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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7日訊】以前，記者對章子怡的瞭解僅限於通過很多次的電話採訪和搜索網上流傳的各種報道。雖然電話那頭總是禮貌謙虛，但是像“一夜成名、冷酷、耍大牌、會心計”這樣的詞總是揮之不去。直到這次，我用了3天的時間來瞭解她，才發現近距離的章子怡，和那些虛張聲勢、故弄玄虛、混淆視聽、誤導大衆的娛樂報道是多麽的不同。
這3天裏，我們一起吃飯、聊天、逛街、看電影；看她拍《茉莉花開》，看她給法國雜誌拍封面；聽她說成名前的渴望和成功背後的辛酸。所有的一切都體現出一個年輕女孩盛名之下的負擔。
說成功
現在很多人認爲我的成功是來自於好運氣，我並不認爲是這樣。我的成功來自于我幼年勤奮的學習與刻苦努力的工作。所以機會降臨到我身上，我才有能力去抓住它，很多人只看到我的好運，而不去看成功背後的辛酸、血淚，對此我感到很遺憾。
章子怡從11歲便離開家去外地上舞蹈學校。那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在冬天不到5點就要起床去操場鍛煉，而晚上11點以後才能去睡覺。在那個成長階段，她惟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父母不在身邊，要自己做飯，自己堅持完成學業，這一切都需要她十分獨立。在學校裏，同學之間的競爭很激烈，小姑娘們都很看重自己在老師心目中的地位、與老師的關係是否親密等等，而章子怡反感這些。整個環境與她自己的信念和性格是不協調的。
說鞏俐
我拍《我的父親母親》時，很多人拿我和鞏俐比，我始終不覺得這是負面新聞。直到現在，我也覺得鞏俐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都是不可逾越的，她在我心中是偶像。
我一共見過兩次鞏俐。第一次見是在柏林，她是評委會主席，我們去參賽。在一個Party上見到她，她特別客氣，而且雍容華貴。她是主席特別忙，要招呼很多人。當時，能見到鞏俐我心情特別激動，她是那麽的漂亮，我看了她很多作品，我都很喜歡。第二次見到她，是在金雞百花頒獎晚會上，我因能和她共同參加這個活動而榮幸。
現在依然有很多人對我們進行比較，但我覺得我們是不能比的。因爲鞏俐今天的成就是靠一部又一部優秀的作品累計起來的，我得到的比她幸運，我和她相差還很遠，我應該向她學習。
說“經紀”
現在很多人都是自己家裏人做經紀人，我不喜歡這樣，其實我哥從來也沒有真的當過我的經紀人。他只是幫一些忙，比如我要辦去美國的簽證，我又在外地回不去，必須讓我哥幫我辦。他是我哥哥，我不想他只是跟班的一樣，那樣他心裏也不會舒服。我不喜歡所謂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說法。我現在和我的經紀人靈靈都很開心，她很盡心很努力地爲你去想、去做，我從她那裏也學到好多東西。
很多事情我不懂，也沒有經驗，有些事情做錯了就是積累經驗。香港公司就很懂得如何運作，怎麽跟媒體打交道什麽的，我一點經驗也沒有，要有這個經驗可能就好得多了。(這時，章子怡的經紀人靈靈插話道：有些事情還是要有一個瞭解國內情況的人幫忙，子怡哥哥就比較合適。因爲我從美國來，很多做事的方法東西方有很大差別，我不太瞭解。比如，我們在簽合同時定了拍12個小時，但經常一拍就十五六個小時，在美國導演是不敢違約的，可在國內隨時都會改變，關鍵是子怡也願意這樣。拍《2046》時，導演說放我們兩天假，子怡還說不要放假，繼續拍戲。)
說拍片
現在跟以前最大的不同是渴望演一些好角色、好電影，現在覺得如果拍一部好電影會有成就感。剛出道的時候，也不知道什麽是電影節，也不知道拍電影意味著什麽，惟一的動力是選了我了，別讓人家失望。拍《臥虎藏龍》時尤其是這種感覺，惟一推動我的就是李安選中我了，不能讓他失望。我知道事前他選了很多人，最後才選中我。那個過程很痛苦，壓力特別大，那時候我只有90斤。在新疆，每天拍完戲回去就哭，跟朋友打電話，都不知道那時候是怎麽熬過來的。李安不凶，但我覺得這比他罵我一頓更恐怖。
