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謊言】揭開中國艾滋黑幕
【大紀元11月4日訊】艾滋病﹐是一種名副其實的世紀瘟疫。發現20多年來﹐它已傳遍全球﹐直接造成2,200萬人的死亡﹐成為僅次于中世紀歐洲黑死病的最具殺傷力的傳染病。由於交通手段的長足進步﹐艾滋病的傳播速度超過了有史以來的任何一種傳染性疾病。
**艾滋病在世界20年的發展及後果
非洲大陸是艾滋病感染的重災區。2003年9月舉行的第13屆非洲艾滋病與性病國際會議發佈的公告表明﹐目前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約有2,940萬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約佔全球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人數的70%。其中博茨瓦納大約有38%的成年人感染艾滋病毒﹐成為世界艾滋病傳染率最高的國家。而兩年前﹐博茨瓦納的艾滋病感染率還僅是36%。2002年7月﹐聯合國艾滋病總署非洲部主任桑布預言﹐在10年之內﹐非洲將會有至少4,000萬人死于艾滋病。這個數字超過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聯合國艾滋病總署同期發表的報告指出﹐除非擴大防治措施﹐今後20年之內﹐45個感染艾滋病最嚴重國家將有6,800萬人死于艾滋病。報告說﹐在大部份嚴重感染艾滋病的國家﹐艾滋病患者的人數會繼續上昇。
沒有人會預想到艾滋會在20年間肆虐到這種程度。艾滋病使發達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並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滅頂之災。且不說治療艾滋病的昂貴費用﹐單就主要受害者是青壯年這一事實來看﹐因艾滋病而造成的勞動力喪失﹐就可能給一國經濟帶來沉着的打擊。另外﹐艾滋病治療費用平均為每年6,000美元﹐更新更有效的治療方案甚至達到每月6,000美元﹐對於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講﹐這一醫療費用簡直是天文數字﹐絕大多數受染者只有坐等死亡﹐而窮國也因此變的更窮。這一趨勢在不少非洲國家已初露端倪。比如﹐非洲能得到抗逆轉錄脢病毒藥物治療的患者不足4%﹐能夠得到雞尾酒混合療法治療的患者不足1%。一些亞洲新興工業國家也擔心一旦艾滋病流行﹐辛苦累積數十年的經濟成果將毀于一旦。
**歷史的巧合: 江的竄升和第一例本土艾滋病例
在世界各國艾滋疫情山雨欲來﹐黑雲壓城之時﹐中國大陸卻是“風景這邊獨好”。1989年以前﹐中共一直不承認中國大陸存在中國籍艾滋病患者﹐並在宣傳中有意地把艾滋病說成是“西方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惡之花”。言下之意﹐中國人民正在黨的光輝雨露下欣欣向榮的成長﹐奔向四個現代化﹐絕無可能得這種“墮落病”。
中國人難道偏偏具備了艾滋病免疫力﹐可以刀槍不入嗎﹖近代以來中華民族一直命運多蹇﹐步履維艱﹐經歷了豪強入侵﹐割地賠款﹐民國亂政﹐日軍侵華﹐國共內戰﹐共黨建政﹐以及隨後不計其數的政治運動。難道中國人這次受到了上天的垂青﹐可以避過這場禍患嗎﹖
遺憾的是﹐美好的期冀總是取代不了殘酷的現實。1989年﹐北京協和醫院發現一例本土艾滋病例﹐證實“墮落病”已經在中國大陸生根發芽。但是﹐艾滋病統計數字在有野心﹐腐敗或者膽小怕事的中共官員面前﹐又一次成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在確認有艾滋病患者後﹐他們一直遮遮掩掩﹐以至統計數字和實際出入很大。甚至中國官員都認為關於艾滋病人及其病毒攜帶者的統計數字不可靠。許多地區拒絕上報艾滋病真實數字﹐阻止中國研究人員進行試驗或者進行防止艾滋病的活動。
歷史總有許多巧合。這一年﹐正是江澤民登上中共權力巔峰﹐接過獨裁權杖的第一年。
