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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誰來代表被排斥在先進生產力之外的弱勢群體？
我們已經大退了一步，假設中國領導人個個是雷鋒；現在姑且再大退一步，假設中國是個沒有官商一體的古典社會主義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由領導一切的中國共產黨來“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到底算不算人民和國家之福？
聽起來好得很，想一想糟得很。奧林匹克委員會不代表整個體育運動，只代表金牌得主，行嗎？教育部只代表博士後，把基礎教育和掃盲教育置之腦後，行嗎？難道中國可以和先進生產力劃等號嗎？連喜歡放空炮的毛澤東也念念不忘中國落後。經濟落後是中國向聯合國繳納會費所以如此之低、加入ＷＴＯ的條件所以如此之寬的根據。新中國的歷代領導核心從來沒有放棄過中國落後這個論斷。非先進生產力是中國的汪洋大海。“領導一切”的黨宣布自己的職責是“代表先進生產力”，準備把汪洋大海置於何地？
“生產力是最活躍的因素”，沒有“不要求發展”的生產力。先進的生產力要發展，非先進的生產力也要發展。先進不先進，應該在市場競爭中見分曉。它們之間在資源和市場上的矛盾，應該靠競爭解決，不應該把三個代表的好惡喜怒作為砝碼加上去。它們之間的糾紛，也不應該靠三個代表解決，而應該靠大公無私的法律解決。在三個代表的偏袒和傾斜下，先進生產力越快樂，非先進生產力越痛苦。錦上添花和雪上加霜，連乒乓球裁判員都不應該做，何況是領導一切的最高絕對權力？在一黨統治制度下，不管什麼東西，不管壞得象文化大革命還是好得象生產力，一旦由黨充當代表，一定左右逢源，無法無天；一旦被黨遺棄，一定從此瀕於滅絕。黨的傾斜必然損害後進，揠苗助長必然毀掉先進，這實際上是兩頭落空政策。新中國這種由共產黨導演出來的教訓，無論在計劃經濟或者商品經濟時期，何止千萬！
嚴重的後果是分裂社會。長期以來，中國實行的是“一切聽從黨安排”的制度，安排誰搞先進生產力，不安排誰搞先進生產力，都由從中央到支部的共產黨作主。佔有先進生產力的是少數人，無法佔有先進生產力的是多數人。現在，有幸佔有先進生產力的人上升為天之驕子，被排除在先進生產力之外的人則淪為弱勢群體。在這種情況下，負責領導一切的三個代表卻宣布只有先進生產力才是自己的“親骨肉”，至於非先進生產力，對不起，請原諒，從今以後，不代表了。和不同生產力相結合的各階層被一分為二：代表的和不代表的，豈不令人震驚！
一個普通人，喜歡先進，不喜歡不先進，那是他的感情和嗜好，別人管不著。當政者應該多少懂點國家的道理，對國家有點責任感。金字塔的尖頂是好看的，比塔體和塔基好看，但是這些作為塔的本體和基礎的大眾人才、適用技術、傳統產業，偏偏是國計民生的來源。當強者和富者雞犬升天的時候，誰來代表束手待斃的弱勢群體？九億農村居民該走什麼門道才高攀得上先進生產力？從夕陽企業裡下崗的失業職工，有幾個能僥倖登上高精尖的先進生產力殿堂重新就業？今天的日子沒法過，明天的出路在哪裡，子孫的希望又在哪裡？這種社會，穩定得了嗎？能凝聚嗎？維持得下去嗎？
十、和專制政治水火不相容的政黨制、代表制
前面我請事實說話。事實告訴我們：中共起家時確實代表過工人，但它早就變了，不再把工人疾苦放在心上了。中共靠農民打贏了仗，奪到了政權，可是農民至今仍然處在社會的底層，沒有財產權、政治權，連人身權也沒有，處處低人一等。一九八九年以天安門為中心、以學生為主力的長達五十天的和平示威，行使憲法理應保障的公民權，表達了反腐敗、要民主的全民訴求，被共產黨的幾名元老調動幾十萬軍隊鎮壓了。鎮壓人民的人怎麼配代表廣大人民！共產黨掌權以來，一貫實行書報檢查制度，製造文字獄，扼殺獨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沒有資格代表中國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共置弱勢群體於不顧，以“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為名，實行官場支配市場的官商一體制度。由此可見，“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是空話；“始終代表先進文化”是謊話；“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是官商一體的同義語。
