天,全體成員忙不疊地檢討、檢查,痛心疾首,暈頭轉向。7月1日,一篇叫做《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的人民日報社論令文彙報跌落萬丈深淵。而且,很快大家都知道了這篇社論乃毛澤東親筆所為,文中,毛數落了文彙報的種種「罪行」:

「嚴重的是文彙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鬧資產階級方向時期掛帥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脫。帥上有帥,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並且指明道姓,說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彙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彙報編輯部,就是文彙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

「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中和整風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

毛以掩飾不住的仇恨筆觸指斥文彙報中的民盟右派:「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為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這罪名的確使人吃驚!文彙報的同仁們個個膽顫心驚,全都亂了方寸。

在毛的強大高壓恐怖下,文彙報被迫以報社的名義作了檢討。但毛卻認為這個檢討是遠遠不夠的,不深刻的。毛引用文彙報的檢討原文:

「我們片面地錯誤地理解了黨的鳴放政策,以為只要無條件地鼓勵鳴放,就是幫助黨進行整風;多登正面的意見或對錯誤的意見進行反批評,就會影響鳴放。」

這是真心話,也是當時毛對各報紙的指示。文彙報是忠實執行這一指示,才落到如此地步的。

對此,毛是如何辯解的呢?他先是在這篇文章中不得不承認:

「在一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報(註:指人民日報社)及一切黨報,在五月八日到六月七日這個時期,執行著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

黨報這樣做是對的!但文彙報這樣做(而且是毛親自要求它這樣做)卻是居心叵測,包藏禍心,是犯了大罪,罪該萬死!毛欺騙了文彙報,欺騙了天下百姓,這時卻倒打一耙,反說文彙報是「是一場欺騙」。這就是毛澤東的強盜邏輯,騙子哲學。

毛接下去說:

「文彙報在春季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級舉行了猖狂的進攻,和共產黨的方針背道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

根本無理可說,只由他說了算,十足的流氓強盜嘴臉。他進一步指斥:

「文彙報至今不準備批判自己大量違反事實的反動新聞,大量刊發的反動言論,大量採用過的當作向無產階級進攻的反動編排。」

就這樣,毛將他的痞子作風、流氓哲學不僅帶進中國的政治領域,也帶進文化領域,使這種惡劣的文風在中國文壇大行其道,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了頂點……近來看到一位「異見人士」居然說,「毛澤東的白話文章,就連白話創始人胡適讀了都佩服不已,認定白話文寫作,毛澤東首屈一指。」「他的文章寫得實在太生動太形象了,真可謂為中國民眾喜聞樂見」。不知這位先生指的是毛氏哪些大作?不過筆者從毛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開始,到反右時的罵人文章,從不見毛的文章有任何「最優秀白話文」的影子,有的只是流氓潑皮的無賴,強盜暴君的蠻不講理,以勢壓人,以及潑婦罵街、村夫撒野的「本事」。毛是將中國文人優良的文風徹底破壞、顛覆的罪魁!

毛的文章和言論是從來不準人反駁、辯論的。可憐的文彙報報人們,在挨了這蠻橫無理、劈頭蓋臉的一頓棍棒後,不但不敢申辯、反駁,還可憐兮兮的如喪考妣般忙不疊去討饒、認罪,完完全全成了一批喪家之犬。下面是毛的7月1日社論發表後,文彙報的秀才們連夜通宵達旦製作的請罪書、即《文彙報》7月2日社論《向人民請罪》中的一部分:

昨天是黨的生日。我們在黨的生日受到黨報所作的愛之以德的批評,既感到溫暖,又感到慚愧。文彙報一錯再錯,不但在政治上對不住人民和黨,而且在道義上,也對不住人民和黨。文彙報是在黨的領導和人民的支持下長大的,如今我們對人民對黨,卻以怨報德,人而無良,何以至此?

所以,我們在這一時期,有的吃不下飯,有的睡不著覺,有的外出採訪無臉見人,有的收到讀者來信感到無地自容。痛定思痛,悲憤莫已。現在我們在感愧交並的心情激動之下,向全國人民請罪!

我們發誓,將文彙報從資產階級的政治方向的危險道路,扭轉到社會主義的人民新聞事業的光明大道上來……

多麼可憐、多麼可悲、多麼可恥!人家打了它的臉,它說感到「很溫暖」,右臉挨打了,希望再打左臉。明明是對方背信棄義、出爾反爾,卻要說自己「以怨報德」,現在「無地自容」……

當然,凡是當年毛式運動的過來人,都知道這種檢討是被迫的,是必須寫的,否則將有更多更大的苦難在等待你。怕死、怕折磨,這是人性的普遍弱點,只不過文彙報的報人們的軟骨病更嚴重些,說出的話更讓人起雞皮疙瘩。毛於是抓住了這一弱點來折磨這些可憐蟲!特別奇怪的是,他明明知道整個鳴放期間徐鑄成都不在國內,可卻揪住這位曾被他大力表揚過的老報人不放。這種痞勁確實罕見。

徐鑄成從蘇聯回到北京,再到上海已是9月初了。這時鳴放早已過去,反擊也進入了尾聲。徐忙於寫他的訪蘇見聞記,隔天一篇,晝夜伏案。而在此前,所謂《文彙報》猖狂向黨進攻的那些日子,他不在國內。但作為報紙負責人,即使在國外,他也關心國內動向,並且天天看自己的報紙。徐以他老報人的經驗和嗅覺,感到文彙報的一些標題有些鋒芒太露,似不合辦報的傳統技法。但他當時不好幹預。回到北京後,與欽本立通電話,問到為何標題的火藥味那麼重,欽答曰:那都是中共上海第一書記柯慶施要求那麼做的,那段時間,柯書記天天給文彙報打電話,髮指示,要文彙報為大鳴大放添力鼓勁,火上澆油……

徐於是一切都明白了,但有什麼辦法呢。

在劃右派前夕,《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鄧拓,作為黨內高幹,得消息之先,立即給欽本立、徐鑄成打電話,要他們採取主動,先行自我檢查,以圖減輕處分。徐在驚愕之餘,也對鄧拓的「哥們情」十分感激。但他還是有些莫名其妙,不知怎麼檢查,鄧拓無法向他們多作解釋,徐也無從多問。可憐的徐老先生只感到一陣眩暈,隨即天旋地轉,知道大難臨頭了。

可是作為老共產黨員的欽本立還未喪失人性和知識分子的良心,接完鄧拓的電話,他首先想到的是救人、救報!第一個要救的是徐鑄成!

欽本立挺身而出,當即求見柯慶施,說明《文彙報》這段時期如果有問題,應由自己負責,因為徐鑄成遠在蘇聯訪問;徐回到上海報社後,也未主持報社工作。只是參加過市委召開的一次宣傳工作會議,在會上發言講了文彙報如何「拆牆」(拆黨員與非常人士之間的「牆」),那也是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白彥兩次去徐鑄成家登門動員,徐才「奉命」講的。總之,徐鑄成無論如何不應劃為右派。

柯慶施聽後似乎還很通情達理,幾乎全部接受了欽的意見,他說:「徐的問題只作為認識問題,不作政治問題;徐還當他的總編輯,還將有職有權。」

欽本立一聽,大感慰藉,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他想到:只要徐鑄成這個桅杆不折,《文彙報》這艘船就不會沉沒……

但是就在欽本立回去報社傳達柯慶施的指示兩天後,市裡一位大人物對徐鑄成進行點名批判。徐老先生再次提心吊膽,驚魂不定。為了安慰徐,欽本立拉上他一道再次求見柯大人。

那知,才過了兩三天,柯慶施大人的「臉」已完全變了,柯不愧毛的好學生,單是這「變臉」之術就學得很到家。

柯以高高在上的、冷漠的、傲慢的態度,當著欽、徐的面,說了那段後來在知識分子中廣為流傳的「名言」:「中國的知識分子,用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二是賤,三天不打就翹尾巴。」

徐鑄成被弄得由白臉變成紅臉,又由紅臉又變成白臉,無言以對。只好聽「天」由命了。

毫無疑問,柯慶施在這兩天內親自請示了毛,得到毛的聖旨,他們的臉才變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惡毒。

之後,徐赴京出席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他是全國人大代表)。會議期間,看到《光明日報》一篇署名文章,揭發他去年在民盟新聞小組會上說過:文彙報復刊後,一切聽羅隆基指揮……這可是不好的兆頭,更不是事實。他想起來辯駁,但無人理睬他了。真實的情況是:徐鑄成不僅沒有說過這話,更沒做過羅隆基的馬前卒,而且,他還二次退過羅隆基給《文彙報》的稿件,這在當時是很不平常的行為,因為羅作為民盟中央副主席,其文章「所向披靡」,別的報紙求之尚且不得……以至羅後來在民盟中央一次會議上憤憤地說:「文彙報還說是什麼知識分子的報紙,竟連我的稿子也不登……」

可是這時這位中國報人的元老,也沒有發表文章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了。

不過徐鑄成仍然暗中自我安慰:總算沒有將自己歸入「章羅同盟」。由此可見,毛也許會對他網開一面。

毛當然不會忘記「關照」這位老報人。也就在這時,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長劉述周特地到《文彙報》駐京辦事處找到徐鑄成,轉告偉大領袖的話,劉說:「毛主席十分關心你,毛主席昨天接見趙超構同志,我也在座。毛主席特別提到你,說:『徐鑄成同志的包袱比你(指趙超構)重,但無論怎麼樣的包袱丟了就好了。』所以特地叫我向你轉達他的話。」

徐聽到此話,既表示感激,又感到納悶,感激的是在無數知識分子、包括文彙報的浦熙修等人都被批鬥將喊天哭地的時候,毛卻對他如此關愛,如此「溫柔」,稱他「同志」,又叫他丟下包袱;納悶的則是:毛說他的「包袱重」。包袱重,也即問題多、問題大。但他徐鑄成的問題「多」在哪裡、「大」從何來?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鳴放時他不在國內,他也沒有說過一句出格的話,更沒有放過「毒」。如今毛卻說他的包袱重,看來這不是一句好兆頭的話。聯想到那次在豐澤園接見時,毛對文彙報讚揚有加,如今對文彙報卻殺氣騰騰大加討伐,短短兩個月,冰炭兩重天!這使他對毛的話不禁打起了寒顫……

果然,曾被毛親切接見、讚揚,而且他自己也認為一貫聽黨的話,沒有做過錯事的徐老先生,最終被毛欽定為「右派」……

當然,受難的絕不止徐一人,既然毛說文彙報有個右派系統,那就不止一兩個人,結果是,6名編委、15名記者編輯同時落網。完成了「右派系統」的指認。

徐先生對自己被劃為右派、打入另冊總有些於心不甘,耿耿於懷。其實徐的錯誤或罪名只有一條:那就是他是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新聞界的頭面人物。既然文彙報反動透頂,那麼他這個總編能逃脫嗎?

所以,劃他一個一般右派,應該是毛對他的寬大為懷了。

徐鑄成後來著有《「陽謀」親曆記》一書。

關於反右派運動的情況,及由它派生出來的光怪陸離的眾生相,包括對右派分子的處分、發落、下場,由於篇幅關係此處從略。一些較有代表性的故事,則放在「附錄」之中,作為歷史見證,供讀者參閱。

附:毛主義高壓和摧殘下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生存狀態一瞥

由於這個題目太大了,所以也只能「一瞥」,即只能選取幾個具有代表性的鏡頭以窺一斑。

毛對知識分子的仇視可謂滲入骨髓,不但在中國歷史上少有,在世界文明史上也罕見,他不同於秦始皇為保江山而「焚書」,和因受到術士的欺騙而「坑儒」( 秦皇坑的是術士或方士,也是當時知識分子的一種,但不能代表知識分子全部)。毛對知識分子完全是一種基於仇恨的主動進攻、打擊、殺戮,不需要任何理由。毛還想從文化的角度、哲學的角度,證實「知識分子無用」,應該而且必須將這群「廢物」踩在腳底下,讓他們夾著尾巴像狗一樣做人,或者幹脆送他們上「西天」。為此毛又發明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之說,說知識分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四肢不勤,五穀不分,不創造價值,只是像「毛」一樣,附著於社會經濟實體(工、農、商)之上、即「皮」之上,靠吸血討生活。所以不但是一群廢物,還兼有剝削的本性,即具有「原罪」。理當消滅之。

不過他的這一理論也有「漏洞」,當年毛在延安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中說到知識分子最無用、要靠工人農民供養時,為了堵住反駁者的口,他自問自答地說:

「……我這樣說,難免有人要發脾氣,他說:『照你這樣解釋,馬克思也是半個知識分子』。我說:『是的,馬克思一不會殺豬,二不會種田。但是他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又研究了商品。』」 所以馬克思不屬於靠削勞動人民討生活的「毛「。

毛的答複不倫不類,半遮半掩。實際上應該問他的是:既然你說知識分子無用,是只能靠別人養活的廢物、寄生蟲。那麼,中共領導人不也是知識分子,也不會殺豬、種地嗎?還有大批共產黨幹部也既不會殺豬、又不會種田,他們算什麼呢?按毛的邏輯答複則應是:知識分子如果參加了他的「革命隊伍」,成了共產黨,那麼,他就是對革命有貢獻,是於人民大有益處的人了,不但不是附在「皮」上的「毛」,而且成了「皮之上」的領導者。所以,說到底,毛認為知識分子只有參加他的革命,並且徹底赤化的,才算是有價值的人,否則,仍就是吸血鬼、寄生蟲、廢物,要終身改造,直至從肉體上消滅。

由此看來,毛對知識分子實際上是矛盾的:他不能完全離開知識分子去搞「革命」,但又認定他們是異類,不相信他們,要不斷地敲打改造他們。而且,從毛的內心來說,他認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除外),是「改造」不好的,所以他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是長期的、終身的。也就是說,永遠是一種異己的力量。所以逐漸形成了他獨特的有關對知識分子的「名言」:

「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

「知識分子沒出息」

「知識越多越反動」

「讀書越多越蠢」

「對於資產階級教授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

毛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最集中、最惡劣的一次表演是在1958年5月八屆二次會議上談到秦始皇時毛說的一段話。當毛說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專家時,林彪插話:

「秦始皇焚書坑儒。」

毛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萬6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說罷哈哈大笑,引得全體中共大員也跟著大笑不止。其洋洋自得之態,其猙獰可怖之目,躍然紙上。

如是,在這樣一個秦始皇+馬克思主義、亙古第一暴君毛的統治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就無可奈何地注定了。

  1. 建國後、反右派前,毛對知識分子的打壓和迫害

這裡需要說明,此處說的建國後、1957年反右派之前對知識分子打壓迫害,其實只是指其中幾個事件,而且,如反胡風運動,因為已歸入敵我矛盾階的級鬥爭之列,此處不再敘述;還有如上述毛自己說到的借鎮反之名對知識分子的大屠殺,以及綿延無盡的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這裡均不涉及。

最早是借兩部電影掀起的對知識分子的「敲山震虎」。

1950年3月至5月。由香港永華影業公司出品的電影《清宮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獲得觀眾一緻好評。這是一部以戊戌變法為題材的電影,基調是對變法失敗的惋惜,對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的揭露和鞭撻。它的愛國主題和進步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也是從清末到今天、海內外華人對此次事件的一貫看法和學術界的不變評判。

可是,這樣一部簡單易判、是非分明的藝術作品,卻被一貫善於雞蛋裡面挑骨頭,專門把白弄成黑、黑說成白的一對夫妻硬說成是「宣揚賣國主義」的「反動影片」。這對夫妻就是毛澤東和江青。

要說清楚這一事件,還得牽涉到中共高層內部的關係,不能不多說幾句。毛共建國後,毛就已經把自己定位為沒有皇帝名號的皇帝,開始逐步將他與昔日的戰友由「同志、上下級」 關係改造為君臣關係。這一計劃當然不好說出口,而只能從「大權獨攬」、「說一不二」做起,逐步推進。對毛的秉性和他的「革命目的」最清楚不過的江青,決心在這方面投其所好,再立新功。江青不但瞭解毛的「革命目標」,更瞭解他的不同凡人的思維方式,其中重要的如指鹿為馬、朝三暮四、翻雲覆雨等等。

這時江青正面臨後宮危機。毛進北京、搬進中南海豐澤園後,就故意與江青分居。這使江感到毛是有意拋棄她,至少是冷落她。這種情況正是毛要成為沒有皇帝名號的皇帝的信號之一。其實當時江青才35歲,風韻猶存,毛沒有什麼理由拋棄她。可是江想到楊開慧、賀子珍的下場,想起毛的好色無忌、暴虐成性的本性,以及歷史上帝王們喜新厭舊的傳統,想到她有可能被毛打入冷宮、過那種淒淸寂寞、行尸走肉的生活,不由得冒出了冷汗。

經過反復的瞑思苦想,江青終於悟出了道道,這就是幫助毛實現他的「帝皇夢」。只有這樣才能讓毛感到她的重要和不可替代性,保住自己的「皇后」地位。電影《清宮秘史》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

這時,江青的處境還比較困難,毛還遵從與江青結婚時黨內高層與之約定的「約法三章」:江青不得幹政。所以,毛登基後並沒有給江青安排顯要之職,只是根據她的老本行,給她在文化部安排一個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的虛職。

然而江青就在這個不起眼的、並無多大實權的職位上,為毛成就大權獨攬、黨內獨尊、說一不二的地位作出了非凡的貢獻。

事情要回到《清宮秘史》的上演上來。在此片公演之前,先在中南海為中央領導放映了專場,目的是取得中央領導的認可,然後好在全國放映和宣傳。在專場放映時,毛沒有去看,劉少奇等領導人及其夫人都去看了。劉少奇在觀看之後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胡喬木閒談時,肯定了這部片子,陸、周、胡等人的觀點也不謀而合。

既然黨和國家的第二號人物都肯定了這部影片,中宣部領導當然認為應該給它放行了。他們覺得沒有必要請示毛了,畢竟只是一部電影,而且大家看法都一緻,就不應用這種小事去打攪毛了。他們當然也沒有徵求當時還從未以「第一夫人」身份露面的江青的意見(不以毛的夫人身份出面,也是毛與江青結婚時所接受的三個約束條件之一)。

豈知冷眼旁觀的江青,以其特有的嗅覺感受到了這是一次為毛立功的好機會。她故意在這部電影在各地上演並獲好評後才去毛處告狀。江與毛談話的原話已不得而知,她跟毛說的重點也肯定不是影片本身(對影片本身的審視無足輕重),而主要針對兩點:一是指出這是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大權旁落的苗頭,毛本來就十分注重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對這一點自然十分敏感;二是特別指明、搶了毛的獨家話語權的是劉少奇,因為江青知道,毛這時對劉少奇開始有了戒心,在上一年春天劉去到天津時大談「發展資本主義」甚至說「剝削有功」,已經引起了毛的不滿。

由於江青對毛的內心想法瞭如指掌,所以,她一告即中。江又調來《清宮秘史》單獨放影給毛看,毛看了後同意指其為「賣國主義」影片。只是,毛當時還不想為如此「小事」與劉少奇撕破臉皮。於是決定由江青出面,找到陸定一、周揚、胡喬木,說《清宮秘史》宣傳了賣國主義,要組織批判。這中間江青賣了一個「關子」,她故意不說明這是毛的意見,而是把自己和毛的意見混在一起(江意欲以此獲得毛的代言人身份),這便使陸定一等人很為難,因為搞不好,這要承擔挑唆黨內兩位最高領導人之間關係的罪名。但又不能不對江青的警告作出反應。於是組織人馬寫了批判《清宮秘史》的文章,但想來想去最終沒有發表。毛因忙於其他政務也沒有過問此事,不過他記下了這筆賬。

後來文革中戚本禹寫了篇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專門談及這部影片之事,並把這一切算到劉少奇的賬上。劉始則莫名其妙,繼則如夢初醒,因為此前他根本忘記了此亊,更不知有此一說。

江青這次雖然沒有掀起大波瀾,但已初步引起毛澤東的重視,算是達到了一半目的。自此,她打定主意,要做毛澤東在意識形態領域、特別是電影方面的偵察兵、看門「犬」,再立新功。

很快,機會又來了,那就是《武訓傳》事件。

《武訓傳》的編導孫瑜是周恩來在南開中學的同學,與周關係不錯。影片題材是根據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提供的材料和陶的遺願拍攝的。拍攝之前孫瑜當面請示了周恩來,周以他慣有的嚴謹、小心和思慮縝密的作風,作了三條指示:一、站穩階級立場。二、武訓成名後,統治階級即加以籠絡利用。三、武訓最後對興學的懷疑。這三條被尊為該劇編導的指導思想。

《武訓傳》依據的是真人真事,是清末一件奇聞,其基本亊實是:

武訓,原名武七,清末山東堂邑縣(今聊城)人,生於1838年,卒於1896年。出身貧苦農家,父親早年去世,武七跟隨母親到處流浪,以乞討度日。十幾歲給地主打長工,主家欺他不識字,尅扣了他的工錢,使其深感不識字的苦處,決心創辦義學,讓窮孩子讀書。他把分家分得的三畝田賣掉,加上自己行乞得來的錢,積攢起來存在一個富紳家裡(那時沒有銀行)讓其放債生利。為了募集辦學的錢,他吞瓦片,喝髒水,讓人當馬騎,含垢忍辱,始終為了讓貧寒家孩子上學這一崇高目標奮鬥不息。經過30多年不懈的努力,武訓積攢了兩千多兩銀子,全部拿出辦義學,他自己仍然過著「居不求安,饑不擇食,衣則襤褸,臥無枕衾」的困苦生活。1888年,武訓在家鄉堂邑縣柳林鎮辦起了第一所義學,第二年在館陶縣辦了第二所義學,1896年臨死前又在臨清縣辦了第三所義學。

武訓的事蹟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直達皇廷。清帝得知他的亊跡後對他的義舉頗為感動,封給他「義學正」的官號,並賞賜「黃馬褂」——一種對特殊貢獻者的嘉獎。武訓卻拒不接受這些「崇高的榮譽」,但如果他正面拒絕,是要被加上「大不敬」之罪處死的,所以他只好裝瘋,以這種特殊的方式進行反抗,完成了他的悲劇性格的完整性。其間,當他聽到他的義學考第一名的學生說,學成以後可以做官的時候,他不禁痛哭流涕,給學生們下跪,懇求他們「將來千萬不要忘了咱窮人」。這一切表明,武訓辦義學之舉確是不為名、不為利、真心實意為窮人,他自己到死都堅守窮人的名份。

像武訓這樣的奇人奇事,不論在哪個朝代,都會被褒獎讚揚的,這也是人們普適的價值觀、道德觀。特別是武訓不接受朝廷嘉獎之舉,更適合馬列主義的「階級性」要求。

編導者為了貫徹周恩來的指示,使之更適合毛共的理論和胃口,又在劇情中加入了編造的太平天國車伕周大領導囚犯們進行獄中暴動、與官府進行武裝鬥爭,但最終失敗的情節。還在影片結尾的時候用心良苦地加上了一段旁白:「武訓先生為了窮孩子們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和封建勢力堅韌地鬥爭了一輩子。可是他這種個人的反抗是不夠的,他親手辦了三所義學,後來都給地主們搶過去了。所以,單憑唸書也解救不了窮人;周大呢——單憑農民的報復心理去除霸報仇,他沒有把廣大的群眾組織起來。在當時那個歷史環境裡,他們兩人都無法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中國的勞苦大眾,經過了幾千年的苦役和流血鬥爭,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瞭解放。」

就是這樣一部既有階級性,又有人性,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要求的影片,在全國99.99%的人民看來,都是一部具有「積極教育意義」的「好影片」。可是誰能相信,到了毛澤東、江青的眼裡,卻變成荼毒人民,污衊革命鬥爭的「大毒草。」

事情是這樣的,《武訓傳》拍完後,1951年2月21日先在中南海放映給中央領導看片。周恩來、朱德、胡喬木都去了。唯毛澤東、江青沒有去(恐怕是故意所為)。看完之後,朱德握著編導孫瑜的手說:「很有教育意義。」

隨即,影片在北京公映,獲得一片讚揚之聲。各種報紙連日發表觀眾寫來的觀後感,好評如潮。後來一些專業影評人士、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家」也紛紛發表影評文章,一緻對影片給予充分肯定(後來批判時說報刊發表這類讚頌文章有48篇之多)。

這次,躲在「陰暗角落裡」的江青,決心要作一篇「大文章」,掀起一次大的波瀾,以抵消上次未能將《清宮秘史》公開徹底批倒、批臭的遺憾,同時藉以大大提升自己在毛心目中的地位。

毛雖然極為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但其時其他大事太多,如 「清匪反霸」、「土改」、「鎮反」、「抗美援朝」等運動正如火如荼開展,毛每天為他的「殺人事業」忙碌不疊,對一部電影這樣的事當然顧不過來。

而江青正好充當了毛在這方面的耳目。江青也在抓時機,她要等到《武訓傳》已經在全國「火」起來才出手,以便使事情鬧大,引起毛的足夠重視。

江青當時是怎樣在毛面前告「禦狀」,我們已不可細知。總之,江青對毛主義、毛的為人是深切瞭解的,而且她也把這一套學到了手。一般地說,毛對很多事物的看法,都是與一般人、包括他的黨內「親密戰友」相反的,一般人認為好的,毛可能認為是壞的;一般人擁護的,毛可能堅決反對。這大概就是斯大林所說的「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做成」 吧。不過看來不是一切共產黨員都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而只有毛這種特別「優秀」的人才才如此,就如在蘇聯,也只有斯大林等極少數人堪當此譽一樣。

江向毛彙報了周恩來、朱德對此片的評論,特別指出《武訓傳》的編導乃周恩來的老同學,拍此片得到了周的支持。這一句就牽動了毛的敏感神經,因為周恩來正是毛認定的主要潛在政敵之一,雖然在延安整風時周已對他表示完全臣服,但毛對周的怨恨並未消除,周精明能幹,又廣結善緣,在國內、國際上的人緣、名氣都比他老毛好。毛對其是既恨之,但因工作需要又不得不用之。因此,如能利用這次電影事件,把它上綱上線做大做「危」,不啻是對周很好的一次「敲山震虎」,迫使他以後更加馴服。

於是毛叫江青將影片調來。果然,毛一看,加上江在一旁提醒,毛立即認定這是一株「大毒草」。 於是決心借此事對全國知識分子再來一次「洗腦」,同時對周恩來,還有朱德來一次警示。

1951年5月20日,毛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表了他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文章以毛特有的霸氣、流氣,以最高權威的口吻,對《武訓傳》進行惡毒的攻擊和貶斥: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整個中國電影界、文化界以及整個知識分子隊伍,直至看過電影《武訓傳》的普通老百姓,都猶如挨了當頭一悶棍,被打得暈頭轉向,有些驚恐莫名。此時毛、江又通過黨內小道渠道故意向全社會傳出:此篇社論乃毛親寫。本意為增加社論的威力,引起全國上下重視,但也增加了人們的驚恐和慌亂。

為了證明毛寫的社論的正確性,《人民日報》和文化部立即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赴山東武訓活動過的地方進行所謂調查,江青以「李進」的代名進入調查團。在調查團尚未到來之前,山東省的有關領導、部門已經完全知道了此次調查的動機、目的,於是緊行動起來急做好配合調查的「群眾工作」,完全滿足調查團所需要的一切材料和「人證」、「物證」。

於是,調查團順利地完成了任務,由包括江青在內的三位作者寫出了《武訓歷史調查記》。

《調查記》得出的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 遵從反動統治階級的意志,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是一個勾結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貪殘,手段苛刻的高利貸者。」「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

就這樣,在江青的直接指導參與下,將武訓的歷史徹底顛倒、改寫了,將一個以行乞興學的貧苦農民、一個捨身為義、感天動地的善舉,污衊成罪大惡極的罪人。

由一斑可窺全豹。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清楚地認識到,自從毛澤東去井岡山當山大王之後,他所從事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又叫「民主革命」),到底是在幹什麼;他所宣揚、殺戮的土豪劣紳、地主、富農、反革命到底是些什麼人,而他的「共產革命」及其骨幹、積極分子又是什麼貨色!

毛就是用這種無比卑鄙、無比邪惡、無比無恥、完全顛倒黑白的手法,編造出他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一生,從對武訓的惡毒無恥的污衊,到對知識分子設置陷阱的「陽謀」; 從在江西大打「AB團」,到最後將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毛的「革命路線」、「革命手段」和「革命邏輯」就是如此,從來如此如!這就是毛的「革命」的真相。

毛對武訓和《武訓傳》的惡毒詆毀、污衊,在中共黨內和社會上居然沒有受到一絲一毫抵制或公開異議,有的只有奴顔婢膝的擁護、讚揚,有的只有助紂為虐、為虎作倀。這說明毛主義己在全黨、全國樹立了絕對權威,毛順利地獨佔了中共的「話語權」。為其後來從「領袖」向「皇帝」轉變奠定了堅實基礎。

毛仍然不肯就此收兵,像每一個運動一樣,不搞得全國人仰馬翻,人人心驚肉跳他是決不會罷手的。首先遭罪的當然是《武訓傳》的編導、演員,旁及那些影評家和寫觀後感的普通觀眾,他們只好收起昨天的笑臉,擺出一付哭喪的苦瓜臉忙不疊地寫檢討、查思想,儘量上綱線上線辱罵自己,搧自已的嘴巴,以求得求得毛的寬恕,求得與毛思想的吻合。

但是毛的重點並不在影片本身。毛的重點是要借此再度開展一場知識分子改造運動,重點整那些高級知識分子,挖掉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同時震一震黨內那些「右傾」 的潛在對手。於是,一場借批《武訓傳》,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使知識分子「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運動在全國開展。運動的內容完全超出了對武馴傳的批判本身,而是要所有參加運動者「脫褲子」、「割尾巴」、人人過關。像毛所有運動一樣,先讓檢査者自己給自己摑耳光,然後讓別人來摑、再互相幗,直到人人被摑得痛不欲生,倒地向黨、向毛求饒……

在複旦大學,為了幫助孫大雨教授過「思想關」,批判會開了8個鍾頭;

北京大學的周炳麟教授,因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任過職,被反復地整來整去仍然不能過關。他絕望了,只好鐵了心說:「你們不要再找我談什麼思想改造了,就算我是為國民黨殉節吧……」他選擇了「自絕於人民」。

西南政法學院,一位做過國民黨最高法院推事的教授,過關無望,便主動跳入長江……

為《武訓傳》作檢討的最高職務者是周恩來了。但是周是個黨性很強的共產黨人,他不會將自己在黨內高層受到的打擊、委曲向外人吐露,不過,也許是一時疏忽了,或者覺得骨骾在喉,不吐不快,1952年春天,周到上海,碰見孫瑜,據孫瑜回憶說,周「在和我握手時微笑地問我:是否聽到了他在北京為《武訓傳》所作的檢討?」這使孫大吃一驚,原來周恩來這位堂堂總理因為這個《武訓傳》而要在黨中央作檢討!

聯想到因《武訓傳》而使全國的知識分子挨整,甚至不少人丟掉了性命,孫瑜很後悔,很痛苦:早知有今天,何必當初!搞這個鬼電影幹碼呢。

可是江青和毛澤東則真正開懷了一陣子,當年11月,由於江青在電影戰線屢建奇功,聰明的胡喬木提議江青做中宣部電影處處長。書面報告呈送到毛澤東的案頭,毛提筆欣然批曰:「此件很好,可照此實行。」江青總算突破了「不得幹政」的桎梏,正兒八經做官了。自此,毛、江的夫妻店越開越大,越開越紅火。

因為《武訓傳》,知識分子們被整得失魂落魄。好不容易剛剛告一段落,又發生了一樁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的公案,害得知識分子們忙不疊繼續檢討下去……

問題是從1953年5月開始的。紅學家俞平伯出版了一本叫《紅樓夢研究》的新書。當月《文藝報》登刊了一篇介紹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文章,對此書作了很高的評價和推介。

俞平伯是老資格的紅學家,他的基本觀點是《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不具有反封建主義的旨意。俞在《紅樓夢研究》之外,又寫了一篇叫《紅樓夢簡論》的文章,宣揚自己一貫的觀點。

哪知,俞老先生不經意踩中了毛澤東的一顆地雷。原來毛澤東也是個「紅迷」,他將紅樓夢讀了多遍,在講話、作報告中不時引用書中原文,故事,比如,他一次在講到「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時,就說這是「我們的古人王熙鳳,又叫鳳姐兒說的」。將一個小說中人物說成「我們的古人」,大概只有毛才能這樣說。更為重要的是與千千萬萬紅樓夢的讀者、研究者觀點截然相反的是,毛硬說《紅樓夢》是一部以反封建為主題的小說,是反映清代中晚期「階級鬥爭」的百科全書。但是凡看過紅樓夢的人可能都會對毛的說法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因為這明明是一部描寫一個貴族大家庭由盛而衰的言情小說,書中以貴族小姐、公子們的愛情故事為主線,穿插了大量當時的社會生活和人物事件、風土人情,由於作者高超的藝術功力和對社會萬狀的洞悉,說它是某種意義上的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也許不為過,但若說它是什麼「階級鬥爭」的教科書,則是風馬牛不相及之事。它曾一度被統治者以「誨謠」為由禁止,但從未聽人說過它「誨盜」或教唆階級鬥爭、教人造反。曹雪芹可能做夢也不會想到有人說他的書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思想符合。毛又給古人製造了一宗滑稽的冤案。

恰在這時,兩位受了階級鬥爭教育,又能體會毛的紅學思想的共青團員大學生李希凡、藍翎合寫了一篇批評俞平伯的紅學觀點的文章,寄到《文藝報》,但沒有發表;然後又寄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文史哲》,得以刊出。

專門窺視意識形態領域動態的江青注意到了這一情況,她拿著《文史哲》刊登的李、藍兩位作者的文章要求《人民日報》轉裁,總編鄧拓以《人民日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為由,表示恕難從命,並建議由中宣部轉知《文藝報》或《光明日報》轉載。後來這兩報都刋豋了。

一年以後(不知何故拖了一年之久,也許是這段時間毛忙於其他更重要的階級鬥爭不能分身),此事被毛從新提了出來,並寫了一封氣勢洶洶的信給中共中央各領導人及主管思想、文化戰線的官員,信中說:

「……事情是由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的唯心論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電影《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從這封信中,可見得知江青幾次向毛告禦狀都完全獲勝了,毛完全接受了江青的觀點。表明毛、江政治上的高度一緻性,而這正是江青所苦心追求的目標。從此,江青在毛的心目中已經不是一般的夫妻關係,而是一種奇特的「名義上的夫妻、實際上的政治盟友」的關係。江青成了毛政治上的代言人,江青登上政治舞台高位只是遲早問題,時機問題,這一點雙方心裡都已深信不疑,後來都兌現了。

只是可憐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又因此迎來了新一輪的思想改造運動,無數人又陷入「講不清、道不明」的「脫褲子」、「割尾巴」的尷尬境地……其中被毛點名的《文藝報》和文藝界的領導們更成了「重災區」,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接連召開了八次聯合批判大會,《文藝報》總編馮雪峰被撤職,編委會被改組。馮雪峰等人後來在反右派的第一時間便被確定為右派分子,發配邊疆充軍勞動改造。

由於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又牽連出一位中國近代學界泰鬥級人物被批鬥,只是這位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已經不在大陸,他就是胡適先生。毛發動全國學術界對胡適聲討,很有點像唐·吉訶德對風車的戰鬥。不過在毛看來,重要的報了胡適當年在北大輕蔑自己的一箭之仇;那是1918年毛第一次去北京時,在恩師楊昌濟教授的引薦下在北大圖書館謀了一份臨時管理員的差事,有空閒時可以免費去聽教授們講課。一次毛去聽胡適的課,大概是聽得入神了,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便鬥膽向胡提出了一個問題。當這位名教授弄清了這個操湖南腔的提問者並不是北大的正式學生,而只是一個旁聽的臨時工時,便拒絕回答,捲起書本瀟灑地走人了。

這對一貫心高氣傲、而且立志要做改造宇宙的大英雄的毛來說,無疑是一次難以容忍的羞辱,這個一箭之仇怎能不報?只可惜1949年胡去了美國了。無奈,毛只好利用他「君主」的身份,勒令大陸學者來一次對胡「萬箭齊發」式的虛擬報復。當然,這對胡博士來說毫髮無損,但卻使大陸知識分子跟著倒霉,寫下了不計其數的檢查檢討。

毛的另一個收穫是,由於拿紅學權威俞平伯來開刀,幾十年來有關紅樓夢研究的不悅耳之聲,自此從毛的耳邊消失了。從此以後,取而代之的是毛氏的紅學理論,即紅樓夢是一部「反封建的階級鬥爭的教科書」云云。。

毛玩政治權術玩弄得出神入化,玩到文學領域去了,也把暴力的功能發揮到了極緻,橫行無忌地入侵併佔領了大陸中國的學術殿堂。

最後要說的一件事是毛與一個舊知識分子之間的戰鬥,雖然打擊的對象只是一人,但情節卻精彩動人,意義非凡,這就是所謂的「梁漱溟事件」,或稱梁與毛澤東之間的「雅量」之爭。

梁漱溟對毛的面折廷爭,雖然只發生在1953年9月中旬的幾天,但它卻是一起不尋常的事件,是毛統治下絕無僅有的一位民主黨派人士、一位非黨知識分子對最高領袖當面要求話語權、申辯權的抗爭;而且由於毛與梁的關係非同一般,在一定意義上摺射了毛與舊友和民主黨派人士、高級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變化。所以此事具有標竿性的意義。