沒有人意識到這背後隱藏的危機－無論是愚弄者還是被愚弄者。愚弄者高興地看到﹐中國人民很聽話﹐他們很快的淡忘了“64”的慘烈﹐興高采烈地奔向“錢”景。艾滋病問題本來就捂得很緊﹐現在就更不會有人關心了。對一個經受了無數次洗腦﹐以至在重壓之下可以輕易淡忘血與火的民族﹐你還能指望什麼﹖被愚弄者們盤算﹕艾滋病﹖我黨說了﹐那是“西方腐朽生活方式”和“全盤西化”的必然結果。我們不會得﹐發財要緊。
地火也許不為人所知﹐但卻不會停止燃燒。一旦爆發﹐卻可能吞噬一切。當時﹐“西方腐朽生活方式”還只是黨官兒們的專利﹐平民百姓根本沒有金錢美女來揮霍驅使﹐可是艾滋病照樣在中國傳播。愚弄者算盡機關﹐最終愚弄了自己。但是﹐他們只是愚弄了自己一把﹐給自己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什麼代價也沒有付出－官照樣升﹐財照樣發。真正犧牲的卻是無辜的被愚弄者。當中國人在黨錮鬆動後剛剛獲得一些喘息的空間時﹐艾滋病的巨大陰影卻又籠罩了他們﹐最要命的是﹐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危險 － 他們的境況﹐正像一句古話所說的﹕“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看到這裡﹐有的讀者可能會說﹐不會呀﹐我週圍就沒有艾滋病患者﹐艾滋病怎麼會這麼嚴重﹖一方面這是因為中共刻意封鎖消息﹐有意造成一種“形勢一片大好”的假象﹔另一方面﹐中共的醫療機構遵循一種十分荒唐可笑的“隱私”原則﹐以至於前一段時間有丈夫得了艾滋病﹐妻子竟不知情的報導。
**中國的艾滋病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讓我們通過中共官方﹐民間和獨立第三方的不同視角﹐來探究黑幕之後的真相。
中國人群對艾滋病的免疫力究竟如何﹖1999年﹐中共軍隊302醫院的研究表明﹐中國人並非對艾滋病毒刀槍不入﹐恰恰相反﹐中國人屬艾滋病極易感人群﹐對艾滋病毒的易感性甚至超過了非洲黑人。
中國艾滋病毒的種系是如何分佈的﹖艾滋病病毒“原產地”並不在中國。但是﹐自發現以來該病毒在中國迅速本土化。截至1999年﹐中國大陸共發現兩大類（HIV-1和HIV-2）﹐共9種亞型的艾滋病病毒﹐是世界上艾滋病病毒類型最多最全的國家之一。在HIV-１類型的8種亞型毒株中﹐B’亞型佔47.5%﹐C亞型佔34.3%﹐E亞型佔9.6%。從地區分佈看﹐不同亞型病毒在各地呈不平衡分佈。來源于泰國吸毒人群的B’亞型流行區域最廣﹐幾乎見于所有被調查地區﹔來源于印度吸毒人群的C亞型主要分佈于吸毒者較多的雲貴川和西北地區﹐並隨新疆流動人口傳至華東﹑華南﹔來源于東南亞地區的E亞型主要見于西南邊境和東南沿海地區﹔少數非洲回國勞工感染的非洲A﹑D和G亞型﹐散見于勞工輸出較多的內陸省份﹔主要見于南美的F亞型則僅見于廣東。從感染人群分佈看﹐吸毒人群感染的主要是B’﹑C亞型﹔血液感染的主要是B’亞型﹔在性傳播人群中﹐所有亞型均有發現﹐並以E亞型為最多。HIV-1型病毒是引起艾滋病全球流行的病毒﹐而HIV-2則呈區域性流行﹐在西非感染率較高﹐目前在美洲﹑印度﹑歐洲已發現少數感染者﹐中國也已經發現病例。全國各省市都已發現艾滋病患者﹐已經沒有一塊淨土。
**中國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到底有多少人﹖
2000年3月27日﹐在珠海舉行的第二屆非政府組織防治艾滋病工作聯席會上﹐中共衛生部疾病控制司提供的報告顯示﹐從1985年至1999年底﹐全國累計報告艾滋病毒感染者17,316例﹐其中艾滋病人647例﹐死亡356例。
2001年8月23日﹐中共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宣佈﹐截止到該年6月底﹐全國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6,058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111例﹐死亡584例。