這些都是事實。但理論家弄慣了理論，不太看得起事實，未必聽得進去。那麼好吧，為了啟蒙，我也來講點道理–統統都是粗淺的常識。
“代表”這個範疇，在多元社會裡產生，在政黨政治中起作用。社會存在著多種成分，各有自己的利益和觀點。他們之間，有矛盾，有鬥爭，但互相依存，不能分裂，分裂的結果是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少數因為離不開多數，只能服從多數。多數也因為離不開少數，只能保護少數。各種群體，通過各自的政黨和代表，除了在共同約定的憲章和法律的基礎上討價還價之外，別無選擇。一切政黨和代表，誰也不能為所欲為，只能依法發出各自的呼聲，維護各自的利益。他們的作用，是如實承認和具體解決多元社會中各種成分間的矛盾，使全社會各種力量在相互制衡中運行。這是政黨政治的起源。
政黨和代表都是民主的產物，民主的工具。從納粹和法西斯可以知道，以專制為目的或手段的政黨是假政黨。從“基地”的拉登可以知道，以壟斷和排他為特徵的代表是假代表。對於政黨和代表，壟斷是遮羞布，競爭是照妖鏡。政黨和代表的真假好壞，靠民主篩選。中國共產黨如果有興趣當真代表，不想當假代表，就得允許競爭，不應該害怕和壓制競爭。合格的執政黨和合格的領袖，應該在競爭中上台和下台。執政的過程，應該是面對監督、接受挑戰的過程。所謂“領導黨”和“被領導黨”，是笑話；“一代出一個”終身領袖，也是笑話。這種常識，中國人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懂了。當時的諺語“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短短十六個字，概括了政黨政治的ＡＢＣ，反映了中國人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後所已經達到的共識。可惜的是，盡管毛澤東起初也擁護過這十六個字，後來卻自甘墮落，和千奇百怪的帝王思想同流合污了。
“朕即國家”是法國太陽王的歷史，黨即國家是中國共產黨的現實。在民主制度下，黨和國家是兩碼事，執政黨和國家也是兩碼事。黨可以代表左派，代表無產者，但國家絕對不可以搞什麼“反右派鬥爭”或者“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至少在中國絕對不可以。為什麼？因為那是犯法的，因為神聖不可違反的《憲法》莊嚴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左派和右派，有產者和無產者，都是合法公民，都受國家保護。國家的作用在於公正，對全體公民，不分階級成份和思想傾向，必須一視同仁地保護他們的一切合法權益。只代表部份公民而不代表全體公民的“國家”，不配稱為國家。一切合法政黨必須依法活動。執政黨的義務是執行不偏不倚的國家職能，這是它的第一天職。執政黨必須依法實施政策，政策可以偏左，法律必須執中，否則國將不國。違反法律，對執政黨來說，是自掘墳墓，自甘墮落為非法黨，自甘被國民唾棄。動不動講立場，動不動講“站在哪一邊”，那叫鬥爭哲學，不是法律行為，不是國家行為。蹺蹺板那種玩意兒，小孩子可以玩，國家怎麼能“站在這一邊”，或“站在那一邊”？所以在民主政治下本來不成問題的問題，在黨國一體化的專制制度下就成了大問題。
實行政黨制、代表制，本來是好事。但政黨制、代表制和專制政治之間水火不相容。以黨治國應該結束，民主制度必須建立。有志於始終代表好東西的政黨，不應該不懂這些常識。
十一、秦始皇的國和巴金的家，有沒有代表都是它
毛病不出在“代表”上，毛病出在一黨專制這個根本制度上。有一黨專制在，別說三個代表，三千代表又能有什麼用？
明明是多元社會，硬要把一黨專製作為特色，就費解了。明明搞一元化領導，偏要玩“代表”的把戲，更費解了。
巴金先生筆下的家，由高老太爺實行一元化領導，老太爺自己就是一切。少爺服從老爺，老爺服從老太爺，全家聽老太爺的話，照老太爺指示辦事，做老太爺的好孫子，豈不“吉”了！