梁與毛有著較深的淵源。梁祖籍廣西桂林,出生於北京,與毛澤東同齡。不過他似乎比毛「發跡」得更早些。梁出身書香世家,聰慧過人,早年卻未能考上北京大學。梁當即指日發誓曰:他日不到北大當教師,誓不為人!光憑這句話就知其志向、氣度不凡。果然,梁漱溟憑著自學成才,深研梵文和印度哲學取得不俗的成績,1918年以一篇《究元決疑論》的論文名滿京華,當年即被北大校長蔡元培聘為北大哲學講師,實踐了當年落第時的誓言。時年尚不滿25歲。而同樣年齡的毛澤東,卻剛剛從湖南第一師範(相當於今之中專)畢業,跑到北京來尋找「未來」,因出國不成,投靠在一師時的恩師,時任北大教授楊昌濟門下,靠了楊的引薦,在北大圖書館求得一個管理員的臨時低等職位。而少年得志的梁漱溟,教學之餘不免到同事、同為哲學教授的楊昌濟家中高談闊論。這時寄住在楊家的毛,只能充當端茶遞水、開門迎送的角色。梁當時自然也未把毛放在眼裡。但毛對這位自學成才的北大青年教師卻產生了敬佩之情。後來梁又跑到山東青島去搞他的「鄉村改革試驗」,居然大獲成功,成為國內國際知名學者,後又任國民參議會參政員,躋身政要名流之列。

正應了那句俗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毛澤東走的是另一條造反奪權之路,二十年後也大獲成功。這時的毛成了中共這個中國擁有武裝力量的第二大政黨的領袖,雖然在野,卻是割延據稱雄一方的「諸侯」。

由於毛共精於宣傳之道,延安被吹噓成「模範邊區」,特別是說其農村改革(實即血腥的暴力土改)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雲雲。這引起了醉心於鄉村改革研究的梁漱溟的興趣和好奇,於是決定親自去瞭解一下。1938年1月梁首次到延安訪問。毛澤東對這個他青年時代的舊相識仍懷有些許敬意,加上梁已是學界、政壇名人,毛當時想重塑中共和自己的形象,自然給予熱情接待。訪談中,梁主要和毛澤東探討中國農村未來的改革之路。然而在這個議題上,兩人可謂南轅北轍,梁氏堅持他一貫的觀點,認為中國農村積貧積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必須進行逐步的、漸進的經濟、社會變革,特別是通過振興鄉村教育、提高農民的文化、科學素質,去發展農村經濟,解變農村乃至整個中國的貧困落後面貌。而毛澤東自然堅持他的一套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認為農村和農業問題主要是地主與農民的矛盾和鬥爭,只有通過土地改革、打倒地主、平分土地,才是農村振興之道。兩人自然談不到一塊去。不過他們在有關中國文化、以及對歷史看法的問題上,很有相互切磋的興趣,以緻徹夜長談,樂此不疲。1946年初,梁二訪延安,毛仍然熱心地與其作徹夜之談,態度仍不失誠懇、友好。(今天的事實證明,關於振興中國農村的道路,梁漱溟的理論可謂高瞻遠矚具有先見之明。)此後樑以民盟秘書長的身份在國共之間斡旋,多為中共效力。算是中共的友黨友人。

延安一別數個春秋之後,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毛共奪權成功,毛當起了中國新的「國君」。梁漱溟這時雖已不從事實際政治活動,但想起自己與毛曾有的私交,而且當年自己任民盟秘書長時,在調解國共兩黨糾紛中,為毛共立下過汗馬功勞。(1946年10月的某天,當梁得知國民黨軍隊佔領了中共第一大城市張家口時,梁對採訪的記者脫口而出:「和平已經死了!」這句簡括而形象的比喻立即成了各大報紙顯要的標題,梁漱溟也聲名鵲起。)憑著這些關係,梁漱溟想像,毛澤東和中共也得敬自己三分。梁於是毅然留在大陸。毛似乎也不忘故舊,封了個全國政協委員給他當。梁不時參加政協組織的視察活動,到各處看看。回到北京,有時毛還特派小車將他接進中南海,在毛的家中吃飯、聊天。對這一切,梁很感滿意,認為毛不忘舊情,梁把毛視為舊友。

然而梁漱溟所不知道的是,在毛看來,他所有這一些舉動,無非在表現一個勝利者對舊友或手下敗將的寬宏大度,以便贏得一個禮賢下士、不忘故舊的「明君」的名聲。所以,他特別喜歡與國民黨的被俘或投誠的將領、舊時有名望的知識精英「交友」,與他們縱論今古、吟詩作詞,附庸風雅。柳亞子、章士釗、張治中、程潛、傅作義、王季範、周谷城、周士釗以及郭沫若等等都相繼是毛的座上客。這些人也很識相,都在對毛歌功頌德的同時緊緊夾住自己的「尾巴」,決不表現出比毛更淵博的知識、學養和見解,更不敢表現出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風骨」。他們知道自己的角色就是陪襯毛這朵「紅花」的綠葉,決不敢僭越、失禮。而毛就在這種眾星捧月中得到一種滿足,一種比他在黨內被當作菩薩崇拜更加過癮、更加得意、更加飄飄然的感覺。

但是,誰也沒有料到,這中間居然出現了不諧之音,終緻「君臣反目」,禍根就是這位梁漱溟先生。這梁老先生天生有一種耿介的書生氣,一種桀驁不馴的傳統知識分子的風骨。他是少有的把「政協委員」真當回事的「客卿」之一,他不大懂得對毛感恩戴德,互相作秀;反而有時真的去參政議政,建言獻策,以為只有這樣才是對毛的報答之道。毛已有察覺、戒備之心,但不發作,他要冷眼觀看這個不識擡舉的家夥到底要弄出什麼花樣來。

果然,不久梁漱溟就跳出來搗亂了。

那是1953年9月8日至18日之間,為了討論中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北京接連召開了兩次高層會議,一次是8日至11日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一次是12日至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全體會議。梁先生作為正式和列席成員參加了這兩次會議。

在9月11日的政協會上,梁就有關農村和農民問題發言,毫不忌諱地直陳時弊:

「……有些農村幹部把持鄉村政權,違法亂記,欺圧群眾。生產沒有搞好,農民吃不飽飯,跑到城裡當小工,露宿街頭,公安部門今天把他們送回去,他們明天又來了。有人說,現在工人生活在九天,農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了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忽略了他們,人家就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梁還談到了一些具體政策問題和他瞭解的農村情況,如當時已引起農民強烈抵抗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等等。梁的發言在一片歌功頌德聲中顯得突兀而不合時宜,引起了委員們的震驚和不滿。

在梁發表「九天九地」之說後,會議宣佈休息。但部分委員表示對梁的發言不滿,群言洶洶。重新宣佈開會時,周恩來作為會議主席發表講話說:方才梁漱溟的話是有陰謀的,想破壞工農聯盟,意思很壞。隨後統戰部長李維漢發言,更是對梁大加伐撻,會場已騷亂不堪。

第二天,毛在政府委員會上專就梁漱溟的發言作出了反擊,他說:

「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說農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道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敗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

「有人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人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如他瞭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緻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面對中共幾位領導人的連續攻擊,梁感到有申辯的必要,於是給毛寫字條要求申辯權。但毛不予理睬。當晚梁又見到毛,毛已完全變臉,根本不與梁交談便揚長而去。

9月17日,經過秘書們幾天緊張、通宵達旦地準備好了講稿的周恩來,在大會上作了數小時的長篇發言,從歷史的角度穿鑿附會,加油添醋、顛倒黑白,說梁漱溟從來就是個「反共分子」,在調解國共兩黨的和談中,他貌似公正,表面與共產黨站在一邊,實際卻在為國民黨服務,站在蔣介石的立場破壞和談……總之是個「反共老手」。

在一邊吞雲吐霧的毛,聽著周恩來振振有辭的「批判」,不時插上幾句:

「蔣介石用槍桿子殺人,你梁漱溟用筆桿子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人們說你是個好人,我說你是僞君子!」

說到激情處,毛乾脆親自上陣:

「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他跟傅作義先生不同。傅先生公開承認自己反動透頂,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

看到自己曾經以為禮賢下士、虛心納諫的毛澤東口中吐出這麼多惡毒下流、又語無侖次、類似潑婦罵街的語言,梁漱溟感到震驚了!但他決不想向這種以勢壓人的做法屈服。

梁要求當場作答,但被告知第二天再說。

次日,即9月18日,上演了此次鬧劇的高潮。對於這個事件,記述者有不同版本,筆者只能照錄。一個版本是:在毛、周安排好的全場一邊倒、嚴陣以待的肅殺氣氛中,梁爭得了十分鍾的發言權。在四周虎視眈眈、眾目睽睽之下,梁走上講台。他鎮定地開口就說:「我的發言,一則是考驗我自己,一則是考驗共產黨的雅量,因為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黨的自我批評是真是假。」哪知剛說到這裡,主席台上的毛便把擴音器移到自己面前,大聲道:「你想要的雅量是沒有的!如果梁潄溟這類意見可以稱作『諫』, 我聲明,我們確是拒諫。」 歇口氣,接著又說:

「在梁潄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就是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毛越說越激忿,幹脆開罵:

「你覺得自己很美,比西施、楊貴妃還美,我看你臭得很!」

梁不禁愕然,會場頓時緊張起來。毛指著梁漱溟繼續罵:

「台灣廣播說你有氣節,有硬骨頭,我看你有臭氣,有臭骨頭!」配合毛的咒罵,台下響起了一片口號聲和怒吼聲,「不聽梁漱溟的胡言亂語!」「反革分子滾下去!」「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打死反革命分子!」……在一片怪叫聲中,再也說不下去了的梁漱溟拖著沉重的步伐走下主席台。這時會場局面很僵。人們等待著毛髮落梁漱溟。就在這時原國民黨十九路軍老將軍陳銘樞在獲得毛允許後走上主席台,他先向毛鞠個躬,然後說:

「請問主席,梁漱溟今天的事,是思想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盛怒中的毛想了半天不得不回答說:「是思想問題。」

陳於是說:「若是思想問題,我想發言說幾句。」陳便一面批評了梁漱溟,另一方面卻說:「既是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大家似乎不須有今天這樣騷動的場面。」

陳銘樞算是巧妙地將了毛一軍,為梁氏解了圍,大大減輕了梁的「罪責」。因為思想問題比起政治問題來自然要輕得多。已經承認梁是思想問題的毛只好順著台階下,說了一通:「梁賴溟提出所謂九天九地之說……這是『贊成總路線』嗎?否!完全的徹底的反動思想,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建議,人民政府是否能夠採納這種建議呢?我認為是不能的。」

同時又說:「我們是不是要借此機會和他絕交,從此不再和他來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同意和我們來往,我們還準備和他來往。在第二屆政協全會上,我還希望他當選政協委員。其原因是:因為還有一些人還願受他的欺騙,還不瞭解他,他還有充當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還有資格當選政協委員。這一點雅量我們還是有的。」

一場有驚無險的風波就這樣過去了。

這個版本也許有些不準確,有些不完整。據梁漱溟後來自撰的《事情》一文,他是這樣記載的:

「18日,午後開會,我登台發言,氣勢蓋盛。我說:我根本沒有反對總路線。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收回他的話。毛主席立刻厲聲說:『告訴你,我沒有雅量!』」

在海外出版的署名戴晴和鄭直淑撰寫的《毛澤東與梁漱溟》中,在「雅量」問題上記載較詳,書中梁漱溟的原話如下:

「同時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什麼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沒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我現在意思是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是真是假。……

結果與梁的自述一樣,招來毛的厲害呵斥:我沒有這個雅量!

還有記述補充了當時的情景:當會場上一片囂聲使梁漱溟沒法說下去時,梁衝著毛澤東說:「主席,既然是請人來開會,讓提意見,你就應該有點雅量,準許我把話講完啊!」

哪知毛一聽戾氣大發,當即指斥:

「梁漱溟把共產黨的農村政策描得一團漆黑,說得一無是處,就算我有這個雅量,不知今天出席會議的各位同事,有沒有這個雅量?」

台下一片附和、否定之聲。

那知梁卻仍不識相,竟然當眾頂撞說:

「主席,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

會場氣氛頓時緊張得使人喘不過氣來。只見毛的臉色煞白,慢慢站起身來,高聲宣佈:

「現在,我提議,來一次表決,同意梁漱溟先生發言的,請舉手!」

整個會場,只有毛一人舉起一只手,其他人,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高崗、宋慶齡、張瀾、李濟深等都無一人敢舉手,全場鴉雀無聲。

接著毛便發表了那一套「蔣介石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用筆桿子殺人……梁漱溟是野心家、僞君子等等的講話,毛一氣罵了一個多小時,直罵到疲憊了,才住口。

記述這次梁、毛雅量之爭和毛澤東那通潑婦罵街式講話的,首先是署名戴晴和鄭直淑在香港出版的《毛澤東與梁漱溟》,據考,戴晴用了真名,而鄭直淑則是曾擔任政協秘書長的汪東林,汪不敢用真名,用筆名「鄭直淑」,取「正直述」之諧音。後來,又有1956年底去了香港的原民盟中央常委兼秘書長周鯨文撰寫的《風暴十年》中的「梁漱溟事件」記述此事。再後來,中共將經過修改、刪節、潤飾的毛、梁之爭以《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的篇名收入1977年出版的毛選第五卷。

總的說,由於素材來源較雜,上面敘述中不免有次序不一、內容參雜互見或有所差異等情況。不過,各種版本基本精神是一樣的,基本情節也大體一緻。

從這一事件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毛那表面上與舊友和文人墨客貌似融洽親熱的關係背後的實質。從此以後,毛的那些舊日朋友、清客,即他所謂的「右派朋友」, 與他相處時就更加小心翼翼、戰戰兢兢了。

毛最後對梁漱溟先生的處理顯得很大度,這點確有些使人意外,從來對毛稍有公開忤逆之言的,毛是絕對不會輕饒的,而不管他們是什麼身份、地位。梁先生後來除了不再開口之外,卻基本相安無事,照樣當他的「政協委員」。 這大概是因為毛感到在大會上對梁的咒罵有些失態,有些過份,所以在處理時特別寬容一點,以塞眾口。文革中除了抄了梁家的書籍外,也未再給以特別打擊。梁所以得此幸運,除了陳銘樞當場迫使毛給他作了「思想問題」的定性外,還可能得益於這次事件本身的公開傳播,特別已經傳到海外,既要騙人又要顧及面子的毛不能不考慮這個因素。還有一個一般人不知曉的因素,據知情者說,梁漱溟有一個大他二十幾歲的族兄梁煥奎,乃毛的恩師楊昌濟的恩師,當1918年毛澤東去北京投奔楊昌濟時,梁煥奎同樣去北京梁漱溟處寄住,梁、楊兩家多有往來,毛也被捲入其中。這一層「恩師的恩師的兄弟」的關係,使毛與梁漱溟有了一點說不清的「親戚」 關係。毛雖然要別人六親不認,但他自己仍然看重血緣關係。也許這一點不為人知的因素促使毛赦免了梁的「死罪」。 不過,筆者以為,毛素有「黨內鬥爭嚴厲,黨外待人寬容」的不成文傳統( 不過這寬容也是一件「畫皮」,寬容的對象只限於有影響力的名人、統戰對象),在延安整風時他把自己的幹部隊伍整得鬼哭狼嚎,但他在接見外部記者和國統區來延參觀考察的人士時,卻顯得彬彬有禮,談笑風生,看不出一點暴戾之氣,還裝出一點儒雅之風。蓋因為內部鬥爭關係到他的成敗榮辱,故他絲毫不能遷就;而與「外賓」交談則完全是即興作「秀」,這個「秀」作好了,可以麻痺對方,又有利樹立自己的形象,何樂不為?此乃毛的又一狡詐之處,也是毛主義又一秘笈和「潛規則」。梁潄溟也就於無形中佔了這點「便宜」。

後來梁活到95歲才去世。文革後期有一首據傳是梁老先生寫的七律打油詩(更可能是借梁之名的他人之作),名為《吟臭老九》,錄之以饗讀者: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猶是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文化有。

假若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滿街走。

【筆者註:這裡順便澄清一下「九儒十丐」問題。九儒十丐之說見於元代,後人因此以為元代是最輕蔑知識分子的時代。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元代是北方遊牧民族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權,蒙古民族當時處在軍事部落制時代,帶有濃厚奴隸等級制色彩。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初期,很自然地將他們的一套規制和習俗帶入中國,對漢族和知識分子的歧視也是起於此時,當時確有「七匠、八娼、九儒、十匄(匄同丐)」之說。但很快,元朝統治者認識到他們的野蠻遊牧文化不能用來統治中國,而必須學習漢族的先進文化,融入華夏文明。其中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尊崇儒學,善待和重用士人。蒙古對中國的統治真正應始於元世祖忽必烈定國名為「元」之後,即1271年後(而不是成吉斯汗建國的1206年)。元世祖召北方理學名家許衡為集賢殿大學士、國子監祭酒。許為元主多方謀劃,複延周、孔遺教,並從新開科取士,儒學始得複興。忽必烈後又召孔子後裔孔洙為國子監祭酒。至武宗,則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尊號,其位已在各朝對孔子的封號之上,當然就不存在什麼「九儒十丐」問題了。

再則,我們從在元代一些著名文人,如關漢卿、馬緻遠、趙孟頫 、張養浩等人的作品和事蹟中也不難看到他們作為知識分子,仍然保持著高尚的人格和風骨,統治者對他們也相當寬容和禮遇。如早期的關漢卿,以不與當局合作為是,且敢於為民「鼓與呼」,不懼權貴,自詡為「鎚不扁、煮不爛、蒸不熟、響噹噹一顆銅豌豆。」就這樣一個長滿「反骨」、一身傲氣的人物,並未受到統治者的直接迫害。可見,即使是元代早期,知識分子的境遇實際上要比毛統治下的時期好得多,從整個朝代來看,更不可與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酷毒兇殘相提並論。】

附二、高壓下的人格扭曲:反右派中圍剿「章羅聯盟」的表演及其他

在前面的正文中,我們已經說到,整風轉入反右伊始,毛就欽定了個「章羅同盟」(後又稱章羅聯盟),並說1957年「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面對毛這一荒唐的「撮合」,知情人心裡感到滑稽,但表面上不得不迎合,民盟內一些聰明的見風使舵者,更是摩拳擦掌,披掛上陣,準備圍剿這一「聯盟」。而章伯鈞呢?在稍作抵抗後,就乖乖投降了,違心承認了這個「沒有組織、綱領」的「章羅聯盟」。

只是這個同盟的二號人物羅隆基其時遠在東南亞跟隨郭沫若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全體會議(羅還兼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的頭銜,所以跟會長郭出訪),當他從報紙和廣播中得知這一切之後,頓時火冒三丈,他的第一反應就是去打長途電話,第一個打到章伯鈞家中,接電話的是章夫人李健生。羅一聽這個熟悉的聲音也顧不上客套,立即叫喊:「去把章伯鈞叫來!」

章伯鈞剛拿上話筒應了一聲,那邊就傳來羅隆基連珠炮似的叫嚷聲:

「章伯鈞,報上說我跟你『聯合』了,你居然也承認了!現在你就跟我說清楚,我什麼時候和你『聯合』的?又是怎樣聯合的?你說呀……」

章伯鈞已為這事痛苦了多日,不過這時已變得近乎麻木。他已估計羅隆基知道了這一消息肯定會找上門來算賬的,可他有什麼辦法呢?囁嚅了好一陣,他只好說:

「電話裡說不清楚……等你回到北京,我們再談。」

羅隆基依然不依不饒,叫對方做好挨清算的準備:

「我明天就回北京,一出機場,我就要找你算賬。」

第二個電話打給葉篤義。

葉是民盟中央辦公廳主任,早年留學美國,是民盟內與羅隆基關係較好的「英美派」。羅找到他,主要是問葉,為何有「章羅聯盟」之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不過遺憾的是,這時已被封為章、羅之間「聯絡員」的葉篤義自己也是一頭霧水,說不清楚,更不敢多說……

第三個電話打給浦熙修。

浦是羅曆時十年的「紅粉知己」,情人兼民盟同事,時任《文彙報》副總編輯兼駐京辦事處主任。此時浦也陷身於反右的暴風之中了,不過此時《人民日報》7月1日社論尚未出籠,她還未被「欽點」為「羅隆基—浦熙修—文彙報民盟右派系統」中的一名「女帥」,加上她對共產黨的無比信任,無比忠誠,她推斷不出毛何以要趁整風運動將章、羅兩位民主黨派領導人、政府部長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當然更加想不到自己也會成為這個聯盟中的重要成員,成為「人民的敵人」。

所以浦在電話裡安慰羅隆基,認為問題並不會很嚴重,頂多回到北京檢查一下就過去了。到底是異性知己!羅隆基似乎感覺到浦女士的溫情,也得到一絲安慰,火氣稍有降溫。

不過他仍不肯放過章伯鈞。次日回到北京的羅隆基身著西裝,手提自由枴杖,帶著南洋海風的鹹味和椰林的清氣,直接「如約」闖進章伯鈞家門,見面並不寒暄,即直奔主題,連說帶吼:

「伯鈞,我們之間吵得還不夠嗎?我們吵過多少回?天曉得,我們竟然『聯合』了,可笑可笑,可笑之極!」

「你居然去承認什麼章羅聯合,真乃豈有此理!民盟上下有幾人不知道我們的明爭暗鬥?你我之間,不僅沒有組織上的聯合,就連思想上的聯合也壓根兒不存在!」

「你我之間必須講清楚……」

幾乎是羅隆基在唱獨角戲,而章伯鈞猶如既聾且啞的傻瓜,只是低頭不語。他深知這位恃才傲物的同事,雖然搞政治也有幾十年了,但還沒有真正領略到政治權謀,更沒有嘗到被陷入甕中之鼈的滋味。章知道,現在跟他解釋、辯護都沒有用,不久毛澤東就會用事實解答這一切。所以他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沉默……

面對採取沉默戰術的章伯鈞,心高氣盛的羅隆基更加怒不可遏,他講累了,看來他的對章之戰還沒有找到制勝之道,於是決定暫時到此為止,過後再理論。臨要出門時,羅突然轉身,幾乎是氣急敗壞地吼道:

「章伯鈞,我過去沒有跟你『聯合』,現在沒跟你『聯合』,今後永遠也不會跟你『聯合』!」

說畢,拎起隨身攜帶的自由棍,雙手各執一頭,猛地往大腿上一壓,只聽「咔嚓」一聲,自由杖一折兩段,羅把折斷的枴杖往章伯鈞面前一扔,留下響噹噹的八個字:

「你我之間,如此而已!」

這些情景不知是否通過羅瑞卿佈置的臥底報告到毛的案頭,或者由李維漢統戰部長親自向毛報告?如果毛知道了,肯定開心極了,或者還哈哈大笑,他知道,凡被他封為什麼「集團」、「聯盟」的人,起初總是這樣大喊大叫不承認真有其事,或大呼冤枉。不過,要不了幾個回合,他們就會老老實去寫認罪材料,請求寬大處理了。毛可是曾經滄海了,還怕你羅隆基一介書生?等待收拾吧,小菜一碟……

不過也許毛有點小看羅隆基了,他可能沒有估計到羅會如此頑強抵抗,對這個所謂的「章羅聯盟」,羅始終指其為子虛烏有,堅不認賬。好才「聯盟」另一方的章伯鈞已繳械投降了,7月4日的《文彙報》刊登了章伯鈞關於「章羅聯盟」的檢查、檢討,承認了兩人「思想上、政治上的聯盟」,但不承認有組織、綱領。現在聯盟的叧一半卻什麼也不承認,這當然不能收手,毛要取得鬥爭的完全勝利,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統戰部。

於是,中共中央統戰部決定集中力量圍剿羅隆基,攻下「章羅聯盟」這塊骨頭。

統戰部長李維漢親自擔任這場戰役總指揮,在他指揮下,動員、調動了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

最先上陣的有馬敘倫,還有著名的民盟內「左派」、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副市長吳晗。

吳晗深得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寵信,並且在整風開始前的1957年3月入了黨,因而總能得風氣之先。所以在整個「鳴放」高潮的5月,吳晗跑到太湖度假休養去了。反右開始後,他便回來精神抖擻地投入反右派鬥爭。7月7日吳晗在全國人大第一屆第四次會議上針對「章羅聯盟」作了題為《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可謂神情兼備、聲色俱厲,以下摘其片斷。

「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終目的的,並且和各方面的反動分子有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

「章伯鈞在1951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和我說,只要我們倆人合作,事情就好辦。我置之不理,這樣他就越發仇視、敵視我們,無論我們做什麼事總是不對。北京民盟因為沒有接受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章伯鈞、羅隆基的領導,多年來就像封建家庭的小媳婦,怎麼也稱不了這兩個惡婆婆的心……」

「章羅二人原來是兩個把頭,爭權奪利,勾心鬥角,互不相幹……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在匈牙利事件之後……以為要變天了,共產黨站不長了,民主黨派大有可為了,章羅兩個冤家忽然變成章羅同盟了,兩人此唱彼和一個鼻孔出氣了,一個腔調說話了,不是個別的而是聯合一緻的來打我們了……」

「……這樣兩個黨派深入到基層點火,兩個報紙一南一北,派出大批記者到九大城市,到各個大校到處點火,火焰瀰漫,煙塵蔽日,弄得他們自己也暈頭轉向了……章伯鈞的結論是:『共產黨現在弄得進退失據,收不好,放也不好,現在我們民盟有責任幫助黨。』大有『收拾殘局,捨我其誰』之慨。(全場哄笑)……結果是從自己點火所造成的煙幕出發,錯誤地估計,罪惡的行動,點火燒了他們自己,鑿船,整個右派分子下了水!(鼓掌)暴露出他們是人民的敵人……」(長時間熱烈的鼓掌)。

吳晗的發言雖然氣勢洶洶,火藥味十足,但所講的內容實際上都是報上、會上已經揭發、批判過的那-套,說得不好聽只是拾人牙彗罷了。所以並沒什麼的殺傷力,羅聽著都不大當回事。

豈知吳晗的利刃是一步步出手的,他把精彩的留在後頭。下面是他最後使出的真正殺手鐧:

吳晗把鏡頭拉回到1948年9月,其時,中共的勝局、國民黨的敗局日漸明朗。這時的羅隆基被國民黨軟禁在上海虹橋療養院,躺在病房裝病人。不久吳晗從昆明來到上海,吳晗早已參加了民盟西南聯大支部,並成為支部負責人。這次是打算從上海買飛機票飛香港,與已在香港的民盟領導人彙合,然後設法投奔毛共的「解放區」。哪知到了上海,才知國民黨當局嚴控飛香港的機票,吳的計劃不得不改變,只好在上海暫時滯留。得知羅隆基在虹橋醫院,對這個近在咫尺的民盟領導人、上司,吳決定去看望一下。見了之後,交談中,羅趁在醫院監視的國民黨特務不注意之際,將一封密信交吳晗,囑附其親手交給在香港的民盟領導人,吳一口答應並將密信收藏好。

誰知吳回住地後竟將密信私自拆開看了,見信中有要求堅持民盟自主,不要接受中共領導等語。吳感到大方向不對,因為這時的吳雖為民盟成員,但已抱定了投靠共產黨的決心。若將羅此信交去,不是起相反的作用了嗎?於是他決定將信私自收藏下來。一藏9年,直到中共發動圍剿羅這塊「頑石」,吳想起了這個「寶貝」,於是作為揭發羅的重磅炸彈,將此信及其前後情況一併在大會上宣示,激起了對羅一片憤怒的討伐和打倒之聲!

此舉確實出乎羅的意外,給了他重重一擊,成為了羅隆基一貫反對共產黨的鐵證!

吳還一不做二不休,又在會上爆出了羅的「隱私」。吳揭發說:「羅隆基對人說過,周恩來是南開出身,毛澤東是北大出身,我是清華出身,為什麼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我就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

但是,明眼人看出,吳晗的這些揭發其實是把雙刃劍,既傷了作為對方的羅隆基,同時也「傷」了自己,因為他這樣做等於自己坦白了受人之託而不忠於人之事,反而私拆密信,並私自藏下,9年之後卻用作檢舉揭發對方的材料,而且這托他帶信之人是他的頂頭上司,也可稱之為「主人」。這樣吳晗就成了地地道道、自己站出來的「叛主求榮」、「賣友邀功」的「小人」,甚至無恥之徒。作為歷史學家,熟悉孔孟之道的吳晗,不可能不知道這頂「帽子」在中國人心目中的份量,但他為了立「功」,為了對共產黨表忠,一切都顧不得了。這才真可謂「利令智昏」了。後來吳晗果然因在反右中揭發、鬥爭章羅等右派有功,被提為民盟中央副主席,取得了黨的「寵信」。

吳晗之所以這樣不顧「廉恥」,不顧中國人做人的道德底線,敢於公開出賣朋友,除了上述急於立功表忠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早已有「前科」,無所謂了,那「第一次」就是兩年前也是毛親自發動的批判「反動學者」胡適的運動。胡適是吳晗的恩師、伯樂,吳卻全然不顧地對其公開批判、侮罵。比之胡適,羅隆基算得了什麼呢!正所謂「偷一次是賊,偷十次也是賊」。再幹一次又有何不可?他早就豁出去了。鑑於這有關吳晗的人品問題,在此不得不補充交待一下。

吳晗,浙江義烏人,家道中落。青少年的吳晗曾就讀於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因一篇題為《西漢的經濟狀況》的論文博得胡適的賞識,推薦讓《大公報》發表,得稿酬80元,解了吳晗家中的無米之炊,又得以去北京報考北大。無奈吳晗偏科嚴重,數學只得「0」分而名落孫山,因當時北大、清華、燕京這三家全國一流大學聯合規定,考生在文史、英語、數學三科中有一門功課為零分者,不得錄取。

落榜後的吳晗再次由胡適推薦在燕大的燕京圖書館找得了一份工作。次年吳晗再次報考,無奈數學又一次吃了個0蛋。吳只好埋頭於自己所長,利用圖書館的豐富藏書完成了一本《胡應麟年譜》,又得到胡適以及學術界的讚賞,清華大學因此破格錄取了吳晗,吳晗從此才得以晉身中國知識界之門。

然而在求學期間吳晗家中又經濟告急,眼看就要中途輟學。又是胡適通過關係為他在清華校內謀得工讀生的資格,並為其在圖書館找到了一份月薪25元的工作(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月薪才8元)。於是一切問題迎刃而解,吳晗不僅順利完成學業,而且家庭從此「中興」……

胡適愛才惜才和為救學生危難四處奔波的精神風貌,曾使吳晗深深感動,也試圖日後報效恩師。此後吳晗日益左傾。國共內戰時在北平面臨共軍壓境、危在旦夕的日子裡,吳晗曾奉共產黨之命,先是以學生身份勸挽胡適留在大陸,但胡適沒有聽從。後又以學生兼中共代表的身份向胡許諾:保證讓胡適任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胡適的回答是:「在蘇俄,有面包,沒有自由;在美國,有面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然後飛去了南京。自此師生音訊隔絕,天各-方。

前面本篇的正文中曾說過毛因為要報胡適在北大的一箭之仇,在反胡風運動之後又發動了對「反動文人、學者」、「美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胡適的所謂批判運動。當時中國學術界所有重要人物都參與了這次「風車大戰」,一貫左傾、積極、深得彭真寵信的吳晗當然也加入其中。只是,知道內情的人私下都說:別人參加對胡適的詆毀討伐未嘗不可,唯對吳晗來說,如此這般則是罪過。因為胡適不僅是他的恩師、伯樂,實乃情同父子,有再造之恩。

可是,經過毛共的思想改造洗腦,又已身居共產政權高位的吳晗,這時已經完全沒有這種「顧慮」了,甚至連內疚也沒有。所以這次反右派,他又充當急先鋒。

說到這裡,還應補敘,其實在吳晗之前,就有一位重要人物搶先上演了一出「賣友求榮」的好戲,為了不淹沒其「反右先鋒」之功,現有必要補述一二,此人就是民盟另一位副主席史良女士。

史良與吳晗和羅隆基都不同,她是章伯鈞在民盟中的「密友」,關係很「鐵」,被認為是章的真正盟友。章伯鈞很多事情可以不與羅隆基商量,但不會不找史良。章、史二人及兩家的關係也很好,遠勝於「公事公辦」的章羅關係。據章伯鈞的女兒章飴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的描述,每次史良來章家,還是少女的章飴和總止不住內心的狂喜和心跳,因為在她的眼中史良是那麼雍容華貴、氣質高雅、談吐不俗,據章飴和說,她認為史良集「三美」於一身,即長得美、愛美、懂美,是少女時代章飴和的偶像。每次史良到家中來與其父商談工作或聊天,章飴和都躲在房內「偷窺」,看見他們說話投機、關係融洽,飴和心裡便特高興,她盼望自己的偶像能經常來……

章伯鈞也真把史良當作自己的異性「知己」。在整風鳴放後期,高等學校學生的言論日趨激烈,黨群關係也愈顯緊張之際,民盟的領導和在學校的民盟教授們,既為共產黨憂慮,同時也為學生耽心,便想盡到師長之責,對學生加以勸阻。為此有了1957年6月6日在章伯鈞的召集和主持下的「六教授會議」,章也請了時任司法部長的民盟副主席史良參加,表示了對史良的特別信任。六教授會議得出一緻結論:要幫助共產黨控制局面,不讓運動背離整風的初衷,不能辜負毛領袖的期望。於是形成一個報告,一緻推舉史良呈交給周恩來總理。史良當場應諾,可卻不見有下文。次日即6月7日,國務院開會,章伯鈞寫了個字條給周恩來,也是試探報告的下落。但周接了字條也不置可否。等到6月8日,才知道氣候驟變,整風變成反右了……

6月8日下午兩點鍾,《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來到章伯鈞家,向「章社長」當面提呈了辭職書。章伯鈞知道事已無法挽回,接下儲的辭職書,但表示自己一人無法決定……

「整個下午,父親的心情煩悶,家中的氣氛陡然大變。」章飴和回憶道,「晚飯後父親去了史良的家,在那裡,對《人民日報》社論(即《這是為什麼》)和第一個站出來反擊右派言論的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盧郁文發洩不滿,他對史良說:『盧郁文不過是個小醜,而胡風、儲安平將來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是幾百年才有定評』……」

章伯鈞在這種時候,專門到史良家,對史良如此推心置腹地說心裡話,說明他是真正將史當作同志、知己來看待的。不知史良當時有何反應和對白,很可能史女士是『一言不發』地應付過去,因為次日各大報紙上出現了新華社發的通稿,赫然映入眼簾的通欄大標題是:

《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態劃清界限,質問章伯鈞是不是也有兩套做法》

可以想見,章伯鈞見到此文,如果不是當即暈了過去,也會跌落在躺椅上長久不能起來。後來史女士更是將6月8日晚上章伯鈞到她家中說過的話,以及以前所有對黨的不滿言論一一在會上抖出,成了吳晗之前民盟的反右先鋒。吳晗大慨是從史良的舉措中受到了鼓舞,仿而效之……

所以吳晗對羅隆基的揭發,不過是步史良的後塵而巳,算不上頭功。

不過有些可惜的是,吳晗抖出的重磅炸彈雖然給了羅隆基重重一擊,但卻並沒有對「章羅聯盟」的認定有多大幫助,羅隆基一副不屑的樣子,依然故我。

時間已經一天天地過去,羅隆基這個堡壘拿不下,可無法向毛交差。中共中央統戰部和民盟中的左將們有些著急了……

應該說左將們己經使盡了氣力。胡愈之、閔侯剛們除了親自上陣以外,還想出一切方法來逼羅就範。閔侯剛弄了一份羅隆基小集團的名單,將相當部分民盟中央和各省市負責人都包括在內,然後按圖索驥,發動這些小集團成員起來反戈一擊,立功贖罪;時任民盟中央副秘書長的千家駒,也加班加點搞出了一本《章羅同盟言論集》……

費孝通也反戈一擊了。他說自己長期被羅隆基利用,現在不但悔恨,也十分憤恨。費還說,他寫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是費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證),是受羅隆基的觀點影響。可費的這一著實在不太高明,幾乎全在為自己洗脫責任,因此既未能增加羅隆基的罪責,也未能推掉自己的右派帽子。

還有羅隆基的機要秘書邵雲慈,則只夠資格躲在背後打小報告、放些冷箭。此外踴躍批羅的名單還有一長串名人:高崇民、陶大鏞、翦伯贊、華羅庚、楚圖南、童弟周、薩空了、梁思成、馮亦代以及由羅隆基介紹加入民盟,後來在1946年7月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聞一多的夫人高真等等。這些人之所以積極披掛上陣,總的看出大概於三種動機:一是想藉機立功贖罪以便推掉自己頭上的右派帽子,如費孝通;二是趁機展現自己的「一貫左派」的光輝形象,如翦伯贊;三是為防殃及池魚,但求自保,如梁思成等。

不過儘管動員了這麼多大牌「明星」來圍攻,仍然不能給羅隆基緻命一擊,使其俯首就範。於是,運動的領導者們考慮到了傳統中國人互鬥中一種易於置對手身敗名裂、萬劫不複的「搞臭」方法,即拋開那些政治層面的正面進攻,專揀桃色緋聞和生活瑣事入手,令對手有口難言,或百口莫辯,然後導緻其意志大廈的完全崩潰,俯首就擒。