在西方記者問及中共衛生部是否一直在試圖封鎖河南等地民眾大量感染艾滋病的消息時﹐殷大奎則堅決否認。他同時威脅說﹕“說話要有證據﹐沒有證據是要負法律責任的”﹐並質問記者﹕“你有什麼證據說衛生部在封鎖這個消息﹖” 但在鐵的證據面前﹐他又不得不變換了口徑。他說經衛生部經過多次調查和統計﹐因採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數大約在“3萬到4萬人”﹐也有專家認為是8萬到10萬人﹐但決不會超過這個數字。
2002年8月26日﹐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高強在北京表示﹐截至2002年﹐中國大陸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達4萬多例﹐確定感染者共2,639人﹐已死亡1,047人。請注意﹐高強發佈的數字中﹐顯然不包括殷大奎提到的因採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3萬到4萬人”。高強同時在報告中指出﹐中國大陸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列為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亞洲第二位﹑全球第十四位”。正是這個高強﹐在一年之後的SARS大爆發時﹐又一次出現在前臺﹐當着全球記者的面硬着頭皮力頂“撒謊部長”張文康。說他們是“一坵之貉”﹐大約是不過份的了。
讓我們先來看一看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亞洲第一位”的印度有多少艾滋病人。據印度國家艾滋病控制組織(NACO)公佈的統計數字﹐2001年﹐印度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攜帶者為397萬人﹔2002年﹐這一數字暴增到458萬人﹐增長率為15%。即是通過直覺也能感覺到﹐如果高強發佈的數字是真實的﹐中國何以能夠以區區4萬人排名“亞洲第二位”﹖
據中共新華社報導﹐2001年2月28日﹐“中國－歐盟性病艾滋病防治培訓項目”舉行了總結會。與會專家報告﹐艾滋病在中國呈加速流行趨勢﹐最新測算顯示﹐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實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過60萬人。
**江13年中國艾滋病發展 一斑可窺全豹
2002年6月27日﹐聯合國艾滋病總署公佈了一份長達89頁﹐措辭強硬的譴責性報告﹐題為《HIV/艾滋病﹕中國的巨大危險》(《HIV/AIDS﹕China’s Titanic Peril》)中指出﹕“中國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數量難以準確估計……目前﹐國內對當前的估計和對未來的預測數據不能做到完全的科學和有效﹐許多國內和國際專家估計在2001年中國就已經超過了100萬人。”報告警告說﹐中國正瀕臨艾滋病氾濫成災的邊緣。如果中國政府繼續採取不合作態度﹐中國將面臨大量人口感染艾滋病的威脅﹐而這將導“難以想像的人民苦難﹑經濟損失和社會動蕩”。報告坦率地說﹐中國艾滋病感染者人數的增長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假如不迅速採取有效措施﹐中國的艾滋病感染者數目將在2010年前上昇到1千萬人﹐後果不敢想象。
2002年11月29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第四屆性病艾滋病宣傳教育研討會”上﹐中國艾滋病專家曾毅說﹐中國大陸實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達100萬人。並且﹐農村感染者佔到總數的80%左右。
2003年8月16日﹐北京民間機構“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執行所長鬍佳在紐約法拉盛圖書館演講時說﹐中國大陸實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數大約為100萬到600萬人。胡佳舉例說﹐僅河南就有好幾百個“艾滋村”﹐“艾滋村”裡感染上艾滋病毒的人就有上百萬。
