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紅春:傳統對市場的雙向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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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7日訊】什么是市場經濟？最簡單說就是：利人而利己（通過為別人提供利益的方式而獲得自己利益的滿足）。請注意，這句話包含著兩個規定性，第一，利己，這是市場經濟的每一個參与者天生具備的內在的動机；第二，利人，這是市場經濟的每一個參与者必須遵守的外在的規則。
中國几千年傳統文化對市場經濟的雙向壓迫，一個方向，是否定利己的正當性，這個否定來自于儒家思想；再一個方向，是否定利人”的必要性，這個否定則來自于民間世俗習慣。
在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市場經濟的消極影響時，大家對于第一個壓迫注意得較多，但對于第二個壓迫則注意得不夠。中國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古話，我認為是最集中地表現了來自兩個方向的對于市場經濟的壓迫，這句話就是為富不仁，為仁不富（類似的話還可以找出很多，比如人無橫財不富，無商不奸和無奸不商等等）。
這句話是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引用陽虎（孔子同時代人，曾主政魯國）的話（見《孟子· 滕文公上》），從上下文看，孟子是同意陽虎的這個判斷的（不是說孟子主張應該這樣，而是說孟子認為事實是這樣）。
站在第一個方向理解，這句話自以為是（其實不是）對市場經濟本質的揭露，是對世人的警示，是打擊市場經濟的根据；站在第二個方向理解，這句話則是商業秘密，是經商成功的心得。
兩個方向的壓迫，從意識形態和道德修養上看，是來自于兩個對立的極端、兩個相互距离最遠的層次（最高和最低），一個是舍己利人，一個是損人利己，但在實際的作用上，所造成的后果卻是一樣的（而且互為因果、互相強化），那就是阻礙、破坏和遏制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育、發展和發達。為了消除損人利己，儒家的藥方就是要求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到存天理、滅人欲，別說發展市場經濟，而是要將市場經濟的最根本動力（利己）釜底抽薪，他們以為釜底抽薪就可以万事大吉了，眼睛只盯著釜底，功夫只用在了抽那總也抽不完的薪，釜上面如何，他們就不愿意管，也顧不得管了。接受他們思想的統治者，功夫就用在了抑商甚至于滅商上。
但是，對于大多數人來說，追求個人利益的天性是消滅不了的，在利己者一沒有通過利人的方式的合适通道，二沒有必須通過利人的方式的強制監督的情況下，商們不奸也難。
經過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可以說，大家對于消除第一個方向的壓迫，已經有了比較明确的認識和比較有效的動作。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對于消除第二個方向的壓迫，觀念上的覺悟和行為上的實施，還遠遠不夠。而且，因為第一個壓迫的消除，第二個壓迫就更加劇烈和肆無忌憚。前面說過兩個方向的壓?O互為因果、互相強化，是指在各自的根据上，從實際的作用看，它們也有相互制約的一面。現在很多人看到來自第二個方向壓迫的种种現象，并身受其害，他們不認為這是市場經濟（特別是与市場經濟相适應的觀念、道德、立法和執法）發展不夠的問題，而誤以為就是市場經濟本身的問題，有些人甚至像九斤老太一樣，總是對人心不古而忿忿不平，怀念起第一個方向的壓迫來。
對于市場經濟利人而利己的本質，現在大家公認的最經典的論述，就是英國經濟學家史密斯（1723-1790年）的看不見的手。 其實中國古代的先哲們也有很多類似的說法，比如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就說過： 富与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見《論語· 里仁》）。
有后人（對于現在來說也是古人）將孔子這段從反面論述的話，改為從正面論述，就是流傳得几乎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見《增廣賢文》）。
中國的悲哀在于，決定歷史走向的思想家和統治者，一直都不知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這個道，是什么？在哪里？在舍己利人和損人利己的兩個極端之間，一向以中庸之道而自詡的中國，卻背离了一條治國平天下的最重要的中庸之道（既不是舍己利人，也不是損人利己，而是利人而利己）。
這個道用今天的觀點看，很明白，那就是市場經濟。鄧小平的歷史功績，就是帶領中國上了這個道。孔子的思想比史密斯早出了二千多年，史密斯所說到現在，不過二百多年，孔子所說早出了整整十倍。可惜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西方市場經濟發展時間的十倍，更不是其發達程度的十倍。剛好反過來，中國二十多年的市場經濟和西方的二百多年比，只是它們的十分之一。
轉自《聯合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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