擔當這一「殺手鐧」重任的是羅的「十年情婦、十年密友」浦熙修女士。

在說浦對羅的落井下石之前,還須簡單介紹一下浦的情況和羅、浦關係。浦熙修,上世紀40年代已是名記者,《新民報》採訪部主任,專以採訪高層名人著稱。1946年年初在國民政府時代的政協會議上,她把採訪目光瞄準了民盟宣傳部長,38名政協代表之一的羅隆基。

羅時年50,風流倜儻、渾身充滿活力。羅曾兩次結婚又兩次離婚,時下獨身。浦時年36,有一雙兒女,但與丈夫的婚姻名存實亡。羅、浦的初次見面都互為對方吸引。那當然不是青年人的一見鍾情,也不是一般的男才女貌。誠然浦女士十分欣賞羅的才華,但更佩服他的政治見解,政治立場,以及他那標準的紳士風度,典雅而精緻的西方式生活方式;羅也看上了這不平凡女性的智慧、機敏,以及因常年奔波於名利場那白皙面孔中稍顯的疲憊、蘊藉而又狡詐多情的面孔。兩人一來二往,陡生情愫。第二年浦就與原來丈夫離了婚。但這時兩人都投入緊張政治鬥爭漩渦,無暇過多顧及個人私事。其後浦、羅二人又都遭到國民黨的逮捕或軟禁,兩人都盡力救援對方……直至1949年毛共建國後,兩人才稍稍安定,且都住在北京而且相距很近,按道理,這時羅、浦的愛情理應修成正果,但不幸好事多磨,浦這一方卻遭到其親屬的堅決反對。首先是其妹浦安修及妹夫彭德懷反對這門親事;次是這時浦與前夫生的一對兒女長大成人上了大學,也不遺餘力地阻止母親與羅隆基接近。

這種情況下,羅、浦二人依然堅守與對方的前盟,只不過只能作西廂之約罷了。就這樣,一拖十年。雖然雙方都望穿秋水,但實在無可奈何,羅隆基還在家中空出一室,專設一榻虛位以待浦女士,以示信守前盟。

這時浦熙修已是《文彙報》副總編兼駐京辦事處主任。她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憑藉她的名氣以及與彭德懷的關係,浦在中共高層已如同進入自己家中一樣方便,她可以直接進入周恩來的辦公室;碰到「十大元帥」也都與他們寒暄、握手。中共高層對浦熙修均以「浦二姐」相稱。浦與中共關係廣泛而融洽,不是黨員而勝似黨員。

浦二姐還有一個本能的「好習慣」,就是特別「聽黨的話」,只要黨中央和毛髮出什麼號召或發動什麼運動,浦熙修必定一馬當先,神采飛揚,立即發出多篇文章來推波助瀾。正因為她如此忠心自覺充當黨的喉舌,而且功勛卓著,所以深得包括陸定一、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垂青,其事業正蒸蒸日上。

這次整風,毛親自發動,一再號召大鳴大放,給共產黨提意見、除「三害」(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浦當然深信不疑,聞風而動,立即義無反顧地投入運動。作為《文彙報》副總編和駐京辦事處主任,她不但自己親自出馬採訪,還調兵遣將、厲兵秣馬,派出一支支採訪組分赴全國各地,推動運動的發展。浦又通過她多年記者生涯建立的與各界名人的關係,與首都各界人士聯繫、訪談、座談,一時間浦的辦事處成了京城名流的沙龍。後來一些被定為反右鬥爭「靶子」的「大毒草」,很多都是經浦之手在《文彙報》上發表的。

就這樣,慣於緊跟毛和「黨中央」的浦熙修,這一次意想不到落入毛設計的「陽謀」陷阱。不僅沒有像以往一樣受到褒獎,而是被封毛親點為「上跳下竄、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的陰謀家、野心家」。毛在1957年7月1日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中,指名她是民盟在《文彙報》的右派系統的一位女帥,是羅隆基手下的得力幹將。

就這樣,十餘年來一貫左傾、建國後自願充當「黨的喉舌」和運動急先鋒的「浦二姐」,一夜之間成了毛的「欽點」要犯,落入了萬劫不複的深淵。

應該說,在被毛點名成為右派女幹將之初的一段時間,浦還是不服的,她覺得委屈,她希望這是一場誤會,她希望說清事實,洗刷自己,重回 「人民懷抱」。 但一切似乎都無濟於事。

成為欽點「右派」後,她不僅在民盟,而且還要在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全國婦聯會等一系列單位接受批判,有時一天要趕三場批判會。初期她除了為自己作無罪辯護,還竭力向人們解釋:

「羅隆基與章伯鈞是互不對頭的」。

「有人說《文彙報》和羅隆基有關,這不符合事實……」

「我和羅隆基有十年關係,但是《文彙報》和羅隆基沒有關係。」

但是她每解釋一次就遭到更激烈的「炮轟」……她終於明白了,解釋、洗刷是沒有用的,而且會越來越糟,怎麼辦呢?……

大概就在這個時候,她得到「組織」的指點:要想減輕自己的罪責,唯一的辦法是和羅隆基劃清界限,檢舉揭發羅,立功贖罪……

她終於認為這也許是挽救自己的唯一指望。

主意打定之後,浦女士立刻變成了另一個人,一個受了羅隆基十年欺騙、十年迫害的「苦大仇深」的女人。1957年8月10日下午在南沿河街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批判羅隆基的大會上,吳晗以「重磅炸彈」開頭,而浦照修則以最讓人期待的揭發收尾。

浦走上台,聽眾們都知道她是羅「同居」十年的情婦,一下子精神振奮起來,浦宣佈她發言的題目是《羅隆基是只披著羊皮的狼》,台下立即群情激盪,大家都豎起耳朵打起精神等待精彩的劇情登場。

浦從羅隆基的家世說起:「羅隆基自己講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實這個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縣楓田鄉的一個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時候,他的家就被共產黨清算了。父母雙亡,主持家務的寡嫂亦被鬥。羅隆基曾說自己從小由寡嫂撫養,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錢回去維持寡嫂和侄兒們的生活。而這件事就足以證明羅隆基對共產黨的階級仇恨是刻骨銘心的。」

浦接著以生活中的事例來證明羅隆基的這種階級仇恨,她說那是在解放前,羅住在上海虹橋療養院養病,她穿著一雙新買的紅色膠鞋去探視。羅突然勃然大怒,浦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羅的怒從何而起。後來才知道羅發怒的由來,她說:「原來羅是怕紅色,還責問我為什麼要買紅色膠鞋?」

浦接著說到蔣介石,說蔣有次看曹禺的話劇《蛻變》,看到劇中人穿一個紅肚兜即大發脾氣。浦於是說:「羅隆基怕紅膠鞋,蔣介石怕紅肚兜,這正好說明羅隆基和蔣介石是站在同樣的階級立場上,對共產黨有著深刻的階級仇恨。」

浦講這些時,羅隆基把頭扭向一邊,眼睛盯著窗外,一付不屑的神氣。羅的傲慢和不屑點燃了浦的怒火,浦提高聲音說:「羅隆基解放後對美帝國主義並未死心,在家中曾說,張東蓀勾結個美國的三等特務,太不爭氣,他自己始終想和美國的頭等特務搭上關係。」

由於人所共知自己與羅隆基有「十年親密的朋友關係」,浦想借此機會否定這個不太雅的「關係」。她忽然聲淚俱下地說:「像狼一樣的羅隆基竟無人性可言,對我也並不好些。1949年我從南京出獄後,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區,他扔出刀子來威脅我。解放後每當我一有進步要求的時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產黨,我要去《光明日報》工作,1950年我想脫產學習,他都不知對我發過多少脾氣,最後使我屈服而已。」

末了,她向羅隆基發出絕情的最後通牒:「讓這所謂的親密關係丟進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羅隆基,你永遠不要想利用我了!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是一貫的,他說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找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實際上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浦熙修的揭發有些令聽眾失望,因為它既沒有什麼「精彩」內容,所說的那些主要是為自己洗刷,又都是發生在兩人之間的事,無第三者證明,羅隆基完全可以一概否認之。不過真正給羅以打擊的是讓他看到了這個十年情人的無情背叛,這使他倖存於心底的最後一點溫情徹底破滅了。

大概是聽眾(觀眾)對浦的揭發感到不滿足,後來有人提出要浦交出十年來她與羅之間的所有信件,這正是國人之所好,也是自胡風案件以來對鬥爭對象必須實施的一項「程序」。浦最初交出了三封信;後來看看不能過關,終於交出了所有通信信件。人們像螞蟻附羶一樣貪婪地希望從這些情意綿綿的情書中找到一些特別「有趣」的東西,或者羅的「反革命罪證」,但結果大失所望了。

雖然浦的揭發效果不太理想,運動的組織領導者仍然堅持從羅的生活瑣事和「細節」入手搞垮、搞臭羅隆基,於是將所有羅的「身邊人」都找來揭發、控訴。

在羅家中當護士的王愛蘭被請到民盟中央的批判會上。王控訴說:「我在他家三年零六個月,朝夕挨罵,每天在飲食上總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楊薇(北京人藝女演員)來吃飯,我就要倒霉,總責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來又說我把菜燒多了。只要楊薇一來,羅便任何人不見,浦熙修幾次打電話要來,因為楊薇在,他就說有人在開會,或者說要出去開會,其實他和楊薇不知道在搞什麼。」

羅的警衛員張登智揭發,說:「羅隆基罵我們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縫衣服又辱罵裁縫偷了他的布,他對燒暖氣的工人百般為難,他規定暖氣只能燒到75度,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時燒得高些,他就罵道:你們要熱死我嗎?快給我拿扇子來,有時燒低了,他又罵:你們要凍死我嗎?他還罵警衛員說:我要打電話問羅瑞卿,是叫你們來保衛我還是監視我的?」

沒有什麼有用的真材實料,組織者就採取疲勞戰術加上一些人身侮辱的惡作劇來折磨羅。

一次,有人要羅站起來交待問題,羅交待完了就坐下去,那知凳子被人抽開了,結果重重地摔在地上,眼鏡被震飛了,羅沒有眼鏡寸步難行,於是滿地爬著去找眼鏡,人們便開懷大笑,彷彿在看馬戲團的狗熊表演。

就這樣由夏鬥到冬,七鬥八鬥,永無休止。後來幹脆來個車輪戰,輪番連續鬥,不準休息,也沒有什麼內容,就是折磨你。12月21日、22日、23日就這麼連續三整天地鬥,終於使羅隆基明白爭辯毫無意義,也毫無用處,心力交瘁,氣血兩空、形容枯槁的他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被迫承認「企圖把民主同盟造成一個大黨,同共產黨分庭抗禮,這絕對不僅僅是思想上的錯誤,而是章羅聯盟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陰謀活動。」

檢查上報到毛的案頭,大緻符合了毛在半年前為他下的結論,被允許「過關」了。應該說羅隆基還是幸運的,因為反右派時還不興武鬥,所以他能「頑抗」半年多之久,如果是後來的文革只怕半天功夫就將他「收拾」了——可是在文革到來的前一年年底,即1965年12月7日他卻「幸運地」死去了。

有趣的是這一場章羅聯盟的鬧劇過後還差點弄假成真。當反右運動的塵埃落定,兩個原來互為軒輊、互不服氣的老對手忽然覺得親近了。據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記載,反右後兩人見面後的第一話題就是反右,羅隆基感慨萬端,說:「伯鈞呀,這個反右毛澤東搞的是誘之以言,陷之以罪呀。而我們是轉瞬之間,百暖百寒,一身嘗盡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飽受屈辱,人格喪盡,是誰也沒有料到的……我的主要講話,大都屬於在人大、政協、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按說是應該受法律保護的,結果都成了共產黨劃我右派的罪狀。」

「……父親的理解與同情,讓羅隆基十分感動,他搖頭嘆息:我們簡直是做了一場惡夢,惡夢一場呀!」

「父親補充道,惡夢裡的魔鬼就是那個高喊「長期共存」口號的人。農工的人揭發,說我攻擊他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現在看來這魔鬼的部分越來越大了。」

後來的某一天,羅隆基忽然跑來告訴章伯鈞:「伯鈞,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章伯鈞得此消息也激動得夜不成寐,過後章伯鈞對女兒解釋說,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已經上了中國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條目,對他們的基本解釋為: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這樣一個簡單的條目內容,讓爸爸徹夜激動,覺得自己一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一個歸納,也很滿足了。爸爸說能被歷史記上一筆,還要感謝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倆當作(中國)一、二號右派分子,我們始終不過是個內閣部長和黨派負責人罷了。」

就是說,反右派確實把章羅二人「聯盟」起來了。

筆者深信很多當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也有同感,就是在被劃為右派之前,其實自己根本沒有什麼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反毛的思想企圖;而恰恰是這場運動,這場醜惡的「陽謀」以及被劃為右派後的苦痛經曆,最終促使這些人覺醒,成了真正反對共產黨暴政、反對所謂的毛式社會主義及毛思想的鬥士。正是自作聰明、自以為是的毛,為叢驅雀,為淵驅魚,將大批中國知識分子趕到他的對立面,進而使其中一些人提起筆將他的殘暴、醜惡、無恥和流氓成性的嘴臉記錄下來,並讓歷史傳承下去。這大概是當年不可一世的毛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吧!

至於那些在反右運動中出賣自己的靈魂,或為虎作倀、或為一己之私而落井下石之人,以自己的行為演繹了從「名流」變下流的人性蛻變過程,也值得拿出來展覽一下,下面就講講其中某些代表者的後來歸宿,也算為這一故事做一個完滿的交待。

首先當然是反右英雄、賣友求榮的「左將」吳晗先生。他後來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副市長,並升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吳晗自恃反右有功,又有彭真的寵信,根本不把民盟的同事放在眼裡。秉承毛的旨意,在吳晗的主導下,上演了「腰斬民盟」一幕,即割斷了民盟北京市委與中央的關係,肢解了民盟的組織體系。很得毛的賞識。不過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就在七八年後毛發動的一場更大的運動:「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成了首要打擊對象,其後台彭真也成了第一個被揪出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第一號頭目。吳左派一下子就從響噹噹的革命領導幹部淪為反黨、反毛、反革命分子,階下囚了。

吳晗這次的獲罪,可以說比「章羅聯盟」還冤,事情的起因在於他寫了一部叫《海瑞罷官》的歷史劇,然而這卻是他「奉旨作文」的產物。1959年春毛在上海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毛看了表現海瑞平反冤獄的湘劇《生死牌》(開會帶戲班子和文工團成了中共不成文的規則),便興緻來潮,號召他的下屬們學習海瑞剛直不阿、敢於直言的精神,還說要提倡「五不怕」,即為堅持真理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其實毛說這些話時就有再度「釣魚」之意。會後,胡喬木奉毛之命去找一個專家寫文章宣傳海瑞,胡找到了「明史專家」吳晗,吳晗立即應允,寫了《海瑞罵皇帝》一文,登刊在《人民日報》,後又寫了《海瑞》、《海瑞的故事》等多篇短文。

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先生覺得海瑞的故事極富戲劇性,便請吳晗寫一部海瑞戲。為了響應毛的號召,吳欣然應允。其間七易其稿,曆時一年寫成《海瑞罷官》。此劇公演後,獲得毛澤東高度讚揚,特請演海瑞的馬連良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飯,席間還請馬清唱其中段子,毛讚揚:戲好,演得好,海瑞是個好人。這使馬連良和吳晗都激動不已,此時是1961年。

可是時隔不幾年,形勢就變了,引起形勢變化的內因是毛想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中共二號人物劉少奇。經過與夫人江青的密謀策劃,毛決定選擇以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為運動的突破口。

文革為什麼選擇拿吳晗開刀祭旗呢?一直沒有人認真研究。有人說是因為要防彭德懷的翻案,但彭顯然不是這次運動的打擊重點。有人說是為了打倒不聽話的彭真,因為彭真是吳晗的後台,先拿他的前台開刀。但所謂彭真「不聽話」是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不予轉載,此前彭真並沒有「忤逆」毛的地方。所以此說不能解釋毛搞此次運動先拿吳晗的文章開刀的理由。況且,選擇拿《海瑞罷官》開刀,拿彭德懷的罷官說事,其本身對毛也有諸多不便之處,彭德懷罷官是在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的事,而《海瑞罷官》是廬山會議後奉毛的意旨所作,1961年演出,演出後還得到毛本人的充分肯定,中共高層也都知道吳晗寫海瑞文章是奉毛的旨意。毛如此出爾反爾,恩將仇報,難道不考慮別人背後的閒言碎語?不考慮後人對自己歷史評價?是什麼緣故使毛不惜冒自己過河拆橋、言而無信的風險,一定要拿吳晗開刀而不是拿另外的人開刀呢?筆者以為這其中另有玄機。此中的「玄機」就是毛對吳晗自作聰明、一再上呈他的得意之作《朱元璋傳》的強烈不滿,轉而起了殺心,此中毛夫人江青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朱元璋傳》初稿寫於1946年,其時吳晗在西南聯大任教。按照當年「左傾」文人的慣技,吳晗在「學術著作」的幌子下,塞進去一些對當時國民黨所謂「獨裁」政治的不滿,含沙射影,指桑罵槐,以朱元璋之獨裁殘暴影射蔣介石。這本來是當時這類「史學家」之故伎,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等莫不如此。吳晗當然沒有想到這會有什麼「問題」。1948年吳晗投奔「解放區」,在石家莊見到毛就迫不及待向毛當面呈上這部經過修改後的得意之作,不無炫耀邀寵之意。毛認真地閱讀了,找吳晗談了兩次,最後還寫成書面意見以信的形式轉給吳,信的原文在一些客套之後,最主要指出的一句是:

「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

這是一句深藏玄機的隱語,可以讀作學術討論的善意批評;也可以看作是雙方嚴重的思想對立;還可以悟出其中暗藏的殺機!就毛來說,如何對待吳晗,完全處決於他的心境和政治需要。此時毛也許還未想把吳弄成「敵我矛盾」,但內心一定記下了這個自鳴得意、實則把亊情推向反面的「名教授」。請看此書中一段對朱元璋的描寫:

「對官僚地主士大夫,朱元璋用一付惡狠狠的面孔,青面獠牙,無人不怕。對草民百姓,有另一付面孔,白鬍子的老公公,滿臉慈悲相,滿囗和氣話。如果不看他的真面目,也許是人民多年來所夢想的有道明君呢!」

這也許是吳教授對朱元璋的真實印象、真實描寫;也許是在影射當時的「皇帝」蔣某人。誰知,毛澤東看了,竟自動對號入座:這不是在指桑罵槐,影射我毛某人嗎!當然,他不會露形於色。而且,他也知道吳晗不是在罵自己。只是這種臭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作派太可惡了……但他又不能把亊情挑明了,只好就亊論亊拿朱元璋說亊,以「歷史唯物主義」胡弄嚇唬這位名教授……。

遠沒有真正弄懂「毛思想」的吳晗,對這句緻命的評語並不在意,也不去深究毛的真意何在。後來他再對此書進行修改,對一些史料作了訂正,刪去了一些嘻笑怒罵的東西,硬塞進一些「馬列主義」, 原來比較生動的文筆變得味同嚼臘了。吳晗以為這一定合毛的口味了。1954年吳將修改後的書稿送呈毛。此次毛看完後除了對一些史料提出商榷外,主要增加了(明確了)一條重要意見,曰: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朱的晚年是否應寫得好點?

毛的這種態度吳是應該理解的,朱元璋是中國農民起義領袖當上皇帝的極個別人物(劉邦而外第二人);而毛自認他領導的中國「革命」實質上也是農民戰爭,與朱元璋異代同行。因此毛對朱有好感,甚至引為同道,是很自然的。

根據毛的意見,吳又作了第三次修改。然而可悲的是,他並未真正領會毛的意圖,仍然把此書當作學術著作去寫,自然就不能隨意編造、篡改歷史。他當然也知道毛要偏袒朱元璋,但這也只能從史實中去發揮,如說朱一統天下的功績,建立明王朝後在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等方面的貢獻等等。但僅作這些改動,當然不能使毛滿意。更要命的是,吳在書中還總結歸納了朱元璋四個方面的錯誤(其實是四大罪惡),即:一、以猛治國,過分運用特務組織,運用野蠻殘酷的刑罰,製造了許多血案、冤案,大規模屠殺功勛卓著的功臣、元勛,火燒「功臣樓」,弄到「賢否不分,善惡不辯」的地步;二、違反歷史發展規律,定下自撰的「皇明祖制」,規定子孫後代不得改變,壓制、窒息了有明一代的政治、社會改革;三、文化上實行專制主義和愚民政策,推行鸚鵡學舌式的八股取士制,摧殘了思想,文化;四、大肆宣揚荒誕不經的神蹟、怪異、圖讖,藉以愚弄、欺騙和毒害人民。

這就是吳晗三度修改後的《朱元璋傳》。1965年,吳將這個第四稿《朱元璋傳》送呈給毛澤東。

此時正是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吳晗在書中所指出朱元璋的四大罪惡,正是毛已經施行或即將要在文革推行的「革命新政」。聯想到第二稿中對自已的指桑罵槐。可以想見毛的憤怒,他認定這位「明史專家」己經不可救藥、毫無利用價值了。

火上燒油的還有吳又在不經意中得罪了江青。起因是毛在吳晗面呈此書之後毛曾讓吳在家中吃飯(先請你吃飯再幹掉你,看來是毛的慣技之一),二人正在交談有關朱元璋和明史中的一些問題,半桶水不到的江青幾次插話,被吳晗當場指出其錯誤,使江好不尷尬。更為重要的是,江青看到吳的《朱傳》中記載有朱元璋規定的「皇后只能管宮中嬪妃之事,宮門之外不得幹預」,「宮人不得與外邊通訊,違者斬」這樣一些怵目驚心的文字。而這時的江青正要「幹政」,而且還要大顯身手,可以想見,她對此書、對吳晗怎能不火冒三丈,恨之入骨!可以肯定,在毛決定將吳晗作為文革開局祭品的決策中,江青起到了推動作用。

1966年3月,毛對康生等人大談北京是「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中宣部是「閻王殿」的講話中,就提到吳晗、翦伯贊是「學閥」,「這倆人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反對共產黨」。吳、翦必死的命運就己經注定了。如果說翦之被點名是因為其對姚文元的文章表示過不同的觀點,那麼,吳晗則是在向毛呈送《朱元璋傳》第二稿時就已經命定了。我們知道,「左得出奇」的吳晗是不可能有什麼「反共」「反毛」的言行的,唯一的「罪證」表面上是那部歷史劇《海瑞罷官》,實際上惹禍之根則是那本《朱傳》。

可是自我感覺良好,並自以為毛是自已的「領袖」兼「文友」的吳晗,做夢也想不到他與毛的學術交流轉化為了「敵我矛盾」,他也不知道毛是一切以政治需要為轉移,可以在轉瞬之間變臉、將「同志」變成「敵人」,將「座上客」轉為「階下囚」的人物。

就這樣,一貫以左派自居,在反右中衝鋒陷陣、所向披靡的吳晗,文革一開始就嘗到了當年被他痛打的「落水狗」的滋味了,嘗到了被舉國痛罵,革命群眾拳腳交加,徹夜不眠的滋味,還嘗到了只準別人向自己頭上澆大糞,不準申辯,還得老老實實「認罪」的滋味。經過了充分的「觸及靈魂」的「皮肉之苦」之後,吳左派就被戴上手銬、頭上蒙上黑布投進了著名的秦城監獄(連監獄都用「秦城」之名,不愧是名符其實的當代秦始皇)。「革命群眾」和「革命監獄」在被批鬥吳晗時的極端殘忍、單憑一點就可足以說明一切:在他死前,頭髮已經被生生地拔光了!

在獄中吳左派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大口大口地吐血,只是當局仍不叫他死,為的是從他口中得出更多他本人和別人的罪證。但是他的老婆卻等不得了,1969年3月17日吳的夫人袁震受盡折磨被從「労改隊」放回時,已經被折磨得奄奄待斃,子女送她去醫院,但由於是「吳晗的臭老婆」,醫院不收治。18日淩晨袁震半睜著眼停止呼吸,先赴黃泉了。

同年10月11日,吳左派在阜外醫院一邊輸液搶救,一邊接受專案組的審訊,但不久審訊人員發現對方變成了一具死屍……

吳晗的一對兒女,時年14歲的女兒小彥和10歲的兒子小雙則是真正無辜受罪,女兒小彥想為父親討個「說法」,當局以「無理取鬧」和「擾亂社會治安」罪名逮捕,受盡摧殘、淩辱,被逼瘋後送入精神病醫院,醫院爭得暫時回家養病。被折磨得心身俱殘的小彥徹底絕望,決心以死抗爭,在弟弟小雙十八歲的生日,看到弟弟已長大成人,只比弟弟大三歲多的小彥覺得自己已完成了「任務」,當天服毒自盡。這一天是1976年9月23日,離「四人幫」被捕只差13天……(九死一生的小雙後來選擇去美國留學。)

吳晗的結局比當年被他落井下石的「右派」還慘,不知他在牢中有何感想,不知道他對自己平生的所作所為是否有所醒悟和愧疚?據說,吳曾作過無數次檢討,估計他只能從自己「主觀」方面去找獲罪的原因,深挖自己的「反動思想」。但是,他難道不應該辯護嗎?比方說:「我當年都是遵照毛領袖的旨意寫那些宣傳歌頌海瑞的文章的,後來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也得到他的肯定和讚揚。我完全是 「奉旨行事」,何罪之有?」也許他說過,但他剛說出口就被革命群眾揍得口歪鼻斜、滿臉鮮血了;也許他說過,但又有什麼用呢?不說別人無法聽到,聽到了又能怎樣?海瑞的墳也被挖了,屍骨被挖出「鞭打」揚棄了,守望海瑞墓的老人被活活打死了,還有當年演海瑞戲的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裘盛戎、周信芳都已被迫害緻死了。難道你這個寫劇本的「首惡」還不該命赴黃泉?

毛澤東再次祭起他的權力摩杖,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人面前上演了一幕幕出爾反爾,賊喊捉賊,過河拆橋,恩將仇報的連台大戲。在他把所有的「敵人」和「恩人」都收拾完畢之後,他依然坐在「永遠正確」的龍椅之上,接受人們山呼萬歲、頂禮膜拜。

另一個是女將浦熙熙修。

浦確實堪稱「右派」中的「左派」。不過她當年面對政協俱樂部的熱忱觀眾上演的那一出《擊鼓罵羅》的摺子戲,並不太成功,「功」 不能頂「罪」。「組織上」決定仍給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但浦女士並不灰心,她積極改造,各方面嚴格要求自己,特別是「認罪」態度好。所以在1959年10月被作為第一批「確已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剛摘了帽,她又「得寸進尺」,提出加入共產黨的要求,可惜上面沒有理睬,沒了下文。後來毛澤東對右派「翻案」雷霆震怒,估計浦右派也決沒有好果子吃。

1966年1月,被查出患了直腸癌的浦,仍然向「黨」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學習毛著作,改造自己……可惜,後來文革來了,再也沒有人來管這個摘帽右派學不學毛著了。1970年4月23日,浦的生命在孤寂中走到盡頭,臨終時沒有一個親人在身邊,她終年不足60歲。

浦熙修本來應該成為毛的好學生,好吹鼓手、打手,可惜她竟被自己最敬愛的領袖設下的圈套套住,以緻誤弄成敵人。這是浦的悲劇,也應該是毛的小小失誤。但這種「損失」對毛來說九牛一毛都談不上,他當然不會放在心上;而對浦來說,就是一輩子的代價了。想當年,類似浦被命運弄錯位置的人在全國何止千千萬?浦大概算是這些悲劇人物的一個代表吧。

還有當年上台猛批章羅聯盟那些名人,包括為整風「鳴放」憂心忡忡,對共產黨的忠心可昭日月,卻又被當成「反黨野心家」,被毛斥為「利令智昏」的六教授等等,當年都上演了有辱斯文、很類似下九流作派的互相撕咬、落井下石、自辱人格、甘當小醜的鬧劇:

曾昭掄在高教部檢討時揭發錢偉長說:「當他們(六教授會議)分析形勢後,錢偉長提出三種可能性,第一是共產黨動員三百萬軍隊上街,這會失去人心,共產黨不會幹;第二是共產黨提出「收」,這也會失去人心,這樣知識分子以後就不講話了;第三由民盟出來講話,顯然第三個辦法可行。」

曾昭掄對費孝通的揭發更多,「情節」也更為嚴重,他說:「解放前,費孝通一貫結交反動官僚、政客、學閥和軍閥以及帝國主義外交人員、文化特務、學術騙子,借他們的力量往上爬。如1931年去英國勾結帝國主義學者、功能派頭子馬林諾斯基。後又去美國勾結哈佛大學的美國特務費正清夫婦。1947年勾結上了衛立煌,被衛請去『講學』。因此,費是一個『一貫勾結美蔣的』政治掮客。」

但也有人揭發曾昭掄,說他是北大的「惡婆婆」:並且,「曾昭掄在外國是學化工的……他對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使用毒氣殺人這件事很感興趣,於是寫書寫文章,鼓吹毒氣化學以獻媚於當時的反動政府……」

費孝通則反戈一擊,想為自己找條生路,他揭發:「錢偉長在6日的『六教授會』上說,教師要領導學生準備暴動(錢偉長堅決否認)。」又說:「6月10日,章伯鈞約我去,他說:共產黨要借我的頭,貼上個反動派的字條,我也願意,這叫借東風。章伯鈞的意思是說,共產黨受到了群眾的反對,壓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頭。這句話章伯鈞不止重複了一次……」

錢偉長則在清華大學揭發,是費孝通把他拉進「章羅聯盟」,並把他介紹給儲安平……

章羅陣營的下一級成員更是「亂成了一鍋粥」。「章羅聯盟」在上海的「代理人」陳仁炳就主動坦白:

「怎麼能說我們這個小集團不是反共的呢?……」

「章羅聯盟」在四川的「代理人」潘大逵則羅列了羅隆基的「十大罪狀」。

章伯鈞之子章師明在南京對其父「發難」,公開聲明:「他是我的父親,如果他不放棄走資本主義的幻想,徹底承認錯誤,我就要和他脫離父子關係。這樣的父親,對我是莫大的恥辱!」

儲安平之子儲望英也起來造父親的反:「我要給儲安平先生一句忠告:希望你能懸崖勒馬,好好地傾聽人民的意見,挖掘自己的反社會主義思想根源,徹底交待自己的問題,以免自絕於人民。」

這些認罪書和「造反聲明」都登在《文彙報》上。

後來這些教授、專家、主任、委員互相揭發、攻訐的語言就越來越不文雅,什麼「蠢驢」、「野豬」、「狼外婆」、「狡兔」、「中山狼」、「國家縱火犯」、「毒蛇」……等等都登上報紙的大雅之堂。

這裡順便還講幾句民主黨派之外文藝界的事,文藝界的人以著文為生,曆來的「文人相輕」遺傳,加上政治高壓下的分化瓦解,那互相撕咬就更見血腥,如沈從文、葉君健批蕭乾,郭沫若斥沈從文為「反動文人」、令沈兩度自殺(未遂),巴金批路翎,巴人批聶鉗弩、邵荃麟、張光年,劉白羽批丁玲、陳企霞,艾青,馮雪峰批肖也孜,夏衍批馮雪峰,田漢批老舍,老舍批吳祖光……

所有這些相互撕咬、踢打、陷害、落井下石、給圈套、下絆子,最實現的目的就是想排除當局對自己「右派」的嫌疑,或立功贖罪,免劃為右派;己經被確定為右派者,則希望當局能突發善心,摘掉「帽子」。當然也有的想將對方作為「墊腳石」, 助自已再爬上一個台階的……

不過,就像擠壓在一個籮筐裡的螃蟹,最終不管是咬人者還是被咬者,全都渾身是傷。最後還是被主人提著一鍋「清蒸」、「紅燒」了。

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以往似乎比文藝界人士要「清高」一點,而如今已經完全等同了,他們中絕大部分不得不向當局認錯求饒,像犯了錯被家長責打的小孩一樣,一邊眼淚鼻涕齊下,一面痛悔陳辭:

「我們的罪行已達到了最高峰……我犯了彌天大罪,叛國大罪。」

「我痛恨自己的過去,我痛恨章羅聯盟,我一定要和他們劃清界限,一刀兩斷。」

(以上為費孝通)

「我檢查這次我犯的反黨罪行,檢查我幾十年一貫的反動歷史,看到我的滿身瘡疤,看到了(自己)靈魂的醜惡。」

「黨一貫挽救我,但我始終抗拒改造,黨對我這樣一個怙惡不悔,這次又犯了這樣嚴重罪行的人,還耐心地幫助我……黨這樣仁至義盡,我不是木石,不能不感激零涕。」

(以上徐鑄成)

「……這就是我們這個醜惡集團的見不得人的目標,我現在痛恨這個集團,我也痛恨我自己,我深深辜負了黨和人民的大恩大德,請求黨給我最嚴厲的處分,我請求黨給我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我要爭取徹底改變立場,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來,今後老老實實接受黨的領導和教誨,不再三心二意。」

(以上陳仁炳)

這裡要特別提及一下錢偉長。這位錢教授不僅在當年反右中極力嘶咬同儕,企圖立功贖罪,甩掉右派帽子(可惜未能如願)。還把這一套銘記在心,當作後半生做人的坐右銘。1986年11月,在反右運動即將三十週年之際,有方勵之、劉賓雁、許良英諸人,倡議召開一次「反右運動學術討論會」, 邀請函也發到了錢偉長手上。錢教授一看竊喜,認準立功的機會到了,便將此邀請函上呈到最高當局、太上皇鄧小平的案前。鄧一看大喜,立即派員撲滅了右派們的「翻案」 之火,三位發起人受到開除黨籍、嚴加批判、予以監管的處分。(鄧小平錯把許良英弄成王若望。後來方、劉、王三人被廹流亡海外)。還連累「反自由化 不力」 的總書記胡耀邦被趕下台。錢卻因這次檢舉有功被鄧大人欽批為「表現很好、應予重用」。結果榮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忝居「黨和國家領導人」之末。錢大喜過望,自是感激涕零。他大概可算中國檢舉文化的最大受益者、檢舉揭發受到的最高獎賞者了。正是:

為了一頂「右派帽」,多少「名流」成下流!

不過,在反右中也有「頑抗到底」 的 可歌可泣之士,民盟上海負責人之一的彭文應就一直不承認所謂的「章羅聯盟」和自己參加聯盟的「罪行」,哪怕這時他全家在經濟上已被中共逼入絕境,而且當局允諾只要他「認罪」,就恢復他的工作和經濟來源。這時他的子女均未成年,年幼的小女兒跪在他面前求他「認罪」:「爸爸,為了兒女,你就承認下來吧……」

他淚眼花花面對小女兒揪心的呼喚,卻鐵下心不為所動,真正甯為玉碎,不為瓦全!彭文應曾於1962年服安眠藥自殺未遂。在同年12月15在貧病交加中去世,年僅58歲。之前彭的妻子和一個兒子已經在貧病交加中先「走」了。彭臨終前緻信毛和中共中央,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終止反右。

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展更是刀槍不入,在批鬥會上大聲宣示:

「讓我承認錯誤除非砍下我的頭。我要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到棺材裡去!」

有如此氣節的當然是鳳毛麟角了。

可憐的是那個口口聲聲求饒,「請求黨給我改過自新重新做人機會」的陳仁炳,不僅當時當局沒有給他「重新做人」 的機會,就是到了1979年全國99.99%的右派都已獲「改正」時,陳卻仍被作為五個不予改正的全國性右派中唯一倖存者,當局彷彿故意羞辱他,與他作對,讓他把右派的帽子戴到死。但對另外四位「不予改正」的已經故去的全國級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來說,不但無損毫毛,其家屬後人還引以為榮,正如章詒和所言,他父親和羅隆基被保留「右派」身份,正是她永遠的「自豪」。然而對於一心想「摘帽」、「重新做人」的陳仁炳來說,偏偏不予改正無疑是對其最緻命的一擊,最後不得不「抑鬱」而終。

當然也有一些右派後來又飛黃騰達了,如費孝通、錢偉長後來都擔任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副職。但是這些人在無限風光的後面,卻總有揮之不去的反右派時那段不光彩的陰影,所以最怕人們提起反右運動,故總是委婉地說:「讓這些沒有必要留給我們子孫知道的事,在歷史的塵灰中埋沒了吧。」( 費孝通)。

其實,這種躭心是沒有必要的。作為當年那場「陽謀」的受害者來說,不管怎樣,他們都不應承擔罪責,在高壓下說-些違心檢討的話,也不是很丟人的事,沒有必要因此隱瞞這段歷史。但如果刻意隱瞞歷史,反而成了為罪惡製造者們掩飾罪惡的幫兇了。這也是對自己、對子孫後代不負責任的犯罪行為了。

我們已經高興地看到,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運動受害者,包括中共內部人士,終於掙脫羈絆,拿起筆來加入記錄歷史的行列。

附三、 多少精英填溝壑:毛對「右派分子」的肉體消滅和對知

識分子的全面扼殺

如果在上一節我們主要記述了毛對中國知識分子進行精神催殘的話,那麼,我們在此節將看到毛在反右運動中對所謂「右派分子」繼之以肉體消滅的滔天罪行。

在建國初期,毛主要借助所謂清匪反霸、土改、鎮反、肅反等運動,以反革命分子、土匪、土豪劣紳、地主、惡霸等名義消滅了大批體制外、或者敵對方(國民黨)投誠過來的知識分子。當時是釆取快速的「抓到即殺」或在鎮反運動中以反革命罪處決的辦法,更多的是交由農民、基層幹部自行處置(打死),因此很少留下他們的文字資料,所以我們對這些冤死者也就知之不多甚至完全不知。直至今天,中共都拒絕為這些惡行的受害者甄別平反。有人誤以為那是在「革命的急風暴雨」式的鬥爭中群眾自發的過激行為。這絕對是錯誤的,它完全是毛有計劃的屠殺,只要想一想當年毛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對到訪的蘇共代表米高楊說的所謂要「打掃屋子、清除雜草、垃圾、塵土、跳蚤、蝨子」的話,就可知,毛在建國初期進行的各種名義的「運動」,都是其有計劃的對己經歸順的、手無寸鐵的所謂階級敵人進行的惡毒的大屠殺。這是歷史上任何改朝換代時期新朝統治者所沒有過的暴行。正因為如此,那些被屠殺的人有的是自投羅網,有的根本沒有想到逃離,結果全都束手待斃,引頸受戮。在毛建國初期這種「大掃除」中冤死者究竟有多少,只有留待歷史去探究了。

反胡風和肅反,是毛從體制內和體制外結合、而且重點是對體制內知識分子迫害的開始。關於這段歷史,我們在有關「階級鬥爭」的章節中已簡單介紹了。接下來的「反右派」和「文革」成了摧殘、迫害知識分子的「主戰場」,文革是一場綜合性的對人類歷史和文明的反動,我們將以專篇敘述;反右則是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廹害運動,這裡主要講述毛對右派分子的肉體摧殘。

在毛信誓旦旦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和風細雨」、「不打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擋案袋)」的「感召」下,各類知識分子,包括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大學教授、文化名人、由國民黨投誠過來的老政客、老將軍,以及更多的一般知識分子通通都落入毛撒出的「天網」之中,然後被其一個個清算、煎熬,有的被直接處死,有的慢慢折磨緻死,有的讓其自我滅亡。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們,特別是未經曆其事的後來人,看到這麼多各色人等都被毛「收拾」,一定會以為這是毛的手段無比高明所緻,或是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特別幼稚、衝動所緻。但這種認識是非常錯誤的!是不懂歷史、不懂毛、「以君子之心度毛的小人之腹」 的結果。因為從總的方面說,那麼多高級知識分子、老牌的政客都「上當受騙」,並不是由於他們的幼稚無知,而是由於誰都沒有料到毛作為 「一國之君」、一個號稱「最先進」、要「解放全人類」的執政黨的領袖,竟然是如此無賴,如此言而無信,如此出爾反爾,如此厚顔無恥下流!