2003年9月3日﹐人權組織“人權觀察”發佈了一份關於中國艾滋病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艾滋病毒通過中共政府經營的採血站在中國的至少7個省份中進行傳播﹐這7個省份的總人口數達4億2,000萬﹐而賣血者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在4~40%之間。該組織認為﹐中國艾滋病感染者人數要遠超過中國官方所承認的100萬。
也是在這一年﹐中共獨裁者江澤民以退為進﹐“退居二線”了。在他“在位”的13年中﹐中國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數從零變成了數百萬。又一次巧合﹖在這種巧合之後﹐暗示了什麼樣的真實呢﹖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一句非常“酷”的電影臺詞﹕“You can’t handle the truth!” 翻譯成中文大概意思是“你承受不了真相。”把上述材料綜合起來﹐即使是最愚魯的人都能得出結論﹕江共企圖掩蓋中國艾滋病日漸深重的危機。這種在事實面前仍然能夠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撒謊的本領﹐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有病當早治﹐宜速不宜遲。但中共的反應再一次讓人們大跌眼鏡。當中國的艾滋危機漸漸露出冰山一角﹐引起國際社會不安的時候﹐中共並沒有着手普及防艾知識﹐卻在集中精力宣傳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成百上千草民們的性命﹐並不比一個獨裁者的幾句毫無意義的陳詞濫調更重要。這個命題﹐曾在中共的歷史上得到一次又一次地印證。
**中國艾茲病的三個高發區
中國的艾滋病發展情況在地球另一端引起了關注。2002年9月11日﹐ 美國國會中國委員會舉行聽證﹐請中國艾滋病問題專家介紹中國艾滋病蔓延的情況和中國有關當局的對應措施﹐並就中國應付艾茲病蔓延提出建議。專家們說﹐自從80年代中期艾滋病毒開始進入中國以來﹐中國三個地區的艾滋病問題特別嚴重。第一個地區是和東南亞的毒品金三角相鄰的中國西南邊境省份。由於毒品走私猖獗﹐雲南﹑廣西﹑貴州等省份的吸毒者感染艾滋病的人數日益增多。第二個艾茲病多發地區是新疆。自從國際刑警當局大力打擊從金三角經中國西南省份向香港送海洛因的活動以後﹐越來越多的毒品轉由新疆流向西方﹐導致新疆吸毒者人數急劇增加。第三個艾滋病多發地區是河南。在這個中國省份﹐賣血最為普遍﹐由於抽血設備未經徹底消毒﹐導致大量賣血的人感染艾滋病毒。
河南是農業大省﹐人多地少﹐農民非常貧困。把無辜省民推向了死亡的深淵的﹐正是河南省中共高官的“血漿出政績﹐血漿出經濟”的血腥夢想。為了創收﹐官員們絞盡腦汁﹐最後終於決定開發河南的“人力資源”。河南衛生廳大辦血站﹐採血後收集血漿﹐然後把紅細胞注回賣血者體內﹐把採到的血漿買給製藥公司。一時間﹐數百家血站破土而出。這些血站缺乏最基本的衛生條件﹐有些就是一臺小拖拉機上放一個離心機和幾個反復使用的膠皮管子和針頭。在河南某些地區﹐賣血成為了一種職業和流行趨勢﹐甚至發展到了有的農戶不賣血﹐就被村民們看不起的地步。艾滋惡魔就這樣在一次次地賣血交易中降臨了。
農民們悄無聲息的感染了艾滋病﹐然後是發低燒﹐腹瀉﹐全身無力﹐最後悄無聲息地死去。當初他們賣血正是為了得到一些微薄的收入﹐又怎麼捨得用這些賣命的錢給自己治病﹖沒有人關心他們﹐沒有人理會他們。但是﹐通過買賣他們的鮮血獲利的那些中共吸血鬼們卻大發利市﹐官運亨通。
** 高耀潔(艾滋病的“蔣彥勇”醫生) 受到的報復和迫害
中共漠視人民的生命並不代表着人民群眾也同樣麻木不仁。當退休醫生高耀潔和醫學教授桂希恩挺身而出﹐向當地人民傳播艾滋病知識﹐關心艾滋病人疾苦時﹐江澤民“中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謊言立即原型畢露。