我每次拍完戲他都不讓我看監視器，於是我就從他的眼睛看他的感覺。有一個一輩子忘不了的細節，我拍完一個鏡頭，去看他的反應，他沒有任何表情，就盯著監視器抽悶煙，他發現我在看他，就狠狠看了我一眼，我就覺得他幹嗎不打我一頓。那時我真的很渴望他能誇我一句，因爲每次楊紫瓊演得好他都會抱抱她，說她很厲害。後來我就想他可能是用這個方法來刺激我，我拍到最後，李安說我看得出來你特別努力，你日後碰到好戲都要有這樣的努力才是，然後他就抱了我一下拍拍我。五個月那麽長時間他就抱了我那一次，我就“哇”的狂哭起來。天哪！哭得根本就收不住了。如果沒有動力和承受力，那五個月我絕對熬不過來。我根本不會打，出劍的樣子都沒有力度，李安從來都是皺著眉頭，他也不罵我。在竹林裏那場戲，他讓我喊，我哪兒喊得出來，我沒有那個爆發力。第一次吊著鋼絲在空中，我害怕當著那麽多人喊，李安說：“你喊呀！你怕什麽？你喊呀！”現在我演戲找到了爆發力，這都是拍武打戲給我的。
拍《英雄》的時候，人家說這麽小的角色也演，可我覺得《英雄》給我帶來演技上的提高。比如最後一場先生和小姐都死了我大哭的戲，我從來沒那麽哭過，怎麽哭呀？頭天晚上問導演，明天的戲你有什麽想法嗎？導演說快睡覺吧，明天就拍了，完全都不理我。我們是在沙漠裏，我特別緊張，夜裏風特別大，我睡在車上，模模糊糊感覺像在海上，人在晃。第二天早上日出後就拍了，因爲有鼓風機吹著，聲音特別大，我就很高興，因爲大聲喊了人家也不知道了，好像多了一個保護層。我就放開喊了，我一下子發現我能這樣做了，我也不怕了。
還有騙了張曼玉後“狂笑”的那場戲。頭天晚上我就拿著鏡子狂笑，在那兒練，助手就在那兒說：“你沒事吧？”我心裏沒底。其實多拍一些、多感受一點，你就能多提高一點。
我是在《2046》學的抽煙，我吸了一口，惟一的一次。那個鏡頭特別慢特別慢，升格的，如果不吸進去，出不來嘛，所以儘量做得像一點。我吸了以後突然覺得自己腦袋“嗡”的就大了，一下子有了那種感覺，我就吐了出去，真的特別暈。
說導演
李安：《臥虎藏龍》對我是特別大的一個挑戰，因爲無論文戲武戲我都不知道怎麽去演，那個角色是李安幫我一起完成的。他不是讓你跟他學，一段戲他會讓我演好幾遍，他會說：“你有沒有可能再給我另外的方法。”我就想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試，他就說：“你把第一遍的頭、第二遍的中間、第八遍的結尾組合起來演。”反正我也記不清演的是第幾遍了，就這樣演的。
張藝謀：張導演不一樣，他不講什麽，你是什麽樣就什麽樣。不過《英雄》他是讓我要塑造一個人物了，反差很大。我不喜歡很“演”的戲，尤其是很過火的表演。張導演比較清楚他要什麽，不像王家衛。
王家衛：王家衛就拍很多很多遍，今天拍完，明天又來了。我一看這兒加了兩個門童、那兒加了個電話和盞燈。他一直在變，但我覺得他心裏很清楚，他的電影是他在塑造人物。他要塑造的人物他心裏已經很明確了。只是他事前沒有那麽多案頭工作，比如劇本也沒有。梁朝偉對他不是這樣評價，但我和他接觸一個多月，有這種感覺。我不像有些演員，隨便怎麽就能演，我還是需要有一些背景、有一個前提，才能想象得出是什麽樣子的。給我一個很空洞的東西我沒法演。
侯詠：侯詠根本就不管我們。反正我們演的時候覺得哪兒不對勁了就跟他說，他就說：“噢！對！”
婁燁：比較像王家衛，不過他有劇本。在現場他也不多說，就讓你演。他經常“傻”笑，挺可愛的。因爲大家年齡接近，所以玩得也挺開心的。我對《紫蝴蝶》挺期待的！
說謠言
曾經看過有報道說，章子怡和張藝謀在《英雄》的拍片場共用一個餐盒吃飯，所以記者推測他們關係非同一般。對此，章子怡說：“當時，《英雄》的拍片現場管理非常嚴格，在沙漠裏拍戲的時候根本就沒有任何媒體的記者到場，我不知道那篇報道是怎麽寫出來的？我曾經和張藝謀導演說過，您站出來說句話吧！可張導告訴我，對於那些無聊的報道，你根本不用去理它，越理它越來勁！”
一開始的時候，我什麽話都會對媒體講，因爲我想事實就是這樣嗎！有些不負責的媒體會從我的話裏套出東西來做新聞，寫出來好多亂七八糟的新聞。爲此，吃過很多虧。我現在很害怕，所以就把自己包得特別緊。傷害我最大的是“成龍事件”，從那以後我就封閉自己，不太愛跟不認識的人說什麽。現在不說又有問題，你不說他們還得做新聞，就開始編故事。我不笑，就說我耍大牌；我笑，就報道我傻笑。有些人說我喜歡自己炒自己，我覺得特別可笑，如果我真是這樣子，奧斯卡那麽大的事情，我擠破腦袋也要去了。我捐錢捐衣服，也沒有讓人家知道，不然又說我故意炒作。有些網上還說“章子怡出身貧賤，所以能逮著機會爬就爬”，我還真沒有見空就鑽的心情。我清楚不斷拍些好作品才是我最應該做的。 (薑薇 雍和)
（轉自中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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