上當受騙中的很多人都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學者,有些是老牌政客(章伯鈞、羅隆基之外還有龍雲、黃其翔、陳銘樞、黃紹竑等等),還有一些是文化界、新聞界的名流,這些都是富有政治經驗和社會閱曆的知識精英,但正因為如此,他們也深知現代政治的「遊戲規則」,深知作為政治領袖人物的起碼道德「底線」。所以,才認定以毛的身份,在國家級大講台上的公開宣示,白紙黑字的中央文件,正式座談會上的推心置腹,公開場合的信誓旦旦,不應該是「騙人」的伎倆;因為古今中外的君主、總統或國家元首一級的要人,都沒有這種先例。正如後來章伯鈞私下對他女兒說的,他是「高看了共產黨」,以為共產黨作為一個大國的執政黨,應該能夠約束它的領袖,維護黨的信譽。實則是低估了毛的流氓地痞本質和他無所不用其極的毒辣和卑鄙。後來的事實證明,從本質上說,毛仍然是盜跖、莊蹻、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一流人物。但是,毛又比上述這類人厲害得多,狡猾得多,狠毒得多,也高明得多。於是就發生了知識分子、飽學之士,遇到「無產階級」領袖兼厚黑大師便-敗塗地的悲劇。

完全可以說,僅僅是這場反右派運動的表演,便足可以將毛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前面我們已經說了一些大右派的經曆,這裡再說說更多的一般右派的來曆,看看這些「右派分子」是怎樣的一批人,他們是怎麼「上鈎」成為「右派分子」的。

首先,可以肯定地說,佔右派絕大多數的一般知識分子(很多人其實夠不上知識分子,如只有小學、初中文化的小幹部、小職員,工人、甚至有中學生和小學生),並沒有真正的「右派言論」,而是被毛的預設陰謀和陷阱將其「圈進」右派隊伍裡去的。具體原因可謂千奇百怪,但大概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向來與領導關係不好,不大聽話,這種人就難逃厄運了;二是出身所謂剝削家庭,或者個人經曆、社會關係較「複雜」,這些人早就是毛眼中的 「準階級敵人」,劃成右派是「理所當然」;三是在單位裡有些異類,遭人忌恨,或人緣不佳,遭人討嫌者;四是口無遮攔,隨便發議論;五是完全意外的「無妄之災」。

以下各舉例以證實之。

由天。女,原籍吉林扶餘縣田家窩堡人,反右時在蘭州大學醫學院任馬列主義教員,1957年被劃為右派。由天被劃為右派,她自己說是學校想提升她為副教授,但她卻主動推辭掉。她這一「高風亮節」 之舉不但沒有贏得讚賞,反而引起領導、同事的指責,說她是故作清高,製造矛盾,破壞團結。反右時因此將她劃為右派。

其實,由天被劃為右派更主要是因為她有一個在美國的丈夫。由天與其夫都是當年日本侵佔東三省時,不願做亡國奴而流浪到內地的青年,他們在流浪中分別在重慶、成都讀完大學。之後她丈夫去美國留學,由天一人帶著三個孩子留在國內。毛共建國後,由天與丈夫天各一方,但保持通信往來,丈夫在美國當了教授,時常寄錢回家。正是這種當時令人恐懼而又說不清楚的「海外關係」,使她成了右派,並處以送勞動教養。由天在教養農場患上了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治療,得知她患病的丈夫於1959年秋天從美國回來看望她,被臨時安排在甯夏大學當教授,但之後則再也回不去美國了。在文革中由天的丈夫被活活打死,由天單身出逃不知所終(估計死於「革命群眾」之手)。三個孩子也沒有存活下來。

李景沆,國立西北師範學院數學系畢業,分配在天水一中當教師。李的家人因受一個親戚影響都信奉基督教,他自小耳濡目染,也信了基督教。這就成了他日後成為右派的理由。

其實李景沆最安份守己、膽小怕事。他按照「上帝」關於「要服從在上面掌權人的意旨」的教導,對領導畢恭畢敬,凡開會發言必歌頌共產黨。整風開始,學校領導動員他幫黨整風,他仍然只是歌功頌德,不管怎樣動員,他始終不改口。領導們分析,李這種基督教徒不可能真心擁護共產黨,唯物論與有神論是互為水火、勢不兩立的。於是仍然決定把他列入「右派」的名單。

李景沆曾經對人說過:「我害怕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要消滅宗教。」「肅反時已把我嚇得跟貓娃一樣,我哪裡敢對共產黨不滿呀。」但這似乎夠不上右派言論。所以,當領導宣佈他堅持反動立場、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時,李爭辯說:「鳴放中我沒有提過一條意見、怎麼劃我右派?」領導說:「你不說不等於沒有意見,你不說,卻比說的人還反動!」李無言以對、就此成了右派。

還有一個跟名人有關的右派。建國之初,國民黨反正過來的鄧寶珊將軍當上了甘肅省主席,鄧立志要弄出一點政績,決定大修水利工程。於是給他的老友,時任國家水利部長的傅作義寫信求援。傅作義便給已在美國定居的弟弟、留美博士、水利專家傅作恭寫信,勸其回國來幫助鄧寶珊搞水利建設。傅作恭對共產黨也十分崇敬,於是毅然拋棄了在美國的優越生活回國,去到甘肅搞水利建設。傅被任命為甘粛水利廳總工程師。這時甘粛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正計劃在甘粛搞一項偉大的「引洮上山」水利工程。但作為水利專家的傅作恭一眼就看出其計劃荒謬不可行,於是直言不諱提出反對意見。這時剛好反右運動來了,張仲良認為傅是階級敵人破壞經濟建設、向黨進攻的典型,毫不猶豫就給傅作恭載上「極右分子」 帽子,送往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這個身材魁偉的水利專家,後來被活活餓死、折魔死在農場。

這裡順便講講那個令傅作恭緻死的「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張仲良搞這個工程是為了響應偉大領袖毛「大辦水利」 的號召,張調集十多萬民工苦幹了兩年多,最後丟下數以千計的屍體、耗費了難以計數的物資錢財之後,下馬了。原計劃澆灌1500萬畝地一畝也沒有澆上,己建的部分在當年就給山洪沖垮了。人們謂之「急火火地上馬,血淋淋地下馬」。這其中就有「右派分子」傅作恭的血。

如果說上面這幾人劃為右派都受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影響,那麼也有相反的事例。

王達是烈士遺孤,本人在延安由孤兒院撫養長大,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也許擁有這些先天優越的條件,王達在單位 甘肅人民廣播電台 有一種天生的優越感,且性格倔強,對自己的頂頭上司作出的決定往往發出不同意見,而且還愛「當面提出」。到了反右,領導決心「教訓」他一下,隨便找上幾條他「反領導」的言論就把他打成了右派,王達也就變成人民的敵人了。

至於各種「無妄之災」,就更離奇了。

高尚斌是1952年上海華東金融系統支援大西北的幹部,當年他不僅放棄在上海的大城市生活,到了甘肅,又主動放棄了留在武都或臨夏這種條件較好的小城市工作,主動要求去條件更艱苦的岷縣工作。後來領導照顧他與妻子團聚調到臨洮。

到臨洮人縣民銀行工作後,同事們風傳一位行領導與某女職員有「不正當男女關

系」。高尚斌不愛理這些閒事,只顧埋頭工作。有一次他去請行長簽一個文件,不小心未敲門就走進這位行長的辦公室,正好碰見行長與那位女職員在行「好事」,他立即轉身退出,也不告訴任何人。但事情已被發現,領導終不放心,於是趁反右派之機,列出高幾條罪狀,接連召開批鬥會,要劃他為右派。可高問心無愧,拒不認罪。這樣,對他批鬥便無止無休。一次,他被帶去參加另一個單位對右派的批鬥會,那個單位的右派個個低頭認罪,主持會議的領導就宣佈休會。這使得高產生了幻想:我也認了,不是就不挨批鬥了嗎?果然,在他承認一切之後就不被批鬥了,但是換來的是一頂右派帽子和二十二年的「賤民」生涯,高在教養農場九死一生,差點丟了性命。

後來那位行長也被戴上了「壞分子」帽子。但這於他又有何補呢。

(以上取材於邢同義的《恍若隔世 回眸夾邊溝》一書)

胡平的《禪機 1957》中則說了下述故事:

安徽山區某一個小學的教職員工,由於遠離城鎮,過著與世無爭的「世外桃園」 般的生活,半個月看一回報紙,蔬菜自給自足,也從不關心外界之事。

然而整風反右來了,該校30來名教職工,上級給派下抓5個右派的指標。校長好不容易抓到了4個:兩個是在會上給縣教育局提意見,第三個是偶爾回家碰上新婚妻子正好與鄉長摟抱在一起,鄉長不能放過這位老師;第四個老師是對班上一名畫手槍說要打死他的頑劣學生訓斥一頓,並撕掉了那學生畫的手槍。哪知該學生的舅舅就是帶真手槍的公安局副局長……

還差一個未能完成的任務,怎麼辦呢?校長日夜為此焦心。恰好這時分配來一個年輕的新教師,這個新教師來到第二天就寫了入黨申請書。校長對他的入黨申請並不感興趣,偶爾跟他談起還差一個右派的事,年輕教師看見領導犯難,想了一會就自告奮勇地說:

「校長,要不,這個指標……給我吧。」

校長像抓到救命稻草,緊緊抓住年輕人的手,真誠地說:「那就委屈你了,不過年輕人吃點苦也好,算是黨組織考驗你。最多兩三年吧,你再回到學校,我一定讓你入黨!」

校長開出的當然是一張絕對的空頭支票,據說後來這位右派教師在教養農場「瘋」了。這個年青人的一生就此斷送。

董玉寶是另一類型,他原是河南信陽地委黨校副校長,主持學校工作。反右運動中,上級要董抓右派,董認為自己單位確實沒有右派,要求上級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地委書記王某聽了勃然大怒,厲聲呵斥道:「你就是右派!」於是董玉寶就成了右派。

張賢亮在《煩惱就是智慧》裡說了一件事:

張已經劃了右派在教養農場勞動改造。一天收工回來,見到一個鄉下人蹲在號子門口哭。張看他的樣子有些奇怪:這樣的人也是右派?後來才知道原委:

原來他所在的縣要押送20個右派去勞改農場,領導已經派了押送幹部。這位老

鄉從沒出過遠門,也想趁機外出遊玩一趟。苦苦請求之下,領導同意他也參加押送。誰知途中一個右派逃跑了。兩位押送幹部打電話請示縣領導怎麼辦?任務是必須完成的,無奈,縣領導決定讓這位老鄉頂了那個逃跑右派的「缺」。

還有「玩笑右派」。王躍文在《我曾混跡官場》中講了他父親被劃為右派的故事。

他從小知道父親因言獲罪,但不知細故。後來,父親終於告訴他事情原委。原來父親

二十三歲的時候,在家鄉的縣裡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也是年輕人,平時大家很隨便,

常常互相開玩笑,誰也不在意。縣委書記的夫人是縣婦聯主任,雖然尊貴,卻是個麻

子.一次他父親心血來潮,想跟她開個玩笑,便在她的扇子上面題了一首打油詩:妹

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過,錯認他鄉是故鄉。不久,反右派

來了,這件事情被定性為:攻擊縣委書記夫人=攻擊縣委書記=攻擊共產黨=資產階級右派。於是他父親被定為右派分子。終身命運就此徹底改變了。

還有「小便右派」。某單位在反右補漏時分得一個右派名額。領導感到很難辦,便交給大家去「評選」。可開會時誰也不發言,會議陷入僵局。正當難堪之際,一人

突然起身去廁所小便。此人剛走,便有那腦筋靈活者提議:就選他!於是眾人附和,

一緻通過,全體如釋重負。等那人從廁所轉回時,會議已宣佈散場。過後領導才把群眾「評選」的結果告訴他,已經上報定案了。

四川達縣有一個可能是全國最小的「右派」。 原來達縣城關鎮一家鞋帽生產合作社職工冉某,在整風運動初期想給某副鎮長提意見,但自已既不會寫又不會畫。見到鄰居家一小學生喜歡畫畫,便請他畫了一幅題為《一手遮天》的漫畫。後來運動轉為反右,冉某被打成右派,跳大橋自殺了。領導追究那幅畫的來曆,一查,原來是冉的鄰居、12歲的小學生張克錦所為。張克錦從小愛畫,得過少兒繪畫大賽獎項。於是把張克錦小朋友從學校抓回,給他戴上「右派」 帽子;但因年齡太小,上面不批。於是改稱「右童」, 並把他關進牢獄。一關7年,放出時就夠資格成為真正的右派了。……

就是這樣,毛澤東的「反右鬥爭」取得輝煌勝利,右派分子都「自己跳出來自投羅網」,被「一網打盡」了。

這裡須說明一點的是,毛自建國初至文革之前發動的各種「運動」,都是採取由各級黨委、各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的黨組織、農村基層黨支部負責的辦法,各單位的負責人就是本單位「運動」的領導者。這就給領導以打擊報復、公報私仇、拉幫結派等等以極佳的機會,反右運動也是如此。於是,領導逐漸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黨」 的化身,甚至變成單位裡的 「小皇帝」。正是這千千萬萬「小皇帝」,托起了毛澤東這個「大皇帝」。

下面講右派們的後續命運。

抓住了這麼多「右派」,對右派的「處置」自然成了個大問題。1957年7月,毛在青島召開了一次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這次會議的內容之一就是研究、佈置對右派分子的處理。毛在會上講了話,對右派的處理作了原則上的決定。後來這篇講話收入《毛選》第5卷,題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在這篇講話的開頭,毛就宣稱說:

「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也就是說,右派是十足的敵人。

但是,後來在對右派公開處理時,毛卻耍了點花招,大概出於他的「仁慈」,他宣佈:對右派實行「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所以,後來對右派的最高處罰是「送労動教養」,據說這是一種「最高行政處分」。這使人感到他仍然「寬宏大量」,對右派分子是「仁至義盡,從輕發落」。這樣做,在毛看來能收一箭三雕之效:一是留下這些人作「反面教員」,讓人們看到反對與共產黨的下場,以便受到活生生的「階級鬥爭教育」;二是可以搾取「剩餘價值」。不管讓他們留在本單位勞動或是送去教養農場,都可以讓他們為國家創造價值(毛說過,把幾百、上千萬地主殺了太可惜,不如留下這批勞動力划算;三是能為毛和共產黨嬴得「寬大為懷」的名聲。特別是外國人和我們的後人,他們研究中共的歷史,只能以留下的文獻為依據,當看到毛對「猖狂的、罪大惡極的右派分子」 仍然按 「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時,誰還相信中國共產黨統治是什麼「暴政」呢!

對右派的具體處置大體上分為兩種情況:認為罪行比較輕的交原單位或回農村「戴帽」管制勞動;認為「罪行」嚴重的「極右分子」或者態度惡劣者一律送農場勞動改造,此中又分為兩類,-部分送去專門為右派設立的「教養農場」;-部分送邊疆軍墾農場,或它們的附設機構。不管那種農場,實行的都是嚴酷的勞改政策。

這裡簡單說說這個教養農場。據說,它是仿自蘇聯的「勞動營」。

為了給右派送去勞動教養製造法律依據,國務院於1957年8月4日,通過《人民日報》公佈前一日發佈的《關於勞動教養的決定》和《勞動教養條例》。(這不能算法律,只是行政法規)《條例》說明這個制度出台的依據和宗旨,雲: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0條的規定,為了把遊手好閒、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能力的人;為了給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人一條悔過自新的出路……」

你看,完全是為了做好事啊,是為這些人謀出路,積德行善才搞這麼個辦法。那麼,憲法第100條又是怎麼規定的呢?經查,其原文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會公德。」

原來如此。這個憲法第一百條不但跟右派根本扯不上邊,而且也未為實施超乎法律之外的所謂「勞動教養」提供任何依據。所謂根據憲法100條將一些公民送去勞動教養完全是子虛烏有之詞,實乃毛和中共為所欲為、變相踐踏憲法的行為。而且,就是在這個《勞動教養決定》中規定的四類教養人員中,也沒有「右派」一說,四類人員就是上文中提到的「遊手好閒、違反紀律、不務正業……」 之人,而右派完全是響應毛的號召(甚至被迫「響應」) 「幫黨整風」的現職幹部、教師、學生等知識分子,他們有正當、合法的職業,是守法公民,而且是社會精英。你看,為了給右派治罪,毛及其幫兇居然僞造「憲法」, 編造莫須有罪名,是何等卑鄙無恥!

重要的是,這個條例規定有關方面可以不須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將公民送去勞動教養。在反右時則是由單位的領導便可將本單位的所謂右派送去農場教養。《條例》說勞動教養不算刑亊處罰,只是「最高行政處分」。但教養農場由公安部門的「勞改局」管理,教養人員實際上與「勞改犯」沒有差別「一視同仁」。很多地方沒有教養農場,或教養農場不夠,便把右派分子直接送去勞改農場。

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勞動教養沒有刑期,實際上等同無期徒刑,所以比判刑更可怕。後來有的即使摘掉了右派帽子,也要「留場就業」,勞改到死!留在單位或在社會上改造的右派分子,則劃入「地、富、反、壞」 行列,稱之為「地、富、反、壞、右」,於是,毛欽定的交由「群眾專政」的階級敵人由原來的「四類分子」變成了「五類分子」。

從此,任何人只要當局不高興,不順眼,不需要任何證據、任何法律、任何程序,便可以抓去「勞動教養」。這一惡政造成了多少人間慘劇、多少冤魂,可謂擢髮難數!它一直實行了五十多年,直到2013年冬才被名義上廢止(還在部分變相執行)。

可是,當時的右派們,仍然完全不知道毛澤東給他們設置的未來的命運。對於勞動教養,當時人們完全無知,右派們也沒有認真去叩問,只是想當然地按它的解釋以為既然說是「最高行政處分」,自己仍然享有公民權,也就可能回到原單位和原來的工作崗位。所以,被宣佈送去農場的右派還做著很快回到「人民的懷抱」 的美夢。有些地方在「徵求」右派對處分的意見時,單位的頭頭也告訴右派們:「如果去教養農場,最多兩三年吧,回來了仍然恢復原來的工作;如果回老家,回農村,那就與原單位脫離關係了,永遠不能回來了。」這些頭頭也許不是惡意欺騙,因為他們也不懂毛的葫蘆裡裝的什麼藥,只是說是「最高行政處分」,便認為仍然可以回到「革命隊伍」是情理中之事。於是,很多右派也就主動選擇去「農場勞教」。誰會料到這是一種比判刑勞改更加酷毒的死亡之路!

在初期,右派們普遍比較樂觀,他們暗忖:既然說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那就仍然屬於「自已人」。就算說錯了話,最多也就是「錯誤」吧。最多「改造」二、三年,只要過了反右的「風頭」,就可以 「回到人民隊伍」了。

正是在這種心態驅使下,右派們大都積極地改造,都想早點「脫帽」。

1959年,已是大躍進高潮,四川巫山縣委決定製一幅超大標語以顯示對「總路線」的擁護,對毛的忠誠。標語共13個字:「高舉總路線偉大紅旗奮勇前進」。計劃「寫」 在從巫山縣長江南岸東起楊柳坪,西至下馬渡長約30華裡的山崖上,每字相距約二華裡。由於都是在陡峭的懸崖上作業,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一般人不敢承擔這個艱巨、危險的工作。於是,急於立功「摘帽」的右派成了最佳人選。70多名右派被集中起來,每天起早貪黑、忍著饑餓勞累,攀援在巫山群峰的峭崖絕壁上作業,而他們每天的口糧只有200克!一個月後,這條曠古未有的大標語出現在巫峽的群山之中。

但是,工程完成之後才發現,13個字拉開30華裡,每個字相距兩里以上。外地乘船逆江而上需要一個多小時才能看完這條標語。如果乘下水船,標語被反著念,使人不知所雲。

面對這條超大標語製作的「失誤」,縣委領導非常尷尬,決心再製造一條視覺效果更佳的超級標語來彌補這一「損失」。於是,很快又決定在巫峽西口的文峰製作「毛主席萬歲」的豎排標語,這樣,上下船的過客就能一目瞭然。

方案確定後,任務當然又落在右派分子肩上。這回有100名右派參與這一「偉大」政治工程。其時已是12月,朔風怒號,高山嚴寒,右派們分工協作,肩抗鋤頭鐵鏟,

身背漿桶,攀援在文峰的峭壁上。一邊是「猿猴欲渡愁攀援」的巉岩,一邊是波濤洶湧的長江,高空懸體作業,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墜入巨壑深溝或滾滾長江之中,屍骨難覓……。就是這種非人的超強勞動,每天只有200克口糧,分成三餐摻以牛皮菜煮成粥狀果腹。最令人難以容忍的是,稍有「表現不好」還要遭到監管幹部的打罵、扣飯。在饑餓、勞累、寒冷和皮鞭之下,先後有9名右派喪生在懸崖峭壁之間,他們的名字是:陳文清、向明瑤、謝會鑫、譚明生、陳文軒、張玉貴、周敬清、譚敬三、楊玉雲。終於,在右派們的艱苦努力下,五個字每個長寬各十丈、一字佔地1000平米的超大型標語誕生了。而右派們則均已陷入浮腫無力,幾乎不能行動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原來當局許諾任務完成後為他們「摘帽」一事卻沒有了蹤影。後來才知道,這倒不是當地領導無情,不守信用,而是「政策」不允許,地方幹部沒這個權力,開了空頭支票。

在1960年——1962年間,確有很小-部分右派得到「改造好了,摘掉右派帽子」的處理。但後來才知道這不是毛之所為(是誰所為仍不得而知),毛知道後極為震怒,「摘帽」立即停止,有關右派還受到查處。(詳見後文)  對那些已經摘了帽子的人,公安部門只好宣稱:即使你們摘了帽子,但這「帽子」還攫在「人民」手裡,如果不老實、不好好繼續改造,隨時可以給你們再戴上。後來很多原來已經摘帽的「右派」,又被宣佈「沒有改造好」而被重新戴帽,到了文革中,不管你是否摘帽,就都屬於「地富反壞右」之列了。

右派分子終於發現:自己頭上這頂「帽子」有如孫悟空頭上那頂緊箍咒,是永遠脫不掉的了。不但脫不掉,而且,只要運動一來,當局就可以如唐僧那樣念上幾句咒語,直叫你在地上打滾。而且與還要禍延家人。

有關右派們的命運,近些年來已經有一些右派倖存者的通過寫回憶錄,和關注此事的作家的釆訪記述,揭開了冰山一角。下面擇其要者略述一、二。

林昭,原名彭令昭,以筆名行世。北京大學新聞系三年級學生,後來成為著名的學生右派。林昭與寫《是時候了》的沈澤宜、張元勛同為學生刊物《紅樓》的編委。她具有堅實的中文基礎和傑出的才華,深得文學教授遊國恩的賞識。運動初期,林昭雖然也發表了一些抨擊時政的文章,但並不是當時最尖銳的批評者,比起如張錫錕把中共比作「希特勒統治」,「把憲法當手紙」,岑超南指斥毛的發揚民主「只有理論價值」,「要真正整風,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一掃而空!」等等,林昭的言論算不上尖銳。但鑑於她的不妥協、不認罪的態度,仍被劃為右派。在處理時,只給她「留校監督勞動」的處分,被分配在苗圃一邊勞動、一邊學習、改造。

但林昭仍然堅決不承認自己的右派罪名,她還毫不客氣指斥學校領導:與當年蔡元培校長相比,你們不但不去營救學生,反而為虎作倀,迫害學生,甘心墮落……

不久,北大新聞系併入人大新聞系、林昭來到人大。她與另一個叫甘粹的男右派學生在共同勞動中產生了情愫。領導發現了這一「階級鬥爭新動向」,大吃一驚,勒令二人立即分手。但二人依然我行我素,結果雙雙被捕。甘粹被發往新疆勞改,林昭則送北京的教養農場「勞教」。

林昭被勞教了兩年多後,因支氣管擴張咯血不止,由其母領回上海家中養病。林昭絲毫也沒改變她固有的立場、觀點,在養病期間常到複興公園散步,結識了另外兩名大學生右派。一敘之下,三人志趣相投,「位卑不敢忘憂國」,本性難移,複又議論起天下大事來。

其時正值「大躍進」和「三年特大自然災害」,血淋淋的悲慘現實,更加激起了三位大學生的義憤。言談中,三人直指毛給國家、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並指責毛製造的所謂「彭德懷反革命集團」案的荒誕不經;他們還對當時所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發生興趣,對南共綱領發表評論,為其辯護,肯定。

不過,這三名可愛的熱血青年在政治上確實過於幼稚了,雖然已被當局狠狠地踹了一腳,但卻對毛和毛為首的最高當局依然存在幻想,加之受傳統知識分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 的驅使,三人居然以匡時救民為己任,集體給中央上書,慷慨指陳時弊、建言獻策。

這種與虎謀皮之舉結果可想而知。很快,三人同時被鋪。林昭又被查出與蘭州大學右派學生張春元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案」有涉(林在張等人編印散發的《星火》秘密刊物上發表詩歌《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於是兩罪並罰,被判刑20年,其餘二人分別被判13年、7年。

可憐林昭的老父作了林昭案件的第一個犧牲品。因為公安人員在逮捕林昭、搜查其家時,作風極其惡劣,蠻橫,林父不堪受辱,憤而自殺。

「自己送上門」的林昭,以一腔熱血、滿腹正義,懷著對國家人民的高度忠誠和責任感,為國直言反而獲罪,她當然不服。在獄中,林昭以各種方式如絕食、寫血書、寫詩歌、喊口號等進行抗爭,受到獄卒們野蠻殘暴的迫害和虐待,但是,她不僅不向暴力屈服,其思想反而在抗爭中不斷昇華,意志更加堅定,觀點也更加深刻成熟。在獄中,她以令人難以想像的毅力和意志,以髮簪、竹籤作筆,以自已傷痕纍纍的血肉之軀作墨池,以鮮血作墨,在獄方為她提供寫「坦白、認罪書」的紙上,讓她學習改造思想的書本上,以及-切可書寫的物件上,寫下了數十萬字的「血書」,計有《靈耦絮語》(十八萬字)、《基督還在世上》、《鮮花怒放悲壯的五月》、《囚室哀志》、《秋聲賦》、《自諫》、《不是練習——也是練習》、《練習二》、《練習三》等等。光憑這點,也創造了古今中外囚徒絕無僅有的奇蹟!

1965年5月31日,上海靜安區法院判處林昭20年有期徒刑。次日,林昭在判決書的後面寫下了《判決後的聲明》:「昨天,你們那所謂的僞法院,假借和盜用法律的名義,判處我徒刑20年,這是一個極其骯髒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人對於我戰鬥行為的一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之自豪!」「歷史法庭的正義判決很快即將昭告於後世,你們這些極權統治者和詐僞的奸佞——歹徒、惡賴、竊國賊和殃民賊將不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訴的罪人。公義必勝!自由萬歲!」

林昭不僅是位了不起的自由鬥士,還是位卓越的才女、詩人,在獄中,她以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博通中外的學識,寫下了大量古體詩和現代詩,借古諷今,嚴厲鞭撻現實中的醜惡,抒發其純潔高尚情懷,為後世留下了極其可貴的精神遺產。

1965年7——12月,獄中的林昭給《人民日報》寫去了一封十萬字的公開信。色厲內荏的當局當然不敢把林昭義正詞嚴的控訴書公之於眾,更不敢與她辯論。

當局認定林昭不可改造,便決定從肉體上消滅她。獄方在提請對林昭加刑的報告中寫道:「(林昭)關押期間,用髮夾、竹籤等物成百上千次戮破皮肉,用污血書寫了幾十萬字內容極端反動、極其惡毒的信件、筆記、日記……公開污衊社會主義制度是『搶走每一個人作為人的全部的-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極權制度』。」 這份報告從反面鑄成了當局一份絕妙的自我供詞,也記下了林昭光輝一生的最後一頁。

林昭自然察覺到了敵人的陰謀,早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她對同監的難友說:「他們能消滅我的肉體,決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盡頭,但歷史會給我公正審判。這個黑暗的年代,最終要被人民消滅的……」

現在反映林昭在獄中被野蠻摧殘、迫害的一鱗半爪資料是其妹彭令範,以及林昭原來的北大同學,同為《紅樓》編委的張元勛(因寫了那首《是時候了》的詩被作為反革命分子判刑7年,刑滿「留場就業」)對林昭的探監記錄和回憶:

一次,彭令範去探視林昭,等到所有探視者都走了,林昭才被允許出來。只見林昭渾身素縞,穿一件破舊的灰襯衫,下穿用白被單改成的長裙,長長地拖曳在地上,頭上紮一白色方巾,上用鮮血寫成的一個大「冤」字,整個人有如崑曲裡竇娥的扮裝。

張元勛去探視時,林昭也是這身打扮,她舉手取下頭上的「冤」字頭巾,用手指把頭髮分開來給張看,只見她所指之處,都是頭髮被揪光後留下的傷痕,大者如栆,小者如蠶豆,佈滿頭部。揪出的頭髮連皮帶肉都被丟棄了。可見這已成為了獄卒對付她的「常法」。林昭還告訴張:「因為知道你要來見我,怕打傷我無法出來見人,所以這幾天沒有開會鬥我。我也被調到一個單號關押,其實就是讓我養傷,以掩蓋他們在獄內無法無天的暴行!但是,我頭髮被揪掉了,傷痕猶在!衣服也是他們撕的,你看!——」

林昭掀開披著的外衣,裡面的衣服都沒有鈕子,有撕破的條痕,但都已用針線縫死了,無法脫下。

林昭指著周圍那些獄卒:「這是一幫禽獸!他們想強姦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縫起來。」張元勛這時才發現她的衣服與褲子都是縫在一起的。

林昭解釋:「大小便則撕開,完了再縫!無非妹妹每月給我送線來!」

林昭邊說邊咳嗽,撕下一塊塊衛生紙把帶血的唾液吐在紙上。繼續說:

「但是他們還不解恨,還要給我上手銬,而且是背銬!有時一付還不行,要上兩付背銬!」

這時,一直在旁邊四周故作鎮靜的「管教幹部」再也沉不住氣了,便對張元勛大聲說:「她胡說!她精神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這些話!」

「神經不正常?」林昭搶白說:「世界上哪個國家對神經不正常的人的瘋話在法律上予以定罪?你們定我的『反革命罪』的時候怎麼不說我神經不正常呢?」

不僅僅要上兩付背銬,而且是連續背銬180天!即使是在她絕食的時候、胃痛發作痛得滾地的時候,婦女生理特殊時期,背銬一刻也不松開,而且兩付也不肯撤掉一付!平時吃飯、洗漱、大小便都這樣背銬著,吃飯時必須像狗一樣舔著吃。獄方就是要將人變成狗,來摧毀她的意志,迫使她屈服!可是這個美麗的女囚就是不屈服!她用自己的鮮血在一切可以書寫的地方,寫下她的理想、信念,寫下眼前的黑牢地獄!寫下她不屈的靈魂!關於她在這個共產黨監牢中所承受的苦難,她用極簡煉的文字寫道:

「我經曆了地獄中最恐怖最血腥的地獄,我經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慘痛的死亡」!

「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生活之一切、這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污穢、可惡、極權主義的恐怖統治之下」。

這是對當代極權主義頂峰的毛政權的泣血控訴,也是正義對邪惡、光明對黑暗的揭露和宣判。

最後的時刻到了,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宣判後執行死刑。當她被叫監號時,她知道這是生命的最後時刻了,她與難友們從容作別,出得監房來她想唱《國際歌》,但早已準備好的獄卒們一擁而上用棉花塞進她的口裡,並用黑布條將她的頭部嚴嚴裹起來……如今我們所知道的,是她臨刑前留給我們的最後的吶喊、在法院判決書上籤寫下的八個大字:

「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第二天,一名警察來到林昭家裡,對著林昭的母親和妹妹說:林昭已在29日下午被槍斃,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這是毛共很長時期的一項「政策」,要犯人自付處決費,其毒辣卑鄙可謂古今中外史無前例!林母一聽立即暈倒在地。林母叫許憲民,是上海抗日時期著名民主人士,曾多方支持共產黨的工作,被共產黨列為統戰對象,待若上賓。如今時移勢異,「統戰對象」變成了「專政對象」。

不久,許憲民就瘋了。七年後,她暴斃在上海的街上。

林昭死時年僅36歲,仍是處女之身。1981年林昭冤案獲得平反。她的同學、舊友為她舉行了簡單卻沉重的追悼會,當時並無她的遺物,只是一位獄中難友將她的一綹被揪掉的頭髮偷偷保存了下來,它便成了林昭骨灰替代物。舊友們在她的遺像面前寫下的是一付無字「輓聯」:一邊是一個巨大的「?」號,另一邊是一個巨大的感嘆號「!」

林昭的事蹟被媒體簡單報導後,不脛而走,引起強烈反響。人們奔走相告,為她惋惜、嘆息,悲憤莫名!被譽之為「中華聖女」。

中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有過-段短暫的「開明」期,當局曾為文革和反右受害者進行了有限的平反和「改正」,允許對其冤案進行初步的的揭露和反思。但很快,當權者發現如果深入揭露下去,必將危及中共的統治根基,於是急忙剎車。所謂撥亂反正也就無疾而終。對林昭的報導和追念活動也被廹令中止,或轉入「地下」。

在後來北大「百年校慶」喧囂塵上的鑼鼓號角聲中,在一片所謂傳承北大「民主、科學」的光榮傳統的鼓噪聲中,有人提出應該記住林昭,應該給這位真正的勇士、「民主、科學」精神的真正傳承者、發揚者以一席之地。當然,當局是絕不會採納這一建議的,也不敢在此時此刻提及林昭。人們記憶猶新,北大、清華在文革中都曾充分扮演了毛的「文革策源地」、「 文革衝鋒隊」、「紅衛兵魔窟」的醜惡、可恥角色!而當年那些得勢者多數仍在台上。由這樣一幫北大精神的叛徒、罪惡纍纍的兇手、殺人犯來參與主持北大的百年大慶,有什麼真實性、合法性可言?這些人有什麼資格來談「傳承北大精神」?不清算這些敗類,「北大」精神怎能傳承發揚?林昭之魂兮,何以歸來?!

舊北大,蔡元培、胡適時代的北大早已經死了!當然,它可以重生,但只有在醜惡的北大被烈火焚燒後才有可能重生,才能真正成為「涅槃」的鳳凰!