湖北醫科大學一附院傳染病教授桂希恩是第一個發現河南省上蔡縣艾滋病人群的人。他的一個學生是當地一個醫生。大約在1999年6月左右﹐上蔡縣文樓村有青壯年接二連三死于一種怪病﹐普遍症狀為低燒﹐腹瀉﹐全身無力。他給桂教授寫了一封信﹐央求老師親自來一趟﹐好弄清原因。
1999年7月﹐桂教授第一次來到文樓村。他的發現讓他十分不安﹐於是他找到上蔡縣衛生局。在承諾無償為村民體檢﹐並對體檢結果守口如瓶之後﹐衛生局還是拒絕了他的要求。他又找到一些部門和地方官員﹐依舊是拒絕。桂教授只好無功而返。但兩個月後﹐一個醫生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讓他再次來到了文樓村。他偷偷進村﹐沒敢通知任何官方部門。他採了一些血樣。化驗後﹐他震驚不已﹐他的猜測被證實了。他驚慌失措地向河南省有關部門反映﹐但根本沒有人理他。不得已﹐桂教授只好“越級上訪”。他帶着調查報告去了北京﹐把報告呈送到中共副總理李嵐清手中。李嵐清做了“儘快處理”一類的具有中共特色的官樣文章後﹐把該報告發還河南省委。
令桂教授震驚的事情還在後頭。他頻頻向河南省提出警告﹐希望有關部門能接受他的建議﹐趕快通知有艾滋病毒攜帶者﹐患者和他們的家屬﹐建立愛心醫院﹐收治艾滋病人﹐否則艾滋病患者還將繼續增加。他告訴他們﹐河南基層政府以前沒有管住非法採血導致了艾滋病的出現﹐基層官員是有責任的。如今﹐應該作些彌補。可是根本沒有人接受他的建議。河南省省委甚至專門派一名處長去武漢找到桂教授﹐告訴他那是河南省的內部事務﹐希望他以後不要再插手。據說﹐河南省一怕艾滋病事件影響當地投資環境﹐二怕河南農民出去打工會沒人接受﹐三怕上面追究起以前放任非法採血的責任。因此﹐希望他能閉嘴。
桂教授因此被河南省“買斷”﹐高高掛起﹐不再被允許進入上蔡﹐更別提看病人了。這時﹐高耀潔出現了。
高耀潔是河南中醫學院教授﹐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主任醫師﹐婦產科﹑婦科腫瘤專家﹐九三學社成員。在此之前﹐這位河南老太致力民間性病防治宣傳已有５年時間。她的足跡幾乎遍及河南各地區﹐為此個人出資10多萬元﹐而她卻生活在冬天連暖氣都沒有的簡易樓裡。在中共地方官員拒絕對艾滋病患者提供任何治療和醫藥援助的情況下﹐高耀潔不得不用她那一點微薄的退休金買藥﹐送藥下鄉﹐同時向社會大聲疾呼河南的艾滋病問題。她先後接受了法新社﹐BBC和News Week等國際媒體的採訪﹐讓全世界都來關注中國的艾滋病問題。
在世界上任何民主國家或稍有人性的集權國家﹐高耀潔的行為肯定會受到歡迎﹐她將成為一個民族英雄。可是在中共治下的中國﹐高耀潔的行為卻立刻招來了報復和迫害。如果說中共為保住權力和既得利益而逮捕和迫害異見人士是獨裁者和偏執狂的典型症狀的話﹐那麼騷擾和阻撓醫生救死扶傷就只能是精神病人和殺人犯的典型行為了﹗
不幸的是中共官僚集團正是這麼做的。
1999年的世界艾滋病日﹐高耀潔準備接受記者的採訪。河南衛生廳廳長的夫人﹐同時也是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院長的李真威脅高耀潔說﹐必須說“河南省沒有艾滋病”。她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她數次接到恐嚇電話﹐聲稱“再搗亂就幹掉你”。河南省一份名為《大河報》的報紙公開報導河南艾滋病流行情況後﹐衛生廳立刻向中共河南省委宣傳部告狀。最後﹐河南省委宣傳部下達文件嚴厲批評《大河報》﹐並稱﹐艾滋病在全國各省都有﹐為什麼別的省不報導﹐偏偏河南要報導。河南省衛生廳黨組曾為艾滋病問題召開過一整天的會議﹐最後的結論是﹐只要解決了高耀潔和桂希恩﹐河南就不再有艾滋病問題。高耀潔的小女兒因為她受到牽連﹐被河南一家醫院無故辭退﹐最後不得不遠走加拿大。2000年8月﹐News Week對高耀潔的採訪激怒了一個中共高干﹐該高干先後兩次在不同的場合威脅高耀潔本人不准再接受任何媒體採訪。中共還一直禁止或阻攔她去各地做預防艾滋病的演講﹐理由是她有政治問題。2003年8月﹐河南一名李姓藥商竟以誹謗罪將高耀潔告上法庭。據說﹐高耀潔寫的一份艾滋病防治宣傳品中曾不點名地指責某些藥商編造與擴大藥品的艾滋病防治效果。