秦始皇締造的天下也不承認多元。東西南北中，士農工商官，天子的利益就是三十六郡的利益，天子的要求就是各色人等的方向。說到代表，秦始皇就是總代表。他決定焚書坑儒，焚書坑儒就是先進文化的方向。他批准了皇宮的圖樣，蓋阿房宮就是先進生產力的要求。他要消滅六國，發動殺人盈野的戰爭就是一切老百姓（包括敵我雙方，生者死者，以及他們的子孫後代在內）的根本利益。哪怕脆弱的統一僅僅維持了短命的十二年，哪怕十三年後天下重新大亂，雖然萬骨已枯，畢竟一帝功成，後世自有想當皇帝和願當奴僕的人跑來燒香磕頭，歌功頌德。千百萬老百姓家破人亡都是雞毛蒜皮，唯獨始皇帝的獨裁經驗是永垂不朽的大道理：民眾服從官僚，小官服從大官，全國服從皇帝，皇帝領導一切，實行領導支配下的服從，服從基礎上的領導──你看，秦王朝雖然不幸“二世而亡”，卻替中國創立了兩千年奴役的基本制度。中國已經有了這個顛撲不破的“特色”，還要那勞什子“代表”幹什麼！
如果真的允許各種成分各有各的利益，設想一下四川高家：覺新代表自己娶了梅表姊，鳴鳳代表自己嫁了覺慧，年輕人代表自己遠走高飛出去尋找真理，老太爺代表自己蹲在家裡安度殘年，統籌兼顧，各得其所，豈不是好？無奈這樣一來，置老太爺的權威於何地？置天、地、君、親、師這五項基本原則於何地！
再設想一下秦始皇，如果虛君共和，君主立憲，和平統一，三十六郡直選代表，成立合眾國，召開代表大會，大家七嘴八舌，按照憲政原則和民主程序決定國家大事，哪裡還會有暴政的悲劇和“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詛咒……？
說到這裡，一定有人失笑：怎麼能要求兩千年前的秦始皇實行現代社會的代表制？的確，這是我百分之百虛構的神話。但天天出現在中國人眼前的，卻是一個百分之百真實的“人間”：兩千年後的中國，早已推翻了帝制的中國，現在仍然號稱共和的中國，已經出現了政黨的中國，居然還不承認多元社會制度和多元政治制度，居然還在誓死捍衛一黨專制！碰上這種時代錯誤，處在這種制度下，“代表”能有什麼意義？所以，在一黨專制下講“代表”，好比草台班子演黃粱夢，雖然號稱重頭戲，畢竟是“粉墨春秋”，難入正史，當不得真。
十二、新時代未見誕生，舊時代正在咽氣
永遠領導一切的一黨統治制度，是政黨制度的異化，皇權制度的變種。皇權制度被辛亥革命推翻了，找不到真龍天子的軀殼借屍還魂，只好附在政黨身上。它在專制路上已經走得如此之遠，早已到達“史無前例”的盡頭。它把多元社會塞在一元領導的框子裡，把社會關係簡單化了。它使人與人之間只剩下了赤裸裸的領導和服從的關係，別的關係都被降到了無足輕重的地位。它只允許一個聲音──黨的聲音，只滿足一個要求──黨的要求，只實現一個利益──黨的利益。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必要去創造三個代表的新理論？
但是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因為出現了新的行情，新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是在上世紀的四十年代──社會主義陣營的全盛時代奪到政權的。當時它和全世界一切共產黨一樣，宣布自己是無產階級的化身，馬列主義的化身，社會主義的化身。要說代表，它當時有資格代表那三樣東西。那時行情不錯。五十年來，形勢大變。社會主義的先進性，馬列主義的正確性，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都遇到了無法迴避和無法回答的挑戰。
對某些領導人來說，社會主義的先進性，馬列主義的正確性，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其實無所謂，因為他們歷來只靠黨的領導吃飯，不靠社會主義、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吃飯。可是，一黨統治的大廈，全靠這三根支柱在硬撐場面。舊的支柱撐不住了，如果沒有新的支柱替代，一黨統治的舞台就坍塌了。
