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庵居士政經系列﹕中國加入WTO——我們怎么面對現在的社會體制

【大紀元12月17日訊】网絡上一些讀者看了我寫的WTO文章后發了一些討論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提到：“WTO實際是貿易協議，与政治与體制無關”并對我的文章逐一批駁。坦率地說，我不同意這位自稱是海外經濟學家的先生的論點，至少我覺得他并沒有能從更高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在WTO協議書中有兩條極不顯眼，但又極為重要的定義，其中的一條是國民待遇，另一條是協議的法律普遍适應性。

目前在中國大陸喊的最響的就是“國民待遇”，什么是國民待遇？政府怎么去适應并實施全體國民以至世界性的國民待遇？至少，我在目前還沒有看到一點希望，更沒有看到任何具有實質性的動作。我相信的是，至今中國政府的一些負責人盡管加入了WTO，但還是沒有搞清楚什么是國民待遇。

當大陸加入WTO，最先感受到的是中國的經濟特區，因為要享受國民待遇，所以特區的特權就會消失了。各個省市的政策差別就要取消了。否則你就是不能平等，這就不符合國民待遇的統一標准。西部開發的特殊政策同樣也是如此，政府可以從自己的口袋里拿出錢去支持西部開發，但你絕對不能從政府的政策和法律上有特殊的對待。否則，你怎么說是在實行國民待遇呢？但問題是，在大陸中央政府財政年年吃緊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怎么有可能在政府財政上拿出錢來支持并扶持地方呢？而這個問題同樣又引發了另一個問題，這就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財政和稅收政策的問題。在目前，中共實行的是一些特殊的財稅包干制，一些發達地區實行財政包干，換句話說就是，我和中央定一個合同，每年交給你多少錢，剩下的都是我自己的。中國加入WTO之后，這個財稅包干的制度同樣也遇到了國民待遇這個尷尬問題。既然是國民待遇大家都平等，但為什么有的城市的企業和百姓賺的錢多但交的稅少，我為什么賺的錢少還要多交稅？這樣的政策和制度對投資的企業和個人都是極為不公平的事情。回到西部開發的事情上，也許有的省市會問，為什么要讓我多交稅，并把錢花到別的省市去，這對我們省交稅的百姓更加不公平，我交的稅多，百姓就應該享受更多的福利。為什么要壓制發達的生產力去幫助落后的生產力？而中共要想更改這個制度，就要牽涉到整個社會制度，是否和美國一樣實行充分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財稅分流？而這樣一來，中央的集權又要受到挑戰，民主選舉也要冒出新的問題。

同樣，在面對國民待遇的時候，百姓也有很多問題，也許農民會問，我為什么不能進城市當工人，能不能干是我的事，但你為什么不允許我去城市？企業家們也許會問，既然國營企業可以做的，外資企業可以做的生意，為什么我就不能做？不是國民待遇嗎？難道我不是國民嗎？在某一天，某個私人忽發奇想，我為什么不能開銀行，既然外國人可以開銀行，政府可以開銀行，我為什么不能開，或許有人會看到海外的電視台很賺錢，也要在大陸開辦一家電視台，既然外國的電視節目可以在大陸播放，我為什么不能播放？政府可以制定一個統一的標准檢查呀，但你憑什么不允許我開電視台呢？這是國民待遇中的一种啊。你憑什么要剝奪我賺錢的方式，你怎么就斷定我一定會坑害人民，誤國誤民？你根本就沒有讓我試嘛。既然是國民待遇你為什么可以讓外國人試，而不讓我試？是不是可以因為這個理由去控告政府？政府敗訴而要承擔并養活這個想開電視台的人？

國民待遇，看著簡單的一個名詞，可是在法律上的意義就極不簡單。當外國人可以看到CNN電視而國人卻看不到的時候，是否是在違反國民待遇？也許某個外國人因為看到了CNN的即時新聞而知道了在非洲發生了一場政變，而恰巧我又在那里有投資。結果，外國人率先將企業賣了出去，沒有什么損失，而我卻因為沒有享受國民待遇，沒有能及時得到消息，結果我損失了大筆的投資。根据WTO協議書，政府沒有完全履行國民待遇，我就有權控告政府并要求政府給予經濟賠償。我個人辛苦一生賺的錢憑什么要損失，我損失了金錢，我后半生就沒有了生活的來源，政府出了差錯，我為什么要個人承擔？或許有更多的人會問：“憑什么要在北京開店非要雇佣有北京戶口的人，我憑什么要在雇佣外地人的時候要為他們多支付其他費用？這是不平等的競爭。也許會有人說，我雖然來自農村，但我在北京工作，同樣交稅，但我為什么要比有北京戶口的人多交外來人口增容費，我沒有享受到他們的福利，憑什么還要多交錢？這是國民待遇嗎？

