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三農問題”

【大紀元3月12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楊明3月11日報導) “農民苦，農村窮，農業最危險”這個“三農”問題再次成為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代表關注的核心問題。分析人士認為，如果不減輕佔中國人口大約70%的農業人口的稅賦，提高農民的收入，讓廣大農民過上小康生活，中國全面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將遙遙無期。

*朱鎔基卸任前大聲疾呼*

“要繼續把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這是即將離任的總理朱鎔基向人大代表和新一屆政府發出的再一次呼籲。朱鎔基卸任之前最後一次呼籲表明， 被列為今年要著力抓好十項工作之首的“三農”問題，已經到了中國政府竭盡全力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被政策遺忘的角落*

觀察人士指出，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領導人制定的優先開放東部沿海地區的政策，使人口大量聚集的中國農村，成為被“政策遺忘的角落”。在中國這個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裡，農村人口多達9億。但是，佔人口近70%的農民，長期以來卻得不到中央政策的切實輔助，耕地面積日益減少，剩餘勞動力不斷膨脹，農產品銷售價格持續低迷，再加上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使絕大部份農民的生活得不到明顯的提高，更有一些農民的生活倒退到改革開放以前的水平。

*當選總理關注農民疾苦*

即將擔任下屆政府總理的溫家寶在參加湖北代表團的討論時指出，要進一步減輕糧食主產區和種田農民的負擔，進一步推動農村稅費改革，精簡鄉鎮機構，否則就不能從根本上降低農民的負擔。

農業部長杜青林在人大會議期間指出，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必須要實行一系列配套改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錫文表示，這些年來，農民來自農業方面的收入增長遇到很大困難，城鎮化進程滯後，城鄉人口分配不合理，致使農民的收入增長困難。陳錫文認為，解決農民收入上不去的問題，要加強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

*政府忽視農村農民吃苦*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蕭灼基指出，過去幾年來，政府財政支農力度不強，具體措施少，導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成為制約國內市場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他舉例說，政府財政收入從 1996年的7,400億元增至2000年的16,386億元，但財政對農業支出只從700億元增至1,231億元。2002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476元，還不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的三分之一。蕭灼基說，治理這種不合理的情況，從長遠來看，必須優化農村資源配置，調整農業結構，轉移農村人口，加快城市化進程。從較短時間看，要加大財政支農力度，清理收費項目和收費標準；大幅減免農業稅；提高農村救濟和扶貧標準；建立農村扶貧擔保基金和扶貧貼息基金。蕭灼基說， 減輕農民負擔，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有利於擴大內需，推動經濟增長。

*農民收入嚴重不足*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農民收入的嚴重不足是目前困擾中國農業和中國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大多數農民購買力增長緩慢造成中國內需嚴重不足，制約著中國經濟的增長。 他們指出，轉移農村人口、加快城市化進程，農民能從根本上扶貧解困。但是，在這一進程中，不能不顧農民生計，只給失地農民發一點安置補助費，損害農民的利益。而且，城鎮開發應當有利於農民富裕，有利於縮小城鄉差距，而不是造成大批農民失地失業，擴大社會不公。分析人士指出， 一些地方轉移農村人口、加快城市化的進程正在造成大批“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遊民。

*諾言能否兌現要打問號*

分析人士指出，盡管新一屆中國政府領導人在人大會議上對日益惡化的所謂“三農”問題表示十分重視，但是他們的言論是否能夠兌現卻是個大問號。在過去歷次全國性會議上，農民問題或多或少都被提出來過，但是會議一結束，農民問題就被遺忘到九霄雲外去了。農民問題雖然嚴重，但是農民也是中國最弱勢的群體。觀察人士說，在農民不會對共產黨政權形成威脅的情況下，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恐怕就不會真正把“三農”問題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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