斯大林雖然把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拐彎抹角寫在蘇聯憲法的一個定語從句之中，卻沒有找到說得出口的理由（注１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堂而皇之寫在憲法序言上的，還陳列了兩條似乎存在的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既取得了新民主革命的勝利，又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制度。用這兩條天大的理由，證明中國應該永遠屬於共產黨領導的勢力範圍。近來頗有人主張修改憲法，一黨領導勢必成為眾矢之的。姑且遵照鄧小平“不爭論”的指示，也不去論說“打天下者坐天下”到底算 “毛澤東思想”還是 “朱元璋思想”。如果有人問你，取得了勝利的“民主”究竟藏在什麼地方，被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現在又在哪裡，這兩隻據說早就被好貓抓在手裡的大“老鼠”，你能把它們拿出來給大家欣賞欣賞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既然兩大根據一起落空，你叫一黨統治到哪裡去覓地自容？
在這種嚴峻形勢下，托樑換柱，用新三件取代老三件，顯然是挽救一黨專制的最後一著。新老三個代表之間，又繼承，又發展。新三個代表的智商相當高：你懷疑社會主義，總不能懷疑“先進生產力”吧！不相信馬列主義，總該相信“先進文化”吧！共產黨代表不了具體的工農大眾，總能代表抽象的“最廣大人民”吧！老三個代表年老體衰，無法返老還童，新三個代表總能長生不老吧！這樣，一黨統治就能在新三件的理論基礎上與時俱進，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了。
有人說三個代表開闢了新時代。中國人的確正在創造自己的新時代。但是新時代不可能來自三個代表。在三個代表那裡，我看到的全景是：枯籐老樹昏鴉，夕陽冉冉西下。
有人說新三個代表豎立了里程碑，我認為很有見地。新三個代表的提出，確實標誌著舊時代正在中國咽氣，現在處在方死未生之際。
十三、實至名歸的貴人黨、富人黨、強人黨
好心的朋友知道我在評論三個代表，對我提出忠告，怕引來大禍。我想了以後，回答道：謝謝您了，隨他去吧！
有朋友告訴我：三個代表的驚人之筆，不在解放生產力，不在創造前所未有的文明，更不在代表人民群眾──這些話，講來講去，一代不如一代；三個代表之所以開創新時代，新就新在允許資本家加入中國共產黨！
原來如此！！容我補充──這是最後一篇，第十三篇。
不過用不著大驚小怪，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到今天，吸收資本家入黨本來就是題中應有之義。
造反靠窮人，是天經地義；掌權靠強者，也是天經地義。這種事情，古已有之，不是創造。朱元璋本是無業遊民，打江山時離不開窮人。他當上明太祖後，儼然真命天子，哪能再和破破爛爛的老朋友廝混？
有人覺得奇怪：共產黨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怎麼可以容得資本家入黨？又是資本家，又是共產黨，非驢非馬，成何體統？
世界上非驢非馬的東西有的是，不成體統的東西也有的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朱元璋一闊臉就變，大家都認為理所當然。朱元璋變得，為什麼共產黨變不得？
即使在過去，共產黨內也不是沒有資本家。中共一大到七大的黨章，都不禁止資本家入黨。那個時候，共產黨缺錢，資本家有錢，資本家的錢對共產黨有用，為什麼拒絕他們入黨？
八大前出現了新情況。中共已經全面完成了“剝奪剝奪者”的任務。資本家被剝奪光了，沒有錢了，因此沒有用了。一九五六年，經毛澤東同意，鄧小平主持修改黨章，才對“入黨條件”破天荒第一次加上了“不剝削他人”的限制。有些老左派理論家，年紀雖大，見識不廣，以為“我黨一貫”不准資本家入黨。其實，“我黨一貫”以黨的實利為重，誰對黨有用就允許誰入黨，誰對黨無用就禁止誰入黨，比一竅不通的老左派高明多了。