但是﹐高耀潔的業績卻受到了秉持人道和正義的人們的一致讚揚。她被中國報紙“南方週末”評為“2001年十大傳播突破獎”的得主之一﹐該報紙讚揚她在艾滋病宣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超越任何媒體”。她還被授予世界衛生理事會2001年度“喬納森‧曼衛生及人權獎”。全球衛生理事會在其網站上發表的頌詞中表揚高耀潔因“正直和勇氣”而獲獎。2002年7月﹐高耀潔被美國雜誌Business Week評選為“亞洲之星”。Business Week說﹐這些亞洲的領袖人物代表了亞洲的重新燃起的希望和熱情。2003年7月﹐她又被授予“拉蒙‧麥格賽賽”公共服務獎﹐以表彰她在中國推廣普及艾滋病防治理念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
儘管她的成勣受到了中國和國際媒體的關注﹐她仍不斷受到中共當局的警告﹐讓她不要對記者發表講話﹐並從此不再被允許進入農村地區。在她得知自己獲得“喬納森‧曼衛生及人權獎”後﹐中共官員拒絕批准高耀潔提出的護照申請﹐擔心她此行將進一步暴露河南省出現的艾滋病危機。全球衛生理事會不得不請一位在美國的中國艾滋病活動人士代替高耀潔領獎。參加頒獎儀式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表示﹐對於中共禁止高耀潔前往美國領取全球衛生理事會頒發的“喬納森‧曼衛生及人權獎”表示遺憾。他說﹐高耀潔這樣的婦女是一個具有啟發性的例子。安南讚揚了像高耀潔這樣為了對抗艾滋病而犧牲個人利益的人士。
**掩蓋下的中國艾滋疫情如何解決﹖
高耀潔曾說﹐她覺得一個人活在世上應該為別人作一些好事﹐不能光為了自己生存﹐如果光為了自己生存﹐那跟禽獸沒有什麼區別。不知那些中共高官們看到這句話﹐會有什麼感想。他們的第一念頭也許會是﹐要解決中國的艾滋病問題﹐要首先解決象高耀潔這樣的人﹐然後中國就不再有艾滋病問題了。
“人權觀察”在其報告中稱﹐中國對艾滋病疫情的掩蓋是世界上最大的艾滋病醜聞之一。由於中共不正視和不重視因獻血引起的艾滋病疫情﹐大量患者沒有得到治療和補償﹐也沒有任何一個官員因為瀆職而被處罰。“人權觀察”亞洲部執行主任布萊德‧亞當斯說﹕“現在是中國正視血站傳播艾滋病醜聞的時候了。北京應該全面公正地調查地方官員捲入醜聞的情況﹐並追究他們的責任。如果中國做不到這一點﹐就應該讓聯合國或其它獨立的組織來收集事實。”
事實上﹐由血液製品引起的大規模疾病傳染事件在國際上已有很多先例。1985年﹐法國全國輸血中心主任加雷塔等將明知帶有病毒的血液輸給3,200名病人﹐共造成1,900人感染艾滋病毒。加雷塔本人被判刑4年﹐罰款10萬美元﹐法國衛生部部長因此醜聞辭職。1979~1989年﹐日本以“綠十字”為首的五大製藥公司進口的血漿共造成約1,800名血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近400人因患艾滋病而喪生。1989年起﹐大阪和東京因輸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相繼向法院提出起訴﹐但訴訟一拖再拖。原因是日本厚生省從中作梗－1983年厚生省就已認識到這種血液制劑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險﹐但卻沒有採取任何中止使用的措施。經過5年的鬥爭﹐東京﹑大阪兩地地方法院分別作出判決﹐日本和出售血液製劑的五大製藥公司向因輸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謝罪﹐賠償每一位受害者4,500萬日元﹐並負責解決受害者的治療問題。
把中國的艾滋病醜聞放在任何民主國家﹐必將導致該國政壇大地震和政府垮臺﹐當時政客必然一蹶不振﹐以後也休想翻身。但是在中國﹐獨裁者們非但沒有垮臺﹐而且還坐得很穩 － 當然﹐不是在龍床上﹐而是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大大小小牽涉其中的中共官員﹐每人製造了多少艾滋冤魂﹖當正義的審判到來之時﹐歷史一定會給他們正確的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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