另一名與林昭齊名,甚至當時名聲更響的女大學生右派叫林希翎,其命運比林昭稍好一些,她的人生之路代表了那一代人的最終覺醒。

林希翎本為人大法律系四年級學生,原名程海果,本是從頭到腳「根正苗紅」的「無產階級接班人」。但是,知識使得她覺醒。她跑到北大去「煽風點火」,據親曆者說,林希翎的文才與口才都令人傾倒,她可以不要演講稿,不要提綱,口若懸河一氣講幾個小時,所以,當年「名動京師」。聽過她講演的人說,所有教授、教師和其他同學的講演與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可見,如果是在民主社會,林希翎無任何懸念地將成為出色的女政治家或者名律師、法律專家。

在一次講演中,她的朋友告誡她:再這樣講下去,總有一天我們要到監獄去找你,並為你送飯。她笑著說,真有這一天我被投入了監獄,那也沒什麼了不起……可是,想不到這一天那麼快就來到了。

起初,人大校長吳玉章也許是出於惜才之心,只給林希翎留校監督勞動、繼續批判的處分。可她偏不領情,既不認錯更不認罪。於是被警方臨時拘留5天。5天之後,她仍毫無悔改之意,改為拘留15天。當然,15天也不可能「改造」林希翎。

1958年7月,公安部長羅瑞卿來到人民大學,在聽取了校黨委關於林不接受改造的彙報後,羅說:「像林希翎這樣的大右派,留在你們學校是改造不好的,還是交給我吧!我有辦法對付她……」

隨即,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15年。

15年差兩個月,林希翎被釋放,她之所以被釋放,還得益於她的「右派」名氣,以緻毛澤東也知道這個綽號「帶刺的玫瑰」的「學生大右派」。毛一時想起此人,突發「善心」,叫人將她放了(否則按慣例留場就業,老死勞改農場)。出獄之後,被安排在一個縣農機廠當工人。她本不想結婚,一個人度過一生。但她想起1958年秋,審訊員對她咬牙切齒的一句話:「我要關你一輩子,一直關到白髮蒼蒼,讓你斷子絕孫!」

想到這裡,她就決定偏偏要結婚,偏偏不「斷子絕孫」!

她生下了兩個孩子,孩子都被別人追逐著罵「小右派」;丈夫因她的原因只能在車間當工人,全家所有的親人都因為她而受苦受難,她感到了「罪孽深重」。

1978年中央55號文件決定給右派「改正」,但仍有包括林希翎在內的近一萬人未「改正」。這時她已經42歲了,人們勸她去申訴。1979年3月,她到達北京。

她的申訴狀曾三次擺到當時的中組部部長胡耀邦的案頭,胡也三次批示:「改正有利」。但不知為什麼,也許林希翎這個右派當年名氣太大,也許胡耀邦之外「天外有天」,反正她的右派「改正」問題仍如泥牛入海,了無消息。後來瞭解到,原來她的母校中國人民大學,以及判她15年徒刑的北京高級人民法院,在審查她的右派一案時都堅持「維持原判」,不予改正。她最終去掉了對當局的幻想。

從現在的角度看,林希翎的右派言論並沒有太「出格」 的地方。比如,她說,從嚴格意義上講,不但中國算不上社會主義,蘇聯也不是社會主義,要算,只能算是「封建社會主義」;當代社會主義的故鄉在南斯拉夫……

她還認為,從法律的角度講,胡風及其「集團」構不成「反革命罪」。而且,胡風的文藝意見書,大部分是正確的。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是金科玉律,既然提倡「百家爭鳴」,為什麼不能反對呢?……

就是這些,當時認定她大逆不道,死有餘辜了。

1980年3月,她申請去香港看望父親和同父異母兄弟,初不被批準,後來還是去了。1980年6月,她再次寫了一封萬言信寄給中央有關部門,並將信的「副本」留存在香港。信中的內容有:

駁斥反右只是「擴大化」的說法,認為是根本性錯誤;

指斥當局對待文革受害者的「走資派」和反右派的受害者採取兩種態度、兩種政策;

要求允許她以右派「代表」的身份進入全國人大和政協。

最後她說:「當歷史需要把我作為祭壇上的羔羊和十字架上的耶穌來釘死時,我只好如此了……我的青春,我的愛情,我的生命,都可以在十字架上被釘死,但是我確信我的靈魂是釘不死的,也總有一天會複活的。出賣我的猶大們,釘死我的劊子手們,以及那些僞善的法利賽們,請記住我的話吧!」

這是她1986年時說的話,二十多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相信她的思想和精神一定有更大的飛躍,因為世界發展的潮流更明晰了。

林希翎女士後來流亡海外,在法國落腳,繼續為民主自由奮鬥不息。不管怎樣,她活到了出獄,活到了「右派」 改正,活到了毛死之後,應算是右派中的幸運者。

我們再來看兩個名人右派:

一個是章乃器。章是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之一,又是抗戰前一度被國民黨逮捕入獄的「七君子」之一,還是當時中國救國聯合會的負責人之一。這三個「之一」 奠定了他在中國民主運動中的地位。在此前的1936年7月15日,章乃器與陶行知、鄒韜奮、沈鈞儒四人聯名在報上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和最低要求》一文,呼籲國民黨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這是共產黨當時求之不得的聲音。遠在西北黃土高原的毛澤東看到此文後,如獲至寶,在一個多月內兩次緻函章等人,對他們表示了由衷的感佩之情:

「先生們抗日救國的言論和英勇的行為,已經引起了廣大民眾的同情。同樣,我們全國紅軍和蘇區人民對先生們發出無限的敬意!」

毛表示,希望與救國會的領袖們一起,「在各方面做更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並委託在上海的潘漢年代表自己與章乃器等人聯繫。

但不久之後的1936年11月23日,章乃器與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史良等七人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所謂「七君子事件」。後在全國人民的聲援下,特別是「西安事變」的推動下,「七君子」在1937年7月30日獲釋。

章乃器本是金融家,浙江實業銀行副總經理,中國徵信所創始人,還當過安徽省財政廳廳長。三十年代毛共「解放區」的金銀、共產國際的外幣,均通過章兌換成現鈔,作為共產黨的經費。四十年代章為新四軍大肆運送過境物質,打破了國民黨的封鎖。1935年陳雲在「長征」中途由四川到上海、轉去莫斯科彙報遵義會議情況,也是由章乃器親自安排的。章還為毛共培養了大批財經人才,這些人都成了毛共建國後急需的財經系統的領導和骨幹。

毛共建國後,章乃器因對共產黨有大功而被委任為糧食部長,政務院政務委員、財經委員等一堆頭銜。他的糧食部長幹得很出色,得到毛等中央領導人的表彰。

整風開始,章乃器抱著真誠幫助共產黨整風和遵照毛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要求,胸懷坦白地,完全出於善意地提出一些意見,形成文字主要有《從「牆」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兩文,是根據章在座談會上的發言稿和在民建中央會議上的講話稿整理而成,並在《光明日報》發表。其中主要的「右派言論」有:要解決民主黨派人士有職無權問題,就必須克服共產黨內的宗派主義思想;一部分共產黨員「黨內一個是非,黨外一個是非」,把「黨黨相護」當做「黨性」;否認民族資本家的兩面性是先天的、本質的,「階級烙印」只能蓋在皮膚上,而不會蓋進骨子裡;思想改造工作要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僅僅喊些沒有內容的、抽象的口號……但是,後來讓他成為「欽定」大右派的關鍵話語則是:

「不要神化任何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毛主席就一貫反對把他神化起來……」

章還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資本主義不是一無是處,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糠。

還有一件更糟糕的亊:1957年6月15日,反右開始不久,章乃器作為《光明日報》的社務委員去參加批判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總編儲安平的會議,他卻在會上公開為儲安平辯護:

「儲安平的言論(即黨天下論),從政治上來看,不能說是脫離了社會主義的。他的動機還是為了國家好……並不是說對於毛主席和周總理,就不能提意見。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們本人也是歡迎提意見的……」(章對毛、周可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章氏的言論一出,立刻遭到「全民」討伐,「資本主義的吹鼓手」,「一貫違法亂紀的不法資本家」等等帽子飛到他的頭上。

對章乃器討伐的「背地總指揮」就是毛澤東。章氏的言論中有相當部分是直接針對毛的而發的,如,關於人的階級烙印問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資本家管理企業的效率比共產黨的國家機關要高(私有制可以比公有制優越),反對對毛的神化、瞎捧,等等。這就刺傷了從四十年代以來一心要神化自己,要做沒有皇帝名號的皇帝的毛澤東的心,所以,毛對章可謂切齒痛恨!毛在有關場合的講話和文章中對章一再進行惡毒攻擊,如說「右派的老祖宗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現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羅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是右派中的「死硬派」,是 「又臭又硬的花崗岩腦袋」,要「擺到那裡,擺他幾十年」 示眾等等。

確實,在右派中,始終不認罪,態度「頑冥不靈」的,就算是章乃器了。羅隆基抗不住毛的車輪、疲勞戰術,最後不得不違心承認那個子虛烏有的「章羅同盟」。而章乃器則不然,直到他死,都沒有「認罪」。不但不認罪,而且還敢於當面質疑他的頂頭上司,中共總理周恩來。1957年6月25日,國務院舉行全體會議,討論周將要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提到對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幾位右派部長的批判。章乃器此時的部長尚未撤銷,也參加會議。聽著聽著,他突然站起來,目光直逼周恩來,朗聲說:

「你是總理……現在我遇到了問題,作為總理,批評幫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幹部,只是根據他所說的兩三句話,就說他是反對社會主義,這個斷語,是不是值得考慮?」

據其子章立凡的記述:章乃器的「一番話直指人心,語驚四座。」素以折衝樽俎辯才無礙著稱的「周公」,竟一時語塞。在場的李維漢等見勢不對,領頭對章群起而攻之,接下來又是一場唇槍舌戰,場面混亂……

於是章乃器被公認為「花崗岩」腦袋。在1957年10月13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說:「右派中那些不願意變的,大概章乃器算一個。你要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就不幹。他說他早就變好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你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你還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

章乃器這個「紅色資產階級」當然是真的。想當年,他為共產黨、新四軍作了那麼多的貢獻,因為幫助中共,他丟掉了實業銀行副總經理這個金飯碗,放棄了去英國留學深造的機會,還全家都參加了共產黨的革命。他的三弟參加了共產黨,並為「黨」獻出了生命。他本人義無反顧地拒絕了蔣介石以「財務部長」的高官誘惑,毅然投入毛共的懷抱。

對於這樣一個幾十年以身家性命相許、忠心耿耿為毛共的革命盡忠盡職的「資本家」,民主黨派派頭,誰會相信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呢?他自己又怎能嚥下這口「冤氣」呢?難道他響應毛的號召真誠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說出一些對共產黨的意見,就變成十惡不赦的「極右派」了嗎?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

問題真正出在:他當年看走了眼,誤把大騙子、大流氓的毛當作中國的希望和「救星「。如今的毛終於露出了真容,不再是當年那個與他平起平坐、口口聲聲稱他「先生」的毛了。

章乃器在最後寫的三萬餘言的《根據事實、全面檢查》的「檢討書」中仍在呼喊:

「我對黨披膽瀝血,希望黨也對我推心置腹。」

可是毛澤東才不會跟一個過氣的「統戰對象」推心置腹呢。

由於章一直不認罪,對他的處分,在九個部長級大右派中也最重:工資由四級降到十級,比羅隆基還多降了一級;撤銷了他所有職務,也撤銷了所有的特權享受。但應該說,當時還遠遠沒有真正觸及他的「靈魂」,只有到了文革,再度清算他的右派老賬時,他才真正體會到了自己淪為「專政對象」後的悲哀,也才知道毛的厲害。

1966年8月18日毛首次接見紅衛兵,號召紅衛兵殺向社會「橫掃一切牛鬼蛇神」。8月23日,發生了在舊國子監孔廟前,對首都文藝界30餘名「國家級」文藝家的毒打、炙烤事件,老舍就在那一天被毒打得奄奄一息後投湖自盡。次日,一批紅衛兵「光臨」章乃器家。先是將章的夫人王者香當著章地面打得死去活來(不久王便因傷死去),隨即掃蕩章家,隨即將章押往「吉祥劇院」,那裡正上演著很不「吉祥」的打人比賽。據說,凡是押到那裡去的人,沒有能夠活著出來的!

章被押到吉祥劇院後,一幫兇手就不由分說揮舞著各種「武器」劈頭蓋臉雨點般落下,很快,章已滿身滿臉是血昏倒在地,紅衛兵並不放過他,繼續揮舞銅頭皮帶抽打。也許是他命不該絕,此時有民警進來,說明如將此人打死不好交代。於是,章乃器被拖出劇院,成為唯一能活著走出該劇院的幸運者。後來章自己說他之所以能抗住這次暴打,主要是得益他常年練氣功之效。

章經醫院搶救後回到家,才知道這只是苦難的開始。下面是他後來的《七十自述》中的一段話:

「8月15日以後七天的遭受,是每天都有幾批人來拷打、淩辱我。門是開著的,又沒有人理,拷打和淩辱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記述的是,是有人用鋼絲包著橡皮的鞭子抽我,所得的傷腫特別不易消退。還有人劃上了火柴燒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槍射我的頭面。此外,如用冷水澆頭,用水壺灌鼻孔,硬要我吃骯髒的食物,等等,等等,就算是輕微的了。可怕的是有人主張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為在我家裡找不到辣椒,所以沒有實現。但到最後我們要遷出(住屋)之前,竟有人用油彩塗了我的面部之後,用氨水灌我的鼻孔……」

章乃器居然沒有被折磨死,這不能不是一個奇蹟,章說這是他常年練氣功之故。看來,這應該是中國氣功最過硬的活廣告了,應該詳加細述,向全世界宣揚。

後來,到了1975年,章在其弟的幫助下,最後一次直接向毛要求平反其「右派」 問題(張已意識到,這個「右派」 是一切苦難之根,不去掉此根,不僅自己,還要禍延後代),據說毛似乎動了點惻隱之心,但想想之後卻沒有給予答複,後又忙於發動「批林批孔」去了。章的問題也就不見下文。章乃器在1977年含恨去世。

「七君子」之中還有一個王造時,情況更慘。

建國初期,「七君子」除了已死去的鄒韜奮,李公樸,活著的都安排了部長以上的職務,可惟獨王造時成了「另類」,他失業在家,窮困潦倒,沒有了經濟來源,吃飯都困難。這是為什麼呢?

要說,王造時是有大功於共產黨的。他是「七君子」中最年輕的一個,27歲便從美英留學回國當上教授,後也成為救國會負責人之一。因大力從事反政府活動,王也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但他無所畏懼,仍然我行我素。王造時因其才華、更因其「左傾、愛國」名動上海灘,有人說其文章講演都在魯迅之上。

這麼個中共十分欣賞的人物,為何建國後被打入冷宮呢?

原來是王教授不慎踩中了中共的一顆政治地雷。

1941年4月13日,正當中國人民在血與火中與日寇拚死奮戰之際,蘇聯卻向日本伸出橄欖枝,簽訂了《蘇日互不侵犯的條約》,條約聲稱相互保持「中立」,還宣佈雙方確認外蒙古和滿洲國的獨立,以及雙方各自對外蒙古和滿洲國享有的「權利」。這等於兩個強盜公然瓜分了中國領土,踐踏中國之主權。對如此明目張膽侵害中國主權行為,救國會諸位領袖確實無法釋懷,於是大家公推由最年青的王造時起草一封緻斯大林的公開信,王寫好後經過張申府審查,在信上籤名的有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樸、沙千里、張申府、劉清楊、鬍子嬰、加上王造時九人。然後分別遞交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和國民中央宣傳部長王世傑。據說,信中因顧及中共的臉面,語氣已經儘量緩和,刪去很多指斥性語言。

然而對於中共來說,蘇聯就是它的「親爹」,蘇聯任何行為都是正確的、不容置疑的,斯大林任何時候都是英明偉大的,中共豈能看到主子受到指責?所以它公然與全中國人民唱反調,極力為這個條約叫好、助威。只是當時中共尚未掌權,對反對、譴責條約者無法加罪,對王造時等的行為,也只好隱忍,記下了這筆賬。待到中共建國後,立即決定報復。不過毛共在這件事情上底氣不足,不能將全體簽名者一網打盡,但也不能聽其全都「逍遙法外」。於是採取折中辦法,將公開信的起草者王造時作了替罪羊,將他打入另冊,以示懲罰,以儆傚尤。

王的悲慘境況引起了他的朋友們的同情,有人為他說情,有人為他說理。終於,到了1951年下半年,上海方面安排王去複旦大學任教,總算有個飯碗了。

但後來王造時還想就此事申訴,多次上書中共中央。為此,周恩來還曾接見了他一次,並好言撫慰。豈知到了1957年反右,這一切成了他的罪證。王造時在劫難逃,被新賬老賬一起算,成了右派分子。

可憐這個王造時被打成右派後,接受了教訓,知道在共產黨的天下不能象在國民黨統治下那樣放肆了,「夾緊尾巴」當了幾年「賤民」。1960年,有關部門見他老實可憐,給他摘了帽子。豈知到了文革,並無新的「罪行」 的「摘帽右派」王造時,再次在劫難逃了。

一天半夜,20多個紅衛兵衝進王家,在掃蕩了所有房間之後,將其妻趕出王宅,交其所在單位勒令監督勞動,不得再回王家。然後,對王造時開始了長達一月的單獨審訊和肉體折磨。

1966年11月21日,王造時被正式逮捕,而且是被反拷著雙手,「丟」上囚車。

王造時曾三次被捕,第一次為五四運動時被北洋政府關押,但只如去住飯店,很快就回來了。第二次是1936年11月作為「七君子」 之一被捕,雖然時間長些(半年多),但其「風光」、「榮耀」卻讓其回味無窮……

想當年,「七君子」事件發生時,舉國上下民聲鼎沸,全國各界紛紛譴責國民政府,掀起了強大的救援運動。「七君子」雖陷囹圄之中,然而每天「會客」不斷,並通過揮毫作詩作文,將自己的豪情傳達給社會。他們還偶爾聚集在一起,高歌《義勇軍進行曲》,引得獄卒也來合唱。關押「七君子」的看守所所長叫朱岡,更是同情和仰慕七人之學問人品,對其敬如師長。青年看守文六,敬請「七君子」題贈作畫。為「七君子」看病的蘇州名醫陳起雲,也請「七君子」題贈墨寶。「七君子」雖在獄中,反而成了社會各界追捧的焦點,全國的「明星」,其「身價」陡增。

1937年7月31日上午,在全民聲討救援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通過法庭將「七君子」 無罪釋放。當天下午5時20分,在震耳欲聾的鑼鼓聲和人群的歡呼口號聲中,「七君子」猶如凱旋的將軍,步出江蘇省高等法院的看守所,走向歡呼的人群,接著,遊行一圈,才榮歸故里。

總之,那一次坐牢,不僅沒有吃苦頭,反而增添了無上榮光,還將「青史留名」。想起這些,王造時肯定感慨萬端。王造時在共產黨的獄中的悲慘詳情,已不得而知,今天知道的只是一鱗半爪。王坐牢後,家屬可以送些東西去,但因系「未決犯」,不能見面,其妻鄧毓秀只是從丈夫簽收單上越來越軟弱的「王造時」三個歪歪倒倒的字,判斷其況況越來越糟糕。1971年春,獄方叫家屬不要送東西了。家屬要求見面,獄方卻說:「還未到時候,到了時候,自然會安排。」自此音訊全無。

同年8月5日,鄧毓秀接到通知,但不是去見面,而是去認屍。家屬趕到龍華火葬場,看見王的遺體,四肢浮腫,嘴角滲血,王留下的一只搪瓷口盅內仍有死者生前吐下的血跡。

王的妻子、女兒要求知道王的病況和治療過程的有關情況,以及當局對王造時最後的「結論」。

獄卒不耐煩地答複說:「要什麼結論?反革命分子一個,死了燒掉拉倒!」

這使人想起了這位在蔣介石統治時代「反獨裁、爭民主、爭憲政」的大英雄曾今有過的縱橫捭闔、睥睨時流的豪情壯志和風采。當年的王造時先是直斥國民黨「黨高於國、有黨無國」;然後在報紙上大聲疾呼:

「生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國家,不說我們沒有權參與政治,連我們說話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言論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老實說,我不否認我是一個愛國者……但我不認為國家本身是目的,我堅決反對國家被一個人或少數人操縱。」

王造時在發表這類文章,發表這類演講時不認為他有言論自由,大概他認為那只能算是罵腐敗政府,罵獨裁的國民黨,算不上「言論自由」。這回好了,他追隨的共產黨當權了,他嘗到了「自由」的滋味了。只是,現在毛澤東只給他坐牢的自由。而且,這回坐牢的滋味比國民黨的監牢形同天上地下,沒有鮮花與微笑,沒有歡呼與頌揚,沒有人請他題贈「墨寶」。有的只是鐐銬、拳腳與皮鞭,只有把他背銬起來,叫他像狗一樣去舔食,然後慢慢折磨讓他去見閻王。而他在監獄所經曆的一切,他說的一切,半個字也出不了牢門。

不知道王造時這時認為這是「鬼的世界」,還是「人的世界?」

不知道王造時這時認為共產黨是「黨高於國」還是「國高於黨?」

但是不管怎麼樣,一個鐵的事實是:儘管他能言善辯,僅管他滿腹經綸,但他的任何聲音都出不了這鐵籠和高牆,甚至也出不了他的心扉,因為只要他一出口「放毒」,等待他的便是無情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早把他的嘴巴鼻子揍扁了。

當年蔣介石用中央政府大員去與他對話,用高等法院的法庭為他提供講壇,讓中外記者傳播他的高論。而如今,毛澤東只用幾個最低等的獄卒對付他就綽綽有餘了!

王造時本人死了,不過由他給他家人的災難並未結束。

王造時有二子一女,分別名叫王鈞陶、王鈞樞、王海容。也許是王造時太過於聰明與能言善辯了,到他的兩個兒子便遭了「報應」,都變成了只會動拳頭的「武瘋子」。王造時有工作、有收入時,兩個兒子常在精神病院住院,王進監獄後,工資停發,哪還有錢交住院費?便被趕出病院。而其母鄧毓秀每天都要出門討「生活」,便只好將兩個兒子捆綁在床上。僅僅三個月兩兄弟便先後死在家裡的床上……

王造時的女兒王海容,因受父親的影響被打成「小右派」,紅衛兵抓她去剃了陰陽頭,遊街批鬥,精神上倍受刺激。父親之死給予她新的更大的打擊,不久即患上癌症撒手人寰……

後來,鄧毓秀將王造時(墓誌銘改為王雄生)及三個子女埋葬在一處。四座新墳。猶如四個巨大的驚嘆號在叩問蒼天:這究竟是為什麼?……蒼天曰:這就是報應,是當年為毛搖旗吶喊、不惜破家殞命去幫助毛共「革命」的「左傾進步人士」的報應!這種下場其實是他們自找的,但卻是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這些人幾乎都曾留學美、歐,獲得過高級學位,而且都負有才名,在智商上應該是不低的。他們回國後,以美歐國家的民主尺度衡量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當然大失所望,於是便大放闕詞,高聲咒罵。然後紛紛投入當時高唱要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毛共的懷抱。可令人不解的是,這些在國外大都以政治、法律、哲學為學習專業、博古通今、學兼中西的精英們,為什麼不去認真考察、研究一下毛共在其「蘇區」推行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民主政治」?不去具體瞭解一下延安的政治和社會真相?或者,認真研究一下作為毛共的「老師」和「樣闆」的蘇聯的政治、經濟、社會真相。 在不去做這一切重要而必須的調查瞭解之前,就那麼輕率地、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毛共的懷抱,所以,他們後來得是咎由自取,不值得憐憫了。

以上只講了幾個名人右派的遭遇,其實他們並不是最悲慘的。最悲慘的往往是那些人數最多、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小右派。

北大是反右的重災區,當年8千師生的北大,居然有1500人被打成右派,這都是些思想敏銳、頭角崢嶸的有為青年,有識之士,就在他們的人生還沒有正式開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時候,就被毛殘忍地扼殺了!更為可嘆的是,他們中一些佼佼者,因不屈的抗爭,被窮兇極惡的毛及其爪牙從肉體上消滅了。

1958年哲學系學生黃中奇被綁赴刑場槍決。

物理系學生劉奇弟在肅反中被公安局關押半載,後查無實據釋放。官方不但無認錯表示,反而說是「寬大處理,免予處分。」劉在鳴放中貼出了《白毛女伸冤》的大字報;又貼出《胡風絕對不是反革命》大字報。結果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15年,發配至北大荒興凱湖農場勞改。劉不服罪。多次被吊打,後被關入一間長1.5米,寬0.8米,高1米,不能站不能睡的「小號」,讓其活活凍餓而死。

西語系英語專業學生顧文選,也在肅反運動中被鬥爭、關押、拷打折磨,及至發現為錯案,各有關部門卻互相推諉、敷衍。顧不服,要求平反糾錯,結果被以「反革命煽動罪」判刑8年。服刑期滿留場就業成為「二勞改」。1966年顧趁機外逃,抓回後被處以死刑。

這裡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對沈元的殘害。沈元,浙江義烏人,1955年以全國文科總分第一名考入北大歷史系。沈元曾-人從英國《工人日報》轉譯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報告全文。因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開除學籍,發配農村勞動改造三年。1961年回北京,居住在其姑母家。因其卓越的才華,被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以及劉導生、劉大年等大家看中,破格將其調入中科院歷史研究所。沈元勤奮著述,其學術文章數次發表於代表歷史學科最高水平的《歷史研究》,並兩次被《人民日報》以前所未見的整版篇幅轉載,引起學界轟動。鄧拓為之感動。郭沫若贊為「神童」。但也引起更多人的忌恨,告狀信遞到毛澤東處,毛指定其秘書田家英出面幹預,中宣部也「打招呼」,終於使沈元不得再公開發表學術論文。沈元的成才曾被人譽為「沈元道路」而引起較大爭論。文革到來,沈元的恩師、伯樂黎澍首當其衝,沈元也被列入史學界的「十大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之列,受到打擊迫害。1968年9月1日,自感在劫難逃的沈元以鞋油塗面,扮成黑人闖入馬里駐華使館試圖尋求避難,然而馬里乃靠毛扶養的非洲「友邦」之一,豈敢得罪毛共?沈元立即被移交中方,中方以叛國罪將其逮捕。「-打三反」運動開始後,沈元被列入第三批槍殺名單,於1970年4月1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公判大會後殺害。

據知情者透露,沈元原被列入於2月11日第二批(與王佩英同日)殺害的名單中,卻被臨時划去。後又被一「神秘人物」用黑筆加上,終於受害。由此可見在是否殺害沈元的問題上,高層有過不同意見和鬥爭,最終是「必殺派」得志。其內幕至今雖不得而知,但鑑於沈元事件、以及由沈元成才之路形成了與毛的「紅專道路」相對立的「沈元道路」的爭論,曾經驚動毛本人,所以,不排除毛親自過問或決定殺沈;即使毛不出面亦必為其親信秉承毛之意旨最後定讞。總之,沈元的遇害實為毛扼殺人才、摧殘民族未來的典型罪案之一。(沈元事件見百度「北大沈元」條目)

另有,化學系學生張鍚錕,也因企圖越獄被處死。其時已是」毛死江囚」後的1977年了。

還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王申酉,雖是文革中才上大學的晚輩,但也是1977年被處以極刑的,其命運與他的學長有共同之處。據事後記者的採訪,1977年4月7日,這一天上海市委常委會討論了58起重案,決定了68個「罪犯」的死刑,每個案件包括案情彙報、討論、到拍闆,平均只有6分鍾,6分鍾判定一件大案,而且結論全是「殺!」,這可能也是全世界司法史上空前的奇蹟,何況判案的不是法院,而是一個叫做共產黨的「委員會」!

其實,對右派分子的屠殺,通過法院判刑是極少、極少的部分,可以說,99.9%都是自殺,以及在勞改農場被累死、餓死、打死、折磨緻死。著名的甘肅夾邊溝教養農場,先後收容右派分子(以及小數其他「犯人」)3000餘人,最後輾轉存活下來的只有二百多人(-說四百多人)。所有右派教養農場緻死的直接原因大都是饑餓,活活餓死;也有被打死、鬥死、累死、病(不得醫)死、上吊死、觸電死、投河死、臥軌死、工傷死、逃跑被打死……等等,等等,花樣繁多,數不勝數。

要具體說清這些情況是困難的,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大部分死者、見證者早成白骨,沒有留下半點文字;當年那些關押、折磨死這些無辜者的機構、人員、知情者,他們對此避之唯恐不及,當然不可能站出來道出真相。而那些機構的檔案、文獻能存留下來的有多少呢?存留下來的那些東西的真實性又有多少呢?當年的勞教、勞改農場對一切死者無例外地都是一片草蓆捲了叫他們的同伴挖個坑掩埋了事,然後通知家屬,或送教養的原單位:該員因病死亡。而很多家屬根本沒有接到這種死亡通知(有的家屬也死了,無法通知)。以緻在右派「改正」後,還有人到處打聽自己的右派親人在哪裡?寫到這裡,不由想起「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的古詩句,這當然完全不可類比,但情景則比其更慘、更無以名狀。在毛共的專政機關、勞改場所的獄卒和「管教人員」的眼裡,「犯人」的性命不如豬狗,豬狗他們得好好養著,以便供自己享用;而「犯人」除了供其進行奴役創造剩餘價值的「價值」之外,剩下的就是作為他們發洩階級仇恨的靶子的作用。到了文革,一些農場的管教人員勾結附近的「貧下中農」, 來到農場來將那些管教人員平日的「眼中釘」活活打死,卻謊稱是「革命群眾」的行動,與己無幹。然而,不管怎樣嚴密的封鎖,總有一些倖存者或者他們的後人幾經輾轉得知了事情真相,有的倖存者在人生的最後歲月毅然拿起紙筆,記載了他們親曆的這段歷史的一鱗半爪,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史實和見證。

戴煌是其中之一。劃右派前戴煌已是新華社國際部著名記者。戴是屬於「自己送上門」的右派之一。戴煌,江蘇阜甯人,正宗的抗日兒童團團長,「紅小鬼」出身,百分之百純粹的「共產黨員」。因為其嫉惡如仇和剛正不阿的秉性,以及保存尚好的人性,在1957年毛號召的整風中,在6月8日後,在已知毛的「引蛇出洞」策略之後依然挺身而出,就中共當時已經相當嚴重的「特權與神化」的問題上書給毛,這無異於虎口拔牙。後果當然是成了全國知名的「大右派」。發配北大荒勞改,妻子離婚,全家受株連。

戴煌們來到的北大荒後來被中共渲染成中國最大的、最肥沃的處女地,彷彿那裡是沉睡的樂園。實際上那是片死亡之地,也是折磨、摧殘人的最理想處所。道理很簡單:如果那裡適合人類居住,適合用兩只手去墾荒伐木,當地早就有「原住地居民」 了,何勞右派們去拓荒?

右派們的作息安排是:每天淩晨四、五點起床,晚上七、八點收工。除了吃飯以外,沒有任何時間休息。每日勞動時間在十六、七小時以上,而且都是開荒、伐木這類超強勞動。北大荒的冬季,達到零下38度嚴寒,右派們住在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窩棚裡。麥稈兒苫頂,外面是朔風怒號,只好在棚內生起地火,但也只能是「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許多人只得穿著衣服鞋襪圍火而「睡」。

吃的則是窩頭、玉米渣子、黑面膜。初時可以吃飽。但沒有菜下嚥,甚至連鹽都很少。後來,糧食定量節節下降,從一百來斤降到36斤,27斤,最少的每月只有9斤糧食,原來的一日三餐變成了一日兩餐,最後變成一餐,而且是玉米野菜糊……

可以想見,叫這幫原來從未從事過體力勞動、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書生,冒著零下幾十度的嚴寒和饑餓,在這荒無人煙的冰天雪地從事墾荒、伐木等重體力勞動,會是什麼景象,什麼後果。很多人累倒了,更多人在原始森林裡伐木被木頭砸死、砸傷。到後來,主要是被活活鋨死。死人的事越來越多,而吃的越來越少,於是,埋死人成了活著的右派們的一項主要作業。冬天是死人的高峰季節,但冬天的北大荒挖個埋死人的坑很不容易,於是採取澆開水的辦法,每澆出一個洞,立即塞進一具屍體,然後,將四周的雪土複上,便算完成了一個埋屍任務。但這方法效率太低,趕不上死人的速度,於是有人發明了用炸藥來炸的辦法,炸出一個大坑,再用汽車運來幾十具幹柴似的死屍,自動卸貨的汽車將死屍往坑裡一倒,一下子填滿了大坑,然後掩上雪土完事。

這些「幹柴」 相當部分成了餓狼的美餐。

有誰知道這些「幹柴」們的生平和經曆呢?與戴煌一同發配北大荒的,都是中央各單位的右派,有的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各部門的,有的是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的,有的是高等學校的右派學生和右派教師……也許他們曾經是馳聘學界的驕子,揚威異域的高才生;也許他們曾經是優秀的詩人,知名的作家、傑出的演員;他們曾經引吭高歌,傾倒億萬觀眾;他們縱橫三尺講台,令天下英才折腰;他們曾經以自己的智慧,築起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文明之橋;他們曾經以自己汗水,澆灌出絢麗的藝術之花、智慧之樹;他們曾經是英俊少年、南國佳麗、學界泰鬥、藝苑英華……

只因為響應毛的號召,譴責了生活中某些陰暗面;為了把國家治理得更好,提出自己的幾點想法……於是,突然之間,天旋地轉,全都落入了毛預設的萬丈陷阱。他們獲得了一個共同的名字:右派,被發配到這北國死亡地帶;他們成了一群蓬首垢面的囚徒,一群窮愁潦倒的乞丐;他們從事超負荷的奴隸勞動,失去了最後一絲做人的尊嚴……。不但興凱湖農場死亡驚人,在遼甯錦西煤礦勞改的1200名右派,居然餓死了1000人,剩下的200人,其中198人或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臥床不能起,臥以待斃;只有兩人靠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勉強下床走動……

劉治平,15歲考入北大物理系的少年天才,三年級時就在中國科學院《物理學報》發表論文,1956年大學畢業年方19歲,被遴選至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劉因其父做過國民黨專員(己被槍決),受珠連被打成右派,先送興凱湖勞改,當局怕這些右派偷越國境投奔蘇聯,而轉押送回河北茶澱農場改造。劉治平在勞動中受工傷缺醫無藥,當局任其活活痛死。

徐雛,1952年清華大學畢業留校從事計算機研究,後調中科院數學所,是我國計算機領域的開山者之一。現今多位計算機院士,均為徐雛的學生。1957年徐雛回校被劃為右派分子,勞教多年後在監獄的鐵工廠就業。其10歲的兒子送來妻子的離婚信,徐雛鑽過鐵絲網去取信,發現後被嚴刑拷打,一週後傷重身亡。

無法確切知道拋屍在北國荒原的右派究竟有多少。能夠活著回來(有的被轉移去其他地方勞改)的大概有兩種情況,一是「組織上」暫時不讓他死去的、有意照顧其幹點輕活,得以苟延殘喘;另是原來體質特好、年輕力壯終於能挺過來的人們,戴煌屬於後一種情況。他去時不到三十,是身高1.78米,體重196斤的壯漢,1962年奉命回京時,連同身上的破棉襖、爛軍帽、舊膠鞋等總共才92斤。當時北大荒的右派總領隊負責人曾向中央有關領導報告,如果再不回來,再過兩個月,這些人將全部成為北大荒的幹屍。還存有「革命人道主義」的某些領導人(不是毛,見下文),終於發了「惻隱之心」,叫這些人回京,並準備對其進行甄別、摘帽。

這些回到北京的右派可謂真正的九死一生,他們中很多人已經接近油枯燈盡、奄奄一息了,當他們奉命到原單位集合、報導時,很多人連這點力氣都沒有了。司法系統的右派被指令在二樓集合,但是,所有返回人員沒有一個能「走」上二樓,他們跨一個門檻也要人攙扶。

不過,這時有關人員傳達了一個「好消息」, 右派們被告知可以將自己的情況寫成申訴,供「組織」審查、甄別,如確屬錯劃者,會被摘掉右派帽子。戴煌是被通知寫複查材料中的一個,結果他一氣寫了好幾萬字,送交審查。

豈知,材料送上去以後杳無音訊。終於等到了回音了,傳來的卻不是「佳音」,而是被指為「翻案」,堅持反動立場,反攻倒算,罪加一等!