非但今後需要有錢人源源不斷向黨輸送新血液，而且老血液中早就有了人所共知的暴發戶。一部分著名的共產黨員，及其終身伴侶，嫡傳子孫，下海弄潮，“白”手起家，早已變成紅色富豪，革命大款，這種靠革命特權發財的寄生虫難道還少嗎？真的把這些人統統開除出去，黨的公開分裂勢必難以避免。既然黨的利益離不開紅色資本家，可見向紅色資本家開門是非常順乎黨心、合乎黨理的事情。至於“紅色”不“紅色”，當然以承認不承認黨的絕對權力為試金石。反對一黨專制的資本家是絕對不准入黨的。因此，向擁護一黨專制的紅色資本家招手絲毫不意味著黨對領導一切這個根本制度的動搖。恰恰相反，它意味著時候到了，領導一切的共產黨需要公開承認既成事實，宣布自己是主宰中國的貴人黨、富人黨、強人黨了。道理就這麼簡單，不值得大驚小怪。
有人預期，紅色資本家加入共產黨將是中國由專制向民主演變的開始。我看這種與虎謀皮的預期注定要落空。看看中共黨內早已存在的暴發戶們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為就明白了──他們到底在搞民主還是在搞專制？陳希同也罷，成克傑也罷，有權的也罷，有錢的也罷，所以發財，所以掌權，靠的都是紅色專制，專制是這伙一丘之貉共同的命根子。三個代表的理論開闢不了民主制度的新時代，在絕對權力的感召下入黨的紅色資本家不可能是政治改革的動力。
我的評論到此結束。
注 釋：
（注１）影響最大的，有１９２２年的香港海員總罷工，和１９２３年的京漢鐵路總罷工。海運和鐵路幹線的癱瘓引起全國矚目。
（注２）“買斷工齡”是中國一勞永逸對付失業工人的新辦法。經領導批准，由工廠發給工人一筆數額不等的錢，工人只要收下這筆錢，等於從來沒有做過工，從此喪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所規定的一切保障，工廠對他不再負任何責任。
（注３）“包身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有些紡織廠的工頭到農村中去招募女工，由工頭付一筆“包身費”給農戶，由農戶出“包身契”給工頭；農戶的女兒就被工頭領到上海，在工頭的支配下做工，被稱為“包身工”。她們在“包身契”所規定的年限（一般為三年）內，由工頭髮生活費，但必須把工資交給工頭。夏衍先生當時曾效法恩格斯，深入貧民窟，寫了一篇關於《包身工》的報告，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公開發表。
（注４）中共認為，組織工會乃是中共一黨的專利，絕對不是工人自己的權利。只有接受中共領導的工會才可以稱為“工人自己的工會”。凡是不接受中共領導的“自發”工會，過去統統是黃色工會，即帝國主義、無政府主義、北洋軍閥、封建把頭、國民黨的御用工具；現在統統是危害國家安全的非法組織。這是中國在對外談判中堅決不和世界接軌的爭端之一。
（注５）就全國範圍而言，土地改革結束於一九五三年春天，而農業合作化完成於一九五六年春天。所以，在中國大陸，農民統共享受了三年耕者有其田的日子。
（注６）這是中國科學院院長兼歷史研究第一所所長郭沫若的史詩，題目就叫《主席走遍全國》，作於一九五八年，發表在當時全國幾乎所有的報紙上。我希望有朝一日，未來的歷史學家能寫一篇新的史詩：《主人走遍全國》。
（注７）“放衛星”是中國大陸一九五八年報導農業奇蹟的專用名詞。發源地可能是河北徐水縣，是獻給毛澤東看的，後來正如彭德懷所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河南，湖北，安徽，相繼捷報頻傳。當時我在安徽無為縣官鎮鄉的鎮河農業生產合作社勞動。和我們毗鄰的社，在省委的授意下，夤夜組織幾百名勞動力，把十畝已經成熟的水稻秘密“（合）並（移）栽”到一畝地上，五天以後，敲鑼打鼓，在這一畝地上揮鐮收割，恭請省委、地委、縣委三級聯合工作組蒞臨攝影驗收，放了一顆“水稻畝產五千斤”的衛星，消息登在《人民日報》頭版腹部。這個神話使我第一次接觸到中國農村工作的陰暗面：共產黨的省委有本領像做戲那樣弄虛作假，被揭發後有臉皮公然文過飾非。安徽高產的謊言直到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後才在高級領導機關中半遮半掩揭穿，但這個省在大躍進神話中活活餓死的幾百萬人再也不能復生了。