國民待遇，多么簡單的單詞。但說起來卻讓我們引來這么多的內容。也許某一天，美國的法院審理了這樣一個案件。一位因為使用了美國商品出現問題控告美國企業的中國人接到了這樣一個法院判決：美國企業在國際廣泛收看的ABC電視台做商品使用注意事項的廣告，但因為中共政府的限制，而你不能正常收看，結果美國企業不承擔任何責任和義務，中國政府要承擔因為在中國沒有徹底實現國民待遇而對客戶造成的經濟損失和傷害。

奇怪嗎？也許國民待遇問題引深的不僅如此，如此廣義的國民待遇意味著什么？這里面蘊涵的恐怕就不止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更不是一個自由貿易的問題了。接受了WTO，我們是否明白我們要接受的不僅是個經濟法則，更重要的是個制度，一個現代的民主自由的制度，离開了這個法律制度，WTO的法則就沒有任何意義。是中國加入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國家基礎上制定的WTO，而不是西方國家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制定的WTO。

一位剛從大陸返回美國的朋友給我來電話問候，我們在電話中談了很多事情。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大陸的基層政府問題。這位先生說：“關于WTO，大陸中央政府已經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也很急，希望能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但基層政府對此是無所謂的態度，因為在他們眼睛中，中國几千年的歷史變化都告訴了他們一個結果，美育任何人能改變中國，任何政府和政策到了基層都要變換原來的本質，沒有任何人和事情能改變中國的現狀，WTO更沒有可能去改變中國。無論是清王朝還是元王朝最終的結果都是被漢文化融解，成為漢文化的一部分。”更多的地方官員的態度是：“WTO最坏的結果就是我們不遵守，結果被別人開除出去，那又能怎么樣？以前資本主義國家封鎖我們，我們不還是挺過來了？再說了，外國的錢到了中國，還不是要听我們的？進了我們的地盤，不听我們，他們老外又有什么辦法？強龍難壓地頭蛇，他們想打官司還不是要到我們這里來打，把河南法院的經驗向全中國推廣一下就全部解決問題了。”

大約在十年前，我就听到了大陸政府在進行法制教育，在推廣法律，但我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結果。數日前，我在网絡上的BBS上看到了某些人對別人進行人身攻擊，就有一些華人在跟貼叫囂：“我不怕法律，等你來控告我”。我不知道這些人是如何思想，也不知道這些人如何思考。但我知道法律的公正，也絕對不允許侵犯和侮辱。WTO文件中的“普遍适應性”定義也同樣說明了這一問題。當一個法律性文件不能被完整地執行的時候，就意味著另一類人的權利被侵犯，這是國際公平社會所不允許的。也是會触發國際動亂的一個主要問題。

當年八國聯軍進攻中國，我們在痛恨八國聯軍的時候，是否也應該注意到清王朝為什么要對所有和他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宣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樣的居面？當我們政府一旦不遵守WTO協議，是否也意味著和世界上一百四十多個簽約國全面宣戰？中國真的強大到了可以和全世界為敵了嗎？

也許國人并沒有看清楚現在世界的局勢，今日的世界已經不同与當年的兩極對立的冷戰社會，世界上再也沒有當年的蘇聯在和美國抗爭。今日的中國也不是當年可以在夾逢中生存的中國。在政治上，孤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再以沒有當年的號召力，也失去了眾多的追隨者。在經濟上，今日的中國已經沒有辦法脫离世界而再閉關自守，中國對國際社會的依存度高達29%，而相反，美國對國際社會的依存度僅有12%。美國有眾多的朋友和國際社會的同盟者，相反中國的現狀是缺少真正的朋友，更沒有同盟者，更多的是虎視眈眈的競爭對手。多年的愛國主義教育告訴國人的是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但國人回頭望去卻是滿眼的辛酸，一個接一個的背棄。這一切難到都是別人的錯誤嗎？難道我們的體制和制度沒有錯嗎？

厚厚的WTO協議書确實是經濟協議，但對于中國僅僅就意味著經濟上的改革嗎？就沒有政治體制上的根本性變革嗎？沒有和WTO及國際社會一致的社會體制怎么能保證WTO的全面執行？難道只有讓別人將中國政府和企業控告到了國際法庭之上，中國百姓再次送上賠款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WTO嗎？我們的社會體制才能有真正的改變嗎？

歷史不會相同，但往往有惊人的一致性，當我們吃第一個虧的時候可以說是我們自己不明白，是上當受騙。但當我們第二次面臨同樣一個問題而仍不覺醒的時候，我們就是愚蠢，我們就再沒有資格去夸耀自己光榮偉大的歷史，世界上只有狂妄的人才會永遠生活在偉大的過去，美好的未來不會輕易降落在沉浸在回憶中的狂人身上。中國百年憲政改革的艱辛告訴了我們什么？我們為什么不能正視這個問題？中國加入WTO，“國民待遇”和“法律普遍适應性”這兩個簡單的詞組的身上背負著太多的含義，太多的歷史責任，我們怎么能小看它？如果我們能真正地理解這兩個簡單的詞組，也許，我們就會感到歷史的重任，感受到中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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