原來是毛得知有人對右派進行「甄別、摘帽」後,雷霆震怒。1962年9月29日,毛看了中宣部送給他的當期《宣教動態》上的這一則消息後,當即提筆在上面批示:

「劉、周、鄧三同志閱,請鄧查一查,此事是誰佈置的?……此事出自中央機關內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是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6、7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閱後附還,查後告我。毛澤東  1962年9月29日」

毛借此亊還在高層宣佈:「右派不準平反」,「右派帽子是終身制」!(這大概是後來鄧小平只給右派「改正」、而不給「平反」的原因。)

戴煌因「翻案」被正式逮捕,判處七年徒刑。新的苦難又開始了。

戴煌們並不是最悲慘的,他們只是被送去「勞動鍛鍊,改造思想」。比這更高一級的處分是送勞動教養,是右派中命運最悲慘的部分。鑑於中文「教養」 這個詞比較文雅,估計外國人和我們的後人很難想像這種地方的真相,所以,有必要著重談一下在教養農場的右派的遭遇。

當時被送往教養農場的右派有多少?當局至今沒有公佈,也就無法獲得確切的數字。只知道這種農場一般是由原來的勞改農場改建(改名)擴充而來,當然也有新建的。這些農場仍由公安部門的勞改局管理。在初期,為了掩人耳目,與判刑勞改犯還有所區別,如對勞教人員還給點少許的「自由」,每月還發點鋪助費等等。但不到一年以後,勞教人員的「待遇」全部取消,和勞改犯『一視同仁』了,有的幹脆把教養農場併入勞改農場統一管理,勞教人員 右派們也就變成了地地道道的「犯人」了。

在中國,至今沒有一部堪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媲美的著作,這是中國勞改犯和教養人員的一大憾事,也是一大悲哀。因為中國的「古拉格群島」比前蘇聯還多,那裡發生的故事也許比蘇聯更「精彩」,更悲慘,卻沒有一部全景式的作品記錄展現。至今,在右派教養農場中,揭露比較徹底、比較典型的是位於甘肅酒泉境內的夾邊溝農場。

夾邊溝農場位於酒泉城東北30公里,整個農場是帶形的低地,南北寬1.5公里,東西長15公里,猶如一長形布口袋,東與巴丹杏林沙漠相連,北邊是山岡和水庫,西邊是戈壁沙漠,南邊是山岡和古長城,東邊有一個叫夾邊溝的幾百人的村莊和農田。農場以村命名,場部也設在東部。這裡猶如布口袋的袋口,守住它,「犯人」很難逃出,即使逃出「口袋」,到了茫茫沙漠也會因迷路而渴死、餓死。

在作為勞改農場的夾邊溝農場時,只能養活四五百勞改人員。這是因為這裡自然條件惡劣,土地貧瘠而且鹽堿嚴重;夏日溫度可達四、五十度,烤得人大汗淋漓;到了冬天,朔風勁吹,暢行無阻,溫度可降至攝氏零下四十度。

在這個明知道最多只能養活四五百人的地方,1957年,甘肅省先後共安排了2963名「右派」到這裡勞改(此為邢同義《愰若隔世》書中的數字),要他們自己養活自己。這大概出於當局對右派們的刻意處置:讓他們在勞改中因不能生產自給而自然地死去。這樣,當局還可以振振有詞地指責是右派們勞動不努力自食其果,與政府無關。

開始的時候,右派們每個月有糧食定量供應40斤,雖然幹的是重活,又沒有油水葷腥,可40斤口糧還可勉強支持勞動。但是,進入1958年以後,定量逐步減到20斤,18斤,右派們的肚皮越來越癟,不論管教幹部怎樣呵斥、辱罵,甚至拳打腳踢,出工的人仍然越來越少了。右派分子邢政在寫給家裡的一封信中提到在農場的生活:早晨一個饃,半碗苣菜,中午一個饃,三小勺稀糊糊糝子飯,一天勞動17個鍾頭,怎樣挨得住……這封信被作為邢政「抗拒改造」的罪證,被法院判處三年徒刑。

其實,邢政講的還是1958年早些時候的情況,到了後來,「饃」沒有了,就剩下稀糊糊糝子粥。58年秋收後,已經沒有人出工了,因為空手走路都困難了。

夾邊溝農場的收穫物只能供教養人員吃一個季度,全年四分之三要靠省勞改局從其他農場調去糧食接濟。這就使勞改局十分惱火,常常是明知那裡已斷糧多日,可就不予理睬。進入了58年冬,右派分子開始有人陸續死去,但無人過問。

於是右派們不顧一切地尋找食物自救。可貧瘠鹽堿的夾邊溝土地上可吃的東西太少了,河灘上的野菜、捋草籽很快就被拔光,還有點氣力的便到草灘上挖地鼠,抓蜥蜴,抓到了煮來吃算是美味了,但有數人因此中毒死亡。

這時,大多數人已經沒有氣力行動了,少數人靠家裡人從牙縫裡省出些食物送來救命。沒有人送的,便只能躺著等死。

這時的夾邊溝農場實際上已經荒廢,1960年9月,上邊決定將夾邊溝農場的剩餘右派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這時,3000右派(後又加入少數其他人員)已死去一千餘人。遷移時有三、四百人已無法行動,只好留下。另一千餘人去到明水,哪知這明水農場條件比夾邊溝更加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一片旱灘。一千餘名右派很快出現大面積浮腫,進入11月中旬,出現死亡高峰。據一位倖存者的描述,浮腫病人死亡的情況非常恐怖: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面包著一包水。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都要停頓幾秒鍾。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裂著,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的聲音,嗷嗷嗷的。」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蘭州召開會議,正式提出「搶救人命」。當時甘肅全省餓死的人數已達到百萬以上(全省才1500多萬人)。死人正在惡性蔓延。會後,開展了「搶救」,大規模死人才得到遏止,夾邊溝農場剩餘的右派們也才得以作為歷史的見證者留下活口。但是他們的右派身份和「教養生涯」 並沒有結束,有的後來雖宣佈「摘帽」,但仍在農場「勞動就業」,身份與勞改犯差不了多少。而按毛澤東的本意,則宣稱右派是「終身制」,永遠不能摘帽,他在背地裡還惡毒咒罵右派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如果不是毛澤東在1976年死去,右派們絕對要全部死去,徹底消滅。

可見毛對「右派」 懷有何等地深仇大恨!必欲徹底消滅而後快。只可惜他的壽命到點了,沒有被整死的右派才得以倖存下來重見天日。

夾邊溝的右派們到底死去多少?有不同的說法。楊顯惠在他的《夾邊溝記事》中引用了一個醫生的說法,說他登記的死者「病案」是1500多人。更多的相關人士有的說倖存者最多不過五、六百人,有的說四百人,有的說只有二百人;其中親曆的倖存者提鍾政在其撰寫的《血淚驚魂夾邊溝》中說,在夾邊溝勞改的右派共計3136人,最後倖存下來的僅130餘人!夾邊溝的死人也許突出一些,但其他右派農場也大同小異,如四川沙坪農場,據倖存者鐵流的記述,全場一萬名右派,死了五千多。其他那些著名的教養農場,如東北興凱湖,天津的茶澱,雲南的紅河州農場等等,雖然死亡的情況不一,但它們作為右派分子的活棺材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

2002年8月,當年成功逃離夾邊溝的倖存者、原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帶領5名慘死在夾邊溝的右派分子的子女,從蘭州來到酒泉夾邊溝農場舊址祭奠他們的親人、難友。

在炎炎夏日50度高溫炙烤下,高吉義他們感覺不到身體的炙熱,悲痛淹沒了一切。雖然親人們已屍骨無存,但他們似乎看到親人們的冤魂在上天注視著自己,一篇由血淚凝成的奠文震撼著長空:

難友、親人們的冤魂:

在我們生離死別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才有機會,帶著極為哀痛的心情,遠道來此沙漠荒灘 你們冤死暴骨的地方,尋找你們的冤魂,表達積壓多年對你們刻骨銘心、永世不忘的懷念之情!

一九五七年,在那風雨如晦的特殊日子裡,一些有良知的仁人志士,特別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出於民族責任感,從關心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命運出發,說了幾句真心話,反映了一些實情,竟然大禍臨頭,災難降身,被錯定為「右派」,全國幾十萬人,瞬間落入萬丈陷阱,人格受到了嚴重淩辱,精神受到無限折磨,肉體受到極大摧殘,有多少人還被無辜奪去了生命,悲哉!痛哉!歷史怎能忘記一九五七年!人民怎能忘記一九五七年!

戴著重如大山的「右派」帽子的三千人,被強迫送到酒泉的荒無人煙的夾邊溝勞教營羈押,開始了屈辱的、饑寒交迫的、窮苦非人的生活!冬天冒著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夏天冒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住的是地窩子,土窯洞,一天喝上半斤糊糊湯,餓得實在忍受不了,去找草葉、草籽填肚充饑,還被迫超強度地勞動,眼看著難友們身體一天天垮下去,眼看著難友們一個接一個啣冤慘死,拋屍荒野、狼啃鳥啄!幾年死了一半多!

夾邊溝、夾邊溝,白骨纍纍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日日夜夜聲啾啾!

千古奇冤無處訴,悽慘情景難忍睹!

難友無法相救,親人難以相見!

悲哉!慘哉!

倖存者的親友家人怎能忘記夾邊溝!

歷史怎能忘記夾邊溝!

人民怎能忘記夾邊溝!

(以下略)

 

夾邊溝農場倖存者高吉義率難友親屬奠

二00二年八月

奠文未唸完,祭奠者均已泣不成聲。

限於文體,祭文中對夾邊溝發生的事情不可能詳細記上,現根據採訪者的實錄,大略補述如次:

右派們的遭遇或者只能用「悲慘」二字勉強概括。在長期的、難以言表的饑餓煎熬下,所有勞教人員都放棄了做人的尊嚴,為了活命,他們什麼都吃,凡能進嘴的如爛鞋底、破棉絮也往嘴裡塞,甚至有毒也在所不惜。種麥拌了六六六粉,他們塞進嘴裡,用唾沫「洗掉」藥粉,把麥粒吞進肚裡;蜥蜴、癩蛤蟆、蚯蚓、螞蚱都成了美味,結果因此中毒、喪命……

1960年4月,高吉義等9人被派去酒泉拉洋芋,餓極了的他們不顧一切,9人便將一袋160斤的洋芋煮了吃光,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不能坐,不能蹲,一彎腰嗓子裡的洋芋就從喉管掉出來,一名吳姓的右派活活脹死。高吉義回到住地,上吐下瀉,同住的甘肅省建工局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服侍他躺下。高一覺醒來,看見牛天德正從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中收集未消化的洋芋,在仔細地辨認著吃!因牛天德沒有撈著此次去拉洋芋的機會。

為了多得一口、半口湯糊糊,他們可以互相打得頭破血流,甚至幹脆去搶別人的來喝……

草籽吃了不消化脹肚,樹葉吃了便秘,但為了活命還照樣吃,拉不出屎,無奈之下,只好個個趴在窯外,撅著屁股互相給對方掏糞蛋。

後來,死人肉成了主要果腹之物。和鳳鳴的《經曆 我的一九五七》中已有「食人」的描寫:

「當時餓極了的幾位難友也曾經把死人的屁股肉割下來煮熟分食 在饑荒年代裡,餓殍遍野,死人肉是最容易得到了……原省法院的難友李定國,感到活下來毫無希望,看到身邊的人連死人肉都吃,在絕望中把被子撕破,把眼鏡砸碎,把手錶砸碎,第二天撒手人寰。」

在夾邊溝,吃死人後來變成了「常事」。最初,幾個右派去掩埋剛死去的鄧大夫,發現他的大腿肉比別的死者多,於是,幾個人動手把鄧大夫屁股、大腿上的肉割下來,用火烤著吃了。結果被農場管理人員發現,農場為了懲罰這些人,每人做一個木籠,很小很窄,將人關在裡邊,站著不能動、不能蹲也不能轉身。然後叫全場的人都來「參觀」,木籠裡的人只有眼睛轉動知道是個活物,其餘跟死人差不多,因為即使完蛋了但他們卻仍然「站著」,倒不下來。

但是,這種殘忍的懲罰並未能阻止「吃死人」之風。

  1. 管教幹部召開大會叫大家批判吃死人的孫××,說:「你今天吃人家,

明天人家吃你,這不是野獸嗎?孫XX還埃了一頓揍。但他此後照樣吃死人肉。後來,別人都死了,孫居然活了下來逃出了教養農場……

前面講到的留美水利專家傅作恭之死,其實,還有一個類似他的同夥,死得比他更慘。此人叫董堅毅,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說碩士),1952年響應毛共的召喚歸國,在上海從醫。1955年支援大西北來到蘭州,在甘粛省人民醫院供職。1957年整風中因給醫院領導提意見被打成右沠,送夾邊溝農場教養。1960年,夾邊溝死人達到高潮,其時董堅毅主要靠在上海工作的妻子顧曉穎(也是從美國回國)接済食物活命。一天董對難友們說,他已經等不到妻子送的食物了,向大家交待了一些後事。三天後董堅毅死去,時年35歲。同伴們遵囑用他的衣被毛毯裹紮掩埋。七、八天後,顧曉颕抵達夾邊溝農場。得知丈夫已死,顧失聲痛哭了二三個小時,然後掙紮著去看丈夫的屍體。難友們引導她去到董的掩埋地,哪知原來的地穴、屍體都不見了。幾經尋找,在後溝裡發現了董的殘屍,用來包屍的被、毯均不翼而飛,屍體上凡有肉的地方都被人切割吃光了,剩下一付骨架。由於頭上沒有肉,紫色的頭顱還完整地連在骨架上。顧曉穎撲在骷髏上哭得昏天黑地,直到天快黑了仍不肻走,並大聲哭叫:「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一起死!」幾個難友齊心合力硬是把她架回窰洞。後來,難友們幫助將屍骨火化,將骨灰交給顧曉穎帶回上海。

這是又一對夫妻雙雙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結局。

還有的右派餓得連大小便都走不動了,但又不能拉在床上或地上(帕影響大家),於是,只好把唯一的容器 飯盒又當便盆使用。一次,右派李景沆在宿舍排隊等待廚房的大師傅分飯 一勺糊糊湯,在他前面的一個已不能行動的右派,遞過來一個飯盒,大師傅一看,將內中的贓物倒在地上,一股臭氣隨即在全屋擴散。原來,那人的飯盒既裝「飯」,又當便盆,裡面還殘留著糞便,吃喝拉撒在一鍋。

而這些人,原來都是知識分子,很多人還是「為人師表」的教師、教授。暴力、饑餓不僅摧毀了他們身上的書生氣,連「人」氣也沒有了;暴政不僅猛於虎,暴政還可以將人變成畜生……這大概就是毛澤東要達到的目的!

據說夾邊溝農場的舊址如今己改建成為渡假村,紅牆碧瓦,樓台停閣,可以想見遊客們在花紅柳綠,碧波蕩漾的夾邊溝中嬉戲追逐,歡歌笑語的情景。他們知道當年死亡地獄的夾邊溝嗎?知道在他們腳下那些叫做右派分子的白骨嗎?當局不惜血本想讓今天的人們忘記過去,忘記在這片地上發生的慘絕人寰的悲劇和罪惡,但是,難道金錢真的可以掩蓋已經發生的-切嗎?可以改變歷史嗎?——這些人錯了,歷史在人們心中,歷史在正義的筆端,歷史象大氣-樣充盈天地,傳之無窮,不是蓋幾棟華屋、種幾株花草就可以掩蓋的!

夾邊溝的情況只是全國一個縮影,一個典型。別的地方的教養農場也許死人的比例沒有夾邊溝高,但事情本質沒有一點區別,因為總導演是同一個人。

在南方某地一個專收右派的教養農場裡,有一個管教幹部(中隊長),右派們背後給他起了一個名號叫瘋狗。「瘋狗」一見到「右派」,就怒眼圓睜,咬牙切齒,似乎跟這些人有八世冤仇。他是從部隊轉業來的,他的口頭禪是:「要是在部隊,老子早斃了你!」

雖然不能隨便斃人,但打人則是他的癖好。一次,一個右派因出工動作稍慢,「瘋狗」便上去打耳光,左右開弓說要打100個耳光,並且邊打邊叫「犯人」 報數,打到86個耳光時,他自己的手也腫了,便說留下14個「明天再補打」。哪知被打的是個剛入場不久的「新人」,受不了這種虐待侮辱,當夜便投河自盡了。

一次,大概是過「國慶節」, 管教幹部說這是革命人民的節日,右派沒有份,而且,尊照偉大領袖的教導:「人民群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強令全隊右派加班夜戰,不準休息,不準偷懶。大約晚上10時許,以「瘋狗」為首吃飽喝足,一個個紅光滿面,酒氣衝天的管教幹部,來到工地檢查。看到白天勞累了一天、已經筋疲力盡,饑寒交迫的老右們一個個無精打采的樣子,「瘋狗」大怒,從他見到第一個「犯人」(他只認右派為「犯人」)打起,手腳並用,後來還找來一根扁擔,「橫掃千軍」,一時間,工地上哭喊慘叫一片。後來,還是隨後趕到的中隊「指導員」藉故將他叫了回去,右派們才得以躲過這一劫。

至於平時,右派們的勞動成果,凡是優等優質的如雞鴨魚肉,都交幹部「小食堂」享用,小食堂挑選其中上品又給「上面」進貢;在那舉國饑饉的年代,勞教農場的管教幹部和獄卒們依然雞鴨魚不斷,一個個吃得紅光滿面,腦滿腸肥。而這些物品的生產者 右派分子呢,則是永遠不變大鍋白菜湯(或芥蘭菜葉),以及每日兩頓每頓四兩(舊秤)的黑木薯粉蒸糕,浮腫病傳遍了整個農場。右派中有人嘆之曰:懨懨生難遂,遲遲死不能。但進入1960年之後,餓死人的事就經常發生了,「死」不是「不能」,而是隨處可見的事了。

後來,「瘋狗」因開槍打死一名所謂「企圖逃跑」的右派,被調走了。那個倒霉的右派也是白死了 在那人命如蟻的年代,死一個右派算什麼呢?誰敢去追究呢?教養農場所有被餓死、打死、累死、工傷死的家屬通知書上,寫的都是一個死因:病故。

前面己提到,這個「教養」制度最野蠻、最令人恐懼的一點是它沒有「刑期」,一句「改造好了才行」就是刑期,實際上是無期徒刑。後來很多右派摘了「帽子」了,「解除」勞動教養了,但卻不肯釋放,而是宣佈「留場就業」,也就是一輩子做個「準勞改犯」。許多人就是因為歸家與親人團聚的希望破滅,最後走上自殺或逃跑之路。當然,大多數逃跑未遂,不是被打死就是接受更嚴厲的懲罰。1965年,作家楊顯惠19歲時奔赴大西北「上山下鄉」,來到甘肅生產建設兵團第十一師第六團四連小宛農場,發現農場裡一些已經解除教養、但仍不準回家,被安排在農場「勞動就業」的老右派,正是從這些人嘴裡,楊顯惠才知道夾邊溝教養農場之事,夾邊溝農場的暴行才得以曝光。

毛對知識分子的摧殘、迫害,當然遠遠不只是 「反右派」運動,毛對知識分子迫害是逐步升級的,開始時叫「思想改造」,在反右派時,已上升為將「右派」送農場勞動教養或管制勞動改造。但此時打擊面主要侷限在知識分子中的「右派」。 六十年代之後,毛將整個知識分子定義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1962年,此時毛名義上已退居「二線」,中共在廣州召開知識分子會議,周恩來、陳毅企圖去掉加在知識分子前面的「資產階級」定語,稱知識分子已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毛在得知後勃然大怒,立即返回一線重操權柄,在1962年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宣佈: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資產階級是主要的階級敵人。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無疑也成為主要的的階級敵人了。

1964年2月13日,毛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教育工作會議,在會上他惡狠狠地說:

「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文學家、戲劇家趕出城,統統轟下鄉,分期分批下放到農村去、到工廠去。不要總坐在辦公室,在辦公室裡是寫不出東西的。你不下去就不開飯,下去就開飯。」

1964年6月27日,毛在《中宣部關於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上,作了如下惡毒的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當官做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同年9月4日毛在武漢東湖賓館接見老撾愛國戰線黨文工團,在講話中說到有關知識分子問題時,毛說:

「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不改造不行,過去我們沒有抓緊。」「有幾百萬人,都是國民黨留下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現在他們受不了了。現在又整風,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整他一年、兩年睡不著覺,我就高興。」

從這些批示和講話中可以清楚看到毛的心理是何等陰暗、惡毒。過來人誰都知道,打從1942年延安整風之後,毛的文藝界就是一直在聲嘶力竭為毛共特別是毛本人歌功頌德,吹喇叭,擡轎子,為毛的個人崇拜和「神化」不遺餘力;就在毛作上述批示的同時,文藝界正在排演全力歌頌毛的所謂「大型歌舞音樂史詩《東方紅》」。毛居然還對他的文藝奴僕、走卒如此惡毒地咒罵,這只能用他對知識分子的本能的、天生的仇恨來解釋。至於他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自建國以來,實際上沒有一天放鬆過,直到將知識分子整得像狗一樣「夾緊尾巴做人」,而且從肉體上消滅了一大批,但毛卻仍說對這些人的改造「沒有抓緊」。

從上述這些毒液四射的批示、講話中,人們已清楚可見,毛在文革之前就已經對知識分子磨刀霍霍,準備再次進行更大規模的掃蕩、屠戮了,因為這時他已認定知識分子都是「階級敵人」了。

果然,不到兩年,毛便向知識分子,特別是「從舊社會留下來的知識分子」舉起了屠刀,進行了規模空前的毀滅性的「橫掃」,文革開始了……

至今還有一些糊塗蟲,說什麼文革中的打砸槍、關管殺都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年少無知的紅衛兵幹的,是這些青少年自發的「無法無天」的行為。筆者以為,說這些話的人先應該靜下心來去讀讀有關文字,瞭解一下毛是怎麼說的

1966年3月,毛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我們在解放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是越抵抗,就越暴露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是國民黨。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手裡,要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

同年6月10日,毛在杭州會見越南胡志明時說:「現在中國出了修正主義……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

7月18日,毛回到北京。一下車就說:「北京太文明了!……」

8月1日,毛寫信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號召紅衛兵「殺向社會」;霎時間,滿城腥風血雨,鬼哭人嚎……

8月22日,《人民日報》一天發表兩篇社論,鼓吹破四舊「好得很!」,要求掀起「破四舊」的更大的高潮。第二天,即8月23日,紅衛兵應聲而動,演出了國子監孔廟前、吉祥劇院等無數個地點的恐怖大戲……

1967年1月,《紅旗》雜誌第一期,發表了經毛親自審定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文中除了周揚外,被點名批判的還有田漢、夏衍、陽翰笙、林默涵、齊燕銘、陳荒煤、邵荃麟、何其芳、翦伯贊、於伶、茅盾、巴金、趙樹理、曹禺等等。這說明,毛要將其文藝戰線的佐輔、爪牙全部拋棄了!後來這些被點名的人全被打倒,其中不少還被從肉體上消滅。

其實,毛早就對文藝知識分子歧視、藐視,故意對其貶損、羞辱。比如,被人稱為中國的「文藝沙皇」的周揚,自延安整風到文革,一直是毛在文藝界的代言人,其人一言九鼎、說一不二,在文藝知識分子中「談揚色變」。但就是這樣一個文藝界的「最高領袖」, 毛不過給他個「候補中央委員」 的位置,這本身就是對文藝知識分子藐視、蔑視。以周揚三十年代初就領導中共文藝界的資曆,當個政治局委員綽綽有餘,毛卻故意使其屈居他的「小秘書」之下。以示對文藝界的藐視和羞辱。如今到了文革,連周揚也沒有面子了,被毛丟進了秦城監獄。

文革中毛對知識分子的打擊迫害達到新的高烽,有兩個特點可證:一是不再區分左、中、右,也不僅只限於文藝界,而是要將所有知識分子,特別是其中精英(即「反動學術權威」)「一鍋端」;二是不再區分黨內黨外,「一視同仁」。連劉少奇都要消滅,那些有黨員身份的知識分子也就無法再以「黨員」作為護身符了。

這兩方面的轉變,表明毛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已經從原來的意識形態的分歧發展到「階級」仇恨,發展到一種文化層面的對「異類」的敵視和勢不兩立。質言之,毛已決定將一切有文化、有學問、有成就的知識分子一概打倒!直至從肉體上消滅。這是毛主義惡性發展的一種變態心理,此時毛理想中他統治的國度最好是文化沙漠,清一色的馴服工具、愚民。只是還得有一批技術專家為他造原子彈、導彈,但這些科技專家最好是機器人,只會幹活,不會思考。所以他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只辦理工科大學,學生也只能從政治上可靠的工人中去挑選,學成後回原單位仍舊當工人。還可以設想,必要時毛會學斯大林,必要時將會造飛機、導彈但是有思想問題的人關進監獄裡去,讓他們在監獄裡造。

周揚被打倒後,接著便對文藝領域來了個大掃蕩,首先,文革之前出品的、所有歌頌毛和共產黨的電影、戲劇全部被批判、封殺,都成了「封、資、修大毒草」,如《林家鋪子》、《抓壯丁》、《兵臨城下》、《不夜城》、《紅日》、《逆風千里》、《怒潮》、《黑山阻擊戰》、《戰上海》、《東進序曲》,以及建國前左翼文藝家在國民黨時期拍的一切所謂「進步電影」,如《麗人行》、《桃花扇》、《萬家燈火》等等,批判的基本方法是從雞蛋裡面挑骨頭、無中生有、無限上綱,結果所有文藝作品無一不被冠以嚇人的罪名,所有創作人員不是打成「反革命分子」、「 特務」、「 反共老手」,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地主、資本家的孝子賢孫」,鋃鐺入獄或被下放勞動改造……

廹害在繼續升級,並向文藝之外的各個領域擴展,更多的知識界名人被廹害緻死或「自絕於人民」。

首先是處在政治漩渦中的一批知識分子被害,運動伊始,除吳晗外,鄧拓、田家英被迫自殺。(註:據新的資料,根據汪東興的交待,汪受毛命去找田家英談話,在交談中田被汪東興的隨從、內保人員朱國華開槍打死。)接著,是曾在延安當過毛澤東秘書的中央政研室秘書長柴沫自殺。接下來,曾任中宣部部長的姚溱在被單位造反派批鬥後當晚懸樑自盡。

再接下去:

1966年6月20日,著名史學家李平心自殺身亡。

8月23日,著名文藝評論家,《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陳笑雨  筆名馬鐵丁,在被批鬥後投永定河自盡。

9月3日,考古學家兼古文字學家秦夢家自縊身亡。

9月11日晚,著名京劇藝術家、京劇大師言鵬菊之女、梅蘭芳之徒言慧珠自殺身亡。

古典文學專家、語言學家、曾受教於王國維、梁啟超門下的劉盼遂教授,因不堪鬥爭中的淩辱毆打自殺身亡。

著名文藝理論家、曾任「左聯」組織部長、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上海作協副主席葉以群跳樓身亡。

著名演員趙慧琛因在建國前電影《馬路天使》中扮演妓女,受到造反派的侮辱戲弄,憤而自殺。

羅廣斌,文革前紅極一時的長篇小說《紅岩》作著之一,曾被關入渣滓洞的四川省地下黨倖存者,被誣為「叛徒」跳樓身亡。

嚴鳳英,著名表演藝術家,以主演黃梅戲《天仙配》名聞全國。被誣為「國民黨特務」,1968年自殺身亡,死後還被剖腹檢查是否藏有特務用的「微型收發報機」。

著名翻譯家傅雷,學貫中西,集文學、美學、音樂、外語四「家」於一身,1968年9月3日,因不堪摧殘淩辱,夫婦二人雙雙自縊而亡。

著名史學家翦伯贊,維吾爾族,1937年入黨,著有《中國史綱》等18部大作。曾營救胡志明出獄。建國後任北大副校長。之前毛澤東曾經說過翦伯贊與郭沫若、茅盾、範文瀾應屬運動的「保護對象」。但很快毛便自食其言,翦被毛點名批判,遭殘酷批鬥,1968年12月,翦夫婦雙雙自殺身亡。

電影演員上官雲珠,毛到上海時通過柯慶施召喚,兩人關係曖昧纏綿,因此被江青忌恨,文革中慘遭迫害跳樓自殺。

著名作家、曾經的「鴛鴦蝴蝶派」首領周瘦鵑,1968年在蘇州被迫投井身亡。

雲南大學校長、著名作家李廣田,1968年跳樓自殺。

著名文學史家劉綬松教授,因不堪迫害,與妻雙雙自縊身亡。

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顧而已,30年代在上海瞭解江青(蘭萍)一些歷史,文革後受盡迫害,1968年8月服藥自殺。

有蔣介石「文膽」之稱的蔣的高級幕僚陳佈雷之女陳璉女士,1939年20歲時背棄其家庭秘密加入共產黨,為中共建功立業並增色不少。文革中被誣為特務,1967年11月從11樓自墜身亡。

著名記者、新聞學者範長江,1936年以《大公報》記者身份到延安採訪,為毛共大造輿論,後成為中共新聞戰線的創始者和奠基人。先後任新華社總編輯、人民日報社長,國務院第二辦副主任,全國科協副主席等要職。文革中因不堪迫害,於1970年投井自殺。

記者、詩人、作家聞捷,曾以其對毛共工業建設的頌歌名播大江南北。1971年元月,開煤氣自殺。

版本、目錄學家、敦煌學家王重民,對上述兩學科均有重大貢獻。文革中自縊身亡。

(以上主要取材於戴煌:《牢記造神運動的教訓》)

此外,還有一些知識分子雖非直接自殺或被殺,但實際上亦因受迫害而死。如中共一大代表,毛的老友,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李達,在遭學生批鬥毆打時曾修書向毛澤東求救,毛不予理睬,不久即在傷病中身亡。又如文學評論家陶然,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魯迅夫人許廣平,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蔡楚生,作家趙樹理,文藝評論家、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著名作曲家馬可,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詩人郭小川,著名作曲家、《解放軍進行曲》作者鄭律成,原《文彙報》社長金仲華,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小說家彭柏山,文學評論家侯金鏡等等,都因被批鬥、摧殘,導緻身心殘疾傷病纏身、悲憤莫名而死。

另外,早在1958年,著名的國學大師、被譽為「近代中國最有學問之人」的陳寅格先生,其時已年近古稀,又雙目失明,仍然被無情地、惡毒地攻擊,嘲弄,陳寅格憤而辭職。在文革中抑鬱而亡。

總之,在毛當政的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管是黨內的或黨外的,「左」的或「右」的,也不管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或毛共自己培養的,除了少許科技型專家之外(這些專家中也有相當部分人被整、被迫害,見附文五),絕大部分都遭到各式各樣的迫害、侮辱,重者奪去了生命,輕者也被整得「夾緊尾巴做人」,慢性自滅。對文化人的絞殺、戲弄,似乎已成為毛的一種「嗜好」,他不是一次性處理,而是像貓戲弄老鼠一樣,捉了放,放了捉,摔下提起,再提起摔下,直到最後弄死為止。這種情況除了冠之「迫害狂」之外,實在找不到更確切的判詞了。

據有人統計,光在文革中被奪去生命的全國知名的高級知識分子即國家級文化精英,記錄在案者200餘人,還不算未記录的或省一級知名的知識分子或其他地方性知名人士。

然而,即使如此,毛還是不甘心,不滿意,在他臨死前,還發起全國性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批宋江」等運動,試圖將倖存的知識分子、殘餘的「儒家」收拾幹淨!可惜這時,毛自己也接近油枯燈盡,運動遂成強弩之末。於是遺憾地留下一句:「不要以為文化大革命搞三四次就行了。以後每七八年要來一次!」

附四、高壓下人格扭曲的另一版本:從反蔣英雄到毛的叭兒狗、

文化班頭郭沫若

郭沫若,四川樂山人,與宋代文豪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的老家眉山相距不遠,可算大同鄉。四川自古人才輩出,特別是文人,以李白、蘇軾為代表可謂名冠千古。「蜀江水碧峨眉秀,幻出文君與相如」,也許這與四川的山水靈氣有關。應垓說郭沫若也沾了一點山水靈氣,他有點才,可總體看來,更多地則是「缺德」, 這就讓他的才黯然失色了。關於郭沫若的人品,魯迅曾以「流氓才子」概括之,那主要是指其生活品性方面的問題。但那時郭政治上的品性、投機小醜和流氓本質尚未充分暴露,所以我們在此主要展示一下他後來、主要是在毛統治下這些方面的表現。

本來郭沫若確也可算當時中國一個文化方面的人才,中共就封給他詩人、劇作家、翻譯家、歷史學家、金石考古學家、書法家以及「社會活動家」等一大堆頭銜和官銜。他的官銜一般人不大清楚,只是其中兩個最基本的頭銜:中國文聯主席和中國科學院院長,人盡皆知。通俗地說,他是當時官、民雙方都認可的毛政權下的「文化班頭」。

郭這個文化班頭在毛澤東當政時代可謂中國文化界的不倒翁。這一現象是很奇特的,因為在毛統治下的中國,文化精英幾乎被逐一打倒,最後一掃而光,即使是毛的黨內「親密戰友」亦不能倖免。不是被送去見閻王,就是去秦城監獄,最次也被剝奪了官職,靠邊站了。而唯有這「郭班頭」卻始終不倒,而且在台上上跳下躥,搖旗納喊,呼風喚雨,好不風光。不管是真是假,在一般人看來他總算是毛的寵臣。

郭沫若被毛澤東選中為文化班頭是有緣由的,他確實有資格擔當此任。

首先,郭先生曾經是位中共黨員,反蔣介石的英雄,與中共在政治上有著共同語言、共同的思想基礎。1926年在廣東大學任教的郭沫若看到了當時的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大有成功希望,於是毅然投筆從戎,時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對文人一貫依重,對郭氏亦待之不薄,郭從宣傳科長做起,然後是宣傳處長,行營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被授予中將軍銜。當時的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乃中共領導人之一,一貫思想左傾的郭沫若與其一拍即合,相互配合默契。後來中共想通過工農運動將這場由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轉變成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察覺了中共這一陰謀的蔣介石不動聲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行了「清黨」, 使共產黨功一虧一簣。已經被深度赤化的郭沫若立即逃離蔣的大本營,奮筆寫下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討蔣「檄文」,痛斥蔣氏「背叛革命」。蔣介石便下令緝捕郭氏,郭投奔共產黨陣營,參加周恩來領導的所謂南昌起義,並經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加入了共產黨。南昌起義失敗,郭大概受不了去四處奔波打遊擊之苦,脫離了共產黨組織,並於次年東渡日本。因此,郭曾遭到共產黨內「臨陣逃脫」的指責。但後來毛澤東大概見其忠順可嘉,且有重要利用價值,叫有關部門澄清說:「郭赴日本乃經組織批準,無逃脫之義。」 仍對其以「同志」相稱。

郭氏在日本一住十年,玩弄了多個日本女子,在那裡生兒育女,好不快活。只是沒有官職。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國民黨不計前嫌,撤消了對郭的通緝令,允其回國參加抗戰。郭欣然回國。回國後即被蔣任命為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負責抗戰宣傳工作,再次獲得了充分施展才華的機會。

從抗戰開始到1949年中共建國之前,是郭沫若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其間郭氏跨越國、共兩黨,左右投緣,八方貫通,既有發號施令的官權,又有能呼風喚雨的文壇領袖身份,蓋因魯迅死後,郭的主要對手沒有了,依其在文藝、學術方面的成績和政治上的的縱橫捭闔,投機取巧,順利地佔領了雖沒有名號卻有其實的文壇領袖地位。單看1944年郭氏在重慶舉辦的五十生辰祝壽會的盛況就可知一斑。據親曆者雲,郭的壽宴排場可謂令人目炫神搖,任何朝中權貴都無法與之相比!出席壽誕的幾乎包括了當時各方顯要、各界名流、共達二千餘人,真可謂群賢畢至,少長鹹集。其千種風情,萬般榮耀,令人歎為觀止!當年的郭沫若集豪氣、俠氣、官氣、書生氣於一身,其志得意滿之情,領袖群倫之慨,溢於言表。觀之者曰:人生至此,死亦無憾矣。

然而水盈則溢,月滿則虧,郭氏最終亦逃不出這萬物自然規律。抗戰勝利後,郭又選定了再度投向共產黨。這一次又投對了,毛及周恩來出於政治需要,對其寵幸有加,1949年毛共建國後,郭沫若獲得一大堆頭銜,不僅成為文化班頭,還榮登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之高位。表面上看,郭投機成功,回報頗豐;但郭氏自己清楚,這麼多頭銜,實際上還不及當年他的一個「詩人」桂冠。在天下紛亂、兩黨逐鹿之際,僅憑這個「桂冠詩人」的身份,國民黨、共產黨都得想方設法籠絡他、拉攏他,他倒向哪邊,中國政壇的天平似乎就向哪邊搖擺;而他的亦官亦民身份,使之既可稱雄於體制之內,又可遊弋於體制之外。加之其風流倜儻,長袖善舞,在政壇、文壇都遊刃有餘,如魚得水。當此時也,萬物皆備於我,各方有求於我,郭某人何其快哉!郭氏當年真可謂置身於五彩雲中的無冕之王了。

然而天下一統之後,毛氏登基,一個空前強大、高度集中統一的帝國宣告誕生,也宣告了中國近半世紀的政治混亂狀態的結束,同時,也就宣告了各類「山頭」和無冕之王們命運的終結。在這個過程中角色轉變最快、最好當屬郭沫若了,他很快就從一個豪氣幹雲的無冕之王變成對新朝和毛皇俯首貼耳的順臣,弄臣、直至一只叭兒狗……

郭氏為什麼能快速完成這種角色轉變呢?這其中自然有內因更有外因,從外因來說,當然是毛澤東的手段高明。毛喜歡「後發制人」,他先以海納百川之胸懷,將天下英雄盡數賺入其「彀中」, 然後再來個「關門打狗」,「 甕中捉鱉」,採用包括慢火炙烤、當頭棒喝、抽筋換骨、泰山壓頂等各種招式,將昔年那些狂傲不可一世、藐視政治權威的「魯仲連」和「劉文典」們一個個收拾得像馴服的羔羊。

毛先不直接觸動這些新政權的「客卿」們,而是讓他們去各地參加(或參觀)「土改」、「鎮反」運動,讓他們見識一下階級鬥爭的腥風血雨,領略一下共產黨的手段,從而使他們內心得知,今日已是毛某人、共產黨「一家」之天下,他們都己身處在毛的「籠子」之中,無異於一只只任由其宰割的羔羊。只要毛下令,隨時都可以讓這些前朝遺老遺少們頃刻之間變成「地主」、「反革命」,然後或關或殺,使之變成萬人唾罵、萬劫不覆之「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緊接著而來的是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那些剛剛見習了毛共階級鬥爭手段、驚魂未定的「客卿」、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們 ,被勒令去學習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去檢查、檢討自己的「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和歷史上「投靠國民黨和美英帝國主義」,對共產黨、對「人民」犯下的「罪行」,一個個「洗澡」、「洗腦」,「脫褲子」、「割尾巴」,人人過關。這時,誰還敢不誠心誠意、誠惶誠恐檢查、檢討,「敬酒不吃吃罰酒」 呢?——「階級敵人」的可怕下場像一根無形的鞭子,在時刻抽打、提醒這些身負「原罪」的人們。除了真心實意馴服於共產黨,馴服於毛已別無選擇。

光是這麼文縐縐的「教育」、「檢查」、「檢討」毛認為還不行,他知道這些精英、「客卿」們,這些知識分子們,其實最害怕暴力,只要拿他們中的一些「沒有多大用處」的當作「雞」處理掉,其餘的「餱子」們就會真正乖乖地服服貼貼了。於是有了接下來「反胡風」、「 粛反」、「反右派」等各種以知識分子為對象、更加可怕的運動……

這樣,倖存下來的「客卿」們便一個個爭先恐後向新政權、向毛領袖表忠獻媚,歌功頌德,山呼萬歲。郭沫若就是這一人群中當之無愧的「首領」,表現最佳者。這除了因為郭作為現政權「客卿」首領的地位需要帶頭表率之外,更有其內心難以對人言表的隱衷,那就是他曾參加過共產黨又自動脫黨那段歷史。郭知道,只要他不小心拂了聖意,一頂巨大的「叛徒」帽子就會落在他的頭上,瞬間他就會失去一切,變成「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 這一切他心明如鏡,令他時刻膽顫心驚。所以,他必須超越一般人向毛歌功頌德,獻媚取寵,而且要一以貫之,不能稍有懈怠。這就是郭沫若由昔日的「反蔣英雄」、「反專制、反獨裁」鬥士,蛻變成新朝毛皇的弄臣、小醜、叭兒狗的原因和個中奧秘。而在毛來說,他的政權也需要一批吃閒飯之人,需要大批吹喇叭、擡轎子、做應景文章的文人墨客,而擁有這種能力和資望,最適合當這群人的首領、班頭自然非郭莫屬了,而郭自知有「把柄」握在當局,不敢不順從。主、僕雙方心有靈犀,一拍即合。

毛選中郭沫若作新朝文化班頭,還因為他看中了郭的本性和品格中的另一特點:投機善變又屈從政治權威。郭在國民黨統治前後,雖然寫過很多反蔣和嘲諷當局的文章,除了前面講到的《試看今日之蔣介石》之外,還有什麼《脫離蔣介石以後》、《革命春秋》、《洪波曲》、《南京印象》、《天地玄黃》等等,這些作品的基調就是左傾、反蔣;但同時,只要蔣介石放出和他妥協的氣球,給他一些「甜頭」誘餌,他就又會立即來個180度轉變,做起歌頌蔣的肉麻文章來了。如抗日初期,蔣起用了郭,郭於是立即為蔣鼓吹,在其《蔣委員長會見記》一文裡,郭寫道:從蔣的一個眼神,就「充分地保證著鋼鐵的抗戰決心」;而蔣的身體健康,就「充分保證著鋼鐵樣的抗戰持久性。」對於一個曾發誓不共戴天的政治仇敵,郭尚且能夠如此變臉之快,如此厚言無恥,如果新政權能給予他更大的甜頭,更高的位置,這個郭沫若還不惟命是從,死心蹋地緊跟自己、謳歌自己嗎!