（注8）不准你看的，當然包括法輪功的書在內。煉功的人，主要是無錢求醫買藥而渴望治病健身的窮苦人，包括農民和失業職工，其中許多是老人和病人。書的內容主張以真摯、善良和寬容的心境修身養性，但有兩條理由使它被判決為邪教。一條理由：因為一九九九年有一萬名練功者以靜坐半天的和平方式參加請願，懇求中共中央允許他們練功，不要取締他們。請願結束後，場地乾乾淨淨，沒有垃圾遺棄，如此秩序井然，使共產黨自嘆不如，足以證明法□功是黨的心腹大患。另一條理由：因為在幾千萬名練功者中出現了自殺的人，歷年累計的自殺率是十萬分之一到一百萬分之一，由此也足以判決法輪功不可能不是邪教。我不知道依法治國是根據同一標準還是雙重標準，比方說，在中國，凡病人、黨員、市民、國民的自殺率達到同等水平者，該衛生部、該政黨、該城市、該國是否同樣應該被判決為邪部、邪黨、邪市、邪國，予以取締？──如所周知，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的自殺率（而且是被該黨迫害致死的自殺率）無不高出這個比例幾倍乃至幾十倍，以致從來沒有公布過。
（注９）中國的成文史，從甲骨文算起，是三千多年。常有人說中國“五千年”文化，但“五千年”顯然不是指成文史，也不像是以出土文物為根據的史前文化，有點像是故事傳說史。
（注１０）書報檢查官名聲太臭，因此不可能設置以此為名的職稱。但實際執行書報檢查任務的官多如牛毛。官有大有小，有專業的，也有業餘的。在業餘書報檢查官中，有天大的官，如決定封殺劇本《海瑞罷官》的毛澤東，決定封殺電影《苦戀》的鄧小平，都是這種業餘性的書報檢查官。
（注１１）“大款”是中國的新詞彙，產生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專指從那個時候以來出現的新富豪，他們大多是憑借官場勢力而搖身變成的暴發戶。雖然常常被稱為“白手起家”，實際上黑手起家者居多。
（注１２）見龔自珍一八三九年寫的《己亥雜詩》第六十四首。翻成白話是：“本朝在冊的官員象茅草那樣越來越多，相當於金代元代官員的五倍，明代官員的十倍；讀書人的責任是把歷史的軌跡留給後人知道，所以我寫了兩篇關於職官制度的著作。”這兩篇著作都失傳了，但龔自珍的感慨當是以研究成果作為根據的，決非泛泛而發。
（注１３）鄉幹部的建制，全國沒有統一規定。大躍進之前，我到過的鄉（華東，華北，西北），所配脫產幹部從一個到五個不等。中南和西南不可能多於此數。東北不詳。
（注１４）財政部的大金庫，指國庫；來源是稅收、國債和國有企業的上繳利潤；動用國庫的權力屬於黨委和政府。黨政機關的小金庫，歸黨和政府下屬的部、司、局、廳、處、科所有；來源是這些單位自己“創造的收入”（簡稱“創收”，包括：機關辦公司的利潤，“掛靠”單位的納貢，以及辦公過程中的“好處費”和“罰款”等）；動用小金庫的權力屬於各該單位的首長。
（注１５）關於中國共產黨籠罩一切的領導地位，中國憲法在序言中堂而皇之，直言不諱。而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只拐彎抹角存在於蘇聯一九三六年斯大林憲法第十章第一二六條的一個定語從句( attributive clause)之中，顯得忸忸怩怩。原文雖然拖泥帶水，但考慮到早已絕版成為孤本，不妨照抄如下：
“第一二六條 為適合勞動者利益並發展民眾組織自動性及政治積極性計，保證蘇聯公民有權結合於各種社會團體，即職工會，合作社，青年團體，體育及國防組織，文化、技術及科學會社；而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階層中最積極最覺悟之公民，則結合於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即勞動群眾為鞏固及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而奮鬥之先鋒隊，勞動群眾所有一切社會團體及國家機關之領導核心。”
中國憲法和蘇聯憲法的兩種筆法，代表著兩種心態，都有點意思，耐人尋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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