主意已定,毛對郭氏先行籠絡之策,封以高官,賜以厚祿,給予禮遇,毛還特地稱郭為「郭老」(郭少毛兩歲)以示尊敬。看到毛對自己如此禮遇,郭被感動得五體投地,同時內心也戰慄難安,因為他知道,如果中共要追究自己的歷史,其罪惡肯定比很多被判處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嚴重得多。毛不咎既往而給予他如此厚待,除使他五內銘感之外,就是決心全力以赴效犬馬之勞。

幸好郭又有這種能力和這種 「才華」。他的辦法其實也很簡單,就是撤下自已身上的光環和裝扮、委下身段,不怕訕笑、不懼人指點,厚顔無恥地對毛大擁大順,大歌大頌,投其所好,觀其顔色,以毛之是非為是非,毛之好惡為好惡,盡其吹牛拍馬之才,阿諛奉承之能亊。

毛喜歡搞「運動」,郭氏除了做毛的運動喇叭筒和留聲機以外,還運用他的文藝專長,帶頭以詩歌形式為各種運動作圖解助威:

抗美援朝運動來了,郭作歌以助之曰:

「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

中華好兒女,齊心團結緊,打敗美國野心狼!」

「鎮反」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一時間人頭滾滾,血雨腥風。郭作詩配之以曲:

「鎮壓反革命,大家一條心。

特務惡霸是豺狼,

你不殺他他咬人。

大家快起來,堅決徹底,幹幹淨淨,全部肅清——肅清反革命!」

總之,但凡有運動,郭必以「詩」配合之、響應之。1956年毛提出文藝要「百花齊放」,郭作為文藝界的班頭,自然雀躍響應,郭詩人煞費苦心,羅列了一百種花名,各成一首詩,共計百首,以應「百花」之景。惜乎其「詩」太長太臭,有污讀者之耳目,不录也罷。

運動的最高潮當數「大躍進」運動,大躍進乃毛親自發動的全民運動,全國上下如飲狂泉,如痴如醉,如火如荼,號稱「一天等於二十年」。面對這個獻媚邀寵的良機,郭班頭當然不會錯過,因此,此段時間郭之詩興大發,「詩思」泉湧,僅1958、1959兩年,便出版了五部詩集,佔郭在毛政權下總共出版的詩集近一半。其中「佳作」頗多,請看《迎春序曲》:

「趕上英國只需十五年,農業綱要七年就可實現;一個大躍進接著一個大躍進,英雄氣概可以翻天覆地。看吧,要把珠穆朗瑪峰剷平!看吧,要把大戈壁變成良田!勞動人民曆來就是創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嚴。」

大躍進事事要求快馬加鞭,一天等於二十年,於是郭詩人想到把傳統詞牌《聲聲慢》改為《聲聲快》,欲與李清照一比高低:

「轟轟烈烈,喜喜歡歡,親親熱熱密密。六億人民躍進,天崩地裂,一窮二白面貌,要使它幾年消失!多益善,看今天,遍地英雄豪傑。八大煌煌決議,十九字,已將路線總結。鼓足幹勁,爭赴上遊須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億噸鋼鐵,加緊地將社會主義建設。」

大躍進中很快掀起「放衛星」高潮,中國快步進入「共產主義」 時代。在毛示意下,全國同時掀起「詩歌大躍進」高潮,郭詩人義不容辭,引領潮流,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下面是其表現我國農民衝天幹勁的《太陽問答》(前部分):

農民:

太陽太陽我問你,

敢不敢來比一比?

我們出工老半天,

你睡懶覺遲遲起。

我們摸黑才回來,

你早收工進山裡。

太陽太陽我問你,

敢不敢來比一比?

太陽:

同志同志你問得好,

我舉起雙手投降了。

我因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見不到。

西方的情況真糟糕,

不勞動的人光胡鬧。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擔保。

接下去是農民和月亮、農民和星星的對「詩」,亦極盡「浪漫」之能事。

大躍進之中毛又發動了一個叫「除四害」的運動,即消滅臭蟲、蝨子、老鼠、麻雀的次級運動,郭當即在《北京晚報》上發表了大作「咒麻雀」:

「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塌下來你不管。

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颳。

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做。

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哄來又怕鬧。

麻雀麻雀氣太嬌,雖有翅膀飛不高。

你真是個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

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

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後方使烈火烘。

連同武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天下同。」

後有科學家指出麻雀並非「害鳥」,其實是「利大於害」,不應列作「四害」消滅之。毛起初不予理睬,後因「蘇聯專家」亦支持利大於害之說。加上消滅麻雀的地區出現了其天敵害蟲肆虐的狀況,毛不得已才點頭取消麻雀的「四害」 之一的罪名,而以蟑螂代之。得此消息,郭詩人亦趕緊聲明「此詩作廢」。

郭當然不會只作這種「運動詩」,更要緊、更重要的是直接歌頌偉大領袖。郭這方面的佳作自然數不勝數,但最傑出的當推「人間出現雙太陽」之名句,此詩全名《宇宙充盈歌頌聲》:

「國慶年年溢光輝,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紀念碑,屹立天安門廣場。

廣場浩蕩人如海,豐碑巍峨天變矮。

人間出現雙太陽,天上地下添光彩。」

郭班頭還深知毛領袖於當今世界,最推崇唯蘇聯之斯大林,曾稱斯為「偉大的慈父與導師」( 見其《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郭深知「愛領袖之所愛」, 於是作詩雲:「斯大林,我們的毌親……」

郭詩人還巡遊四方,每到名勝古蹟,或遇工農商學兵先進典型,都要題詩頌之以作紀念,且時時不忘突出政治,如到新興鋼鐵之城攀枝花,郭詩人放聲歌唱曰:

「主席思想掛帥,精神物質互變,滿望新愚公……」

引述了郭詩人如此之多的「佳作」,也許讀者有些不耐煩了,筆者當然也有同感。不過為了領略這位文化班頭的風采,不得不這樣做。人們看了郭的這些「詩」,會為他感到悲哀,堂堂當年的「桂冠詩人」,號稱中國新詩之奠基者,居然到處去題寫發表這種連下里巴人都談不上的「馬屁詩」,為何不考慮一下自己的身份,不想一想後人對自己的評論呢?

這可能就是毛罵右派時所說的「利令智昏」所緻了。他為了保持自己文化班頭的地位和既得之榮寵,是什麼都不顧、什麼都在所不惜的,可能就差「舔痔嘗便」 了。這裡應說明一下,毛雖然給郭許多頭銜,但其實都是有職無權的「虛職」,就以他的本職中國科學院院長來說,也是「有職無權」,後來他說自己要「燒書」、辭職,就要呈報科學院中共黨組書記張勁夫批準。可見郭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個傀儡、擺設,但他已滿足於這種身份了。

為了記錄偉大的大躍進運動,總結「全民寫詩」的偉大成果,郭與周楊合編了一本大躍進詩歌集:《紅旗歌謠》(上、下集)。其內容之醜陋齷齪不堪,前面所录《太陽問答》可見一斑。然而郭詩人在其「序言」中居然大言不慚地說:「目前的中國正是詩歌的汪洋大海,詩歌的新宇宙,六億人民彷彿都是詩人……,」為名利所累,郭詩人是什麼大話、瞎話都說得出、什麼髒事、醜做得出來了,在「厚黑學」方面,可能己與其毛主子相伯仲,在「拍馬術」方面,則堪稱全國文化界的標兵、「師表」。

既要為「運動」造勢、服務,當然不只是正面歌頌,還要有對運動對象、「敵人」的無情打擊,要痛打落水狗。這方面也是郭之特長,如對胡風。郭對胡風深有瞭解,在毛共建國前,他與胡風都是非黨員的「左傾進步作家」,相互提攜吹捧。胡風與周楊的矛盾,胡風的所謂三十萬言意見書的內容實質,郭沫若都很清楚,這些其實都是毛共文藝界內部的派別之爭。然而在胡風事件被毛無限上綱,無中生有地定性為「反革命集團」之後,作為文藝界頭頭,中國文聯主席的郭沫若,不但沒有出來調停,而是一味唯毛的馬首是瞻,在一旁不斷煽風點火助焰。為了取悅毛,郭不惜將胡風往死裡推!他先是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一文,為批胡鳳推波助瀾;胡風問題被認定為「反革命集團」之後,郭在文聯和作協主席團會議上大聲疾呼「對胡風反革命集團,必須加以鎮壓,而且要鎮壓得比解放初期(的運動)更加嚴厲……」人們都知道,所謂「解放初期的鎮壓」如清匪反霸、鎮反,是動輒就判處死刑的。比其更嚴厲,當然是立即將胡風及其追隨者斬盡殺絕了。緊接著郭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依法處理胡風》的文章……,郭的這一切表演,無疑都是為了取悅毛,郭知道毛一貫反對對敵人「施仁政」,主張對一切反動派窮追猛打,堅決、徹底、幹淨、全部消滅之。所以他投毛之所好,必須要如此叫嚷。在他的帶領下,中國文藝界的大小頭頭們紛紛起來,聲色俱曆向胡風討伐,都學得了郭班頭見風使舵、落井下石的本領。此後,凡毛揪出了什麼「反黨集團」, 郭都要應聲「痛批」, 包括對他老戰友、老朋友都立即反目成仇,上綱上線,決不姑惜。

為了表示自己對毛這一思想學到了手, 1961年,在一次陪同毛觀看京劇《三打白骨精》後,郭就劇情寫了一首詩呈毛,前幾句是:

「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仁茲對友刁,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

在郭看來,唐僧應該千刀萬剮,罪名是敵友不分,立場不穩。毛閱後,回贈詩一首,指出:

「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

由此看來,郭沫若比毛澤東更「左得可愛」了。當然,毛對郭這種忠誠和「疾惡成仇」是深為讚許的。而這正是郭要達到的效果。

1957年毛發動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派」運動,可說是古今罕有的最大、最為惡劣、最為卑鄙的文字獄。為了給自己出爾反爾、背信棄義的行為辯護,毛使出流氓無賴伎倆,將自己的陰謀說成是「陽謀」,還將在運動開始時白紙黑字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等等承諾,以「右派不僅是言者、還是行者」這樣的「理由」耍賴。

郭沫若立即響應,為主子補充,說什麼「無罪者言者無罪,有罪者言者有罪」。揣摸主子的意圖、為主子揚威、護短,這些古今中外奸侫的本領,郭都學到家了。

在文革之前,郭是能夠經常接觸毛的人之一,還是不時與毛詩酒唱和的「清客」之一。郭對自己的這一角色十分自覺,也非常謹慎小心。毛每有詩詞,郭必和之,這些唱和之作除了肉麻吹捧之外,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都寫得很蹩腳。起初有人以為是郭詩人江郎才盡使然,但仔細推敲不可能次次如此,於是才知道此乃郭詩人有意為突出偉大領袖而故意「藏拙」所緻。為了成就主子,而不惜糟蹋、貶損自己,這種苦心和忠心難能可貴,不過如此一來,郭詩人就與下三濫詩人為伍了。

由於可以經常接近毛,當然可以從毛的言談中揣摸出主子的心態,好惡,郭作為史學、文學侍臣,在與毛的交談中不免提到一些歷史話題,包括對歷史人物的臧否。比如毛讚賞曹操,郭便不顧自己過去曾經著文罵過曹操,也不顧及近一千多年來曹操在中國人心目中婦孺皆知的「奸雄」形象,立即揮筆寫下為曹操翻案的文章,旋又寫下讚美曹氏的「歷史劇」《蔡文姬》。在得知毛對女皇武則天情有獨鍾之後,郭便馬不停蹄炮製了多幕歷史劇《則天女皇》。

郭又得知毛對我國唐代大詩人李白和杜甫有「揚李抑杜」的不同的評價,郭於是趕忙炮製了一本名為《李白與杜甫》的小冊子,郭拋開從作品藝術性、思想性去評價作者的傳統做法,卻搬來了毛的「階級分析法」,考證起詩人的「階級成分」。結果「發現」杜甫是「地主」出身,證據是杜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有雲:「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郭證之曰:當時窮苦老百姓的茅草房只有「一重」,多者兩層,而杜的屋子竟然有「三重茅」,不是地主是什麼?

不知郭詩人是否想過他自己住在清朝的王爺府,算什麼「階級」?

在對近現代人物的評論中,郭更是充分表現了他那少有的「牆頭草」角色,這方面最典型、最突出的莫過於對魯迅的態度了,其言語之肉麻、無恥,堪稱前無古人。文藝界和愛好文學者都知道郭氏與魯迅原屬兩個勢不兩立的營壘,互相謾罵攻訐了好些年,而且雙方都使用了最惡毒的語言,郭罵魯迅是「封建餘孽」,「法斯西蒂」,「二重反革命」;魯迅則回敬郭氏以「流氓、地痞」,「 流氓才子」的「桂冠」。郭沫若當年投靠以「四條漢子」(周楊、夏衍、田漢、邵荃麟)為代表的中共文藝營壘之下,滿以為肯定能得到共產黨的歡心和鼎力相助,誰知,後來掌控中共的毛澤東看到魯迅的影響力更大,決意捧魯迅以籠絡廣大文學青年,又因為魯迅己於1936年死去。於是毛決定「高舉」魯迅的旗幟,對魯迅進行了一連串至高無上、不著邊際、肉麻無恥的吹捧,連延安的文藝學院也以「魯藝」 命名。這樣,郭氏在這一場政治投機中眼看失算了。可是,他決心挽回這一「失誤」, 辦法很簡單,就是投毛所好,大力吹捧魯迅,反正魯迅不會從地底下爬出來與他爭辯了。主意打定之後,郭對魯迅的態度來了個180度轉變。郭語出驚人,文革中在紀念魯迅的會上他竟然裝作痛心疾首、厚顔無恥地說:

「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得盡緻。」接下去竟然當眾以魯迅的「徒孫」自稱。又把魯迅描繪成「紅衛兵」,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麼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在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所沒有走過的路……」其肉麻無恥的水平,堪稱空前絕後了。

當然,誰都知道,他對死人魯迅的所有吹捧,都是做給活人毛澤東看的,都是為了向毛獻媚、取寵、以固其位,真可謂用心良苦的「曲線救己」了。

郭的厚顔無恥也許只有毛澤東能與之伯仲,區別只在於毛在這類無恥的表演中不脫流氓帝王的霸氣、痞氣。而郭體現其中的則是更多的奴氣和媚骨,這就是基於二人地位和身份不同帶來的差別。

就是憑著這種對毛無限忠誠和奴顔婢膝精神,郭穩穩坐了二十幾年文化班頭的交椅。曆次運動,郭都有驚無險,都被毛高擡貴手,保護過關了。

但正如俗語所雲:天有不測風雲,人算不如天算。終於有一天,郭感到禍亊臨頭了。而這個「天」正是毛澤東。鑑於此事由來較長,不得不多說幾句。

事情的禍根在於對秦始皇贏政的評價,具體則是起於郭的一本歷史小冊子。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重慶,郭沫若等左冀文人無不在指桑罵槐譴責當時的國民政府沒有給人民民主自由,影射、謾罵蔣介石「專制獨裁」。作為歷史學家的郭沫若以其專長寫下大量「借古諷今」文章。1945年9月,郭將其於1943年至1945年間的十篇「批古」文章聚集出版,名為《十批判書》。其中第十篇叫做《呂不韋與秦王政批判》,主要觀點是肯定呂不韋的「人本思想」,認定「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批判秦王政企圖將天下作為-已私產並「傳之萬世」的獨夫哲學。書中還把孔子作為重要的「改革家」加以肯定。郭沒有想到,此文與毛當時在重慶發表的《沁園春·雪》一詞對秦始皇的態度相左,但當時毛忙於奪取政權等軍政大亊,估計無暇顧及此書。即使看過,因當時郭與毛還是「友人」、「諍友」關係,毛也對其無可如何。故這件事從未被毛提起。

然而,毛共建國毛成了毛皇以後,毛不止-次表達了對秦始皇的肯定和鍾愛,(後來則直接公開聲言「我就是秦始皇」,如1973年9月23日毛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的講話)。毛明確表達對秦始皇的鍾愛讓郭班頭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和恐慌,他決心「變臉」以求自保。六十年代初,郭氏出版了-本新書《讀<隨園詩話>紮記》,共77條,其中第八條為「論秦始皇」,藉機表達了與自已過去完全相反的觀點,在關於秦始皇「焚書」的問題上,郭居然將他原說的 「普天之下大燒其書」, 改變成秦始皇收書辦公立「圖書館」;把秦為防人民反抗「收天下之兵」,說成是「鑄劍為犁」。總之都意在「偃武修文」,在為人民辦好事。郭出的書自然要送呈毛澤東。郭想以此向毛表白:對秦始皇我和您保持-緻。過去如有相左之處,萬望勿以為意,放我一馬。毛收到後暫且按下不表。

不久文革就來了,一些與郭班頭級別接近的馬屁精如翦伯贊、吳晗之流紛紛落馬。郭班頭一看大勢不好,他首先想到的辦法是辭官保身。1966年1月27日,他主動向當時的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提出辭去科學院的一切職務的請求,他誠懇地說:「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期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這後半句是向「毛」表明心跡:我絕對沒有以此發洩不滿、「要挾」領導的意思。但這個呈報沒有下文,大概毛未批準。

不久,當年4月14日,在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上,郭洗耳恭聽了文化部黨員副部長石西民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報告。在學習發言中(一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文聯主席都要洗耳恭聽一個文化部副部長的報告,還要學習、發言,可見郭沫若的文化班頭做得確實太窩囊了),郭即席提出了要「燒燬」自己一生的全部著作的驚人之論。郭說:「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接著他作了沉痛的檢討,「文藝界上的一切歪風邪氣,我不能沒有責任。」表示要誠懇向「工農兵學習,拜工農兵為師」,還說:「我今年已經七十幾歲了,雄心壯志還有一點,就是說要滾一身泥巴,我願意;要沾一身油污,我願意;甚至要染一身血跡,假使美帝國主義要來打我們的話,向美帝國主義分子投幾個手榴彈,我也願意。」

過去,毛曾發過話過:郭沫若、茅盾、範文瀾、翦伯贊四人要保護。不過,毛又犯健忘症了,文革還沒開始,他自已就先把翦伯贊「打倒」了。對郭,毛既沒有重申「保他」,也沒有下令打倒他。毛在杭州聽了康生關於郭在人大會上提出要「燒書」 的要求及其所作檢討的彙報之後,立即命令將郭的講話、檢討的原稿先由《光明日報》刊登,然後《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接著全國的報紙也轉載。這雖然不是明令「打倒」郭,但也是「搞臭」他的-步,讓他在全國人民面前出醜,掃面子,算是對他的一次敲山震虎。

看到毛如此處理自己的檢討,郭班頭感到大難臨頭,知道毛可能要跟他算賬了。自此提心吊膽,過著誠惶誠恐、朝不保夕的日子。此時他的自救之法,仍然是主動「檢討」、「認罪」、兼「拍馬」,不過現在他不但拍毛的馬屁,而且重點拍毛夫人江青的馬屁,希望以此「曲線救己」。1967年6月5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 舉辦的紀念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週年的討論會上,郭作了題為《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的閉幕詞。然而意猶未盡,又當場向毛夫人江青「獻詩」一首,郭班頭聲情並茂朗頌曰:

「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然而遺憾的是,儘管如此賣力表演,總的說卻效果卻不佳。

先是,文革伊始,「毛主席的紅衛兵」就響應毛的號召,殺向社會,不久,就找上郭的門來了,紅衛兵殺氣騰騰勒令郭交待兩條「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一是,郭在一首與毛唱和的《滿江紅·領袖頌》詞中有一句:「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紅衛兵怒斥:全國人民都在高唱「東方紅」,你為什麼唱「東方白」?居心何其毒也!——這其實是一宗「冤案」,因為首先使用「東方白」一詞的是毛澤東自己,郭不過拾其牙慧而已。最早是毛在和栁亞子的《浣溪沙》中,寫下了「一唱雄雞天下白」 之句。1964年春,毛又在其《賀新郎·讀史》一詞的最後一句寫道:「歌未競,東方白。」然而這幫「革命小將」是不講道理的,而郭詩人自然也不敢拿偉大領袖來為自己辯護。

第二條罪狀更加離奇,說的是郭為一本當年紅得發紫的紀實小說《歐陽海之歌》題寫封面書名一亊,說是包藏禍心,極其惡毒,是一個巨大反革命陰謀。經過他們仔細辯認,發現那其中的「海」字是由「反毛澤東」四字組成,整個這五個字中紅衛兵發現了十六處「反革命罪證」。 於是限令郭交待其動機、目的,以及反革命綱領、計劃等等,否則「後果自負」!

經曆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這種事態的嚴重性,很多人可能就此淪為冤死鬼!這種欲加之罪如何能辯得清楚?眼看限期在即,大難可能臨頭。好在周恩來知道了此事,立即安排將郭秘密轉移。紅衛兵失去了目標,只好悻悻而去。經此劫難的郭後來專為此事填寫了一闕叫做《水調歌頭·海字》的詞,詞曰:

「海字生糾葛,穿鑿費深心。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為僉壬。(僉壬,古語卑鄙小人之意)

誣我前曾叛黨,更複流氓成性,

罪惡十分深。

領導關心甚,大隱入園林。

初五日,零時傾,飭令嚴。

限期交待,如敢違抗罪更添。

堪笑白雲蒼狗,鬧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藍。

革命熱情也,我亦受之甘。」

這事件雖然荒唐,但詞中兩句:「誣我前曾叛黨,更複流氓成性」,說的卻是事實,非「誣」也。最後一句,活畫出郭一付無恥奴才相,如果周恩來來看了可能後悔送他「入園林」,由他「受之甘」便了。

至於郭的家庭在文革中所受的打擊,就更慘了,簡單說就是付出了兩個兒子的代價。筆者以為,這是因為毛考慮再三,覺得直接拿郭本人開刀不太妥,但又不能讓他「逍遙法外」,故釆取「曲線報復」 的辦法,在江青主持唆使下,由紅衛兵出面將郭的兒子用來「頂罪」。

第一個「頂罪」的是郭民英,是郭與於立群生的第三個兒子。

郭民英自小有音樂天賦,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他隨身攜帶一部小收音機,為的是聽音樂、學音樂方便。文革初始,此事即被同學檢舉揭發,一些人直接上書給毛澤東說郭民英搞「特殊化」,並有裡通外國之嫌。此信竟然被刊登在《內參》上,可見「頂層」對此非常重視。郭民英受到重大壓力,一氣之下,放棄了音樂,去了部隊,去浙江前線當了一名海軍士兵。據知情者說,民英在部隊表現很好,被當作「接班人」培養,已被接納為預備黨員。但後來知道郭沫若受到批判、衝擊,郭民英的處境急劇惡化,就在討論他入黨應否轉正之際,郭民英於1967年4月7日突然「自殺」身亡……。其兄郭世英去部隊料理弟弟後事,問到其弟的死因,部隊的人說是郭民英患了精神分裂症所緻。世英說:「我才不信呢!」但卻沒有其他方面的證據,郭家也不敢追究,便只好默認「自殺」。不過可以推斷,這樣一個有著強烈上進心才二十出頭的青年人,如果沒有特別的原因,是決不會「自殺」的。

其時江青、康生正對郭沫若緊揪不放,這很可能得到毛的示意,否則他們是不敢的。江、康的醉翁之意不在郭,目的是將與郭有密切關係的周恩來牽扯出來,一併清算。而郭民英之死更可能是毛、江打擊郭沫若計劃的一部分。

接下來第二個犧牲品就是郭民英的胞兄郭世英了。世英是郭沫若與於立群所生第二子,

文革時世英是北京農業大學學生,「農大」中有一夥受到江青操縱的反周恩來的紅衛兵,他們在1968年4月9日將郭世民綁架,情勢非常危急,恰恰第二天郭沫若要參加一個由周恩來主持的活動,世英毌親於立群便懇請丈夫將世英被綁之事面呈周恩來,請求周出手救援。次日,郭沫若按時參加會議,而且就坐在周恩來身旁。然而這位已經被嚇破了膽的可憐蟲父親,硬是將兒子的生死之事埋在內心,任憑它在內心倒海翻江也不敢向周恩來吐露半個字!結果在郭民英被綁的第3天,因不堪酷刑折磨而跳樓身亡,臨死也沒有鬆綁,身上的傷痕觸目驚心。此時是1968年4月12日,即其弟「自殺」 的剛好一年之後。

可以想見於立群對這個丈夫的怨恨和失望!其實此時周恩來仍然有一定實權,只要郭向他開口,周決不會置之不理。後來周恩來得知郭世英死訊後,親自到郭的住所前海西街去弔唁。又兩次派人調查此案,但終因對方的後台「硬」,調查無果而終。

儘管受到如此殘酷打擊,付出了如此代價,毛仍然不肯完全放過郭班頭。

1973年7月4日,毛在一次講話中突然舊事從重提,說起郭班頭的《十批判書》中對孔子的讚揚,對秦始皇的不敬,即席作打油詩一首以戲之:

「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雖說語近戲謔,然而君無戲言,其中暗含殺機,令人震顫。郭班頭記得很清楚,就在文革前夕的1963年3月,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點名說:吳晗、剪伯贊「他倆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卻反對共產黨。」就這麼輕輕一句話,一個在文革開場時便命喪黃泉,一個在飽受屈辱和皮肉之苦後夫妻雙雙「自絕於人民。」 如今毛又如此說自已「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這是性質相似的話語。郭得知後怎能不徹夜難眠?!

亊情還有後續,一個月後的8月5日,另一首由江青記錄的名為《讀封建論呈郭老》的毛詩「改定稿」送到了郭的面前: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

祖龍魄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遵行秦制度,《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郭知道,按常規,只要是被毛點名批判之人,只要他人在大陸,就在劫難逃了,輕者打入另冊,重則性命不保。不過,郭旋又看到,毛在開頭還稱他「郭老」,似乎還戀舊情,或許看在他多年為其不遺餘力歌功頌德的份上,能夠對他網開一面,只是將他戲弄-番罷了。

毛沒有暫時沒有後續動作,郭班頭提著的心總算逐漸安定下來。可沒有想到,懲罰還是來了,而出面懲罰他的正是他苦心孤詣歌頌的江靑女士。1974年1月25日, 中央直屬機關召開「批林批孔」萬人動員大會,郭沫若事前接到必須全家到會的通知,他知道非同小可,只好抱著病體到會。果然此次叫他來是充當反面角色,大會上,江青當著萬餘中央幹部及郭的家人的面,兩次點名叫郭站起來,這個年屆八旬的「郭老」只好像小學生一樣報到,站著聽訓。江青不是一般地批評他,而是當眾宣讀毛澤東那兩首批郭的詩,外加無情的申引批判。可憐的郭班頭此時無地自容,恨不能如孫行者鑽入地下。事後,郭的病更嚴重了,住進了醫院。

我們知道文革中很多事情毛自己不出面,叫江青代行旨意,打先鋒,如整死劉少奇、陶鑄均是如此。正如後來在審判江青時她自己所說的,她只是毛的一條狗,毛叫她咬誰就咬誰。所以,後來那些將對郭沫若的迫害歸咎於江青或「四人幫」的說詞,完全是故意栽髒,為毛開脫。

其實,郭氏雖然人格卑污,但對毛確是忠心耿耿,亦步亦趨的,甚至到了不惜自辱人格,主動充當弄臣、小醜的地步。對於這樣一個超級奴才,毛都不能容忍,僅僅因為他在二十年前寫過一篇他不喜歡的文章。由此可見毛的刁鑽、刻毒、陰損,堪稱前無古人了。

令-般人絕對想不到的是,在毛面前如此奴顔婢膝、形同叭兒狗的郭沫若,當年作為「桂冠詩人」卻是何等的豪情滿懷,不可-世。下面引郭寫於1920年的-首詩:

「我是一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切星球來吞了,

我把宇宙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切星球底光,

……

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天狗》)

何等高傲,簡直氣吞宇宙!看起來-個十足的「大我」,頗有毛領袖當年「我即宇宙!」 的氣概。只可惜這個文人的「大我」 碰上暴君的「大我」,立刻就變成了一只漏了氣的氣球,天狗化作了-只叭兒狗。不過郭詩人當年將自己比喻成-只「狗」還是很正確的,即使是「天狗」也是狗嘛,具有狗的天性,如對生人、外人兇狠無比,對主人則無限忠誠,慣於搖尾乞憐。後來郭詩人的這種天性在毛領袖面前表露無遺。即使付出了兩個兒子,即使本人也遭到無情的打擊、羞辱,他對毛仍然忠心耿耿,無半點怨言。臨死前仍然囑其家人:「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按照主席的思想去做,就會很少犯錯誤。」

郭氏如何從一個氣傲如山、睥睨時流的「狂士」變成毛的一個弄臣、小醜的,這確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這種巨大的角色反差是怎樣形成的?內中蘊含什麼妙理?筆者以為,這種「郭沫若現象」,不能簡單用毛的暴虐酷毒和人的貪生怕死來解釋。當然,暴政造成的恐懼是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如郭沫若者流,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曾面臨坐牢、殺頭的危險,也有不少共產黨員、左傾分子被國民黨「明殺」或「暗殺」,但他們沒有屈服,仍然阻擋不了後來者前赴後繼。可見暴力之外還有其他因素。

竊以為,首先是,這些人都有「把柄」操在毛之手,除了「忠於」毛,別無選擇。比如,當時所有在大陸的中國人都曾在公開場合表示過永遠跟毛走(幹部和共產黨員就更不用說了),都在不同場合公開發表過反蔣、反國民黨、反美,後來是反「蘇修」的言論或文字,鐵扳釘釘。所以,只要加給他們投靠蔣介石、國民黨,投靠「美帝」、「蘇修」的罪名,或者反毛、反共的罪名,對方就只能低頭認罪,只能辯護其「罪行」的有無,而不能反指事情本身的對錯。可憐全中國人被毛一人綁架、裹脅,全都成了「人質」,除了跟毛走、別無他法。

其二是,毛政權可怕的株連九族法。株連法在中國皇帝專制時代廣泛使用,但帝制被推翻後就被廢除了。可是在毛當政後得又檢起了這條惡法,並加以空前的發揚光大。一旦有人陷入了毛的「敵人」的境地,其配偶離婚、子女登報聲明脫離父子(母子)關係都是很正常的事,因為不如此,就將受到可怕的株連。另一方面,當事者一旦瀕臨絕境,知道自己無生還的希望之後,其人性本能促使他(她)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不要、或儘可能減少對親人、後代的株連。這時執掌刑律的當局便與你作交易:只要你表示認罪伏法,最好在臨刑喊幾聲「毛萬歲」,將大大減輕對你家人、後人的連累。這種交易能夠不做嗎?多數人是願做的。

其三是長期愚化、奴化教育造成一般人對對毛的迷信和絕對順從心理。也就是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發言所說的:被國民黨殺了不要緊,被共產黨殺了還要遺臭萬年。這種自我奴化、愚化,與在帝皇專制時代,接到皇帝要殺頭的聖旨時,還要說:「謝主隆恩,吾皇萬歲、萬萬歲」 完全一樣。

除了以上三條之外,像郭沫若之流還有他的個人因素,這就是前面講到的郭氏為名為利所累,已習慣於趨炎附勢,投機取巧,出賣良心,他把一切、包括靈魂都交給毛了,已對毛已經死心塌地,己經無法回頭,所以對其只能忠順到底。綜觀郭之一生,青年時代不失有一種意氣風發、狂放不羈的時代反叛精神;中年則轉化成全力追求名利之徒,但還披著一件「浪漫」的外衣;到了晚年,名利已經到手,便將全部心力用在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上了。加上其人格、本性的弱點,便做出了一般人難以做到的不顧廉恥的投機取巧、見風使舵、諂媚取寵的醜態。

擴而大之,郭的上述性格也反映在他對其他政治人物、政治亊件毫無主見、隨風倒的態度上。比如,對落難的劉少奇、林彪、鄧小平,他緊跟著「變臉」,落井下石;華國鋒登上了「接班人」的寶座,他便歌頌華「英明領袖」;「四人幫」垮台後,他又跟著痛打落水狗了。總之,這時的郭已經看不出還有自己的人格,自已的是非,當權者的是非、愛璔就是他的是非、愛憎,他「唯權是拜」,「唯權是主」,誰當權、誰就是他的「主子」、「 恩公」。正由於郭對權力絕對順從的奴才相,所以各個時期的當權者也就對他網開一面,讓這個郭班頭得以壽終正寢。

記得齊白石曾畫過一個不倒翁,並配詩一首,詩曰:

「烏紗白帽儼然官,

不倒原來泥半團。

忽然將汝來打破,

通身何處有心肝。」

這可能是郭某人最好的寫照了。然而你很難相信,正是這個郭沫若卻說:「我平生最恨的就是虛僞與做作」。 看來郭班頭太「謙虛」了,從其所作所為來看,他其實早就可以獲得一頂「虛僞與做作大師」的桂冠。謂予不信,且看其在文革後期的幾首「佳作」:

其一曰《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十週年》(1976年5月16日作,這時毛尚在);

四海通知遍,文革捲風雲,

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

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

鶯梭勤織錦,茁茁新苗壯,

天下凱歌聲。

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

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項為綱」批透,複辟罪行怒討,

地動走雷霆。

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可惜就在當年的9月9日,「揮巨手」 的毛死了。郭某立即加入為毛哭喪的行列,剛好《詩刋》向其約稿,郭於是立即寫下題為《毛主席永在》的七律二首。詩刊的編輯展稿一看,赫然映入眼簾的第一首第一句是:「偉哉領袖比爺親」。 編輯們的眼睛瞪大了,一時不知所措,他們知道,郭比毛還大一歲,現在居然叫毛為「爺」, 雖然他自願當孫子,但公開發表 合適嗎?……終於編輯們做了一個勇敢的決定:只刊發其第二首,將這「比爺親」退了回去。真得感謝《詩刊》的編輯們為中國人避免了一次令全民「蒙羞」 的「事件」 。(後來郭「從善如流」, 將這句改為「偉哉領袖萬民親」,將其在《人民文學》上發表。)

又不到一月,「四人幫」垮台,江青等毛的嫡傳被捕。善於「觀風」「變色」的郭班頭立即寫下又一首「水調歌頭」, 不過,其主旨和立意與五個月前那首完全相反:

《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

掃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梁。

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

接班人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

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你看,他當年衷心讚美的江青,不但變成了「白骨精」, 還「廹害紅太陽」!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後來在郭的追悼會上,為其緻悼詞、盛讚郭班頭一生豐功偉績的,正是被他罵作「螳臂擋車」的「走資派」鄧小平!而且鄧大人不久又取代華國鋒登上了中國「一把手」的寶座,可惜這時郭班頭已經入住八寶山,不然肯定又有更加精彩的「頌鄧」佳作供我們欣賞,真遺憾!

附五、 自然科學家的不同命運

毛澤東集殘暴、毒辣、陰險、狡詐、虛僞,可謂「五毒」俱全,但卻決不昏瞶,甚至堪稱精明之至。他的一切言行舉止、政策、制度,都服從於他的政治利益和長遠目標,當危及他的根本利益時,他可以將他的「馬列主義」如棄敝履,做出驚人的抉擇,如在中蘇珍寶島之戰後,當遇到蘇聯核打擊的威脅時,美國趁機為他解了圍,並對他搖起了橄欖枝,於是毛毫不猶豫地決定對美「友好」,實行「聯美抗蘇」的重大戰略轉變。對一個互相鬥爭、咒罵了幾十年的「不共戴天」的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可以一下子友好起來,一時間互相訪問、互簽協議、發表聲明、打得火熱,臨末還與被趕下台的尼克松情深意長,依依不捨;卻將一個原來同屬「共產主義」陣營,還是中共長期以來依賴的「老子黨」、「老大哥」蘇聯,當作了勢不兩立的頭號敵人。何哉?就是因為事情關係到了他的統治能否繼續、他的國家能否生存的大問題,這時他過去高舉的什麼「主義」、旗幟也就變得一文不值,在轉眼之間將外交政策羅盤旋轉了180度。

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毛也知變通。總的來說,毛對知識分子是深惡痛絕、勢不兩立的,但這主要是針對那些人文知識分子而言的,因為他認為這些人對他的統治、他的國家 「有害無益」; 而對於科技知識分子,因為需要他們來為自己發展軍事科技、軍事工業貢獻力量,為其稱霸世界服務,所以一般地在政治上採取網開一面的政策,生活上給他們遠高於一般幹部、一般知識分子的待遇,讓他們忠誠地、安心地為「政治服務」,為他的政權服務。因此,不論在反右運動或後來的文革,他都特別制定了「保護科學家」的規定。在1957年反右運動時毛特別下發了《關於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內中規定:「要區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同情況,區別對待。特別是對待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劃不可者外,應一律採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

自然科學家中得到特別保護的則是核科學家和核技術人員。在所謂「三年特大自然災害「期間,歸屬二機部(核工業部)的各個核科學研究所的科學家,都得到中央的「特批」照顧,糧食部、商業部、海軍和各大軍區、總後勤部以及核基地所在的甘肅、青海省,都調運了大批肉類、黃豆、魚、海味、蛋黃、油、糧等專門供應這些基地的科學家和工作人員。這正是毛的高明之處:餓死幾千萬無辜子民他可以毫不在乎,但對於其統治至關重要的各類寶貝,他卻是十分慷慨大度,絕對不會虧待。正是如此,毛共贏得了這些科學家的忠心。這也是毛共政權屢屢危而不倒的原因之一。

但是,這並不是說毛對所有自然科學家都是那麼「友好」,也不說明毛對這部分知識分子真的就有一種天生的「好感」。毛在學生時代就討厭自然科學,當年毛還要求他在讀的學校將自然科學從學生必修課中「除去」。由此可見他對自然科學的厭惡,對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也就不會有什麼好感,他後來提出「外行可以領導內行」,主要就是針對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科學家和其他技術人員而說的,這也無形中表露了他對科技知識分子的仇視和忌恨。毛對科技知識分子的優待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政治上必須擁護他和共產黨,必須絕對忠誠。民主黨派中有不少科技領域的出色專家,但因為參加了中共以外的政治團體,便被毛從「受保護的自然科學家」的名單中剔除了,在反右中毫不猶豫地被打成右派分子,歸入「專政」行列。

那麼,已經加入共產黨、而且在某些領域作出了重要貢獻的科學家,是否就一定是毛保護、優待的對象呢?也不一定,那主要看其在工作中是否對共產黨百依百順,否則也難逃受壓制、歧視的命運,錢三強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

錢三強是著名原子能科學家,是毛共最急切需要的人才,又是共產黨員,因此錢被任命為原子能研究所所長,二機部(即核工業部)副部長,是毛共核武工業的領導者和奠基者之一。

按道理,這樣的人物,應在毛的政策特別保護之列。可是事實上並非如此。1957年整風時,錢氏正在蘇聯考察,準備回來建立中國的原子能研究機構。其時中國駐蘇聯大使劉曉奉命去徵求錢對中國發展核工業的意見。作為中國核工業開創者又是共產黨員的錢三強,當然沒有多加考慮,直言直語坦陳了自己的一些意見。哪知,就是這種黨員對黨的領導通過正常渠道發表的一些完全善意的意見建議,在後來的反右中也被說成是反黨言論,有關領導要將其劃為右派。只是考慮到當時中國的核工業才剛剛起步,離不開錢氏這樣的中流砥柱,經毛和周恩來親自決策,暫時沒有將錢戴上右派帽子。不過,這筆「賬」 己經記在毛的心裡了。

1962年春,在廣州的知識分子工作會議上,周恩來、陳毅要給知識分子摘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其時毛因大躍進的慘敗宣佈退居「二線」,周、陳才有此舉),說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了。參加會議的錢三強非常高興,回去傳達並聯繫本單位情況發表了些類似意見。誰知周、陳的說法很快被毛否定,於是錢三強也再次受到批判、鬥爭。只是毛考慮到上面同樣的原因,才沒有給錢進一步處分。但在單位已被列為「另類」受到監控。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彈成功,北京和全國都在舉行慶祝集會遊行,直接參加原子彈研製的原子能研究所和二機部,更是隆重慶功授獎。誰知,就在慶功會召開的前幾個小時,有關領導通知錢三強立即啟程去河南農村參加「四清」運動。所有慶祝授獎與錢三強無關。

為中共的原子彈事業傾注了幾十年心血、功勛卓著的著名核科學家,從此離開他的本行,到農村生產隊去幫清算收支帳目去了。

錢三強的遭遇尚且如此,就不用說一般科技人員了。

由此可見,毛始終把「政治態度」列為對科學家的第一考察內容,而所謂對科學家的保護,實際上只是在保護他心愛的「工具」,工具用壞了,或者有新的工具替代了,舊的也就丟進垃圾堆去了。錢三強最後被打入「冷宮」,主要就是因為新的核科技人才培養出來了。

還好,錢三強還沒有被發配北大荒或投進秦城監獄。

下面幾個科學家的故事,也許是毛的科技知識分子政策更好的詮釋。

第一個故事主人公叫束星北。

束星北,一位名符其實的科學天才,上世紀二十年代求學於歐美多所著名大學,師從多位世界級名師,專攻物理學。1928年,年僅22歲的束拿著自己兩篇有關「相對論」的論文,找到愛因斯坦,被愛因斯坦聘為助手。後愛的科研受阻,便介紹束到英國投師世界一流的物理學大師惠特克、愛丁頓門下,參與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過程推導。1931年8月,又轉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師從世界另一名師斯特洛羅克。也是這一年,束星北被竺可楨任校長的浙江大學聘為物理學教授,時年25歲,被譽為中國最傑出的青年科學家。1937年,世界物理科學大師玻爾訪問中國,對束星北表示了高度讚賞。束還是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的美籍華人李政道、吳健雄的老師。內行人推測,束如果不回國留在國外深造,完全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

束星北迴國頭一二十年還是很風光的。其中有一個小插曲可證,就是束星北曾當面責難過蔣介石。

像很多傑出人物一樣,束星北也具有高傲自負、憤世忌俗、不守陳規、不修邊幅的性格。束從國外回來不久,就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物理教官。1932年的某天,蔣介石到學校視察,被蔣接見的軍官中就包括束星北。當時「一·二八」抗戰發生不久,全國抗戰呼聲高漲。在接見中,束當著蔣的面,直陳十九路軍和八十四師違抗政府命令對日本進行戰鬥,是值得讚揚的民族壯舉;而國民黨後來與日本簽訂的「淞滬停戰協定」是種妥協行為,明確表示了對政府的不滿。這使得蔣介石很尷尬,但他並未責斥這個年輕人的不敬,只是說:「你太年輕,不懂政治。」束星北有個弟媳是宋美齡的秘書,她日後告訴束:蔣回到總統府,還提起這件事。束認為蔣氣量太小,就辭了教官一職去了浙江大學。

毛共建國後,搞全國高校院系調整,1952年,束星北被分配到位於青島的山東大學。一次山大物理系教授周北屏匆忙中忘了帶校徽,被門崗攔住,眼看上課時間已到,周解釋幾句便往裡闖,不料被門崗用上了刺刀的槍擋往外頂,把周的衣服也刺破了。周受到侮辱氣憤不過上吊自殺,雖然及時發現搶救過來,但已落下後遺症。束星北知道此事後獨闖校黨委,強烈要求校黨委向周教授道歉,領導卻不肯。於是雙方僵持著,束忽然憤怒地向圍觀的人群大喊:「法西斯,民主死了!」只因這一句,束就變成了現行反革命,市公安局、省公安廳都來人幹預,要抓現行反革命。只因當時的校長華崗一力頂住,束才得以免難。

「三反」運動中,著名數學家,有「東方第一幾何學家」之稱的蘇步青教授,被人誣告貪污。蘇步青企圖以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束星北得知此事,怒不可遏闖進校「運動辦」,揪住主管人員一拳揮去,一邊說:「你知道蘇步青是什麼人嗎?你算個什麼東西!」對方被打得鼻血直流。

於是束星北「毆打革命幹部,抗拒運動」,被學校組織批鬥。

從上面的幾件事情看來,束星北的思想作風還停留在國民黨時代,他還習慣於維護教授尊嚴,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些在那時都算是正常的、維護正義之舉。可是,書生氣十足的束星北搞錯了,這時已經是共產黨的天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了,束星北早已上了校黨委要剷除的黑名單,遲早在劫難逃。

終於,報復的機會來了。聲稱不過問政治的束星北,被政治找上門來了,1955年,肅反運動中,大概因為束曾當過國民黨陸軍學校教官,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

可是,這時的束星北仍然未清醒過來,他的行為與聞一多、李公僕四十年代在西南聯大時對付國民黨差不多,校方要他進行坦白交待,他置之不理。他還在自家門口寫上告示:「請勿進門,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七十條」。抄家人員看到一把撕了踩在地下,衝進束家中,束星北則手拿著《憲法》搖晃著大聲抗議。抄家人員感到既可笑又可恨,這個反革命、臭知識分子還真有點「不知秦漢、無論晉魏」的味道!他們想教訓的就是這種人,於是抄家人員加倍地瘋狂,翻箱倒櫃,終於獲取了他的反革命罪證:束自己組裝的一台半導體收音機,「私通敵台」的罪名成立了。

原來這束星北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心想用自己的知識報國,他自動做起了國防武器的研究,在激光、雷達、收發報機、無人駕駛飛機的研製方面下了功夫,製成了我國第一部雷達探測器。在學校撤退轉移到貴州後,他把自己的家變成了武器作坊,用土法製造大量手榴彈、子彈供抗日軍民之用。

毛共建國後,束重回講台,搞武器研究是不可能了,但在業餘時間弄個半導體收音機,對他來說只算自娛自樂罷了。誰知,現在卻成了反革命的罪證。

其實,當局已下定決心要「熔化」他這塊「反共分子」頑鐵,即使抄不出罪證,他的「歷史反革命罪行」也「鐵扳釘釘」。

結果是,1956年束被山大肅反領導小組打成「反革命」。束據理力爭,決不屈服。他四處呼籲,向中國科學院、高教部、黨中央、毛澤東不斷寫信申訴,同時準備以全家集體自殺的方式「討還公道」。束星北的情況被原浙江大學校長、後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得知後,立即向周恩來彙報,周叫當時的副總理兼中國科協主席陳毅親自處理此事。陳毅專門為束星北召開了兩次會議,周培源、趙九章、貝時璋等全國科學權威被請來參加「同行評議」。鑑於束星北在學術上的成就,以及學界名人的一緻「請求」,陳毅決定放束星北一馬、令山東大學黨委取消了他的「反革命」定論,恢復名譽。

束星北僥倖地、好不容易剛剛過了「肅反」關,可在第二年毛發動的反右派運動中,便再也無法「逍遙法外」了。1957年,束星北被打成「極右分子」,取消了原有一切待遇,每月只發20元生活費。可是束星北有7個子女,妻子沒有工作,全家一下子陷入絕境。當局當然不管這些,他們要的就是束星北這個狂妄的「反革命分子」陷入地獄的下場!高興的就是看到這個頑固的「反共分子」、這塊「頑鐵」被革命烈火溶化成一灘爛泥的慘狀。這時不管竺可楨、周培源、或陳毅、周恩來都救不了束星北了,山東大學黨委終於報了束星北「忤上」之仇。

不但端掉了束的飯碗,當權者還決定進一步給他狠狠一擊,1958年,當局又以「反革命罪」判處束三年管制,編入勞改大隊去修水利。

這一次是真正的九死一生了。但束星北終於挺了過來,也許是對親人的掛念,也許是他未竟的事業,他不想就這樣死去。不過原來的束星北真的「死去」了,在嚴酷的「改造」環境裡,擺在他面前的只有兩條路:高傲地死去,或屈辱地活著。這時朿星北彷彿看到了啼饑號寒的兒女,淒苦無助的妻子……他無奈地選擇了後者。從此,活著的束星北完全變了,逐漸變成了逆來順受、領導說一不敢言二的順民,變成了一個蓬首垢面,衣衫襤褸的囚徒,當年那個趾高氣揚、甯折不彎、傲骨峋嶙的名教授束星北已經不見蹤影,「死」去 了,只剩下了囚徒、勞改犯束星北。這也可算山東大學反右派運動的偉大成績之-吧。

根據毛澤東「右派是終身制」的指示,從勞改隊歸來的束星北被開除了「學籍」,被送去青島醫學院繼續改造,具體工作是清掃廁所。

這份工作(當時右派分子分配到新「單位」,或留在原單位的,大都從事這類工作)雖然低賤,被人鄙視,但是比在勞改隊修水利要輕鬆一些。已經被共產黨制服的束星北,雖然外形已與販夫走卒、甚至乞丐無異,但腦細胞還沒有「死亡」,腦子還管用,於是,他又提出了兩大要求:一是對青島乃至山東全省醫院的抽水馬桶進行維修改造,解決水箱常壞、大便沖不掉、用水又多的難題。這個本來屬於他的「本職工作範圍」,自然會被領導「批準」;另外一個要求就有點異想天開了,當他獲知當時中國正在全力研製核武器時,他想以自己擁有的知識參加核武器的研製,還說可以叫他在國外的三個學生回國效勞。這時的束星北,確是想以此「立功贖罪」。但在「領導」的眼中,這不但是夢囈,還被懷疑另有「陰謀」。他的「報告」自然被丟進字紙簍去了。

不久,報紙廣播中公告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消息,舉國都在歡慶,而束星北卻躲在自己的屋裡發出撕心裂肺的哭聲。為什麼呢?因為原子彈爆炸成功了,他立功贖罪的希望破滅了,共產黨不要他為國家服務了,他那尚未丟棄的專業知識再也派不上用場了!

這回,得知束星北躲在暗處悲嚎的官方人士卻高興了,他們不僅幸災樂禍,還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找到束星北告訴他:一個臭知識分子有什麼了不起?當年要你為人民服務,你自以為了不起,尾巴翹得老高了;如今你想要服務都不要你了,諾大個中國,難道離了你束星北就搞不成社會主義?搞不成原子彈?共產黨離了你就坐不穩天下?現在想來立功贖罪?晚了!共產黨偏不要你!

山大官方的這種態度既是完全真實的,也是完全正確的,這不是下面幾個幹部的想法,而且也是共產黨的想法、毛的想法。陳毅副總理得知後也說了:共產黨不欠你束星北什麼!共產黨對得起你束星北了,你束星北有今天,完全是自作自受!

看真是自作自受。什麼報效國家、什麼立功贖罪,回到人民隊伍,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了。束星北也不幻想了,還是去清掃好廁所,搞好「抽水馬桶改造」吧。從此後,束真的一心撲在馬桶改造上,文革中,由於他已是「死老虎」,不是打擊重點,他就老老實實、積極地搞他的廁所清掃和馬桶改造工作。據說,那些年他走遍了山東各地的大中型醫院,維修改造了所有醫院的抽水馬桶,還附帶幫助修理了一些醫療設備。

如果沒有後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束星北也許這輩子就以「廁所清掃工」、「抽水馬桶維修工」終老歸土了。也許是命不該絕,老天可憐他的知識、才華,還讓他發揮一點餘熱為國家服務,為共產黨作貢獻,於是命運給他安排了一場戲劇性的轉折。

1972年,美籍華裔科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應邀回國訪問,受到毛、周等領導人的接見。交談中周恩來提出,希望李能為中國幫助解決教育人才「斷層」問題,介紹一些海外人士來華講學。這反映出在受到蘇聯的核威脅後,毛、周等意識到科技落後可能招緻挨打的可怕後果,因此再度引起對科技人才的重視。

聽到周恩來的話,李政道毫不遲疑、直言不諱地說:「中國不乏解決「斷層」問題的人才,只是他們得不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先生就是。」李並藉機提出要見老師。周恩來已記不起束星北的名字,有關人員只好以事先沒有安排為由,婉轉拒絕了李政道的要求。其實要找到束星北並不難,只是,當年的名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恩師已經淪為廁所清潔工,以束現在這種身份和形象怎麼去見尊貴的外賓?這有損中共的國家形象啊。

李政道走後,有關當局立即奉命查找束星北,並將束的情況上報。束立即被請回了山東大學,重執教鞭,束的命運在晚年又奇蹟般地改變了。

由於李政道的關係,束星北在1974年被破例摘掉右派帽子。1978年,束又被聘為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教授,可以自主地從事海洋動力學的研究。為了盡快為國家培養高端人才,他舉辦了海洋學培訓班,選拔全國各地一流的海洋人才苗子來進修培訓。

重獲「新生」的束星北,知道感恩圖報,也知道時間的珍貴,不顧自己患有慢性氣管炎和肺氣腫,他爭分奪秒地為學生講課和從事科研。因為病,只好帶著氧氣袋和腎上腺素氣霧劑工作。

表面地看,這位科學天才與過去沒有什麼不同,他依然思維活躍,邏輯嚴密,語言清晰。只是家人發現,他常常半夜裡突然從床上爬起來,在桌上伏案疾書,寫完便又去睡覺。起初,家人都以為他是靈感突現,立即起來記下思維中的閃光片斷,所以都不在意,更不去察看他寫的是什麼。可是,這種情況多了,而且他晚上寫的東西,只是放在抽屜內,並不拿去研究所。這便使家人產生懷疑。更加他每晚半夜突起、突睡,彷彿夢遊一般,家人便躭心他患了夜遊症,趁他不在家的時候,從抽屜內拿出他寫的稿紙來看,哪知不看則已,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他寫的都是檢討、認罪書和自我批判之類的文字。

據醫學上的說法,束星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大凡在某種特殊殘酷的環境里長期生活過來的人,常常會在夢中重現當年的情景,被惡夢驚擾;或習慣性地重複當年的一些動作習慣。這種情況發展得嚴重,就會患上精神分裂症。一、二十年的殘酷肉體和精神折磨,居然使束星北成了「雙面人」,不亦悲乎!

束星北晚年重出之後寫下了生命中光彩一筆的,是1979年中國發射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需要計算彈頭數據艙在公海的最佳接收和打撈時間。當時,國內沒有這方面的專家來承擔這一絕密的任務,經人推薦這一任務落到了束星北頭上。束憑著海洋研究所的一台計算器和一摞紙、一支筆就準確無誤地完成了這項艱巨任務,既為國家節省了百萬元專項經費,還爭取了時間。行內人知道後,不由得驚嘆:天才終究是天才!

1983年,束星北病逝。走完了他多災多難的人生。

從束星北的故事裡,我們看到了一個極權、獨裁政權對科學天才是如何進行無情摧殘、扼殺的,也看到了在高壓下一個科學家人格如何被扭曲,還看到了一個單獨的個人在面對一個強大的恐怖的國家機器時是如何地無奈,無能為力,如何地可悲!

但是,最為重要的、最令人痛心的是毛澤東為了實現他的極權統治,依仗他的暴力萬能論,不惜扼殺任何天才、消滅任何中華民族精英!束星北的遭遇不過是千千萬萬類似的被摧殘者中的一個,是九牛一毛。而他在晚年的奇蹟般的命運轉折,是一般人所不可能遇到的,所以,從這一點來說,束星北比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幸運,更不用說去比較那些被迫害緻死的千千萬萬的冤魂了。

下面,再簡略述說兩位著名水利專家的故事,這故事應為「一組」,即兩個個體的複合,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他們各自的形象完全不同、命運也各異。

黃萬里,1911年生於上海,1932年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赴美留學,攻修水利工程,獲碩士、博士學位。1937年回國,先後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師和測量隊長,甘肅省水利局長,東北水利局總顧問。1953年任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黃萬里乃我國著名民主黨派人士黃炎培之子,就是那個以國民參政員身份到延安訪問,與毛澤東探討「歷史週期率」問題、在中共建國後曾擔任過政務院副總理的黃炎培的大公子。

張光鬥,1912年生,江蘇常熟人。1934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同年赴美留學,習水利工程,先後獲得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工學碩士。回國後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任職,中共建國後,任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

這兩位年齡、學曆、經曆基本相同,後又同為清華大學水利教授的高級水利專家,後來卻書寫著完全不同的人生。

兩位的分歧產生於修建黃河三峽門水利大壩上。

黃河是條多泥沙的河流,人稱「一鬥水,泥沙居七」。這就決定了用建大壩攔水蓄沙,是一條錯誤的治黃思路,上古時鯀治水失敗和禹治水成功,已經提供了這方面重要的經驗教訓。

可是建國後不久,好大喜功,自以為戰無不勝、「與天鬥其樂無窮」的毛澤東,卻產生了與人們的經驗和常識相反的想法,那就是想用「蓄水攔沙」建大壩的辦法,使黃河變害為利,實現「黃河清」。

最初提出這一思路的是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1952年毛到鄭州視察時,眺望黃河,問:「黃河漲上天,怎麼辦?」在旁陪同的王化雲就提出:「古人治水只講『疏導』二字,治了幾千年的黃河還是條害河……我產生了一個思想,叫『蓄水攔沙』,用大壩斬斷黃河,叫它除害興利。」王的所謂興利,就是除水利灌溉外,用大壩發電。

毛一聽正合已意。不過他的想法不止於所謂的除害興利上,他想到的主要是千古流傳下來的一句諺語:「聖人出、黃河清」。毛自忖:自己已經統一了中國,建成了自秦始皇以來的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統一集權的「帝國」,難道還不算「聖人」嗎?既如此,我何不再幹件大事,讓黃河變「清」,豈不又是震古爍今的一大奇蹟、流芳千古的美談?

毛的這個想法不便自己說出,卻由當時的副總理鄧子恢在1954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清楚地說了出來:「我國人民從古以來就希望治好黃河利用黃河,他們的理想只有到了我們今天的時代,人民民主的毛澤東時代,才有可能實現。在三門峽水庫完成之後,我們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國人民就可以去黃河下遊看到幾千年來人民所夢想的這一天——看到黃河清!」

很明顯,毛已把他的意圖傳示給了他的大臣,他們深深懂得了三門峽工程的重大意義,首先是在政治方面的,就是實現「黃河清」,以此來證明「毛澤東時代」的偉大和輝煌,證明毛澤東就是幾千年以來人民所盼望的「聖人」。這個目標一經毛的腦海形成,其他一切目標都降到次要的、甚至無足輕重的地位。技術方面,當然要為實現這一政治目標服務——按照毛澤東已經自我膨脹起來的想法,他認為在他面前,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難題,沒有人能阻止他前進的步伐。一貫鄙視知識分子、鄙視技術的毛,認定他的人海戰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人定勝天」就是毛當時的名言。可以說,三門峽水庫就是毛後來發起「大躍進」運動的前奏。

為了表示決策的民主、科學,也為了動員技術力量為其既定的目標服務,毛政府邀請蘇聯專家、以及國內主要水利專家來參加三門峽工程的論證和規劃設計,黃萬里、張光鬥均在被邀之列。

當時,人們已經深知中共「先決策、後論證」的建設方式,特別是偉大領袖提出或拍闆的事,實際上是不容討論的。所以,參加工程討論和規劃設計的幾百名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沒有人敢對毛欽定的這一工程說「不」字。可是這時偏偏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站出來說「不」了,那就是黃萬里,還有一個叫溫善章的技術員。

黃萬里明確反對建設大壩,他指出:三門峽大壩建成以後,黃河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並不斷向上遊發展,到時候不但不能發電,還要淹沒大片土地良田;同時,「黃河清」只是一個虛幻的政治理想,在科學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與黃萬里相反,聰明的張光鬥和絕大多數與會者-道,積極支持建設三門峽大壩。

黃萬里舌戰群「儒」,據理力爭。所有的中國專家、蘇聯專家都無法「戰勝」黃萬里。但是,工程依然順利得到通過,而且,中共開動了它的所有宣傳機器為三門峽工程造勢、唱讚歌。黃萬里的反對聲音根本無法聽到,早被鋪天蓋地的讚美之聲淹沒了。

毛澤東和中共領導集團根本沒有耐心傾聽反面意見,他們不會為一兩個反對者而放棄「偉大」的宏圖夢想,黃萬里只能是被圍攻、壓制、最後是對其不予理睬。為了使方案在技術上獲得蘇聯專家的通過,工程的組織領導者不惜指示有關人員採取篡改、僞造重要數據的辦法,如黃河每年的泥沙量為1.6億噸,而向蘇聯專家提供的資料被改為1.3億噸,並且保證在黃河上遊採取綠化等水土保持措施,使黃河的泥沙含量每年減少3%,二十年後,泥沙問題就可以徹底解決……

就這樣,三門峽的大壩和水電站設計方案獲得順利通過。1957年4月,黃河三門峽大壩正式動工興建。

毛澤東對上述一切雖然不直接參與,但他對相關情況瞭如指掌。三門峽工程開工後,毛沒有忘記對工程討論中的有功之臣的獎勵和「害群之馬」的懲罰。張光鬥被任命為工程技術負責人。在此前後,在毛澤東、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下,張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又評選為全國先進工作者。1959年9月,毛視察北京密雲水庫,張帶領學生在那裡實習,毛親自召見張光鬥,聽取張有關教育改革的彙報。張在彙報中盛讚毛的「無產階級革命教育路線」,以清華大學水利系師生參加密雲水庫設計為例,說明這條路線的偉大、正確。毛聽了十分高興。從此,張光鬥成了貫徹執行毛的教育路線的標兵,全國水利學界最高技術「權威」和「泰鬥」,成了紅得發紫的紅色專家……

黃萬里則相反,由於拂了「皇上」的「逆麟」,很快就被歸入「另類」。在接下來的整風運動中,因其寫了一篇小散文《花叢小語》,批評北京馬路建設中的挖了填,填了挖的無序現象,還對毛的人民內部矛盾理論談了點自已的看法。這本來只是一般性質的「小意見」,誰知被深知毛皇「聖意」的小人,將其上綱上線密報到毛的案頭,毛一看是有「前科」的黃萬里(他還有個令人討厭的父親黃炎培),本來就發愁沒有合適的罪名整治這個狂妄的「刁民」,如今有了這個材料,那就名正言順了。於是,黃立即被毛「欽點」為右派分子。

學校的黨組織知道黃萬里成了「欽犯」了,在處理時也迎合「聖意」,將黃萬里發配去三門峽大壩工地勞動改造,那意思誰都明白:你當年反對大壩上馬,今天就叫你親自來為大壩建設扛石挑土,而且是強迫勞動!這就是對你敢於與偉大領袖唱反調的懲罰!

毛得知對黃的這個懲罰,大概「甚慰朕心」了。

可是,當學校領導自鳴得意把對處分向黃萬里宣佈時,黃並未有激烈表現,只是平靜地說:

「伽利略被投進了監獄,但是地球照樣繞著太陽轉。」

黃萬里的預言很快就為事實所證實了:科學是不容戲弄的!很快,三門峽水庫變成了一場不折不扣的災難。大壩1961年建成,1962年第一台15萬千瓦機組試運轉。但蓄水一年半後,1·5億噸泥沙被攔截在三門峽至潼關的河道中,河床升高了4·5米,迫使黃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水位大幅上升,造成渭河堤岸崩塌,山體塌方,河水被偃塞了二分之一,釀成人為水災(因缺乏資料,傷亡和損失情況不詳)。中國最富庶的農耕地區之一的關中平原50多萬畝農田鹽堿化,30多萬水庫移民無法在新遷移地安家,長期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且,渭河水位的持續上升威脅到西北中心城市西安的安全。

問題還不止此。由於高壩只能當低壩使用,防洪目標無法達到,發電能力則只為設計的五分之一。此外,水庫還毀滅了一批中華文化發祥地的珍貴文物古蹟,黃河航運也被迫中斷。

據說毛聽到這些彙報以後,曾氣急敗壞地說:「三門峽(大壩)不行就把它給炸掉!」

後來採取的補救辦法是撈沙清淤,並兩次改建大垻,據最後保守的估計,新投入的費用已經超過原來三門峽工程的總投入。而這時正是中國大饑荒餓死人的歲月。

這就是毛為了實現他的「黃河清、聖人出」夢想所付出的代價。

但是,這種代價對毛來說當然是無足輕重的,「三年自然災害」死了幾千萬人對於他來說都無所謂,何況這點損失?而且主要是經濟損失,不足掛齒。毛最擔心的是由於經濟建設上的失敗,影響到他個人的威望,影響人們對他的無限崇拜、無限迷信。所以,三門峽電站建設的情況、效益,也成了高度機密,報紙、電台對此緘口不言了,人民群眾對它的真相一無所知,久之便淡忘了,彷彿中國從來沒有過這項「偉大工程」。

三門峽工程失敗了,但作為當年極力慫恿工程上馬,並擔任工程技術總責任人的張光鬥來說,不但未被追究責任,反而地位、榮譽都節節攀升,籠罩他頭上的光環越來越多: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主席團成員兼技術科學部副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副校長,校黨委副書記,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水利水電科學院院長、中國水利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和《科學通訊》副總主編、《水利學報》主編、黃河水利委員會和長江水利委員會技術顧問、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貴陽、昆明勘測設計研究院的技術顧問,等等、等等。1994年又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還兼一個「反邪教(實為反法輪功)協會」榮譽理事的頭銜。得到中國幾代領導人的青睞、寵信……

其實,想一想,張「泰鬥」的現象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偉大領袖毛發動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國家損失數以千億計,他卻安然無恙;文革中將國家弄到癱瘓崩潰,他的個人威望卻如日中天,達到了頂峰。張泰鬥只搞砸了一個三門峽,登上個人榮譽的頂峰有什麼奇怪呢?關鍵是他緊跟偉大領袖,按毛的意圖行事,毛不敗,他當然也立於不敗之地……

可黃萬里就慘了。本來,三門峽工程的失敗,也就證明了黃萬里當年的意見正確,按道理應該給予這種敢於堅持真理、敢於犯顔直諫之士以褒獎,起碼原來受到的處分應該撤銷了。可誰知黃的右派帽子仍然牢牢地戴著,而且像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越來越緊了。1978年,中共中央下達55號文件之後,全國的右派陸續「改正」,可黃萬里的「帽子」依然如故,當局大概想將他作為「正宗」右派保留進博物館。拖了幾年,後來在各方的奔走抗議之下,才不得不將他「改正」了,黃萬里成了清華大學最後一個「改正」的右派。可當局依然留了一手,不恢復他的授課權,直到1998年,長江大洪水之後,才給予黃授課權,這時黃萬里已87歲,又患癌症,毛的接班人估計他也活不了幾天了,不可能再掀起反政府決策的風浪了,所以,最後表示一下「皇恩浩蕩」。

毛的「接班人」繼承了毛的遺志,對黃萬里百般警惕、壓制。1982年,鄧小平給長期爭論不休的長江三峽水電站的修建開了綠燈,1984年國務院原則批準三峽工程建設計劃。這時,剛剛摘掉右派帽子的黃萬里卻不改其「右派本性」,站出來對在沒有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的情況下就作出這一決策的做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黃「右派」的這種頑固不化的跟政府對著幹的狠勁,使中國領導人和決策者再次對他恨得牙根癢癢,恨不得重新給他戴上右派帽子。但是,黃又說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找不到懲罰的藉口。決策者無法,拖到1986年,只得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名義決定對長江三峽電站進行可行性研究。研究由水利部主持,邀請兩院院士張光鬥為特別顧問,黃萬里則被排除在外。當局這種做法不僅是害怕黃萬里又來「搗亂」,更重要的是對黃的一種「報復」:你不是說要進行可行性研究嗎?我們現在依了你。可是,偏不要你參加!

果然,論證的結果是「完全可行。」1993年,國務院組織審查三峽工程的初步設計方案,聘請張光鬥為審查委員會的技術負責人。之後又請張擔任三峽工程質量檢查的總負責人,又由國務院從總理基金中拿錢對張泰鬥等人在三峽工程決策論證中的「特殊貢獻」予以特殊獎勵。

被「冷凍」的黃萬里這時實際上已被剝奪了發言權,不過他仍然要頑強地表示意見,為何如此頑固不化呢?早在三門峽大壩工地勞改時,他就在勞動之餘,在工棚昏暗的油燈下寫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對一些錯誤的做法不作任何評論,別人對我無可指責。但我確實是學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輩子水利,我不說真話,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關天、子孫萬代的大事!」

正是懷著這種強烈的責任感和對國家、民族和子孫後代負責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結,黃萬里又一次冒著「逆龍鱗」的風險,對三峽工程提出諸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建議。可是,他寫的文章國內沒有哪家報刊敢發表,他只好投去他求學過的美國,美國的《現代中國研究》雜誌就多次刊登他的文章。同時,他還三次給中國最高領導人寫信,指出三峽工程潛在的巨大隱患,但三次都如泥牛入海。

重登教壇後,黃萬里公開批評三門峽工程論證中有的專家「竟然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夾帶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顔地說黃水真的會變清,下遊真會一下子就會治好,以討好領導的黨和政府。試想,這樣做,對於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他的動機是愛護政府還是愛護自己的飯碗?」

看來黃萬里真是個「死不改悔」的右派了,幾十年過去了,他所批評、指責的那些「奴顔地」「討好領導的黨和政府」和「愛護自己的飯碗」的人,一個個青雲直上,爬上了高官顯爵,錦衣玉食,而且權勢炙手可熱。而他這個堅持講真話、為子孫萬代負責的書呆子,卻換來了二十幾年的被專政和「賤民」生涯,還株連家人和親友。好不容易活到瞭解除賤民身份,早已過了古稀之年,卻還要拿起筆繼續為真理、為後代而戰。看來他並沒有接受三十多年來的教訓,還對中國的現實視而不見,去繼續譴責那些為了自己的「飯碗」而奴顔婢膝地討好「黨和政府」的專家們。可是人家正在慶幸自己正確的人生選擇呢。

聰明人早就看清楚了:在中國,不需要有人為真理而戰,中國不需要伽利略,也不需要嶽飛,它只需要聽話、會揣摸領導意圖的「秦檜」。為毛所推崇的中國古代「法家」就有明示 :「尊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罪;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管子》任法第四十五)張光鬥大師在學習水利技術的同時,可能也學了點政治學,特別是法家和馬列主義,所以認定了「尊主令而行之」,雖過猶功,何懼之有?反之黃萬里先生則死尊孔孟之道「捨生取義」的教導,可能還記著「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格言,所以,就「非主令而行之」了。按理,這樣做「罪死」——要殺頭的,好在黃先生不帶兵,也不當官,造成的影響不會很大,所以,如今的「法家」寬大為懷,只給他當一輩子「賤民」的處分,應該是夠仁慈的了。

當然,黃萬里先生身為高級知識分子,這些道理是不能不懂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是傳統「士人」的信條之一,亦其難能可貴之處。可也是其可悲之處——更是中國的可悲處。

黃萬里給中國領導人的信中,指出了長江三峽工程的隱患和可能導緻的嚴重後果。對於如筆者一類水利外行來說,難以判斷其所言的是與非。只是從民族和後人的利益考慮,但願其言之不中,或者問題仍有可挽回之處。那就是國人之幸、也是黃萬里先生之幸了。

--原載《公民議報》

責任編輯: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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